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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是二十多年前读的，读了添堵。其时犹不知作者为何许人，只听说文笔特别好。读了，果然不坏，但却软得像鼻涕似的。初读时尚无成见，不料读后的印象，从此定型为多年不易的成见。像他那样的经历，追述本已多事，如果得公众彻底忘记，岂不是天大的侥幸。有勇气写，可见性格中有凡人所不能忍处，但写的时候，为何不参照一下《知堂回想录》？知堂老人见识高，一只健笔上下纵横。不以人废言，是专就历史上他这样遭际的人而说的。有如此遭际和如此才华的人，说真的，细细衡量，实亦有限。不甘沦没因而不自量力想跻身其列的，代不乏人，最终仍是沦没了。周作人的“不辩”虽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保持了尊严”，实际上他还是辩的，不过辩得隐晦，藏在各处看似不相干的文字里。这说明在大节大义上，道理他懂：譬如附逆出任伪职，还要辩吗？本来就无尊严可言，不辩又如何保持尊严？和知堂比，《今生今世》是很无耻的。
写下的文字，如遭质疑和攻讦，不必再去解释。即使是单纯的一点观感和抒情，没有惹起任何人的义愤，我们也得明白，文字乃是一时一地之所产生，所记录的，不过一个人彼时的所思所想。也许文章完成后，他的情绪早已变化，对一棵树的气恼和对某种天气的膜拜，都如空中流云，瞬间结成一个形象，之前本无，之后仍然是无。
记下文章的写作日子是有意义的。它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此文论说南北都市或花鸟虫鱼乃至五香牛肉等等，其中的观点，固有多年的积累，代表他比较恒久的趣味和见识，也有不少情绪下的偏见。朱自清在连日苦闷中夜观荷塘，他需要安慰，月色和荷叶也真的成为他的安慰，所以眼中的一切，无不妩媚如通情达理的女人。但你若去读姜夔写荷花丛中之游的那首念奴娇词的小序，他对荷花的要求便没有那么多。荷塘历历本色，他身处其中，自有其乐。
很多作者不仅记日子，还记具体时间和情境，如“某日黄昏于大风中”，“宴罢归来，月光如水，满室清凉”，还有自小背诵的“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是老人家最温馨的文字之一。记情景，纵是只言片语，我们几千字上万字顺流而下，读到文尾，蓦然瞥见“大雨终日”四个词，前面的很多话就多了一层色彩，添了一点意思。我从前的文章，翻抄多次，其中一次偷懒，或报纸编排的疏忽，日子便丧失无遗。日后想起，难免遗憾。
校改多年前的旧文时常会惊讶，其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有这样的描写，绝大部分，过于大胆和幼稚。现在胆子小了，读着就不是很舒服。尤其是对于世事的看法，任何时候都觉得从前的简单，哪怕这从前只是几天之前。世事总是走在我们的经验和认识的前头，超出我们的所料，你以为没有余地，到头了，它还能更进一步，甚或几十步。书上有那么多运筹于帷幄的人，后来的事，果然如其设计的那样发生了，这是神灵呢，还是妖妄？曾国藩确实荡平了太平天国，诸葛亮却未能力挽狂澜。智计所之，成败难言。然而简单和幼稚也有可爱的地方，原因在于，有时我想幼稚，却发现幼稚也需要力量和勇气，需要想象力。想再大胆狂妄一次，居然力不能及。
因此，当某些时候，面对身边细小琐屑的事物，浮现的情绪与多年前无异，好像一曲戏的重演，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陈瑞琳女士来纽约访问王鼎钧先生的时候，我和宣树铮先生作陪。因王先生以散文名家，席间自然谈到散文。说起台湾的老一辈作家，我表示了对台静农先生的敬佩，而对一些如今正名满两岸的聪明人物颇为不屑。论质量，论品格，台先生薄薄一本《龙坡杂文》，顶得上他人千言万语。受他影响，女弟子林文月虽然主要精力放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上，偶作杂记文字，语言质朴，却有味道。其中一丝半缕的恬淡，或者正是台先生的衣钵。
我对于散文，最怕装腔作势。会玩弄文字的，有些旧学或西学根底的，装腔作势起来好比双枪将董平，左挑右刺，更加了不得。相形之下，像孙犁那样朴朴实实地叙事，反倒令人感觉清爽。
不知谁先说起散文是否允许虚构的问题。我说，允不允许，这问题不存在，因为虚构在所难免。叙事的，不用说，正如回忆录和传记，多是不可靠的。一来回忆本身就有缺陷，记错事情难免。二来大家写一件事，一定挑愿意写的写。就是愿意写的，也会尽量朝理想的方向写，不是所有细节都会写出来，而写出来的细节又经过了改造。改造了的，添加上的，不也就等于虚构吗？
有虚构，不等于别有用心地说假话。事情大的框架总是在那里的。夜晚吃酒，酒是吃了，多一杯，少一杯，不影响吃酒这件事的真实性。小时的一件事，因为特别有意义，记得深切，十几年里，在不同的文章里提过，具体的情节，就会有出入。如果文章越写越长，故事就会像民间传说一样，慢慢“生长”起来，变得枝叶华茂。想来人对于他生活中值得忆念的事，不免怀着温情，在岁月中逐渐丧失的细节，每次讲述的时候，追寻完满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和诚挚，于是，想象弥补的部分，便被当作从记忆中唤醒的，添加到新的记录文本。一件事，我们感情越深，回忆的欲望越强，它会被修补得越生动，因为想象力归根结底，是被情感支配着的。
如此“虚构”，无碍作者的真诚和善良。相反的情形自然也有：虚构成为自我标榜和谄媚的手段。这个，不说也罢。
总之，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创作，情感和想象力的联袂创作。
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诗人徐迟请了美国的华裔作家聂华苓来演讲，讲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多次动情地谈到思乡和爱国之情，每次都激起一片掌声。她说她住在衣阿华州，这个名字，她不从一般的翻译，而称之为“爱我华”。闻听此言，大家的掌声更热烈了。看得出，聂华苓是真诚的。那时海外的华人，报纸上的宣传，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分男女老幼，个个赤诚爱国。他们的情感世界，就是思乡。所以当时有陈冲主演的电影《海外赤子》，片名一词很快成了爱国华侨华人的统称，叶佩英演唱的那支歌一直风靡不衰。
思乡和爱国无条件地联系起来，等同起来，既是统战口号，仿佛地下斗争影片里的接头暗语，说出那一句话，两个陌生人立刻四手紧握，四目含泪，成为最可信赖的亲人同志，理所当然，也就变成善于钻营者的敲门砖。不管爱国是否在心中曾经作为一个概念存在过，不管过去的经历和当下的所为如何，踏入国门，处处高谈爱国，说些报纸上重复了无数遍的套话，立即被待为上宾，参观，采访，住招待所，赴官方华宴。玩罢吃罢喝罢，一抹嘴，回到海外，该怎么开骂怎么开骂，该如何挖祖国的墙脚则继续挖墙脚。
海外的中国人，希望自己祖国好的肯定占绝大多数，但暗地里做着卖国害国勾当的，也不在少。还有的，和政治不沾边，但一天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动他满街骂自己的国家，咒自己的同胞，把祖宗踩到泥里。听他说什么没用，看他写文章也没用。中秋文字里啃着月饼喝着红葡萄酒哭喊祖国的，天晓得除了打出一行字的那几秒锺，他几时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一个民族的盛衰联系在一起过。
有些事荒唐却也悲哀。有一位台湾军中作家，当年身为“反共文学”的大将，效陈琳笔法，写广播稿，怒骂淋漓，影响很大，也许名气赶不上张爱玲写《秧歌》和《赤地之恋》，司马中原写《荒原》和《孽种》，姜贵写《旋风》和《重阳》，王蓝写《蓝与黑》，但作品数量，却也洋洋大观。其实他真正所爱，据说在诗。风潮过去，他静下来，专心作诗，办杂志，修为不浅。然而时代变了，诗不吃香，出版社没兴趣。老来寂寞，想为一生笔墨做个总结，也就是清人艳称的“刻部稿”，就不能如愿。不料回大陆探亲，居然大得宠遇，老家的出版社慷慨仗义，为他出文集，厚厚数册。那时出版社还不讲经济效益，编辑也不谈钱，否则，他再“爱国”，铁定赔钱的文集，谁要给他出。老诗人感动得落了泪，捧了文集，四处馈送文友。有人闻知，冷言相问：当年那些隔海开战的檄文，没有收入书中，另作一卷么？
能对书落泪，还是老实人。和他相比，那些在名利场上舞步圆转左右逢源的人，其真何在，其诚何在，其性情又何在？文字难道真是一块遮羞布，甚至一瓶化妆颜料么？
人不会完全袒露自己，人也不可能完全袒露自己。可说的部分，说出来了，或因为种种缘由尚未来得及说出来，成为遗憾；不可说的部分，存而不论。这就是正人君子的作为了。那其中有可反省的，反省之后，并归于无。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并不强为之解，带到身后，另寻机缘。小人则无所不说，借以自炫、自辩、自我伪装，假面示人，欺己复欺世。从大学时读近代及当代历史，以及各专门领域的历史，读名人的传记和回忆，读其下属门徒的吹捧，或奉旨而作的谀墓文，读官样文章，甚至一向视为隐私的书信和日记，到此后几十年中，做新闻工作，披阅中外电讯文稿，旁观世事，感慨司空见惯的此一时彼一时，鹿马黑白，随心所欲，再想想自己为兴趣的一些闲散之作，也难免有希望博读者好感之处，那些欲付之史馆、虑及千秋令名的大文章，又该如何苦心孤诣，燃脂冥写？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黑暗。即使只为了映出光明的存在，黑暗也是必需的。更何况还有为黑暗统治的疆域。从曾子的日三省乎吾身，到宋儒的灭人欲，到清人的“灭心中贼”，到几十年前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到虔信者的忏悔告解，人类以种种名义与心中的黑暗搏斗，追求纯粹。圣者的境界我们不得而知，在禅宗的例子里，似乎大多数人直到大限将临才完成解脱，他们纵有所感，也来不及传之后人，我们只能读着一个又一个充满哲思的故事，恍若站在雪地里，从黄昏到黎明，凝望着窗口的灯光，满怀希望和钦仰。
毕竟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世界。神圣也只是凡夫俗子的神圣。
伟大的人一如既往地伟大，渺小的人一如既往地渺小，唯在吃饭穿衣睡觉上，他们没有分别，因此可以互证，被认可为真实。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灭弟。虽然事出无奈，他对世人如何看待此事，终是忐忑。等到破了规矩，得窥国史，他才松了口气。事情固然白纸黑字地记下了，但记录的方式是他能接受的。时代往前，史官一定会秉持春秋笔法，褒贬分明；往
后，没有皇上恩准，史官根本不敢写。唐太宗处在历史的中间，我们不知道他是大度还是小气。
元好问《论诗绝句》论潘岳：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其实，潘岳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一塌糊涂。《闲居赋》、《秋兴赋》、《悼亡诗》、《哀永逝文》，都发自肺腑，《马汧督诔》，骨气更是当今少见。而元好问对他这一点小小的俗，终究不肯放过。莫非古人的道德要求，果真比我们高很多么？
2010 年9 月17 日
虚构的秋天
一
一件事成为习惯之后，容易变成病态。也就是说，由于迷恋，你等于在受它支配。大部分事情，说迷恋是夸张了，但行为的意义确实很模糊。出于习惯地做，取消了从前必不可少的考虑过程，差不多是一种无效劳动，好处在于你认为它很自然，因此，理由充足，觉得舒服。所谓消遣，就是这么回事。但消遣仍然明确地以愉快为目的，如果连愉快也没有，那是什么？一种痼疾吧。
茶道是把喝茶仪式化。一件简单的事，如果被赋予繁复的程序，它就超出了最初的功能性要求，而成为一个仪式的载体。原先的功能即使还存在，也被大大淡化了。仪式虽然已经指向不同的方向，参与者仍然相信它原始的意义，把仪式和事等同起来，因此，仪式的意义也是茶或者饮茶这件事固有的。一个善于把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事件仪式化的人，或一个群体，仪式将把他们向两个方向导引：一个方向是悲剧；另一个，是喜剧。一个是高尚，一个是卑劣。好在这种导引需要一个量度，达到一定的量度才可能导致显而易见的戏剧性结果，使“事件”真正成为一个事件。
我不想说我习惯了什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毫无决断。
二
吉川幸次郎分析无神的文明和有神的文明，指出它们各有利弊：
（无神的文明）优点不是别的，就是一直关注地上人间的生活。中国的虚构文学发生较晚，而抒写个人心情的抒情诗和历史文学很早发达，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正因如此，眼光会受到太多局限。更大的担心，还有不向天上的神乞求，恐怕就要在地上造神。中国有圣人这个概念。孔子是圣人，是人，却被看成具有神性。与孔子有关的书，也被看成完美无缺。四书五经都如此。这样一来，地上的某一个体，很容易变成笼罩一切的权威。
相反，有神的文明认为人都不完善，罪孽很多。这或许接近人的真实。西洋文学有丰富的想象，恐怕与对神的世界的关注有关。但是，过分脱离现实的理想，与神的名字，一时有意识、一时无意识地连接在一起，并且以神的名义或类似神的名义，约束、折磨人，对这一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的。
人须有所畏惧，自居谦卑，才不至于守不住道德底线，才会有所节制；另一方面，人必须保持尊严，不屈从和依附任何权威，独立思想，大觉成圣。这是矛盾？是天地间两只尽全力伸展、却永远无法接触的手？
卡夫卡说，我们的所有罪孽都源于自尊。卡夫卡说，丧失尊严是堕落的开始。卡夫卡说，自尊意味着我们在一座悬于深渊之上的桥上，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是深渊。一种堕落不比另一种堕落更卑鄙，一种跃迁不比另一种跃迁更崇高。
卡夫卡还说，比死亡更深刻的，是迷狂。
三
书的开本如官僚的财产，又如贪婪的帝国鼎盛时期的殖民地，在日益扩展。假如书和帝国或官僚一样有主观能动性，打开的书页总有一天会覆盖整个地球，而不再是戴望舒诗中小小的白蝴蝶。小32开的书越来越少，大32开好像也过时了。700×1000的书，还不是最大的，但我已经厌倦了。说真的，读书很少再是挑灯伏案的姿态。那太严肃，与这个时代严重脱节。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在飞机上，在咖啡馆，在床头，在电脑边上，700×1000的书是个负担，起码不方便。大衣的口袋甚至放不下一本书。这说明了一点：出版书的人并不在乎书是否有人读，他们在乎的是是否有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