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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蔺”在书上列为一级大珍品，怎么才卖三百美元？老板笑笑：进价低，赚一点就出手嘛。我要是开价三千，谁要？可是，这么低的价，哪里能进到货呢？书上说，存世才十几枚啊！
老板说：说来就话长了。供货的这个香港人，是做大古董生意的，青铜器、红木家具、瓷器，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哪会把几枚古钱放在眼里？他这次从大陆弄到一批货，集装箱里混了一些古钱，他不懂古钱，也没兴趣查书，连看都不看，作个价，一枪打给我。我知道这是好钱，可我来的便宜，也就便宜卖给你们。都是老客人，我赚了钱，你们也高兴。要是送到日本去，起码翻几倍。
虽然听起来美好得不像真的，我还是信了这个故事。老板是我的朋友。我买下“蔺”字环钱，还买了一枚同样珍稀的战国环钱“重一两十二铢”。然后我想，书上的事是不可尽信的，那些说起来很玄的东西，未必那么离奇。就算它真的满世界不过寥寥几枚，可人和物是有缘分的。运气好，奇迹随时随地都能发生。
这就是年轻的好处。年轻的时候，满怀希望，敢于相信，觉得自己可以很伟大，可以做任何事，可以自由选择。如此自信，怎么可能不乐观？
现在，爱好收藏的人都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从任何人嘴里，绝不听故事。不听故事，这是收藏界的牛顿第一定律。
最后一个故事，是个好运气的故事。
我认识一个名叫唐纳·梯利的钱商，一个和气的白人老者。他业余做生意，一年几次，参加纽约周边的钱币展。他的摊子不大，生意不算冷落，但也从来不见人头攒动。他心平气和，自得其乐。每次到他的摊位，他不说话，径直把装有中国钱的长盒子推到我跟前。我坐下来，细细翻看。和别的钱商用自设的密码标记底价或进价、然后看客随口开价不同，他的物品明码标价，而且是实价。如果挑到喜欢的，拿到他眼前，他立即说出一个优惠价，不用你开口讨。他说过，我无二话，照价付钱。因为他的价格，确实没有再讨的余地了。再讨，脸都没地方搁。这样的绅士风度，迄今不二见。老一辈里每有此类人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好多年了，他在展销会上，一直摆着一枚咸丰大钱，广西桂林局的当五十。按照美国的谱录，标价一百五十元。我不太喜欢清朝钱，喜欢宋以前的，所以每次看到，无动于衷。但终于有一天，忽然心里很为这个钱抱不平。桂局五十大钱，存世很少。十几年，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它标价不变，品相又完好，居然无人理睬。我拿起它，跟同去的朋友发感慨。朋友说，我看是假的，否则不会没人要。我反复看，觉得没问题。真东西自有一种沉着的气度，装不来的。这和为人的道理相通。大概常来展销会的人，看见它一直滞留，就有了成见，觉得不可靠。作为一枚不错的钱，它真是时运不济。虽然我对咸丰钱兴趣不大，这个桂五十，我要了。杨说，这个钱，有人说是假的，我不信，可是这么多年卖不出去，我也没把握了，你自己看好，喜欢才要。我说，要了。杨说，你给一百元吧。
被我“识英才于草莽”的桂五十，如今市价已过万。我也算无意捡了个漏吧。
梯利的和蔼亲切里一直有落寞的意味，想一想，似乎从没见过他笑。我去过他的家，在曼哈顿上东城，很好的地段。他一个人过日子，公寓不大，布置简朴，灯光暗淡。他的所有存品，包括金银币，都在桌上和柜子里。按常理，他这样的情形，绝不能带外人入室。但他居然让我去了，就为了看一枚钱。顺便，看看他刚收到的几个中国小零碎。
初秋的午后，入室的阳光散淡琐碎。街声隐隐，如在三千里外。年久的家具颜色沉稳到一无所有。在全部的沉静气氛里，只有我自己，还显出动的态势。然而这动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仿佛动是一种不安，暗示着有所企图。他问到我的工作，我说在报社，年复一年地编编写写，中文的报纸，当然是给中国人看的，社论啊，时评啊，看似矛盾的立场，等等。梯利很柔和地笑起来。他的嘴巴有些扁，这使他看起来不那么苍老，笑的时候，有理解和善意的调侃在里头，细微的一抹。
梯利先生不会扑克脸，我也不会。
2011 年1 月16 日
看姜文的日子
每次借书，如果搬回的特别多，阅读的顺序肯定是：刑侦纪实、侦探盗墓武侠科幻小说、动物植物风物的书、古诗词和古代笔记、历史、普通小说、散文（非常少的）、特别玄奥的小说、理论书。
前两类，不管有多少本，不管有多忙，一定会在两三天里看掉。这样，其他事全都顺延，一点余泽都分沾不到。
晚上，收拾完毕，捧一本书，听音乐，浑身放松，一切事，哪怕就在明天，决计不入脑海。我的生活经验是：好事，当然用不着准备，来了，接着就是；麻烦事，随你怎么准备也没用，该扛的扛，该挡的挡，犯不着提前忧心。
一直想养一只猫，在院子里种葡萄或紫藤，养金鱼，准备读很多植物志。如果有植物史，更好。
由于周围环境不安静，电影看得多了，连《拍案三枪惊奇》和《剑雨》等等都看了。在新浪和搜狐上看高清版，比街上的盗版光碟质量好多了。也习惯了在Youtube上看古典音乐的视频，特别喜欢早期的影像资料。比如《第三帝国时代的伟大指挥家》，就是一个大收获，看了多遍，感叹再三。顺着链接，再看富特文格勒，看托斯卡尼尼，真叫痛快。我想，历史上有很多时代，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无论你怎么喜欢，它都不会再来。过去几百年的古典音乐黄金时代，过去一百多年的长篇小说时代，60年代以前的古典音乐演奏和录音的鼎盛时期，都不会再有了。音乐演奏，现在有的是技术，缺的是灵魂。
看碟，看姜文的《让子弹飞》，开心了一个晚上，后来看四川话版，对白的风格很熟悉，想不起来是什么。三个男人拼戏，葛优稍弱，大概不对他的路子。
早先，姜文身上的霸气有点草莽味，放在《红高粱》里头，恰如其分，但《红高粱》那样的角色，毕竟不是到处都可以遇到的。二十多年过去，姜文的霸气还在，还是带着草莽味，而且更强大了，但这霸气渐渐光华内敛，同时多了一些东西。仿佛一件铜器，在岁月的浸润下，火气褪尽，变得沉着从容了。他和冯小刚不是同一类型的人，艺术上走的也是不同的路，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都在成熟。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他们的调侃。不仅调侃世界，也自我调侃。我敬重这样的态度，不论是做人，还是在更形而上的追求上。不要固执，不要凡事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一句话，学会随便，随便才能宽容。调侃世界的，满地都是，能自我调侃的——表面的谦虚不算——其实不多。张艺谋和陈凯歌，至今都没学会自我调侃，他们还在一门心思地严肃着。这是不成熟也是不自信的表现——也许。
在《让子弹飞》里，姜文扮演的土匪名叫张麻子。城门张贴的通缉令上，张麻子的形象猥琐不堪——脸上豆大的麻子如繁星点点，眼歪口斜。这张脸，如果我没看错，是美术师按照广为流传的被丑化的朱元璋像设计的，不一定有什么寓意，开个玩笑罢了。短短一秒锺的幽默，我觉得非常好玩。姜文威风凛凛的面容，没有一粒麻子，为何叫张麻子？张麻子解释说，他本来是叫张牧之的，可是满世界都觉得，一个穷凶极恶的土匪，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文雅的名字。他们宁可相信，张牧之一定是张麻子的讹传。于是，好人张牧之就成了土匪张麻子。这叫名实相符。
《让子弹飞》的基本风格是荒诞：一切都可以被颠覆。颠覆并不表明，我们对这个世界太轻薄，相反，是世界对我们太轻薄了。做官，本来是高贵的，为民父母啊。可是你一旦以做官为赚钱的生意，就等于跪下乞讨了。汤师爷说，为赚钱，不寒碜。张麻子说，他就是因为不会搞官场那一套，只好当土匪。他要赚钱，但不跪下。汤师爷说，不可能。张麻子把手枪拍在桌上，问：有它行不行？汤师爷说：不行。张麻子再把官印拍上。汤师爷说，这就行了。既当官，又做匪，官匪一身，还有什么事做不成？
在这里，电影给观众设了一个陷阱：官匪一身，其实是什么事都做不了的。因为官太小，匪也太小。收拾掉一个小小的土豪黄四郎，这就是事业的顶峰了。世间的权利，一出于官，二出于钱。钱，必须多到通神，这是唐朝人说的；官，也得有根基，最好能通天。一个土匪县长，成得了什么事？这条路，你得像朱温那样做大。
理解了这一点，你才明白，张麻子的兄弟们，是何等聪明的人物。见好就收，满足于现状，不好高骛远。带着不多的钱，带着女人，远离胜利后的战场。他们从最低级的本能出发，无意中做出了高瞻远瞩之举：走出穷乡僻壤，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发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张麻子一身戎装站在高台上，那是一个困于小池塘的大英雄的形象，虽然不无滑稽。马拉的火车奔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不管那幸福属于谁：买官而且雇了妓女做太太的马县长，和亲爱的大哥告别了的土匪兄弟们。幽默之处在于，我们寻常不会想到火车可以用马来拉，因此，我们始终无法寻求到自己的幸福。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高大的张麻子孤身一人，骑着一匹矮小的马，一颠一颠地跟在火车后面慢跑。鹅城耗尽智慧的一战，使他失去了一切：部下——也是兄弟，女人和钱财，土匪的职业，甚至他不情愿而被人强加的名字，也是他最后的身份标志：张麻子。这就是“革命”的喜剧。分享了他施舍的银子，抢光了黄四郎家产的鹅城民众是不会感激他的，也不会记得他的名字。
影片中那段莫扎特的曲子，是单簧管协奏曲的着名的柔板，那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极为喜爱的一段。表面上天高云淡，骨子里忧伤欲绝。
好不容易在博客上安好音乐播放器，又在新浪乐库里找到几段想要的曲子，包括莫扎特的这段柔板。因此又想起，很久没去曼哈顿了，几个月里，没买一张碟。新房子不隔音，自从迁入，就没痛快播放过音乐，听也是戴了耳机听，听敌台似的。
雨下了一整天，在旧唱片店泡了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找到要找的，在廉价区挑了四张碟，每碟三元。加税，十三元买了五首交响曲。意犹未尽，走到西二十五街，逛古旧物市场，买了一把1860年代的长剑，是美东一个什么兄弟会制作的，每把剑上，都蚀刻主人的名字。这一把，属于一个叫查尔斯·奈耶的人。小时玩木刻的剑，那也是看水浒连环画的后遗症，一直渴望一把真正的剑。这把西洋剑，意思不大，但那一瞬间触动了童年的情绪，一回头，买下了。
2011 年3 月7 日
冈本绮堂、李白和两个梦
台湾远流公司出版了一套冈本绮堂作品集，图书馆断断续续买了五六种，其中属于《半七捕物账》的有四种，鬼怪类有两种。最新入藏的一册，名为《幽灵棚子》，之前读过《锦鲤鱼》。有一本《鳗男鬼谈》，收藏于较远的分馆，一直没
顾上去找。
这套书，印刷装帧精美绝伦，令人爱不释手。每次借到一册，总是边读边想，应该去趟世界书局，买一套留着，既是书，又是艺术品，没事翻翻，很可赏心悦目。书留在家里，总也读不完，看图，看附录的名词解释。三个星期的期限满了，上网续借，连延两次，到还掉的时候，还剩下一两篇没读。于是，过些日子，想起来了，或在书架上找书的时候看见，又把它借回来。
冈本的小说，是不紧不慢的讲故事体，有悬疑，但不紧张。《半七捕物账》算是侦探小说，但情节很淡，布局也不诡秘，更不像后来的日本推理作家那样，一味追求机关的设置。老捕头半七，以及他手下的几位捕快，并无异于常人的地方，
算不上武功高手，也没有神奇的推理能力。半七讲述案情，宛如乡下老人话家常。他的观察和分析，显示出他是个有生活阅历的人，熟悉世道人情。如此而已。所以，半七接手办案，对案情的干预极少。犯案的男女逃出半七的领域，事情的前因自然引出后果，他们或者自相残杀，或者落得意外的结局，总之，人力不如自然来得简捷。冈本的故事情节大多非常简单，发展缓慢，因为半七不像个行动者，他更乐于等待。他觉得时间会使最神秘的谜团变得如身边琐事，而善恶有报，我们用不着太着急。
故事吸引人的地方，除了讲述者那种雪夜炉边不慌不忙的沉稳气度，在于其中浓郁的江户风情。说冈本的小说为风俗小说，可能更恰当。
中文译者茂吕美耶，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日本人，曾在郑州大学留学。译文有一种两岸混合的风格，絮絮的，缓缓的，和小说的气氛正合适。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选作封面和插图的三谷一马的江户风俗画。日本画尚简洁，画面干净得似无尘埃，颜色又搭配得像年画一样鲜艳明快。书页下方有图版解说，都是关于风俗名物的简短文字，读来隽永有味，那些名称尤其有妙趣，如荒废的宅邸叫“荒屋敷”，而“荒物屋”是杂货铺。“柳下的夜鹰”（奇怪不用莺而用鹰）为“当街拉客的私娼”，“小粹女”则是时髦女子。附后则集中将书中提到的事物一一加以详解，同样附原图，但图形较小。我看附录，文字读罢，不时要翻回前面，看更清晰的大图。各行各业的奇怪人物值得细看，那些场景描绘就更有意思，细节丰富，完整地写出来，等于一篇张岱式的小品，比如当铺、酒店、旅社、荒寺、后庭、杂货铺、澡堂、妓院。三谷一马的画使人想起吴友如，他们的迷人之处，都在世俗的细节。
一直以为江户川乱步之前的日本侦探小说没法看，特别怪力乱神，故事幼稚如漫画。冈本这种浮世绘风格的，虽觉异类，却是有传统的。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也有几部，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写江湖人情历历如绘，而不仅仅是故事好。
2010年的开头很不平静，矿难、地震、恐怖袭击、贸易战，一个接一个。也有带喜剧色彩的，如全国四地争当李白故里，连吉尔吉斯也来凑热闹。湖北安陆够幽默，纪念李白也就罢了，非扯出个故里。这样简单的名词，小学生字典上都有的，还得《咬文嚼字》杂志出来为之正名。李白走过的地方何其多，还好开封、西安、庐山、安徽的宣城，没有跟着起哄。湖北爱李白之心苍天可鉴，可也不至于把“我本楚狂人”解释为李白自认是湖北人啊。大师们刚讲过《论语》，楚狂的典故怎么就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