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不可言说
正在澜沧江边行走。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的山峰。黏稠的灰云覆盖着尖锐的和平缓的群山。混浊的江水在峡谷里一路冲溅出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水花。缓坡上和河谷坝子里,散落着围墙涂成白色的四方形楼房,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雄壮高大的藏族民居了。房屋周围的田野上,变成黑色的晾晒青稞的木架斜立在刚刚吐穗的青稞地里。耳边活跃着藏族男女无处不在的舞蹈的踢踏声,萦绕着交混着纳西族优雅悠扬的古乐。在这种陌生的大自然里的沉醉是极其自然的,也是无以名状的。沉醉里,突然接到诗人耿翔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黄帝的短文。我不由得沉吟一声,那个青砖围垒黄土堆积的陵冢,从青山、峡谷、青稞穗和舞蹈乐曲里浮现出来,哦!老祖宗。
记不清多少回拜谒过黄帝陵了。头一次在我年轻时,默默地围着那个枯草和积雪覆盖着的黄土冢走了一圈,竟然获得了一种绝少能有的宁静沉稳的心境。那个时候在我生存的全部空间里,喧嚣着“文革”势力末途的挣扎却也更显疯狂的声音。连厕所和炕头都刷着虚妄标语的生存空间里,只有在整个民族的老祖宗的土冢前,我获得了作为一个人——活人的正常的心境。
我和家人亲戚拜谒过黄帝陵,烧一炷香,再围着那个已经修缮完整的土冢走过一圈,依然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的心境。我陪着外省和海外华裔作家朋友每一次拜谒黄帝陵的时候,都要围着那个已不陌生的黄土冢走过一圈,获得宁静和沉稳。几十年过去,我对老祖宗的拜谒就固定为围绕土冢走过一圈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黄帝的文字。
在我的全部感觉里,几十年来多次拜谒的过程和拜谒之后,都没有产生企图表述的欲望。我现在才弄明白自己何以会如此,在于这位老祖宗是无法言说的,或者说在我是难以找到表述的语汇的。我观瞻过秦、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几十位皇帝的陵墓,也是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短文。然而,没有写仅仅是我不想再说那些陈年旧事。尽管我确凿在他们或倚山或掘地或打开或依旧死封的巨大建筑面前,想到他们堪称不朽的功业和不可掩抹的巨大罪孽时感慨多多。然而,无论千古第一帝无论汉皇唐王明陵清陵里的帝王,都是可以言说的。没有一个使我产生如在黄帝陵前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使我产生那种沉稳和宁静的心境。
我还是想脱开史家的评断而以自家的感受来说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感觉上的差异,大约就出在同一个读者的皇与黄的本质性的属性上,皇是一种象征,黄却是另一种象征;皇在我的头顶需仰视需顺从需接受“皇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律令;黄则与我同在黄土地上可以平视可以和他比一比谁的皮肤更接近黄土的色泽……
于是,许多千年之后的我,在围着他的小小的黄土冢转过一圈又走过一圈的时候,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
于是,我在一次又一次拜谒这位可以称为老祖宗的陵墓时,总是感到不可言说。
于是,我在注目那个翠柏重荫下的黄土冢时,似乎感知到每一撮黄土每一片草叶浸洇到胸膛里的神圣的灵光,同时也自觉地接受先祖灵光的洗礼,更有透见灵魂的审视和拷问……不肖也否?
为城墙洗唾
——关中辩证之一
多年以来,在涉及关中人乃至陕西人现状特质的讨论中,零零散散却不绝于耳的一种说法,是封闭。标志封闭的象征物,不约而同指向了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文雅者冠以“城墙思维”、“城墙文化”等等,形象思维者更显出想象的丰富,把城墙比喻为“猪圈”,“里边生活着一群猪”。后一种说话尽管有点自我作践自我受虐的残酷,而其意思却与前一种文雅的提法英雄所见略同。后者为前者的注释。
我赞同封闭的说法。我却不敢苟同只有关中人乃至陕西人封闭的观点。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整个是封闭。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也是铁板一块的封闭。大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封闭,不独某一方地域。思想解放兴起二十多年来,还把造成关中人陕西人思想封闭的渊源指向一个古物城墙,是否同时也泄露出当代人思维的浅薄乏力和随意性?
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缺憾在于没有人写这场大革命运动的“考察报告”。
“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样人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民闻俗谚曰:“婆娘不生娃,怪炕栏子太高。”陕西经济发展滞后,肯定有至关致命的几条原因,恐怕不单是一个陕西人思想封闭所能了结。而造成思想封闭的因素也可能归结出几条,起码不会在城墙上头。用流行语说来,不是城墙惹的祸。
研究关中和陕西人的地域性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其优势,减弱以至排除其劣势,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肃的课题,对陕西走向繁荣和文明具有切实的意义。而图省力气的简单索象图解式的随意性,可能反而帮了倒忙,更不要说朝城墙上吐唾沫的撒气卖彩式言辞了。
粘面的滑稽
——关中辩证之二
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这是流传颇广的民间文学里的几句。与诸如陕西“八大怪”一样,以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的韵词儿,描画出陕西(主要指关中)人独特奇异的生活风情,颇见民间智慧。内容基本客观写真,没有夸张失实,也没有褒贬的倾向。说者一乐,听者亦一乐;外省人说着逗乐,陕西人也自娱自乐说着,谁也不在意。
然在一些正经媒体正经场合,被人很正经地用来作为陕西人思想保守不求进取的例证,进而引申到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样严肃重大的命题上,我不敢完全相信,不禁反问,这样的原因可靠么?
就我所知,即使比较富庶的关中,人们能喜气洋洋吃到一碗粘面的日子,仅仅也只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这二十年的事,之前作为公社社员的农民是把粘面作为待客的豪华饭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更不必说了。可见关中人并不具备满足于一碗粘面的先天性惰性。再说,黄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人多以五谷杂粮为生,也都以一碗白面为上好食品,为什么山东人河北人北京人没有因为吃粘面(他们称捞面条或干面条)而保守起来,唯独是关中人抱着一碗面条就变得满足了、不思进取了?
总不会是关中的小麦与山东河北的麦子有质的差别吧!
似乎还隐约有一层言外之意,以面食为生的关中人,不及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脑瓜聪明灵活,自然影响到思维,也影响到经济发展。小麦和大米在所合营养成分上谁优谁劣差异多大,其实在这个话题里失去了对比的意义。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欧洲和北美人多以面包为主食,面包是用小麦为原料而不是以大米为原料的,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的大脑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地区人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观念新旧的关键性因素,可能有好多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眼睛看取了什么脑袋里装进了什么,而不是嘴巴吃进去什么。
既然作为一个地域经济发展这样至关重大的命题,讨论者最根本的立足点是严肃,是言之有据,是对可靠的“据”的科学论证,之后才可能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途径。某些浮皮潦草某些华而不实的说辞,不仅挠不着痒处,反而可能造成误导,贻误时机。甚而连关中人选择吃食(比如粘面)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实践的灵魂是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科学的探索精神。人们能理解能宽容探索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失误,却不能接受诸如以一碗粘面给关中人把定脉象的滑稽。
遥远的猜想
——关中辩证之三
在关涉陕西人地域性特质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叫“中心情结”。即对曾经作为历史上或大或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至今怀有挥之不去的深层眷恋,而且形成了某种“情结”,而且因为不能失而复得便走向心理负面,产生了“失落感”。
以史实推理和心理分析来说,颇觉得那么回事。那些小王国小朝廷的小国都且不说了,单是作为周秦汉唐这四个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赫赫然有声有色的王朝的国都的子民,其光荣其自豪乃至自大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失去了国之首都也失去了“中心位置”的眷恋和失落感也是常情之必然。然而,拿这个推论来把脉今天的陕西人和西安人,敢信么?
创造过繁荣和鼎盛的唐王朝,是公元907年瓦解终结的,距今已有一千零九十六年,几乎接近十一个世纪了。十一个世纪里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难以叙说;十一个世纪时空里的中国变换了多少王朝的兴衰,也难以述说;一百年来的中国一百年来的陕西和一百年来的西安,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变化,却是清晰可见的。一千余年后的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还被一个皇都的“中心情结”苦苦纠缠,还陷入在酸溜溜的“失落”情绪里,难以了结难以“尘埃落定”,要不是陕西人西安人心理变态,那就是这个“中心情结”的绵绵之力顽固之功胜过毒瘾,以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子孙,都化解不开丢弃不掉戒除不净一个想当中国中心的情结……我是觉得此说未免太玄乎了。
小时候听村里人们把进西安城叫“去大堡子”。西安在乡民的眼里,不过是比他们自己生活的堡子大了一点罢了。虽然有些调侃有点轻蔑也有点自大,却也较为生动地透视出20世纪40年代末西安的大概情况。一个凋敝到只配用较大的堡子来称谓的古城的子民,不操心养老扶幼不算计柴米油盐不设防劫匪小偷,亦不关注政权变更不闻不问频频发生的运动不在乎上岗下岗,唯独醉心于那个一千年前“中心位置”的虚幻,如果不是西安人自己活受罪,当是文化人太过遥远的猜想。
文化既可以是深邃的视镜,也是文化人可以自信可以自恃的依仗。眼见的事象,文化已变成了一只时兴的“热狗”,爱吃不爱吃都想品咂一下味道;文化可以成为唬人的巫词咒语,还能变异为包治百病包兴百业的膏药。随便贴一贴作为装潢作为广告哪怕作为幌子,其实也无大碍也无大伤。只是在面对一方地域群体性人群的心理秩序把脉时,切忌不着边际的联想,遥不相及的推理,不仅于心理秩序的实际相去甚远,也会把文化这根颇为神圣的“杖”弄得轻薄了。
孔雀该飞何处
——关中辩证之四
“刚到西安,我就听说这儿大批人才流到沿海城市,称作‘孔雀东南飞’。请问西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这是三天前一家南方电视台记者开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在正面回答之前,先提出另一个例证:“其他领域我不敢断言,贵省的文学界我稍知一二,是一个公认的文学大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有的移居北美,有的迁居北京,有的转移到广州,更有一批集中飞到海南,几乎把海南作协变成贵省作协的一个分会。这些堪为文坛上的孔雀满世界散飞,能否称为‘贵省现象’?首先要纠正的是,‘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不是西安一家,贵省亦如是。”
小记者被我提供的基本确凿的事实堵住了嘴,有点措手不及。我当即为她解围,这既不是我和她抬杠,也不是为西安护短;西安和贵省发生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其实是全国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现象。
在经济发展业已形成巨大差异的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地,相对滞后的内地和西部的各类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向东部和沿海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流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即使在西部或内地发展滞后的一省范围内,也存在中小城市里的人才朝省会城市流动集中的趋势;在世界格局里,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朝西欧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流动,已是不争的事实。怎么会是西安独有的现象呢?误传了。
这种现象,常见的解释有二,一是寻求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和能量的物质条件,比如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二是和谐和单纯的心理空间,不至于把智慧和创造力消磨在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中,而能使智慧和心劲专注地投入到发现和创造中去。这当然是有能力也有抱负的人,在省内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里流动的关键原因。然而,还有一条隐伏的说来不大冠冕堂皇却更趋本能的原因,便是报酬多与少、收益薄与厚的较为悬殊的差别。
还是民间富于生活哲理的谚语来得明快:人总是挑白馍大馍吃。我对小记者说,干同一个项目,在敝省和贵省只能吃上黑馍和小馍,在深圳在上海却可以吃上白馍大馍,在纽约在温哥华在巴黎更可以吃上面包和牛排,而且项目试验的设备、条件、环境、资金更完备,这种人才流动的地域现象国内现象乃至世界现象,就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君不见,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个人收入最惹眼的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才流向北美、西欧和东邻日本……
孔雀该飞何处,该栖哪条枝上,这个自主权在孔雀们自己权衡与斟酌。
乡谚一例
——关中辩证之五
关中乡村和中国南方北方的乡村一样,流传着许多谚语俗话民谣。因为历史文化地方风情尤其是方言的差异,这些乡谚也有差异。然而更多的是内蕴上的类同,相同的意思各有各的方言表述形式。关中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尤为丰厚的地区,即使乡间也是文化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乡谚等特别丰富。
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工作在乡间,自打能解知人言,便接受这类民间文学的灌输,只是不太留意,也不太在乎。原因在于“崇洋迷古”,以为中国的外国的书籍上的东西才是知识,民间谚语一类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近年间也不知何种因素驱使,竟想到许多谚语是很了不起的大智慧大学问,乃至大哲理。在庞杂的谚语词汇里,有讽时喻世的,有乡风民俗的,有天光地貌气象变幻的,农耕时令和农耕技巧的,几乎无所不包。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概括生活现象社会现象极富哲理的谚语。因为不是专指一时一事,也就不因时迁事变而消匿:在一定意义上归结出生活的某些规律,因而一代一代传遗,经久不衰。
仅举一例,也是最通俗易明的一例。“狗狂一摊屎,人狂没好事。”乡间的狗是吃屎的,常为得到一堆屎而疯狂。隐喻到人却是反意,疯狂是没有好结果的,乃至死。“屎”与“死”在关中方言里为谐音。小时候玩到癫狂状态,母亲就会掷出这句话警告。话音未落,我已经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或者是疯跑到折不住身栽到深沟里去了。然仍不长记性,也不在乎这粗俗的谚语。我后来读到一句流行欧洲的谚语:“上帝想让谁灭亡,先使其疯狂。”甚为惊喜,欧洲民间和关于民间以谚语方式归结出来的生活哲理社会事象,竟如出一辙。
希特勒为一摊“屎”,何其疯狂乃尔!结局是“畏罪自杀”在地堡里。东条英机何等狂妄何等不可一世,结局是被吊死在国际法庭的绞索上。林彪江青之流横行“文化大革命”,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形态,结局也够惨了。萨达姆被美国士兵从乡村地窖里拖出来时的那副模样,我一眼就看出眼神里丧失了原有的“独气”和“横气”。这两种气色几十年来充盈着萨达姆的眼睛,直到他疯狂地出兵占领科威特,成为一个转折或灭亡前的先兆。
我又怀疑欧洲谚语了。上帝原本是个善的形象,不应也不会故意驱使某个人先疯狂再灭亡的。这条谚语用在上帝头上有失敬意。倒是关中民间的谚语更科学更经得住推敲,它把人群里的疯狂分子比喻为狗,把疯狂分子的反科学反生活规律的行为,比喻为疯狗的行为,似乎更恰切更得当,也更具可视性。
也说乡土情结
——关中辩证之六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扶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忍了忍,没有用“矫情”一词。
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的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于长江生态有利,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对于照片上登船离去时回顾茅屋的一双双泪眼,我用另例来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的人,移居到欧美,临别时在机场与家人分手时也难抑一眶热泪,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铁定的去意。至于已经住上三层楼房还要抱怨“离土地太远”的崇明岛那位移民,渲染这种太过矫情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泪眼,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甚至因而成为陕西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在中国范围内,恐怕再没有哪个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恋乡情结更重了。本质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上海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首站,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高于优于其他各地,上海人离开上海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与优越的生存环境背向而行,未必纯粹是对故土的一份热恋情结。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事实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为什么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现出对故土差别悬殊的怀恋情结呢。我依此而怀疑文人情怀中渲染的那个情结的可靠性;也怀疑关于人们对故地乡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恋情,真的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藩篱。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鉴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痒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泪眼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两个蒲城人
——关中辩证之七
许多年以来,我都被两个蒲城人感动着。一个是晚清军机大臣王鼎,一个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鸦片战争时,王鼎对道光帝以死相谏;抗日战争时,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近百年里两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两个关中蒲城县人分别以死谏和兵谏的方式力挽狂澜,对于今天纷纷扬扬讨论着的关于关中人的话题,我来提供一个参照。
嘉庆帝时,王鼎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到道光帝时,担任军机大臣整整十七年,直到自杀。他的政绩他的方略他的品格,短文不足叙,仅举他生前一二年内的几件大事和细节。王鼎力荐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王鼎也被道光帝支使到开封封堵决口的黄河,他提出林则徐为治水助手,企图使林躲避流放苦役。年过古稀的王鼎拒绝豪华“宾馆”,把指挥大帐扎在施工现场,直到完工,裤裆里早已溃烂化脓。道光圣旨下来,林则徐继续发配伊犁。王鼎跺脚捶拳,仰天长叹,挥泪为林送别。
王鼎知道鬼捣在哪里。回到朝廷,与琦善、穆彰阿之流就形成白热化交锋。“每相见,辄厉声诟骂。”“斥为秦桧、严嵩。”诟骂大约类近臭骂。王鼎是否用了关中最普遍最解恨的那句“陕骂”,不得而知。无论这个老蒲城怎样斥责怎样羞辱怎样臭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道光帝以“卿醉矣”来和一摊超级稀泥。王鼎之所以失控之所以猴急之所以开口动粗,在于道光帝早已视他为妥协政策的障碍和赘物了。王鼎几乎气疯了,当朝大叫:“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竟而扯住道光龙袍不表态不许退朝……随之便以一条白练把自己吊到屋梁上,留下三条谏言:“林不可废。琦、穆不可用。条约不可签。”
当着一群得宠的蛇鼠弄臣围着昏聩的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丑剧演到热闹处,一个把整个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扛在肩上的关中蒲城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叨叨喋喋他“生冷憎倔”也否?是吃粘面还是吃大米更先进也否?
杨虎城离我们时空较近,较之王鼎,“知名度”更高得多。正是这个蒲城人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联手,捶拳一呼“把天戳个大窟窿”,捉了蒋介石,一举扭转了中国的格局。应该说,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就是从那一刻发生转机的。杨虎城兵谏比王鼎的死谏要有力得多,结局和效果也相差甚大,然而杨虎城的个人结局却更为惨,是他杀,而且同时被杀的还有妻和子,没有示弱没有变节。
王、杨二人是蒲城人,在其思想、精神、抱负和人格上有诸多共通的东西,无疑也和我们这个民族垂之青史的志士仁人共通着。我可以骄傲并引以为做人楷模的当是他们。这样说,并非蒲城并非关中就没有巧舌如簧骨软缺钙专事龌龊的卑琐之徒,这是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里都不可或缺的人渣,也如同任何一个地域都会有担负民族和国家兴亡荣辱的铁肩一样挺立于世。我只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共性时,无论这个共性中的优点或缺点,不要忘记不要绕开这个地域最杰出的人物,应该作为讨论的参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