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杨家将》很早即在民间流传,据欧阳修《杨琪墓志》所记录,早在杨家将第三代杨文广还在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杨继业和父亲杨延昭“智勇号称无敌”的故事,便已经是“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些故事并非完全真实,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杨家将的怀念和颂扬。
《杨家将》中,杨令公的妻子佘太君也是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其实,杨业妻子为折氏,折氏人称太君,大概因为“折”与“佘”发音近似,遂误传为“佘太君”。折氏为党项府州(今陕西府谷)人,著名的府州折氏成员。府州地处河东路前沿,府州折氏则统治着麟府地区((大约包括今陕西神木、府谷两县),名义上是宋朝的地方官,受宋朝廷任免,实质上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为宋抗夏防辽,屡立战功,名载史册。杨业妻折氏性警敏,善骑射,平时经常教习侍女武艺,曾参与战斗,“用兵克敌,如蕲夫人(指宋朝名将韩世忠妻梁红玉,韩世忠以军功封蕲王)之亲援桴鼓然”。根据乾隆年间刊印的《保德州志》记载:折太君生有六子,州北河神庙乃四将军延昭,号六郎。传说中杨门女将也都代夫从征,上阵杀敌,实际上,史书中记载的只有杨业孙媳杨文广妻慕容氏,保德州慕塔村人,骁勇善战。
西路军失败后,中路军力孤难支,也一再惨败。至此,宋三路大军在先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全部失败,所取州县复失,收复燕蓟故地终成泡影。这一年是太宗雍熙三年,所以又称“雍熙北伐”。
在这场战事中,最为幼稚可笑的人物便是之前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耶律休格南下时,先派人诈降,贺令图轻而无谋,贪功心切,竟然信以为真,亲自率领数十骑到辽营。耶律休格骂道:“你好经度边事,今天来送死吧!”于是将其送往幽州问斩,时年三十九岁。
杨业之死也标志着一个主动进取时代的结束。在雍熙北伐中,失去的不仅仅是杨业等将士的生命,还有宋朝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动对辽国的进攻了,改取守势,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宋朝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占着燕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不断南侵,“自飞狐以东,重关複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幽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鬲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
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的西北,东至泥沽(今天津东南塘沽附近)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北宋对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只是,这种开塘泺以限马足的努力,比起万里长城的功效来,实在是弱得太多。自从长城防御体系被割让燕云十六州打破以来,与宋朝共享平原的辽国就已经成为悬在中原头上的一把利剑。
6.寇准与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醯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寇准(962~1023),字平仲,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机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因此,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二十九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合,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静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免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梁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鲠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亲,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克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

 


第10章 回首望云中——宋与辽(10)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段典故。
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年轻时曾学习剑术。《智囊全集》中记载说: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发觉,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你因贪污所付的代价已经够了,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颇有奇侠色彩。张咏还是个出了名的急性子。他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偏偏那头巾的带子长了点儿,连着几次垂到了馄饨碗里。张咏登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进碗中,高声嚷道:“但请吃!”这则有趣的故事仅仅反映了张咏性格的一个侧面,在历史上,张咏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生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张咏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寇准虽然入相,但他所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边境烽火雄起,帝国皇帝昏庸,朝中大臣只知谄媚,历史将一副重大的担子压在了寇准的肩头。
自从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燕燕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峪口被辽军包围,在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燕燕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喻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的。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