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做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高琼的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战，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这才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赵元份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领张□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远纪录之一。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折损、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必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城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11章 回首望云中——宋与辽(11)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朝与西夏正处于交战时期，辽国辽兴宗想趁机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到宋朝，明目张胆地索取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夺回的领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锐骑兵云集在幽、蓟（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一带，声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兴师南下。当时赵宋“守内虚外”的积习已深，加上宋军与西夏交战屡战屡败，宋仁宗早已经厌倦，一心想找机会和解，如今契丹乘机索要关南之地，宋仁宗更是应接不暇。朝议时，宰相吕夷简认为辽国名为要地，不过是想多要岁币而已，提议主动增加岁币，来换取契丹关南之地的条件。于是生性软弱的宋仁宗不顾耻辱，屈服于契丹讹诈，派使者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每岁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辽双方“通好如故”（《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辽国此后不再提归还关南十县之地的要求，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宋朝有些大臣计较“纳”字是否妥当，但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一个“纳”字，彻底意味着宋朝丧失了与辽国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还不仅仅是多纳了二十万缯金那么简单，“当时不深计之，其后费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认为当时契丹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吕夷简“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幽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李继迁也死在了这一年，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立，孙子李元昊更是在后来建立了西夏国，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法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作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趁机讨好赵恒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瑞”，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赵恒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赵恒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赵恒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赵恒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赵恒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他开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寇老醯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旋涡中，再也无力脱身。
宋真宗赵恒晚年，皇后刘娥开始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宋朝有著名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靠打鼗鼓谋生，偶然的机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第八女为妻。但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她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曾经四处找刘姓高官拉关系，套近乎，想攀门高亲，认个高贵的祖先，从而为她当上皇后搬开绊脚石。龙图阁直学士刘烨自十二代祖先北齐中书侍郎刘环俊以下，代代为官，家世显赫，被刘娥看中。刘娥主动找刘烨攀亲，以明显暗示的口气说：“听说你是名门望族，我想看你的家谱，说不定咱们是同宗呢。”然而，刘烨却清高得很，不肯攀附权贵，连连摇头说：“不敢，不敢。”碰了个钉子后，刘娥还不死心，一直追要家谱。刘烨无法应付，急中生智，假装中风晕倒在地，被人抬出宫去，这才摆脱了刘娥的纠缠。之后，刘烨坚决请求外放为官，刘娥才只好作罢。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尤其是宋仁宗即位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