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赵恒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娥义兄刘美（实际上是前夫）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赵恒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赵恒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赵恒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显然，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实际上，到了赵恒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赵恒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赵恒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赵恒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从此，寇准远离了他所热衷的名利场，最后死在南方。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刘娥势倾朝野，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寇准去职后，民间对他十分怀念，流唱歌谣说：“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丁就是指丁谓。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后来因事被贬，放逐之地是崖州（今海南），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加上忧愤不已，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突患重病，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沐浴后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诗词写得清丽宛转，旖旎多情，如《江南春》云：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随风飘荡。萋萋芳草连绵不尽，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下，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实在令人惊诧。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词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其实，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壮志难酬的感伤。
第12章 回首望云中——宋与辽(12)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枢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枢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以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作出了肯定。
关于刘娥，史官因其以贫贱之身登上权力巅峰，又是女流之辈，对其人多有赞誉，其实看她执政时信用之人如丁谓、王钦若、曹利用等均为奸邪之辈，便可知道其政治水平高下。刘娥执政前，宫廷支付财富需要“合同凭由”，而刘娥当政后，内侍只要拿着“白帖子”，就可以随意支取库房物品，国家财富被耗费殆尽。尤其是她浅见薄识，无视军备和边防，导致积贫下又添积弱。而这种积贫积弱的形势在宋仁宗亲征对西夏的战争中暴露无遗。
最后要再简略提一下澶渊之盟后辽国的状况。
澶渊之盟是在萧燕燕手中签订的，她也由此成为辽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她虚心诚恳，用人不疑，执法严明，丝毫没有女子的软弱。同时她自己也习知军事，有男子一般的气魄，甚至“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为辽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更是成为后世政治家效法的对象。
也正是因为萧燕燕太过出色，辽圣宗不得不一直处在母亲的羽翼和光环下。直到萧燕燕死后，辽圣宗才真正开始执政，不过基本上还是延续萧燕燕执政时的国策。他是辽主中在位最久的皇帝，非常崇拜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亲自将《白居易讽谏集》翻译成契丹文，不过晚年异常迷信佛教和道教，穷奢极欲。
此时的辽国汉化日深，契丹贵族已经不再以读书为耻。尤其是辽国皇帝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南朝（宋朝）平起平坐的北朝皇帝，在正式场合都穿着汉服，接见宋使时也是如此。不过接见一旦结束，便立即又换回胡服。
辽圣宗死后，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为辽兴宗。这位辽兴宗是一个性格活泼而纯真的人物，他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到民间微服私访，出没于酒肆、佛教寺院、道观等地，一是明察暗访，二是网罗人才，王纲、姚景熙、冯立等地位显赫的高官都是以这种方式被挖掘出来的，甚至有些和尚被拜为三公、三师。他放荡不羁，还与教坊使者王税、轻谦等人结为异姓兄弟，经常出入其家，见到王税的父母，也如儿子般揖拜。辽兴宗本人十分迷恋绘画，曾经将自己手绘的鹅、雁等作品赠送给宋仁宗，颇受好评。精于书法的宋仁宗也亲自作飞白书（书体之一）还礼答谢。
不过，辽兴宗的皇帝当得并不顺利。他的生母萧耨斤（辽圣宗元妃，原为宫人）野心勃勃，与辽圣宗皇后萧菩萨哥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辽兴宗一度处于无权的地位，“不亲庶务”，无所事事下，难免郁郁寡欢。萧耨斤害死萧菩萨哥后，犹不知足，还打算废除儿子的皇位，改立少子耶律重元为帝。幸好耶律重元及时将母亲的阴谋告诉了兄长，辽兴宗下定决心囚禁了生母，这才正式开始亲政。
然而，对于辽兴宗而言，又有新的危机，弟弟耶律重元自恃有功，势力越来越大，对皇权形成了威胁。辽兴宗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封重元为皇太弟，承诺将来传位给他，由此埋下了更大动乱的隐患。辽兴宗的妥协、退让，只能让重元更加嚣张。两兄弟的矛盾逐渐激化，为了取得优势，甚至都暗中谋求宋朝的支持。
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宋使王拱辰在混同江拜见辽朝皇太后和辽兴宗，记载了所见所闻：“契丹国母爱其少子宗元（即重元），欲以为嗣，问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亲属也？’拱辰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义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亲属也？’拱辰曰：‘父子也。’曰：‘何其礼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谓拱辰曰：‘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能高枕也！’”（《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由此可见，辽兴宗与耶律重元的矛盾已经剑拔弩张。
辽兴宗死后，儿子耶律洪基即位，为辽道宗，他必须面对叔叔耶律重元坐大的重大威胁。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辽道宗听政的第二天，便册重元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称名的特殊待遇，不久又任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再赐金券，尊宠倍至。但耶律重元的儿子涅鲁古果断阴狠，怂恿其父夺取皇位，一场阴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
嘉祐八年（1063年），刚好是宋仁宗死的这一年，耶律重元与儿子涅鲁古策划在辽道宗秋猎太子山时发动兵变。但消息意外被宫人耶律良得知，报告给了皇太后（辽兴宗皇后）。皇太后将消息告诉辽道宗后，辽道宗竟然不相信。他派使者去召涅鲁古，结果使者被涅鲁古拘留后设法逃回，这才确认叛乱是真。双方大战一场，涅鲁古被杀，耶律重元北走大漠，穷蹙自杀。这一段史实便是金庸先生名著《天龙八部》中大侠萧峰助契丹国主耶律洪基平叛的故事原型。
自宋朝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总体晏然，然而到了辽道宗这里，纠纷开始发生。
熙宁五年（1072年）春，辽国骑兵数千人来到宋辽双方界河里捕鱼，并有部分骑兵越过了界河，当宋朝士兵前来阻止时，双方发生争吵，冲突中辽兵甚至出伤了几名宋兵。宋神宗收到奏报后心有不快，但此时他正顶着巨大的压力支持宰相王安石变法改革，即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朝内反对变法的人前仆后继，而且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一开年黄河大堤就出现两处大决口，导致洪水泛滥，黄河下游的恩（今河北清河）、冀（今河北冀县）二州受灾严重，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食不甘味。而西北边境还有西夏正在虎视眈眈。辽国骑兵越境冲突之事，正好是发生在宋神宗内外交困之时。他权衡利弊下，没有对辽国作出直接反应，只是将情况通报辽国，向辽道宗提出外交抗议。而辽道宗却没有任何反应，小队的辽兵依旧不断进入宋朝境内骚扰。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即位之初，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他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入对。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理想是好的，但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正因为如此，新法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熙宁变法慢慢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熙宁变法的影响和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越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到了当年六月，辽国在边境大修城堡，检阅军队。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张利一将这一情况紧急上奏，认定契丹即将大举南侵，希望朝廷早作准备。宋神宗征询朝臣意见时，宰相王安石认为“修城堡、阅军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朝廷应该以静制动，切不可因小失大。此时的王安石正处于最受皇帝信任和支持的阶段，他的意见一言九鼎，于是宋神宗下令张利一不得轻举妄动。此后，辽军骑兵不断在河北地区滋事，甚至还在拒马河南岸设置口铺。王安石依然主张以静制动，认为宋朝不该主动生事，只要能够忍耐一时，辽道宗绝对不会南侵。事情确实如王安石所言，契丹骑兵骚扰宋朝领土的现象竟然慢慢消失了。
然而到了熙宁七年（1074年）春，辽道宗派萧禧出使宋朝，要求宋辽双方重新划定河东（今山西）、河北（今河北）的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三州的地界。宋神宗明知辽国是无理取闹，有趁宋朝西北战事吃紧之机落井下石的意味，但依旧派吕大忠为使者前往辽国商议边界纠纷一事。宋辽官员在大黄平开会，吕大忠属于强硬派，坚决不同意辽国的无理要求，双方因而争论不休，会议没有任何结果。
次年，辽国再派萧禧出使宋朝，强词夺理地要求尽快解决双方地界问题。为了要挟宋朝，萧禧还有意滞留在汴梁，迟迟不肯返回辽国。知制诰沈括查阅了枢密院的有关档案资料后，认为辽国所争的四处主要地界都是无理要求：蔚州（今河北蔚西南），如果以分水岭为界，宋方将损失七里以上领土；朔州（今山西朔县），原以黄嵬山（今山西原平东北）北脚为界，若改以分水岭为界，则辽所争土地达三十余里；武州（今山西神池县）所争领土南北达十里；应州（今山西应县）所争领土达二十里。根据这些资料记录，沈括一一驳斥了辽国使者萧禧，萧禧无言以对，理屈词穷下才不得不离开宋朝返回辽国。
然而，沈括的胜利不过是嘴皮子上的胜利，并非外交上的胜利。此时的宋神宗已经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同意王安石罢相，国内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天下”的大臣络绎不绝，皇帝几乎没有任何心思来应付地界一事，便解除了吕大忠的职务，改派韩缜、张诚一前往河东谈判边界问题，其实是有意以割让领土为代价，对辽国让步。
当时朝中元老大臣如曾公亮、文彦博、王安石、韩琦、富弼等均强烈反对妥协，但宋神宗无心外事，一心只希望事情尽快解决。最后谈判的结果，辽国争得了西边的天池（今山西神池县境）之地。这样一来，宋辽双方蔚、应、朔三州边界就是完全按照水流南北的分水岭为准，宋朝长城以北的领土全部为辽国所占。
辽道宗虽然在与宋朝和皇叔耶律重元的争斗中都占了上风，但辽国内部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陷害皇后萧观音、太子耶律□的悲惨事件。
萧观音，枢密使萧惠之女，辽道宗皇后。她是辽国著名才女，不但弹得一手好琵琶，还能诗善文，这在尚武成风、崇尚骑射的辽国十分罕见。她这样内秀的性格，当然不喜欢辽道宗动辄驰马狩猎的作派，时常予以劝谏。辽道宗开始还敷衍两句，后来听得多了也就烦了，逐渐疏远了萧观音。萧观音从此失宠。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她写了十首《回心院词》，流露出希望能挽回丈夫的心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