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和保罗怎么样？”
肯尼·劳克林，我们的贝斯手，也跟他“镀玫瑰”时期的小甜心结了婚，现在还在一起。“他在刘易斯顿有一家保险公司，干得很不错。他今晚也在，你没看见他？”
“没有。”没准儿我看见了，只是认不出来；又或者是他没认出我来。
“至于保罗·布沙尔嘛……”诺姆摇摇头，“他去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爬山，结果摔了下来，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去世了。1990年的事儿了。也算是老天慈悲了。医生说他如果活着，脖子以下全部瘫痪，就是所谓的高位截瘫。”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我们的老鼓手活下来会怎样。躺在床上，靠呼吸机呼吸，看着电视上的丹尼牧师的节目。我赶紧把这个想法去掉。“阿斯特丽德怎么样了？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东边什么地方吧，卡斯汀？罗克兰？”他摇了摇头，“记不起来了。我记得她退学结婚了，父母气坏了。她离婚的时候估计爸妈更是暴跳如雷。我记得她好像经营一家餐厅，龙虾小屋之类的，真说不准。你们那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是吧？”
“是的，”我说，“可不是嘛。”
他点点头：“情窦初开，没什么能比的。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了，想当年她可是美得不行。美翻了，你说是不？”
“是的。”我说道，心里想着天盖旁的破屋，还有那根避雷针，和闪电击中时它闪耀的红光。“是的，真的很美。”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拍了我肩膀一下：“不说这个了，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们来一曲？你最好答应，因为没了你，这个乐队屁都不是。”
“你还在乐队里？罗克堡全明星？肯尼也在？”
“当然了。我们不怎么演了——今非昔比嘛——但这场演出我们无法拒绝。”
“是我哥特里让你来邀请我的？”
“他可能有意让你来一两首，不过他没让我来找你。他只是想找一个以前的乐队，而我和肯尼可能是老熟人里为数不多的依然健在，还在这鬼地方混，而且还在玩音乐的了。我们的节奏吉他手是个从里斯本福尔斯过来的木匠，上周三他从屋顶上摔下来，两条腿都断了。”
“哎哟！”我说道。
“我因他的祸而得福了，”诺姆·欧文说，“我们本来打算搞三重奏，这个你懂的，简直弱爆了。原‘镀玫瑰’四名成员有了三个，还算不错，想想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都不止是35年前的事儿了。来吧，再聚首之旅。”
“诺姆，我没有吉他。”
“卡车里有三把，”他说，“挑一把你喜欢的。记住，我们还是以《加油斯卢普》开场。”
我们大步上台，台下酒精过后的观众掌声异常热烈。肯尼·劳克林，依然很消瘦，脸上还长了几颗碍眼的痣，调好了贝斯的背带后跟我击拳示意。我不紧张，我拿着吉他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时可是紧张坏了，但我感到我像是在做一场无比真实的梦。
诺姆单手调试了一下麦克风，就像他以前一样，然后跟场下急于互动的观众致开场辞：“伙计们，架子鼓上写的是‘罗克堡全明星’，不过今晚我们有一位特邀嘉宾作为节奏吉他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是‘镀玫瑰’。来吧，杰米！”
我想起在安全出口下亲吻阿斯特丽德，想起了诺姆生锈的迷你巴士，想起他父亲西塞罗，坐在他那辆老拖车弹簧坏掉的沙发座上，用“锯齿形”（Zig-Zag）烟纸卷大麻烟，跟我说要是想路考一次就拿到驾照，最好先把头发给剃了。我想起了在奥本的罗洛多姆的青少年舞会上演出，想起爱德华·里特尔高中、里斯本高中、刘易斯顿高中和圣多姆学校之间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斗殴，而我们却一直没中断演出，只是把音量调大而已。我想起在我意识到自己是锅中之蛙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喊道：“一……二……三……走你！”
我们走起了。
E调。
所有破玩意儿都是E打头的。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能一直演奏到1点宵禁，但是现在不是70年代了，11点的时候我们就满身大汗，筋疲力尽了。倒也没关系；依特里的要求，啤酒和葡萄酒在10点的时候就已经撤下了，没有烈酒助兴，人们也陆续离开了。没走的人大多数回到座位上，乐意继续听歌，但却没力气跳舞了。
“你比以前强多啦，新来的！”我们收乐器的时候，诺姆说道。
“你也是啊。”这跟“你看起来真不错”的谎言如出一辙。14岁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有朝一日我这一手摇滚吉他能弹得比诺姆·欧文还要棒，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了。他朝我微笑，寓意一切尽在不言中。肯尼也过来了，我们三个“镀玫瑰”的老成员依偎相拥，这是我们在高中时所谓“基佬才会做的事”。
特里和他的大儿子小特里也加入了我们。我哥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同时又特别高兴。“听我说，阿康和他朋友载了一帮开不了车的醉鬼回了罗克堡。我让小特里给你当副驾，你能用豪豹帝货车皮卡捎上几个哈洛人吗？”
我说乐意效劳，在和诺姆、肯尼最终告别（伴以乐手之间死鱼一样的诡异握手）后，我把那帮醉鬼弄上车，上路了。一开始我的侄子还给我指路，当然并没什么用，因为即使是在黑暗中我也认得路。等我把最后几个醉鬼从车上“卸”到斯塔克波尔路上后，他就没了声音。我侧过头去看，发现这孩子已经倚着车窗睡着了。到了卫理公会路上的家后，我叫醒了他。他亲吻了我的脸颊（我心里有多感动他绝对无法想象），然后摇摇晃晃进了房子，他可能会睡到周日中午才醒，就跟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想着他会不会睡我原先的卧室，然后觉得应该不会；他估计是在房子扩建的那边。时间会改变一切，其实这也无妨。
我把豪豹帝货车的车钥匙挂在大厅的挂物架上，朝我租的车走去，我看到谷仓里还亮着灯。我走过去，偷偷瞄了一眼，发现特里在里面。他已经脱下了聚会的衣服，换上了连体工作服。这是他的新宝贝，一辆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雪佛兰SS，在顶灯的光亮下像蓝宝石一样闪耀着光芒。他正在给它打蜡。
我进来的时候他抬了一下头：“这会儿还睡不着，太兴奋了。我再擦擦这宝贝，然后就去睡。”
我抚摸着车盖：“真漂亮。”
“现在是漂亮了，你没看见我当初从朴次茅斯拍卖会上把它捡回来时的样子。对当时很多竞拍者来说它就像是废物一样，但我觉得我可以让它重现光辉。”
“让它复活。”我说道。这话其实不是跟特里说的。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耸了耸肩：“你这么说也行。等我装一个新收音机进去，它就基本恢复原貌了。跟咱们的‘公路火箭’可不一样，是不？”
我哈哈大笑：“你还记得在赛道上翻车的第一代吗？”
特里翻了个白眼：“第一圈。该死的杜安·罗比肖。他的驾照是在百货公司里考的吗？”
“他还健在吗？”
“没，10年前挂了，至少10年了。脑癌，发现的时候，这可怜虫就已经没救了。”
“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想起雅各布斯那天在铁扉公寓跟我说，“假如我说你死在手术台上的概率为25%，你还会不会做手术？”
“真命苦。”
他点了点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怎么说的吗？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啥是人生？一本杂志。多少钱一本？50美分。我只有10美分。算你命苦。啥叫命苦？人生如此。如此循环往复。”
“我记得，那时我们还当这是个笑话。”我犹豫了一下，“特里，你还老想起克莱尔吗？”
他把抹布扔到一个桶里然后去水池边洗了洗手。以前那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只出冷水——但是现在有两个了。他打开水龙头，拿起熔岩牌肥皂，打起肥皂泡来，一直搓到手肘，就像父亲以前教我们的一样。
“天天想。我也想安迪，但是没那么频繁。我猜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他要是不那么贪吃的话，估计还能活久一点儿。可是发生在克莱尔身上的事儿……那实在太他妈浑蛋了。你说是吗？”
“是。”
他靠着车盖，两眼空洞。“还记得她有多美吗？”他缓缓摇了摇头，“我们美丽的大姐。那个狗娘养的，那个畜生，夺走了她未来的日子，然后又选择了懦夫的出路。”他用一只手擦了擦脸：“不该谈论克莱尔的，弄得我又来情绪了。”
我情绪也有点儿波动。克莱尔比我年长，足够让我将她视作妈妈二号。克莱尔，我们美丽的大姐，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我们走过门廊，听蟋蟀在高草丛中歌唱。它们通常在8月末9月初唱得最欢，仿佛它们知道夏天即将逝去。
特里在台阶处停下来，他的眼睛还是湿润的。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但是也是漫长而压抑的一天。我刚才在最后一刻提起克莱尔的。
“今晚就住下来吧，小弟，那张沙发拉开就是床。”
“不了，”我说，“我答应了阿康明天会跟他和他爱人在旅馆共进早餐。”
“爱人，”他说，又翻了个白眼，“少来。”
“别来劲，别来劲，特伦斯。不要还像个20世纪的人一样。现在同性恋可以在很多个国家登记结婚了，只要他们愿意。这一对也可以。”
“哦，这个我无所谓，谁和谁结婚都不关我事儿，但那家伙可不是什么爱人，不管阿康怎么想。是不是小白脸，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老天，他的年龄只有阿康的一半儿。”
这话让我想起了布里安娜，她年纪还不到我的一半儿呢。
我抱了抱特里，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明天见，午饭时候吧，我下午去机场。”
“好的。还有，杰米，你今晚的吉他弹得太出彩了。”
我道了谢，然后朝我的车子走去。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忽然叫住了我，我回过头来。
“你还记得雅各布斯牧师在讲道台的最后一个周日吗？就是人称‘骇人的布道’那天？”
“记得，”我说，“太记得了。”
“我们那时都震惊了，后来都将其归因于他丧妻丧子之痛。不过你猜怎么着？当我想到克莱尔的时候，我就想找他握握手。”特里的双臂——粗壮结实，像父亲一样——在胸前交叉，“因为我现在觉得他能说出那些话真的很勇敢。我现在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特里可能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他仍然很节俭，我们的周日午餐吃的是聚会剩下的。进餐时，我把卡拉·琳内抱在腿上，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她吃东西。到我该走的时候，我把她递给唐恩，她又对我伸出了小手。
“不，宝贝儿，”我说，亲吻了她无比光滑的额头，“我得走了。”
她当时只懂几个单词——而其中一个是我的名字——不过我读到过文章，说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其实比表达能力要强得多，她知道我在跟她说什么。她的小脸皱了起来，再次对我伸出了手，泪水充盈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和我死去的母亲和大姐一样的蓝眼睛。
“快走吧，”阿康说，“再不走你就得领养她了。”
于是我走了。回到我租的车，回到波特兰喷气机机场，回到丹佛国际机场，回到尼德兰。但是我一直在回想她伸出的那双圆滚滚的胳膊，还有那双含着泪水的“莫顿蓝”眼睛。她只有一岁大，但却想让我留下来。这就是回到家的感觉，无论你背井离乡多久。
家就是有人想让你留下来的地方。
2014年的3月，大多数滑雪女郎已经离开韦尔、阿斯彭、斯廷博特斯普林斯和我们的埃尔多拉山，这时传来了特大暴雪将至的消息。著名的极地涡旋已经在科罗拉多州中北的格里利下了四英尺厚的雪。
我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狼颌，帮助休和莫奇给录音棚和大房子钉板条，迎接暴风雪。我一直待到开始起风，第一阵风雪开始从铅灰色的天幕中降下。然后乔治娅出来了，穿着一件麂皮大衣，戴着护耳套，还有一顶狼颌牧场的帽子。她显得盛气凌人。
“放他们回去吧，”她对休说，“除非你想让他们在路边困住，一直困到明年6月。”
“就像唐纳大队[11]一样，”我说，“但我可不吃莫奇，他的肉太硬。”
“你们俩走吧，快给我走，”休说，“走的时候顺便看看录音棚的门关好了没有。”
我们照做了，还检查了一下谷仓，以防万一。我甚至还抽出时间给马儿分了苹果片，虽然我最爱的巴特比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我把莫奇载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雪开始下大了，11级暴风已经刮了起来。尼德兰市中心看上去一片萧索，交通信号灯被吹得来回摇晃，积雪已在因天气原因早早关门的商店门廊上堆了起来。
“快回家去！”大风里莫奇只能用大喊才能让我听见。他把大手帕打了结，捂住嘴巴和鼻子，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亡命之徒。
我快快回到家，一路上狂风就像个暴脾气的恶棍一样把我的车子推来推去。我下了车朝家走的时候，自动加快了脚步，竖起衣领贴着脸，我脸上刮得很干净，没留胡子，完全没有做好抵御科罗拉多寒冬的准备。我得用双手猛力拽才能把走廊门关上。
我查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封信。我把信取出，只瞥了一眼就知道这是谁寄来的。雅各布斯的字迹开始发颤，又像蜘蛛网一样，但依然清晰可辨。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寄信人地址：缅因州莫特恩，存局候领。不在我家乡，但就在旁边。在我看来，近得让人不放心。
我捏着信在掌上敲了敲，差点儿就要由着自己的冲动把信撕碎，打开门丢进风里。我现在还忍不住想象——每天都想，时时刻刻都想——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后果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我把信翻转过来。同样是不稳的笔迹，只写了一句话：这封信你要读一读。
我不想读，但还是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信纸，里面还裹着一个小信封。第二个信封上写着：先看信再打开。我照做了。
谢天谢地，我照做了。
2014年3月4日
亲爱的杰米：
我已经取得了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工作地址和家庭住址（你也知道，我有我的办法），但我现在老了，老人有老人的做事方式，我相信重要的个人事务还得通过信件来完成，而且尽可能要手写。如你所见，我还是可以“手写”的，不过我不知道还能写多久。2012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次小中风，去年夏天又来了一次，要严重得多。字迹拙劣，还请见谅。
我采用书信方式，还有另一个原因。要删除一封电子邮件太容易了，要毁掉一个人费心费力用笔墨写出的书信则稍微难一些。我会在信封背面加一句话，提高你读这封信的概率。如果没收到你的回复，我就不得不派遣专人了，但我不愿这样，因为时间很紧。
专人，听着就不舒服。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要你做我的助手，你拒绝了。我现在再问你一遍，这次我有信心你会答应我。你一定要答应，因为我的工作现在到了最后阶段。就只剩最后一个实验了。我很肯定实验会成功，但我不敢独自完成。我需要帮助，同样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见证人。相信我，这个实验对你对我同样重要。
你以为你会拒绝，但是我太了解你了，我的老朋友，我确信当你读完内附的这封信后，你会回心转意的。
最美好的祝愿
查尔斯·丹·雅各布斯
外面狂风呼啸，大雪打门板的声音就像沙子一样。去博尔德的路即便还没封也离被封不远了。我拿着那个略小的信封，心里想着，出事儿了。我并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但现在回头为时已晚。我在通往我公寓的台阶上坐下，打开了里面那封信，这时一阵尤为狂暴的风撼动了整幢楼。上面的字迹和雅各布斯的字迹一样发颤，一行行向下倾斜，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当然能认出来了；我曾收到过情书，其中一些还很火辣，就是出自此人手笔。我感觉肚子发软，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我低下头，用空着的那只手拢着眼睛揉了揉太阳穴。待到眩晕感过去，我几乎难过起来。
我读了这封信。
2014年2月25日
亲爱的雅各布斯牧师：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这么写我感觉真是疯了，但却是实话。我想方设法联系您，因为我朋友珍妮·诺尔顿敦促我那么做。她是一名注册护士，她说她从不相信什么奇迹疗法（虽然她相信上帝）。几年前她去了您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复兴治疗会，您治好了她的关节炎，她之前的状况糟糕到根本没法儿张开和合拢她的双手，而且离不开奥施康定[12]。她对我说：“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去听阿尔·斯坦珀唱歌的，因为我有所有他跟沃-利特斯的老专辑，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因为当他问在座有谁想得到治疗时，我排起了队。”她说您用戒指触碰她的太阳穴后，不仅她双手和手臂的疼痛消失了，连奥施康定她都不需要了。我觉得这比治愈关节炎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住的地方好多人用那个，而且我知道那玩意儿很难“戒掉”。
雅各布斯牧师，我患有肺癌。放射治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化疗让我呕吐不止（我已经瘦了60磅），但是在这些地狱般的治疗过后，癌症还在。现在我的医生想让我接受手术，取出一个肺，但是我的朋友珍妮让我坐下，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个你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们也知道，但依然这么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能做的了。”
我翻过一页，脑袋“嗡”地一声。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希望自己此刻嗑了药。因为如果嗑了药，没准儿看到信末署名时我能抑制住尖叫的冲动：
珍妮说她在网上查过您的治疗，除了她这一例，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病例。我知道您已经不再全国巡游。您可能退休了，也可能是病了，还有可能去世了（尽管我祈祷并非如此，既是为您也是为我）。不过即使您还好好地活着，您可能也不再查信了。所以我知道此举无异于在漂流瓶里放一封信然后丢进海里，但是有些事——不仅仅是珍妮的事——敦促我要试一试。毕竟，有时候瓶子会被冲到岸上，有人能读到瓶中的信。
我已经拒绝了手术。您真的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可能也很愚蠢，但是《圣经》上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会等待您的回音，无论有无。不管怎样，愿上帝保佑并陪伴您。
在希望中等候的，
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
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摩根路17号
邮编04660
（207）555-6454
阿斯特丽德，上帝啊！
这么多年过去，阿斯特丽德又出现了。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她站在消防通道的样子，她年轻美丽的脸庞，派克大衣的领子捧着她的脸。
我睁开眼睛，读了雅各布斯在她地址下面添加的留言：
我看了她的病历和最近的扫描片子，这点你可以信我；正如我在附函里所说，我自有办法。放射治疗和化疗让她肺部的肿瘤变小了，但是并没有根除，她右肺上出现了更多阴影。她的情况很严重，但我能救她。这一点你也可以相信我。但是这种癌症就像是干树丛里起火——扩散极快。她时日无多了，你必须当机立断。
如果真他妈的时日无多，我心想，你怎么不打电话呢，好歹用快递把你这魔鬼交易的条件发过来啊！
但我知道，他希望时间缩短，因为他在乎的根本就不是阿斯特丽德。阿斯特丽德只是一个小卒，而我才是棋盘后排的大子。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这样。
读到信上最后几行时，我的手已经发抖：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助手，帮助我完成今年夏天的工作，你的故友（或者说，你的老相好）就能得救，将癌症消灭。如果你拒绝，我就让她自生自灭。当然你听着会觉得残酷，甚至没有人性，但是如果你知道我所做的工作有多重要，你就会另当别论。是的，连你都会！我的电话号码，座机和手机，都在下面写着。写信此刻，我手边就有索德伯格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打电话给我——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就给她打电话。
决定权在你手里，杰米。
我在台阶上坐了两分钟，深呼吸，希望我的心跳放缓。我不断想起我们的身体紧紧相依，我的心脏剧烈跳动，她一边把烟气吹进我嘴里，一边用手轻抚着我的后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