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把手伸过去。“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又是那种随口说说的话，缓解尴尬的润滑剂，不过这个谎言比夸他健康的假话要假多了，“多多保重！”
他站起来，却没有握我的手。“我对你很失望。而且，我承认，我相当生气。你长途跋涉过来骂一个疲惫的老人，而且还是一个救过你一命的人。”
“查理，如果你的‘奥秘电流’失控了怎么办？”
“不会的。”
“我敢打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前他们也这么说。”
“这话就太下作了。我允许你进我家门，是因为我以为你懂得感恩和理解。看来我这两点都猜错了。阿尔会送你出去。我需要躺一躺。我很累了。”
“查理，我是心存感激，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
“但是，”他的脸阴沉发灰，“总有个但是。”
“‘奥秘电流’且不说，我没法儿给一个拿脆弱百姓来复仇的人工作，只是因为他没法儿找上帝去报杀妻杀子之仇，就拿百姓来泄愤。”
他的脸色从发灰变成发白：“你胆敢说这种话？你好大胆！”
“你可能是治好了其中一些人，”我说，“但你却鄙视所有人，我这就走，不劳斯坦珀先生来送。”
我开始朝前门走。我穿过圆形大厅，鞋跟踩在大理石上咔嗒作响，他在后面朝我喊话，声音被敞开的空间放大了数倍。
“杰米，我们还没完。我跟你保证，离完还早得很呢！”
我也不用斯坦珀来给我开大门，因为我的车子靠近之后门就自动开了。我在进出通道底下把车停下，看到手机有信号，就给布里打了电话。才响了一声她就接了，我还没开口她就问我是否还好。我说还好，然后告诉她雅各布斯给了我一份工作。
“你说真的？”
“没错。我拒绝了——”
“那是肯定的！”
“不过关键不是这个。他说他不做‘复兴之旅’了，也无意再医治病人了。从那个前沃-利特斯乐队主唱、现任查理私人助理的阿尔·斯坦珀的不满态度来看，我相信他的话。”
“那就是结束了？”
“正如独行侠对他的忠实印第安帮手常说的那句：‘汤头，咱们在这儿已经大功告成啦！’”只要他别让“奥秘电流”闹出世界大爆炸就好。
“你回科罗拉多州后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亲爱的。纽约怎么样？”
“棒极了！”她声音里的热情，让我听着觉得自己远不止53岁。
我们聊了聊她在大城市里的新生活，然后我的车子又跑起来，上了高速，直奔机场。开了几英里后，我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那个橙色的小月亮还坐在后座上。
我忘了把南瓜送给查理。
X 婚礼钟声/如何煮青蛙/回乡聚会/“这封信你要读一读。”
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经常和布里通话，但我是到了2011年6月19日那天才再次见到她的。那是在长岛的一个教堂里，她在那天结了婚，成为布里安娜·唐林-休斯。我们的大多数通话是关于查尔斯·雅各布斯和他那令人担忧的治疗恩典——我们又发现了六七个可能正备受后遗症煎熬的人——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谈话的内容渐渐转移到她的工作和乔治·休斯身上。这个男人是她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很快他们就同居了。他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大企业律师，非裔美国人，刚过三十。我十分确定布里的妈妈对乔治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生女的单亲妈妈，她别无所求了。
与此同时，丹尼牧师的网站销声匿迹了，网络上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也日渐稀少。有猜测说，他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在某家私人养老院里，顶着个假名字，饱受阿尔茨海默病之苦。到2010年年底，我只收集到两条可靠情报，都很有趣，但都并没有什么启示性。阿尔·斯坦珀发行了一张传福音专辑叫作《感谢你耶稣》（特别嘉宾包括休·耶茨的偶像，梅维丝·斯特普尔斯），铁扉公寓再次招租，可供“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租用。
查尔斯·丹尼尔·雅各布斯彻底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
休·耶茨为婚礼包下了一架湾流飞机，把狼颌牧场的每个人都搭上了。莫奇·麦克唐纳在婚礼上惊艳重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衣着风：带大波浪袖口的佩斯利衬衫、瘦腿裤、小山羊皮的披头士短靴和头上一块幻彩头巾。新娘的妈妈相比就不怎么起眼了，她穿着一件寄售的复古安·洛连衣裙，新人互致新婚誓言时，她泪流满面，打湿了胸前的小花束。而新郎就像从诺拉·罗伯茨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高大英俊，皮肤黝黑。在聚会不可避免地从微醺的交谈变成醉鬼的舞会之前，我们俩在婚宴上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我不觉得布里跟他说了我是她学习枕边功夫的那辆破车，没准儿有朝一日她会说的——说不定是在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之后，很有可能。不过我无所谓，还免得看他的白眼。
从尼德兰过来的那帮人坐美国航空回科罗拉多了，因为休送给这对新人的礼物是坐那架湾流飞机去夏威夷度蜜月。当他在致祝酒词时宣布时，布里像个九岁的小女孩儿一样尖叫出声，跳起来拥抱他。我敢肯定，在那时，查尔斯·雅各布斯早已被她抛至九霄云外。理应如此。但他在我脑中却挥之不去，无法完全释怀。
天色渐晚，我看见莫奇对乐队的领队耳语了几句。这是一支过得去的摇滚加蓝调乐队，主唱有实力，乐队也懂不少老歌。乐队的领队点了点头，来问我愿不愿意上台弹吉他跟乐队合作一两首。我心动了，不过那天我心中的“好天使”打赢了“坏天使”，我再三推辞。再老都可以玩摇滚，但是年岁越长，手上技巧流失越快，出洋相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我也不是完全当自己已经退休，但是我已经一年多没在观众面前现场表演了，只进过三四次录音室，而且全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去救场。没有一次可以说是顺利过关。其中一次，我看见鼓手脸部扭曲了一下，仿佛一口咬到什么酸东西似的。他发现我看着他，就说是贝斯走音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心知肚明。如果一个50岁的男人和一个小得能当自己女儿的姑娘玩枕边游戏很荒唐的话，那这个人拿着斯特拉吉他一边高抬腿一边弹《脏水》也同样荒唐。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期待和满满的怀旧，看着这些家伙纵情演出。
有人拉住我的手，我四下看了看，发现是乔治娅·唐林。她说：“很舍不得吧，杰米？”
“与其说是不舍，不如说是尊重，”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这儿当观众。这些家伙很不错！”
“那你是不行了？”
我回忆起了那天走进我哥阿康的卧室，听到了他那把不插电的吉布森对我耳语，说我能弹《樱桃，樱桃》。
“杰米？”她在我眼前打了个响指，“想什么呢，杰米？”
“自娱自乐还行，”我说，“但是我抱着吉他在人前表演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事实证明我说错了。
2012年的时候，我56岁。休和他的长期女朋友约我出去吃饭。回家路上我想起了一个民间说法——你很可能听过——是关于如何把青蛙煮熟的。你把青蛙放进冷水里，然后一点点升温。只要你慢慢调温，青蛙就傻呆呆地不会跳出去。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关于变老的绝佳隐喻。
当我是个小年轻的时候，看到50多岁的人就感到同情和不自在：他们走路慢，说话也慢，在家看电视而不出去看电影或音乐会，他们所谓很爽的聚会就是和邻居吃个火锅，然后看完11点新闻就上床睡觉。不过——就像其他大多数五十几、六十几甚至七十几岁，但身体状况尚佳的人——当这一天来到时，我并不那么介意。因为大脑不会变老，虽然对世界的想法可能会固化，而且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话张口就来（我可以免于这样，因为大多数我所谓的美好时光，就是在得克萨斯彻头彻尾当瘾君子的岁月）。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生的虚幻假象从50岁开始消退。时间过得快了，病痛加倍了，步速变慢了，但也有弥补之处。冷静下来就懂得感恩，于我还有一点，就是决心在剩下的时间里做点儿好事。也就是每周在博尔德的流浪者收容所给流浪汉舀汤，以及为三四个主张科罗拉多不应铺路这种激进想法的政治候选人效力。
我还偶尔约会一下女人。每周打两次网球，每天至少骑行六英里，保持小腹平坦和脑内啡活跃。确实，我刮胡子的时候，发现我的嘴角和眼角又多了几条皱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这当然是一个人晚年的美好幻觉罢了。我是2013年夏天回到哈洛才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不过是锅里的又一只青蛙罢了。好消息是到现在为止“温度”只开到了中火，坏消息是升温是不会停的。人生真正的三个年龄段就是：青年、中年，以及“我他妈怎么老得这么快”。
2013年6月19日，布里嫁给乔治·休斯两年后，也是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一年后，我结束一次不太成功的录音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封装饰了气球图案的喜气信封。回信地址很熟悉：缅因州哈洛卫理公会路农村邮政信箱2号。我打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哥哥特里一家的照片，标题是：两个总比一个好！请参加我们的聚会！
打开邀请函前我顿了一下，注意到了特里花白的头发，安娜贝拉的便便大腹，还有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前那个只穿着松松垮垮的蓝妹妹内裤，跟草坪洒水器追逐玩耍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个美妇人了，怀里抱着我的外侄孙女——卡拉·琳内。其中一个侄子，瘦巴巴的那个，长得像阿康。壮实的那个长得跟我们的爸爸惊人地相似……还有那么一点儿像我，可怜的娃。
我打开了邀请函。
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两个大日子！
2013年8月31日
特伦斯和安娜贝拉35周年结婚纪念日暨
卡拉·琳内1周岁生日！
时间：中午12点开始
地点：先在我们家，然后去尤里卡田庄
食物：管饱！
乐队：罗克堡全明星阵容
自备酒水：万万不可！啤酒、葡萄酒供应不断！
下面还有一张我哥写的字条。尽管还有几个月就是他60岁生日了，他的字还是像小学时候猫爪挠出来的一样。因为他的字，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成绩单上用别针别了一张字条：“特伦斯的书法亟待提高！”
嘿，杰米！务必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吗？给了你两个月时间来安排你的日程，所以一切借口拒不接受。阿康人在夏威夷都能来，你在科罗拉多就更别说了！我们想死你了，弟弟！
我把邀请函扔进了厨房门后的柳条篮子里。我把它叫作“再议篮”，因为里面全是我隐隐觉得自己会回复的信件……实际上如你所料，其实就是石沉大海永无回复。我告诉自己，我无意回哈洛，这一点虽然不错，但是家族的牵绊还在。斯普林斯汀写下那句什么血浓于水的歌词时，估计是说中了什么。
我雇了一个清洁工，叫达琳，每周来一次吸尘、除灰、换洗床单（让人代劳这件事我还是有点儿愧疚，因为小时候的教育是要自己来）。她是个一脸阴沉的老太太，她来打扫我就有意出门。某一天达琳打扫完，我回去时发现她把邀请函从“再议篮”里拣了出来，而且打开放在了厨房桌子上。她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所以我觉得这是种预兆。当晚我坐在电脑前，叹了口气，给特里发了一封只有四个字的邮件：算我一个。
这个劳动节长周末很尽兴。我很投入也很享受，难以置信我差点儿就没来……或者默拒了，果真如此的话，我本来几近断裂的家族纽带可能就彻底断裂了。
新英格兰很热，由于气流不稳，周五下午在波特兰国际喷气机机场的降落格外颠簸。我开车向北去卡斯特尔郡，一路开得很慢，但却不是因为堵车。我看见了每个老地标：农场、石墙、布朗尼小铺（现在已经关门，里面黑漆漆的），不禁惊叹不已。仿佛我的童年还在那里，仿佛隔着一层塑料片但模糊可见，然而经过岁月洗礼，这块塑料片已经满是划痕和尘迹。
我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过6点了。原来的房子扩建了，是原来面积的两倍。车道上有一辆红色的马自达，一看就是机场租的车（跟我开那辆三菱伊柯丽斯一样），草坪上还停着莫顿燃油的卡车。卡车用大量绸纱纸和鲜花装饰起来，看上去就像一辆游行的花车。一个巨大的牌子靠在前轮上，写着：“特里和安娜贝拉得分35分，卡拉·琳内得分1分！都是赢家！聚会就在这里！快进来！”我停好车，走上台阶，弯着手指敲了敲门，心想这是干什么，我可是在这儿长大的，于是信步走了进去。
有一瞬间我觉得仿佛穿越了，回到年龄还是一位数的那段岁月。家人围坐餐桌旁，就跟20世纪60年代一样，争着同时说话，欢笑，斗嘴，互相传猪排、土豆泥，还有一个盖了湿洗碗巾的大盘子，装着玉米棒子，洗碗巾是用来保温的，妈妈以前就这么做。
最开始我没认出来坐在餐桌靠客厅那头的灰发男人，当然也不知道他旁边那个满头黑发的帅气壮小伙儿是谁。突然一个退休教授模样的男人瞥见了我，他站起来，脸上发光，我认出他是我哥阿康。
“杰米！”他大声喊了出来，一路蹭过来，险些把安娜贝拉从椅子上撞下来。他一把抓住我，给了我一个熊抱，在我脸上一通狂亲。我笑了，拍拍他后背。然后特里也过来了，抱着我们俩，我们三兄弟笨拙地跳起“米兹瓦·坦兹”舞，把地板震得山响。我看到阿康哭了，我也有点儿想哭。
“快给我停下，你们这些家伙！”特里说道，虽然他自己还在跳，“我们非掉进地下室不可！”
我们又跳了一会儿，我感觉非要这样不可，这样很对。这感觉很妙！
阿康把那个壮小伙儿介绍给我，他估计比阿康小20岁，是他“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的好友”。我和他握了握手，想着他们会不会多此一举在罗克堡旅馆订两间房。今时今日，大概是不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阿康是同性恋了，可能是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还在缅因大学和坎伯兰乐队演奏《千人共舞》。我确定爸妈肯定更早就发现了。他们并没有小题大做，于是我们也都没有。子女从无声的例子中学到的比口头的教条更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
父亲对二儿子的性取向只拐弯抹角地提过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儿了。那次肯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那正是我的颓废时期，而我几乎不给家里打电话。我想让我爸知道我还活着，但又怕他从我声音里听出我快死了（我已经放任自流）。
“我每天都为阿康祈祷，”他那次电话里说，“该死的艾滋病，简直是有人在故意传播。”
阿康没得艾滋病，现在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但是他上了年纪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尤其是跟坐他旁边的植物学院的朋友比起来。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阿康和罗尼·帕克特在客厅沙发上并肩坐着唱《日出之屋》的情景，不记得他们有没有试过和声，反正就算有也很失败。
我一定是脸上露出了陷入回忆的神情，因为阿康一边擦眼睛一边咧嘴笑道：“咱们俩好久没有为轮到谁去给妈妈收衣服而吵嘴了吧？”
“好久好久了。”我同意道，又一次想起那只笨到没发现灶台上的“池水”变热的青蛙。
特里和安娜贝拉的女儿唐恩抱着卡拉·琳内加入了我们。小婴儿眼睛的颜色是妈妈以前说的“莫顿蓝”。“您好呀，杰米叔叔。这是您的外孙侄女。她明天就一岁了，而且还要长牙了。”
“她可真漂亮。我能抱抱她吗？”
唐恩朝我羞涩一笑，上次见我的时候，她还戴着牙套。“您可以试试，不过陌生人抱她，她通常会号啕大哭。”
我接过孩子，准备好她一哭我就把她还回去。但她没哭。卡拉·琳内打量着我，伸出一只小手拧了拧我的鼻子，然后她笑了。家人欢呼鼓掌。小家伙四下看看，有点儿受惊，然后又看着我。我敢发誓，那双眼睛跟我妈的眼睛一模一样。
然后她又笑了。
第二天才是真正的聚会，阵容没变，只是配角多了几个。有一些人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另一些看起来有点儿熟悉，我知道有几个是父亲前员工的子女，现在为特里工作。特里的“帝国”已经发展壮大：除了燃油生意之外，他在新英格兰有很多家连锁便利商店，叫作莫顿便利店。字写得差并不妨碍他成功。
从罗克堡来的餐饮服务人员负责四个烧烤架，提供汉堡和热狗，还有一系列让人惊叹的沙拉和甜点。铁桶里装满啤酒，木桶里葡萄酒飘香。我正在后院大嚼一个塞满培根的“卡路里炸弹”，特里的一个销售人员——醉醺醺、兴高采烈而且很健谈——告诉我弗赖堡的水上乐园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利特尔顿赛道也是特里的。“那个赛道一点儿也不挣钱，”销售人员说，“但是你了解特里的——他就喜欢赛车。”
我想起他和父亲在车库里鼓捣一代又一代的“公路火箭”，他们俩都穿着油腻的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连身工作服，突然意识到我这乡下老哥过得不错，甚至跻身富人行列了。
每次唐恩抱着卡拉·琳内过来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儿就会对我伸出手。几乎整个下午我都在抱着她溜达，最后她终于在我肩上睡着了。看见她睡着，她爸过来接手。“我很惊讶，”他边说边给她裹好毯子，放在院里最大的那棵树的阴凉下，“没见过她那么喜欢别人。”
“万分荣幸。”我说完亲了亲她因长牙而红彤彤的脸颊。
我们追忆往昔，聊了很多，就是当事人觉得很有趣，局外人觉得特别无聊的那种。我滴酒未沾，所以当大伙儿转移到四英里外的尤里卡田庄时，我是指定司机人选，开着一辆燃油公司的尼桑豪豹帝货车，一边换挡一边找路。我有30年没开普通型汽车了，我醉醺醺的乘客们——加上卡车后斗里的六七个人，总共不下12个——每次我踩离合器，卡车突然往前的时候，都会大笑大叫。没人从后面摔出去倒是挺稀奇的。
餐饮服务人员在我们之前就到了，舞池四周已经摆好餐桌。这个舞池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地上那一大片抛光木地板，直到阿康捏了捏我的肩膀。
“满满的回忆，是吧，小弟？”
我想起第一次走上舞台，都快吓死了，还闻到了我腋下一波波蒸腾起来的汗味。而且后来，当我们演奏《谁让雨停下》时，爸妈跳着华尔兹翩然而至。
“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我说。
“我有啥不知道。”他说道。他拥抱了我，在我耳边又说了一遍：“我有啥不知道。”
中午在家吃午饭的大概有70人；到了7点，尤里卡田庄7号的人数翻了一倍。这地方真需要查尔斯·雅各布斯的魔术空调来代替一下天花板上那些懒洋洋的吊扇。我拿了一个哈洛特有的甜点——柠檬果冻，里面是星星点点的罐头水果——出去了。我走过大楼的拐角，拿着一把塑料勺子小口小口地吃。那个安全出口还在那儿，就是我第一次亲吻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的地方。我还记得她那天穿的皮草派克大衣如何把她完美的椭圆形脸庞勾画出来，记得她那草莓唇膏的滋味。
“感觉如何？”我问她。她回答说：“再来一次我就告诉你。”
“嘿，新来的。”有人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把我吓了一跳，“今晚想不想玩玩音乐？”
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昔日瘦削、长发的年轻人，那个把我招募进“镀玫瑰”去弹节奏吉他的人，现在已经地中海式秃顶，两侧发灰了，炫耀着从他系紧的裤带上垂下来的便便大腹。我盯着他看，手上装着果冻的纸碟子都耷拉下来了。
“诺姆？诺姆·欧文？”
他开怀大笑，嘴咧得我都能看见他嘴巴最里面的金牙了。我扔下果冻拥抱了他。他大笑着回抱了我。我们都说对方看上去不错，说真的是好久不见。我们当然缅怀了一下往日。诺姆说他把哈蒂·格里尔的肚子搞大了，然后就娶了她。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几年，离婚后有过一段恶语相向的阶段，后来决定冰释前嫌，做了朋友。他们的女儿丹妮丝，快40岁了，在韦斯特布鲁克有一家自己的美发沙龙。
“我现在自由又轻松，银行贷款也还清了。我和第二任妻子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我只跟你说啊，丹妮丝才是我最心疼的那个。哈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有了个儿子。”他凑近了些，冷笑着说，“进了监狱又出来了，一枪送他下地狱都嫌费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