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一江山五十周年的当天，我们就看见，在台湾一片冷漠，因为一江山已经被笼统打包，归诸于国民党不合时宜的历史废料。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对那七百二十个青年鞠一个躬，说一句追思的话。
同一天，共产党却大张旗鼓地纪念，大大小小的各界领导热闹聚集：「昨日上午，我市隆重集会，纪念解放一江山岛五十周年，共同追忆难忘的光辉历史，重温伟大的“一江山”精神，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改造和扩建工程开工。工程占地三百余亩，投资二点四五亿元。扩建工程以纪念解放一江山岛革命烈士为主题，扩大和延伸其城市景观，使之成为一个集历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市民休闲活动为一体的纪念性主题公园。」
参与过战役的老兵被簇拥着，缅怀当年光荣：「在前面的干部，伤亡最大，干部只剩下二排副排长一人，其余都牺牲或负伤了，但各种困难都吓不倒英勇顽强的指战员，我军从登陆开始只用 40多分钟，就占领了203、190高地等敌主要阵地，全歼守敌1000余名。终于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
五十年前一场血战，使将近五千个年轻人死在那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孤岛上。五十年之后，这一边是刻意地轻蔑淡忘，那一边是刻意地大吹大擂。对死者的哀悯和感恩？对杀戮的的反省和忏悔？对历史的诚实和谦卑？对未来的深思和警惕？
我只看见冷酷的政治盘算。
父亲的家乡
⊙ 龙应台
到湖南衡东县去扫墓之前，心中计划要做的，是坐在满山盛开的野杜鹃丛间，静静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亲。车马困顿到了乡下之后，杜鹃是开着，但是我没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个水塘，水塘四边是稻田和油菜，参差着美丽的红砖农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时黄牛从田埂经过，身影和红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轰轰其上。
水塘对面，建了一个药厂，听说是采用驴皮提炼胶质，胶质可以美容。药厂的厂房逐年扩展，愈建愈有规模，水塘里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红色，像肿胀蓄脓的猪肝。水面一层浓密黑色泡沫，卷起不明物质。田埂犹在，菜花灿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鸟尽兽绝、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边追逐公鸡，孕妇在农舍前织毛衣，男人在塘边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里，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阵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飘进来，是制药厂将驴皮渣成堆地摊开在公路上曝晒；剥下来的驴皮，即使绞成残渣，散发出来仍是尸体的气味。
「这是台商开的工厂吗？」我问。人们回答说「不是」时，我发现自己还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匆匆离开父亲的家乡，不忍回头。
然而我可以离开，那玩耍的孩子、编织梦想的孕妇、找水的农民，可以到哪里去？
自然会想起八十年代的台湾，那个滨海的小镇叫湾里。一年又一年，婴儿出生，却是无脑的婴儿。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是焚烧电缆所产生的戴奥辛，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毒化了整个社区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又以什么样的代价在进行交换呢？
一个小小的水塘，又算什么，如果和一条江比起来。浙江的鳌江，一江清澈的水，引来了成千的皮革工厂，造就了百万富翁和乡镇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过八万吨的工业污水，江水变成水质劣五类，所谓江，已经是一条江的尸体，就好像湖南原乡的水塘，已经是一个蓄脓的水泡。鳌江畔的「中国皮都」水头县政府开始每年编一千万元的预算治理水污染，专家说是杯水车薪，而同时，患肝癌、肝肿瘤的人多了。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孕妇肚里的小生命会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人去研究。像湾里一样，总要累积到无脑婴儿数量够大了，成人才会有破釜沈舟的觉悟。
一个水塘，为什么会化脓？一条江，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有人将自己经济的利益建筑在对社区、对环境、对后代人的掠夺和侵占的基础上。或许说，这是不得以的饮鸩止渴。但是，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容许，甚至鼓励了这种掠夺？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合理了饮鸩止渴的政策？决策者又是否了解饮鸩止渴的后果，准备了后果的承担？
或者说，有这么一种制度，层层迭迭，架构繁复而权责不清，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螺丝，拼命转动却不问为何而转。譬如一株巨大的树，每一根旁伸的枝干上都有人费尽力气在努力，但没有人知道下面主干有巨蚁侵蚀，已经腐蚀大半。
所谓公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栖息在同一株大树上，不得不关心下面那主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关心的结果可能是，大树轰然倒下时，还以为自己那一支照顾得葱绿可爱，挺有成就感。
罗素，一九二零
⊙ 龙应台
眼光敏锐、胸中有丘豁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隐藏在这个城市或国家表面下层的「骨骼」，像X光的照射。这种照射，反而是一辈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见的，因为他身在其中。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来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四十八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
他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的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
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可以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东西揉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但是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他已经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盘否定传统。「有机发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种必须和传统文化的主干体质兼容相辅，才可能开花结果。强行植入就不是「有机」发展，他已经排除了激进的全盘西化或苏化。
罗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没有预见后来的发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书」──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一九二二年的时空，距离「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开始建国的一九四九年还有二十七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四十四年；距离今天，还有八十三年。
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一九二二年的罗素，提醒中国不要步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后尘，不要走上「竭泽而渔」的进步死胡同。八十三年之后，我们所目睹、所参与、所热爱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它已经是一个巨型工地。制造业占它经济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说，全国皆工厂。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产业环境，使得罗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全球第二大军费开销国。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驱使之下，世界银行统计，大型水电工程的强行设置，已经造成一千六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其中一千万人被迫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
它已经加入了骄傲的文明「掠夺者」的行列。英文「金融日报」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的报导：每个月都有大约二十艘货柜巨轮从印度尼西亚驶往中国，满载木材，从原始森林违法砍下，送到中国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里的木质地板。一九九七年中国进口一百万立方米的木材，二零零二年进口数字已经是一千六百万立方米，而且每年急速增加。联合国的专家说，亚太区原来覆盖极广的珍贵原始森林仅剩百分之五，大多集中在印度尼西亚，但是在中国巨大的需求下，这最后的百分之五也难幸存了。
这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热切崇拜着进步和发展。
你不能不被罗素的眼光折服。
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 龙应台
1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 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嗄？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它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大陆，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