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湾地产事件中，人们怀疑政府图利特定财团；数码港事件，人们惊诧怎么资讯发展园区变成了房地产割据；你以为，这么大的利益输送疑案，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媒体跟踪追查，一定会有剑及履及的监察系统责任追究，在这些压力来到之前，政府本身一定会努力自清──不，它没事。贝沙湾的面海独栋小洋楼一户1000万美元。
小鸡
去看候选人论政。你以为，候选人会告诉市民，他将如何以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去监督政府某一个特定的部门。譬如社工背景的候选人可能锁定政府的社福政策；教育背景的可能要批判政府的教改蓝图；劳工出身的可能强调要为65万边缘劳工发声；关心文化的候选人可能扬言要追究政府的历史古迹保护政策；会计专业者可能鼓吹他要如何地检验政府预算，一毛钱也不让浪费。
这些，发生得很少。选举造势由单一的一件事定位：香港对北京的反应。2007普选不普选，六四平反不平反，一党专政不专政，要“保皇”还是要“倒董”，所有的党派其实都站在同一把北京刻定的尺上，量自己跟北京的距离。所谓选择的自由，就是选择如何在北京巨大的投影下有尊严地生活。
香港和台北的历史处境，何其相像。
然后评论家纷纷说，候选人或者政党完全没有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看不见政策，只看见政治。
是的，真的只有政治，没有政策。但是，这样的评论，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不对劲。这些人究竟在选什么？市长吗？特首吗？施政纲领，政策，是行政者要提出的，不是监督者。需要对人民交代他的经济政策、交通政策、福利政策、文化政策，而且每一项政策要被人民检验的，是董建华，不是立法会。
立法会只有监督权，没有行政权，因此要求议员候选人“提出政策”，是一种错置的期待。
然后你又发现，第一，在基本法第74条的紧箍下，香港立法会等于没有立法权；第二，它的监督权非常狭小；第三，有一半的议员不经直接选举，不直接代表民意。
也就是说，这么超级大的期待其实是投掷在一个超级小的物件上，好像围了一整圈人热切焦虑地注视一只跛足小鸡，要它叱咤而起，鹏飞万里。
你总算知道香港人为什么七一上街了。七一，就是一圈人围看跛族小鸡的放大仪式。
长毛
长年来抬棺材冲衙门、指着董建华鼻子怒骂的莽汉长毛进入了议会，使平淡无味的香港政治多了一点卡通式的幽默，好玩多了。一想到这江湖一怪将以他的“丐帮”气质去面对一群矜持有礼、优雅喝下午茶的“英国绅士”，很多人可能在吃吃偷笑。但是，背后隐藏的严酷你不能不想到。
台湾人可是上过课，吃足了苦头的，到现在还笑不出来。他们曾经拥护反对党派去拉倒独断滥权的当权者，曾经支持过火爆议员跳到议事桌上折麦克风、丢茶杯，也曾经期待过当权者本身进行改革。
人民确实争到很多从前不可想象的权利，但是在过程中，他们同时发现：反对党一旦得权，一样地独断滥权；火爆的批判者只会反对，不会论政，只懂得“破”，不懂得“立”，很快就被社会淘汰抛弃；而当权者主动改革？门儿都没有。
长毛当选，除了“倒董”的情绪之外，可以被解释为香港社会成熟的表现，它宽容异类，接受多元。然而接踵而来的考验，才是真的：“破”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长毛文化”如何从破”到立”？
梁国雄说，市民选他是要他“直斥权贵，而不是要他加入既无聊，又闷到呕的事务委员会、法案审议委员会”等等，因此他不会加入这些事务。
似乎长毛还没从选举的热切抽身开始思考：从梁山泊打入县府衙门或许需要勇猛，但是要在衙门案前坐下来做县官，需要的是什么？民主体制、公民社会倚赖的是喳喳呼呼的英雄气概，还是扎扎实实精审预算、研究法案的专业精神？无聊、“闷到呕”的事务深入，恐怕正是民主的精神所在吧。
凡是打着民主旗帜的反对者，越是受当权打压，越容易得到人民的精神支持，越是凸显出自己的道德光环。人民的支持和道德光环又往往使得这些民主派反对者自觉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对自己的正当性产生高度信心而忽略了一件事：有一天，当自己掌权时，他的能力、道德、担当，都不一定通得过考验。
民主党变成第三党，不见得是坏事。北京学会了让抹黑敌人的负面操作和讨好大众的正面宣传交错运用，在什么时间点让什么事情发生。上报，虽不光明，倒也是民主的手段。
民建联学会了用“安定求进步，和谐致繁荣”的逻辑来争取保守选民的靠近，而香港人民，虽然用脚去游行抗议，却用手去投下选票，告诉反对者：反对，不那么容易，路长着呢。
盆栽
在它自己认为重要的范围里，香港政府是个超效率的政府。如果你要创业，在中国需要经过12道手续，每一道手续需要41天，行政成本占GNP的14.5％。在香港，需要五道手续，每道手续11天，行政成本只占3.4％。这是492天跟55天的差别。
（新加坡需要七道手续，每道手续八天，行政成本占1.2％。）
香港的人民把守法守规矩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有时候到一个令人生厌的程度。在大商厦里若是逛累了想在没人的台阶上稍坐片刻，你试试看，不到片刻就会有人来教训你，这里不准坐，规定不准坐就是不准坐。
香港的历史将这个荒岛渔村提早纳入现代化的潮流，香港的地理使它不经选择也变成中国的视窗，台湾的转口，世界的东方明珠。政府基本清廉又有效率，人民的法治精神太多不是太少。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充分具备民主条件的社会，不但可能施行民主，而且施行优质的民主。可是呢──
冬青的种子，长大了就是冬青，矮矮做篱笆用。榕树的种子，长大了就是榕树，可是要看是大树还是盆景了。香港不是冬青种子，因为它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关键的地理位置；它是清清楚楚一粒榕树的种子。
可是种子被放进土盆里，正被当盆栽培养。
民主陷阱
⊙ 龙应台
近几年来华人世界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高度关注，但是关注的焦点总是激烈的政争和耸动的选举，静水流深的事情却很少人看见，譬如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台湾所通过的所谓「广电三法」。一个法案三读通过了，多么枯燥的新闻，然而，知道迈向民主法治的路有多崎岖、多昏暗，就会知道这是多么划时代、惊天动地的三个法：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的三读通过，意味着党、政、军三种国家权力彻底退出新闻媒体。
「三法」规定：政府、政党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民营广电事业，已经投资者，必须在两年内更正。政府、政党、党务人员、甚至公职人员都不得担任广电媒体董监事等职务。政府、政党捐赠成立的财团法人和受托人同样不得投资广电事业。党务、政务和民意代表的二等血亲、直系亲属若是投资广播、电视事业，在同一加媒体的持股不得超过总股数的百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将来广播电视的主管机关将脱离政府，不再由新闻局主管，而由地位独立超然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各政党依比例派代表组成。
这个法案的通过，非常尖锐地凸显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核心价值的最重大的差异。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大陆进入所谓「立法爆炸」时期。认识到社会转型的急促而法令规章之不足，中国大陆急速立法。在二十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修订了大约四百个法案，行政法规近千条，地方性法规近万条，行政规章有三万个。大量的立法，主要在追求国家管理的现代化，然而在一个最核心的现代领域里，法却又是空的──中国连「新闻法」都没有。面对两千三佰多家报纸，八千七百种杂志，无数的广播电台，只有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种种「规定」和「通知」，或者位阶很低的「管理条例」：
一九九零年，「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界定了报纸的管理权力级别。一九九四年，开始实施报纸年检制度；报纸每年都得登记。一九九五年，颁布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不合所谓「质量管理」标准的，可以撤销登记。二零零一年，新闻出版署发出文件要求「审读」工作「制度化」。「审读」，就是文字的检查。
林林总总的「规定」其实都属于一个性质：管控媒体。而维护媒体权利、保障人民知的权利、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的规定，一条也没有──当然，除了「宪法」三十五条，说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仅供参考的。
管理新闻法律位阶最高的是一个位阶很低的「条例」，一九九七年通过的「出版管理条例」。这个条例把多年的实际作为终于写成白纸黑字的法律：只有国家机关，以及同属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机构，譬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党报集团等等，才有办报的权利。也就是说，用法律条文正式宣告：新闻是党、政、军的喉舌。「解放日报」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社论一点儿也不奇怪，它毫不遮羞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还有比这更突兀的当代对比吗？台湾在二零零五年正式立法，规定党、政、军退出媒体，而二零零五年的中国大陆，媒体继续为党、政、军服务。不同的是，从前只是作为，现在经由「现代化」的驱使，不成文的作为变成成文的法条，有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文明外貌。
但是，如果广电三法代表台湾民主又往前进了一步，台湾的媒体是不是令人「额手称庆」呢？很多台湾人会苦笑。民主进程像乌龟爬树，上两步要倒退一步半。党、政、军退出媒体吗？「置入性行销」却从后门进入媒体。台湾的政府，大约每年花六亿人民币在媒体宣传上。「置入性」的意思是，政府想要「行销」的讯息，不只以广告的方式光明播出，还可以偷偷被写进戏里，让你不知不觉；还可以被当作「新闻」播出，而你以为是公正报导。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了新闻媒体。执政者，更以这样的手段，为自己取得曝光率、知名度，把国家的公资源累积成私人或私党的政治成本。政府，已经成为媒体的最大「客户」。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是，站在台湾的高平台上，你也无法放松，而且丝毫不觉自豪──民主的陷阱，何其多也。
十五岁的史观
⊙ 龙应台
十五岁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国瑞士国际学校上学，每天搭乘印着“德瑞学校”校名的专车上下学。德瑞学校的德语学生其实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奥地利、瑞士、德国。“今天又发生了。”进门他就说，放下了书包。
他说的是，德瑞校车和一辆英国学校的校车在半山上擦身而过。英国学生在车内一看见德瑞校车，就对着德瑞学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后就东歪西倒地大笑。
“那你们怎么反应？”我问他。
“同学们都很气啊。”他边脱球鞋边说，“可是也没办法。车子一下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车子一下就过去”，我知道少年们有群架要打了。在赤柱的足球场上，在淡水湾的沙滩上，孩子说，有些英国学生只要看见是讲德语的人，就会把手举起来，发出挑衅的喊叫。有些德语学生就会一边怒骂，“妈的，希特勒跟我有什么关系”，一边生气开始追逐。
“有一次，在麦当劳，”华飞说，两个英国学生，听见我和一个朋友说德语，就把手举起来，冲着我们喊“嗨希特勒”，我们就走过去，说，“你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呢？”
“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要打架，就赶快说‘对不起’。跑走了。”
“为什么，”晚餐卓上，我的少年问我，“都已经六十年了，历史好像还没有过去？”
那是2005年2月13日。星期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谈我们个别读到的文章。当天国际新闻有一个焦点：2月13日是德瑞斯登大轰炸六十周年，德国右翼分子将在德瑞斯登举行大游行，纪念被盟军炸死的亡魂，也企图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国是“被害者”的形象，以争取选票。德国政府则担忧右翼势力的崛起和扩张，步步为营的试图防堵。
1941年，英国空军有人建议，利用地毯式轰炸来摧毁德国的城镇，才能真正断折德国的战斗士气。这是一种“恐怖战”，在1942年正式成为对德作战策略。英美盟军用的是一种“雷暴火”攻击；飞机对准大城市抛下大量填满高燃度化学品的“火弹”。当城市陷入火海时，着火去上方温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层的冷空气快速侵入，人，便像油烟被抽风机吸入一样，被抽入火海。
1945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选中了，城内除了原有的六十五万人口之外，还有几十万难民的聚集。在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究竟是三万五千还是十万，历史学家到今天也说不清。
对德瑞斯登的轰炸是不是一种“战争罪行”呢？英美盟军是不是该受谴责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没有权利为自己受难的亲人哀伤或愤怒呢？愤怒的对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国自己，还是丢下“火弹”的英美联军呢？如果是对自己，六十年的忏悔和自我鞭笞够不够呢？如果是英美，那么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人——苏联就有五十万人因德机轰炸而死，又该对谁愤怒呢？如果德瑞斯登的轰炸是一种罪行，那么广岛和长崎又怎么看呢？如全世界都要德国为历史赔偿赔罪，那么日本又以什么标准可以被容许不赔偿赔罪呢？
2月13日当天，德瑞斯注销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别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分子游行，要英美承认错误。左翼分子聚集，反制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历史怎么解释，决定了权力的去处，也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这一代变成了总统和总理的时候，”华飞说，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会怎么解释德瑞斯登呢？”
那可能是2040年，少年五十岁的时候。
冷酷的政治盘算
⊙ 龙应台
之一
十五岁的孩子在香港的德国瑞士国际学校上学，每天搭乘印着「德瑞学校」校名的专车上下学。德瑞学校的德语学生其实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奥地利、瑞士、德国。「今天又发生了。」一进门他就说，放下了书包。
他说的是，德瑞校车和一辆英国学校的校车在半山上擦身而过。英国学生在车内一看见德瑞校车，就全体高举起右手，对着德瑞学生大喊：「嗨，希特勒！」然后就东歪西倒地大笑。
「那你们怎么反应？」我问他。
「同学都很气啊。」他边脱球鞋边说，「可是也没办法。车子一下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车子一下就过去」，我知道，少年们有群架要打了。在赤柱的足球场上，在浅水湾的沙滩上，孩子说，有些英国学生只要看见是讲德语的人，就会把手举起来，发出挑衅的喊叫。有些德国学生就会一边怒骂，「妈的，希特勒跟我有什么关系」，一边生气开始追逐。
「有一次，在麦当劳，」华飞说，「两个英国学生，听见我和一个朋友说德语，就把手举起来，冲着我们喊『嗨希特勒』。我们就走过去，说，『你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呢？」
「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要打架，就赶快说『对不起』。跑走了。」
「为什么，」晚餐桌上，我的少年问我，「都已经六十年了，历史好像还没有过去？」
那是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谈我们个别读到的文章。当天国际新闻有一个焦点：二月十三日是德瑞斯登大轰炸六十周年，德国右翼份子将在德瑞斯登举行大游行，纪念被盟军炸死的亡魂，也企图利用古城的悲情，塑造德国是「被害者」的形象，以争取选票。德国政府则担忧右翼势力的崛起和扩张，步步为营地试图防堵。
一九四一年，英国空军有人建议，要用地毯式轰炸来摧毁德国的城镇，才能真正断折德国的战斗士气。这是一种「恐怖战」，在一九四二年正式成为对德作战策略。英美盟军用的是一种「暴雷火」攻击；飞机对准大城市抛下大量填满高燃度化学品的「火弹」。当城市陷入火海时，着火区上方温度快速升高，而地面层的冷空气迅速侵入，人，便被火海卷入。
一九四五年，文化古城德瑞斯登被选中了，城内除了原有的六十五万人口之外，还有几十万难民的聚集。在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究竟是三万五千还是十万人，历史学家到今天也说不清。
对德瑞斯登的轰炸屠杀，是不是一种「战争罪行」呢？英美盟军是不是该受谴责呢？德瑞斯登的市民，有没有权利为自己受难的亲人哀伤或愤怒呢？愤怒的对象，是始作俑者的德国自己，还是丢下「火弹」的英美联军呢？如果是对自己，六十年的忏悔和自我鞭笞够不够呢？如果是英美，那么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人──苏联就有五十万人因德机轰炸而死，又该对谁愤怒？如果德瑞斯登的轰炸是一种罪行，那么广岛和长崎要怎么看呢？如果全世界都要德国为历史赔偿赔罪，那么日本又以什么标准可以被容许不赔偿赔罪呢？
二月十三日当天，德瑞斯注销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别上了白玫瑰，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份子游行，要英美承认错误。左翼份子聚集，反制右翼份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群，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历史怎么解释，决定了权力的去处，也决定了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们这一代变成总统和总理的时候，」华飞说，一口咬下脆脆的春卷，「不知道会怎么解释德瑞斯登。」
那可能是二零四五年，少年五十五岁的时候；但我已经看见，历史仍没完。
之二
德瑞斯登大轰炸五十周年纪念的当天，德瑞斯登的男女老少胸前别上一朵白玫瑰，缓步来到广场上。当年的「敌国」── 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派出了他们的大使，来纪念这个黑暗的日子。幽幽的铜管乐声响起，有人流下了眼泪。矗立在古城中心的圣母教堂，一砖一石地重建完成，在严寒的夜里亮起美丽的灯火。伦敦送来一件珍贵的礼物：一个十字架，用中世纪的钉子打成。十字架来自另一个教堂──一九四零年被德军轰炸成废墟的英国 Coventry教堂。
两边的人开始对话。当年坐在飞机里往下丢炸弹的英国兵说，他就是负责丢炸弹，专心丢炸弹，丢完任务就完成了，没想到，一回去，丘吉尔就说，轰炸平民是不应该的，这种指责，持续了六十年。当年在地面上躲避战火而幸存的德国人说，他的家人被炸死；尸体烧焦的刺鼻气味到今天还在他的鼻孔里。两个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声音分外苍老。
欧洲的二零零五年，可不寻常。从去年的诺曼底登陆纪念，到德瑞斯登大轰炸，紧接着是五月八日，德国投降、欧战结束的日子。六十年是个难得的整数，欧洲人停下脚步，细细盘点自己的历史。
二零零五年对亚洲人而言，又何尝寻常？四月十七日，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一百一十周年。八月十五日，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六十周年。八月三十日，英国军舰来到香港，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回归中国。哪一个日子不蕴含着千丝万缕的哀伤和愤怒、悲情和羞辱、傲慢和偏见？当日本人在八月六日和九日为广岛和长崎的六十周年哀悼时，中国人应该愤懑还是同情？当八月十五日来到时，中国人又是否有能力，除了过度简单的反日情绪之外，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深处？香港人如何解释这一天自己的历史处境？台湾人，在身份错乱的悲情里，又厘清了多少层历史的谎言？
我不抱什么期望。我不认为中国人对历史够在乎，够诚实，够气魄，因为，不必等到四月十七或八月十五，看看一月二十就知道。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一江山战役五十周年。一江山是浙江外海大陈列岛中的一个一点五平方公里大小的岛。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首次以陆海空「三栖」作战方式，派七千名兵力展开全面攻击，而国民政府的岛上守军只有七百二十名。在历时六十一小时十二分钟狂烈的战火之后，四千多名中共的官兵战死，七百二十名国军官兵全部阵亡── 数字，当然是政府说的。指挥官王生明和大陈长官最后的通讯是：「现在敌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里有一颗给我自己的手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