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彷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钮扣店、拉炼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炼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炼，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型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一个警察的背后
⊙ 龙应台
本来想悄悄去广州，不惊动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专心地，用行脚去感受广州的老城氛围。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反倒变成一个华人世界举世皆知的事件。几天来，温暖的关心电话和邮件从美国、欧洲、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各个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断进来，倒叫我觉得惭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伤」得更重，以担得起朋友和读者的爱惜。
我开始回想那个关键的时刻：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
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但它是不是「广州特色」呢？
事情发生了之后，集体的「口述历史」就打开了。一桌五个广州市民，四个人有被偷被抢的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多次，先讲亲身经历：被摩托车撞，被小刀割，人怎么欺身而上，怎么抢了就跑……然后再叙述发生在亲友身上的：两岁的孩子的妈，护着包，以致于整只手被砍断。愈讲，恐怖的细节愈多，我听得两眼发直，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贺。
回到香港，香港人说，唉呀唉呀，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跑去广州？广州啊，我们男人都要成群结队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陆人说，怎么你还没学到呢？在这边，背包背在后面，一过边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边奔波于银行和移民局之间，一面读到广州官员的反应。省政协委员以「龙应台遭窃」案询问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对于治安有何对策，梁国聚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十三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
公安厅长的谈话倒是坦率，于是我开始算，照厅长这么说，在广东省，每一个警察要服务846个市民。台北总共有7702个警察，也就是每一个警察要照顾 341个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个警察，一个警察服务207个港人。柏林的一个警察只要管好130个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资，香港的警察工资会是广东和台北警察的好几倍。
以这样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来看，梁国聚的自我辩护不算错。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后的制度之间，不论是管理结构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说，那846个人是否真正得到那「一个」警察的服务？虽然警力微薄，警察的办案效率，服务品质，以及廉洁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来如何？有人做过比较和追踪，做过查核和监督吗？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如果没有绩效的查核和纪律的监督，那么表面上所谓治安问题可能根本就不仅只是治安问题，而是整体的政府管理问题。如果警察的制度和社会的现实发展根本脱钩，譬如说，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警力之于它如杯水车薪或牛头不对马嘴，那么所谓政府的整体管理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真正的症结就可能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在政权政体，而不在管理，不在效率不效率那个简单的层次了。
我收到很多大陆读者的来信，譬如这一封：
看到您被窃的新闻,身为大陆人除了感到丢人和羞耻、向您表示歉意和慰问. 同时也为您感到“庆幸”,还好遭窃是在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不能想象，如果发现被窃,按您的性格你会怎么做,而那样的话,您也许会遭围殴,更可怕的是深圳和广州有一群砍手党,我可不想这么恐怖的事发生在您身上。
其实，被窃的“待遇”我们都“享受”过，您遭遇的是许多大陆中国人都遭遇过的事，我家最后一辆自行车距今正好被偷一周年，从此不再买车，而自从我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偷3500元（他带着钱去医院开白内障，交费时才发现医疗费全没了），我乘车时，总是睁大双眼；自从有一天，在街上走，忽然发现自己的口袋里伸着别人的手（我回身看到的是一张新疆小姑娘的脸），现在我走在街上，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非常紧张。
我知道您不喜欢做“贵宾”，可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大陆人，必须小心小心又小心！记住这里是中国大陆，不是香港，不是台湾，更不是德国！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那样温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时又把问题看得那样冷透，令人不安。
走过的路
⊙ 龙应台
西安的学童为欢迎连战表演朗诵剧「连爷爷您回来了」，夸张的手势、做作的音调、不属于天真儿童的戏剧化的台词，在台湾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消遣大宗，茶余饭后揶揄讽刺的笑柄。也有许多人，批评这些有「政治立场」的成人们对无辜的西安孩子们尖酸刻薄，不厚道。
我相信，不赞成对西安孩子嘲笑的人，不见得就欣赏那极尽夸张、充满成人意志的表演风格，而可能，他们和我一样，还深深记得台湾人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一九七二年，我二十岁，大学二年级。蒋介石又要连任总统了。为了营造「全国拥戴、万众一心」的气氛，政府举行大学生朗诵比赛。于是有文采的学生写诗，懂音乐的学生配乐，国语标准、声音优美的学生朗诵；于是每一所大学，有文采、懂音乐、有表演天分、声音优美的学生都走到一块儿去了，用最大的热情，集体创作，主题是歌颂领袖的伟大、民族的伟大。
我当然是那个「国语标准、声音优美」的大学女生，负责朗诵。正经的课，莎士比亚或是修辞学或是西洋文化史，可以不上，但是朗诵的彩排，比什么都重要。比赛前的几个夜晚，我们通宵工作。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你是那渊远流长的长江，带着我们航行远方；你是那茫茫河汉的星座，照亮我们迷蒙的岐路，领袖啊……」
领袖、长江、黄河、长城、龙的子孙……想象这样的词，配上气势滂薄的交响乐，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朗诵，还有，「领袖啊」，要配上激越的手势、虔诚的表情、流动灵转的眼神。我们这个队好像得了第二名，感动了很多台下的人，带着荣耀回到学校。
印象深刻的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日日夜夜的创意工作中所产生的同志感，夜半走在月光斑驳的凤凰树阴里，觉得天地无声、人生有梦，宇宙一片纯净。浑然不知这「领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在同一个青春浪漫的时刻里，同一个大学的学生正被逮捕、被讯问、被监禁、因为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正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们的手势夸张，我们的音调做作，我们的朗诵词充满了世故的成人的意志，但是我们的感情真挚，我们的信仰诚恳，我们的的动机纯洁，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坐在台下看我们演出的更多的人，眼里含着感动的泪光。
我问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的人，是否也做过这样的朗诵演出。
答案让我吓一跳。有的。一样夸张的手势、做作的音调、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动情演出。只不过，内容不再是对「领袖」的歌颂，而换成了，譬如说，余光中的「鹅銮鼻」：
我站在巍巍的灯塔尖顶，
俯临着一片蓝色的苍茫。
我在的面前无尽地翻滚，
整个太平洋汹涌的波浪。
一万匹飘着白鬣的蓝马，
呼啸着，疾奔过我的脚下，
这匹衔着那匹的尾巴，
直奔向冥冥，寞寞的天涯……
蓦然，看，一片光从我的脚下，
旋向四方，水面轰地照亮；
一声欢呼，所有的海客与舟子，
所有鱼龙，都欣然向台湾仰望。
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九七二年我的柏克莱教授从铁栏杆外看着二十岁的我们在操场上穿着军训制服踢正步、操步枪、立正唱国歌、喊爱国口号时，他眼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怜悯。我看出了他的眼神，惊讶于他的表达，但是那怜悯究竟代表了什么，好端端的我们为什么激起他的怜悯，要到数年后我离开了那个踢正步的操场、那个夸张朗诵的舞台、那个宣扬「爱国」和「伟大」的语境之后，我，才明白了他怜悯的含意。
对于在成人意志下起舞的孩子，他流露的是哀矜，是怜悯，不是自觉高尚的轻视，不是轻浮傲慢的讪笑。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 龙应台
1.「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型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3.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