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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人喝采
⊙ 龙应台
从湾仔到中环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气候史上据说是一百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温，加上挥发不去的热带湿气，使得这一天的香港像一个没有排气孔的红火腾腾大蒸笼。人在街上走着，棉衫湿搭搭黏在身上，汗水咸咸流进眼睛，毛发在蒸发冒气，额头发昏，两颊发烫。
人们是有备而来的：白色上衣，短裤，球鞋，颈间一条毛巾擦汗，背上一个背包装水。做父亲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亲的推着婴儿车。最多的，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脸庞还有年轻人线条分明的棱角，眼里却透着一种笃定和安静。香港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这个岛城的香港人在同一个时刻全走出了家门，走到了街上，让你看见。
人潮像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像一湾沉沉郁郁的火山岩浆，缓缓流动。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钟，道旁景观一变。红红绿绿的招牌──「西贡汤河」、「宗亲总会」、「气功推拿」、「美心西饼」……突然变成现代摩天高楼──太古广场、力宝大楼、中国银行、汇丰银行、长江集团中心、万国宝通银行，而这七一行走的终点，是政府总部。四公里路，从充满底层市民生活色彩的湾仔，经过象征资本主义和强势全球化运作的中环，到突起在山冈上往下俯视的、代表统治权力的政府，我发现，啊，这条游行路线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宣言吗？
香港人的「冷」
我在罗马看过几万人反战的游行，在莫斯科看过数十万人要求民主的游行，在东柏林看过上百万人要求民主统一的游行，在北京看过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游行，在台北看过大选前大选后的造势和抗争集会，没有一个城市的集会游行像香港这样静，冷。
罗马的游行有嘉年华会的热闹；人们跟着热情的音乐节奏边跳舞边行走。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游行像台风来袭前刻的沉重抑郁，一触即发前的紧张凝聚。北京的八九游行有一种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传染似的同盟情感。台北的集会，在选前是热情澎湃，在选后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声汽笛和锅碗瓢盆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越，加以击鼓，加以敲乐，加以奋不顾身的吶喊狂号。
香港人，静静地坐地铁而来。地铁车厢中，从衣服、从背包上「董建华下台」的贴纸，看得出一车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静静地等候出发。队伍经过教堂，有人发送矿泉水，送的人不说什么话，接的人也不言谢。人们肩并肩走在街上，除了时不时几声「还政于民」的呼喊，却并不拉帮结派、交头接耳，不唱歌，不起哄，不喧哗；原来就互不相识，现在也不特别热络。各走各的，好像专心在办好一件事情。走到终点政府大楼前，也没有特别的激动。事情完成，转身去找冰果店，然后坐地铁回家。地铁车厢中，满满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静静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烛光集会，有人垂泪，有人默哀，但是没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说他「冷」吗？「冷」的人会在华东水灾时做那样热烈的人道捐款吗？「冷」的人会在六四时那样认真执着地组织救援吗？「冷」的人会在台湾大地震时那样慷慨地解囊付出吗？
「冷」的人会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下一语不发地埋头走完四公里路吗？
香港人表现得那么「冷」，其实心里有着巨大的热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宁是一种羞怯或者内敛。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为集体之不善于表露感情和殖民的历史有没有关系呢？
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认为是有的。
一个集体若是善于表达感情，通常是由于这个集体已经「练习」了很长的时间；集体内部所属的「分众」──经济阶层不同、利益和主张不同、文化养成和价值观不同、历史认同和信仰不同的种种小团体，经过长期的沟通或争吵、对峙或合作，已经彼此了解、相互影响，从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对话、相争和互动的模式，这时「分众」同时成为有共性的「大众」，也就是一个懂得如何表达感情的集体。譬如台湾人脸红脖子粗的激昂争吵，看起来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冲动，其实团体和团体之间非常清楚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动作、什么样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动什么样的群体。因为有长期而密切的互动，台湾人逐渐变成一个很善于表意的集体。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菁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菁英和街市里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陂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着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
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以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里当作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沈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香港人作为集体所流露出来的羞怯和内敛，其实反映了他的历史路程。带这这样的理解来看，此刻正在发生的游行，就有它石破天惊的深层意义了。北京或许不会「还政于民」，零七零八年或许不会有普选；特区政府或许仍旧短视而无能，商人或许仍旧强势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间社会会发生不可回头的质变：它一向彼此疏离的「分众」小团体透过持续的抗争或协商，会逐渐地认识彼此，摸索出一套对话、相争、互动的模式，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一个雏形：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政治团体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团体的参与──性工作者团体、工人团体、妇运团体、外籍劳工团体、反财团垄断团体、宗教团体、文化保护团体、环境生态团体。。。向北京要求权利的政治诉求固然是主要的共同的大旗，但是在组织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香港人的权利自主意识会逐年加强，另一个是，各个「分众」小团体从不断的摩擦和接触中学习到协商和对话的民主操作技术，从密集的来往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和信任。这两个「副作用」其实正是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意义极其重大。
从这个角度思索，那么七一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爱国论」和「养狗论」使人们看清了自己今日的历史处境；封咪事件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什么；普选权被剥夺使人们明白自己应该坚持的又是什么；「核心价值」的提出以及所引发的辩论是任何一个公民社会躲不掉的灵魂探索；刘千石和司徒华的路线分歧凸显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辩论的必要；「六四」集会的八万人彰显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场……
而今年的七一，没有去年二十三条的刺痛，北京又不断在接近七一的日子里讲动听的话；「希望香港阳光更灿烂」，碰碰酒杯，拍拍手，对准镜头笑一笑。但是五十万香港人证明给世界看的是：他并不依赖外面的刺激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棍子不能吓他，胡萝卜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万人，与其说是香港人想告诉北京「我要什么」，不如说是香港人终于用最明确不移的语言，自己告诉了自己：「我是什么！」香港人或许还没有充分的论述和深掘的史观来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们，即使一言不发，从心底浮起的每一吋骄傲和感动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每一个脚步都在证实自己和这个岛城的命运同体。这不是一九九七年来第一回，这是一百六十五年来第一回。
从「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队伍稍顿了一下，我刚好站在一条白色的大横幅下面，转过身来读横幅上的大字：「香港无民主，统一没希望」。几个中学生自我身边走过，队伍又动了。这是皇后大道中。
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进入轩尼诗道，转皇后大道中，到政府总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却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惊的起点；维多利亚女皇早已不再，轩尼诗总督还要纪念几年？所以，董先生，为什么不把这四公里改名为「民主大道」？
别把蚕丝当铁丝——我看马英九访港被拒
⊙ 龙应台
邀请马英九市长来港大演讲，我是「当事人」，「当事人」不能兼评论者，因此我自己取消了自己「凶悍」评论的权利，这篇文章仅只是一个「当事人」的感触。
我在港大设计了一个论坛，取名「思索香港」，英文是「Rethinking Hong Kong」；为什么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
因为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国殖民之后，香港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定位。因为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之后，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认同。因为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趋势里，香港需要寻找自己地位的独特之处，加以发挥。因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中，城市的主体性被突出而国家的界线变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运用自己的城市优势。
在这样的思维下，「思索香港」论坛的第一讲是龙应台的演讲：「香港，你往哪里去？」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坦诚地、全面地，当然也是偏颇地，提出我对香港文化与政府的批评。第二场则邀请了广州、台北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编面对面讨论「华文报纸的文化承担」，就三个华人城市不同的历史发展和经济、文化条件，交错视野，放眼看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前景。
马英九的演讲，是「思索香港」的第三场。「从台北看华人城市的兴起」是他自己订的题目，意图从台北的文化发展轨迹来眺望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吉隆坡等等城市的交流和结盟可能。他准备谈在都市发展的同时如何求得古迹的保存，准备谈市政建设如何不忽略人文的关怀，准备谈文化在政治和官僚行政里应该占有什么地位。港大同仁甚至将香港西九龙的剪报数据传真给他，以便他更深刻地了解香港本身正在关注的问题，他的演讲或许可以为香港带来最实际、最切身的参考价值。
平常发出的邀请信函，忙碌的香港人会迟迟回复；马英九的演讲邀请函一发出，回函抢着进来。人们生怕一迟就得不到位子。口耳相传，没收到邀请函的人纷纷来电话索位。空气里有一种期待。
所有，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回港府的决定。作为「思索香港」论坛的主其事者，我是不是也要像别的当事人一样，说一句外交辞令「深表遗憾」呢？
不只遗憾。我觉得心痛。马英九来不来香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从这件事情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得出香港政府的承担和格局在哪里，可以看得出北京处理两岸政策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在哪里。
如果「拒发签证」的决定是北京做的，它就很粗糙地暴露了港人治港是一个虚假的幌子，暴露了「一国两制」其实只有「一国」没有「两制」。如果媒体的揣测是正确的──马英九因为批评了「反分裂法」或者因为对陈水扁的「正名」运动不加挞伐而遭排拒，那就显出北京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和人心所思完全地盲目无知，鸿沟之深，令人骇异。
台湾人对中国的情绪里，因为每个族群历史处境的不同而混杂着从浅到深的多色调的情感，从强烈的爱恋认同到强烈的排斥敌视；再加上，民主的开放体制使得「尊重不同政见」已经被大多数台湾人接受为最高的道德价值，因此台湾人的「统」和「独」的立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不是任何一个斩钉截铁的简单陈述可以概括的。坚决「独」的人很可能深爱中国文化；主张「统」的人很可能强烈反共；支持陈水扁的人很可能非常具有国际观；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很可能极为乡土。爱马英九的人很可能痛恨国民党，痛恨陈水扁的人很可能支持民进党。「蓝」和「绿」里头掺了「黑」与「白」的认知以及对「红」的浓度。北京是否了解这个复杂的光谱，又是否严肃地估算过，拒发马英九签证，给台湾人送去什么样的讯息？它使台湾人更认识到北京的文明程度吗？
人心，是蚕丝和铁丝的交织揉合，政治的艺术就是一种细微的、体贴的、深刻的、抽丝剥茧的能力。北京的决策者不认识到这个基本原则，简单的眼中只看到铁丝，看不见蚕丝，但是把蚕丝当铁丝硬扭，在别人眼中简单就变成野蛮。两岸的前景，令人忧虑，令人悲伤。
如果拒发签证的决定是香港做的──很少人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它就暴露了香港决策者的短视和完全的缺乏担当。香港是什么？它是整个中国地区里最具国际经验、最了解人权和法治、最自由也最崇尚自由的城市。香港政府中有多少人在伦敦读过学位？多少人是法律系毕业的？这些菁英，难道会不了解，香港如果不努力维持自己的国际观，自己的法治基础，自己的人权价值，自己的言论自由和决策自由，也就是说，一个相对自主的「香港空间」，很快地，香港就成为华南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所有历史为它累积的优势，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这些菁英，难道会不了解，香港的优势之一，正是它实体的地理位置，介于两岸之间；也在于它的抽象历史位置，它比北京更熟悉现代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运作，又比台北更熟悉中国的体制和习性，因此它可以在僵持的、敌对的、互不了解的北京和台北之间，发挥一个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的任务？
对两岸关系做出和平的贡献，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地位可以发挥，这些政府菁英难道都看不见？促进两岸的深度理解，香港应该做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惰官僚思维，更不是对北京决策者的立正站好唯唯诺诺，而是以香港的国际知识、以香港的公民社会素养，以香港的政治成熟水准，去对北京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协助北京做出比较圆熟的决策，为两岸窒息的沟通争取创造出一个宽阔的平台。香港人民不这么做，对不起华人世界。香港政府不这么做，对不起香港人民。
我真的不在乎马英九来不来香港，但是真的在乎，蚕丝被当作铁丝砸碎。
黑色玻璃罩
⊙ 龙应台
在香港住得愈久，愈是能体会什么叫做「有自由，但没有民主」。
经济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传统允许全面的贸易自由，进出口一般商品不收关税。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市场自动调节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没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在这里自由地进进出出。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平等竞争；只要合法开业，任何银行可以在这里从事任何境内境外的金融活动。
货品、外汇、黄金以及人员的自由进出，造就了香港的繁荣。自由港的多元、开放，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也使得外人对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当然地，就被解释为：政府很小，民间很大。
带着这种过度简单的对「自由」的想象，来到香港，住下来，东看看，西看看；没几个月，大大吃了一惊。我看见的，却是另一个香港：民间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说，我看见一个地方叫「数码港」，在港岛美丽的海边。名称叫「数码」，想必是个为发展数码科技而开发的科学园区。但是与科技有关的办公大楼只有一小块，房地产建筑却是一大块，而且地产买卖的广告巨大无比，看房子的买客络绎不绝，数码大楼那儿却空荡荡的，鸟儿飞到地面来抢啄掉下的面包屑。怎么回事？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原来政府口口声声说这块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没想到却把大部分批给了一个特定商人，变成那个商人的昂贵地产。当然一切都看起来合法，我就笨笨地追问：奇怪啊，那么记者怎么不去做跟踪调查报导？政府的监察系统为什么不去查明责任？议员为什么不去调出所有的财务报表，为什么不要求检阅所有的合约内容？你有太多团体可以监督政府啊。
每个香港人都给一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实最后又都汇到一个答案：要不到内部数据，政府不给就是不给。
我觉得纳闷：哪有那么强大的政府啊？
然后又发现九龙海边有块空地，「填海多出来的，」香港人说。四十公顷地，最灿烂的海景。政府已经决定要在那里建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然后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将全部罩起来。咦，我说，政府又怎么知道香港需要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政府又凭什么敢决定建一个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钱维护的巨无霸大屋檐？政府怎么知道那么多，敢做那么多啊？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马英九来演讲，港府发给他的两个幕僚签证，但是不给马英九签证，整个华人世界为之哗然。新闻事件通常只有一两天的热度，第三天就像脏的洗碗水一样咕噜旋转着消失在水槽出口，但是马英九的消息闹到第八天，还继续发酵。媒体对港府的抨击持续猛烈。
同样的事情在台湾，马英九或陈水扁会被媒体「堵」到不行。人们会不断地看见市长或总统在电视屏幕上，被成堆的麦克风粗鲁地压近脸庞，尴尬地或不情愿地，被迫对媒体做出解释，对人民做出亲口的、不容闪避的「交代」。政府部门在议会或国会的压力下，早就将通话记录或者证件复印件交出，供民意代表检验政府官员是否说谎。决策过程早就在媒体和议会的「审问」下，一个一个环节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问题：究竟决策是谁在做，不发签证的理由为何，决策过程是什么，「一国两制」怎么「圆」这个事件，港台关系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伤害如何补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释。董建华，没有一次被记者「堵」到，没有一次发言，没有一个字的「交代」。整个社会，在猜测，猜测，猜测。没有人敢去质问特首，特首也不觉任何压力。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着政府，外面的人民垫起脚尖拼命想看见里面，焦急而不安；里面的官员就是不出来，安稳，傲慢，笃定。
于是我发现，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
栽培香港
⊙ 龙应台
如果你捡到一粒种子，像一颗花生那么小。它若是冬青灌木的种子，长大了就是一株矮矮冬青，让人们拿去做花园的篱笆。它若是乔木榕树的种子，长大了就是参天大树，让人们仰望。澎湖岛上有一株古榕，绿阴浓郁，面积大到可以覆盖一整个村子。
可是，榕树的种子如果不是掉进辽阔深厚的大地而是落入一只土盆，它就变成盆栽，可爱，放在桌上让人赏玩。
没事
因为“积极不干预”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太有名了，香港给外人的印象是，它有一个彻底放手的政府，民间的自由很大。这个印象再换算一下，就变成小政府，大民间的印象。
当你从里面看它，赫然发现：刚好相反。这个政府，好大。
它可以突然决定要花一亿港币去办一个海湾巨星汇演，说是要把被SARS（沙斯）吓跑的观光客吸回来。台北就“突然”不起来，因为这一亿元必须事先在前一年编列，而且得到议会审查通过才可能动支。
海湾巨星汇演的活动办得很差，花了天价请来国际演艺者而往往卖座不到四成；经费支用程序不清，账目不明，效率不彰，民众和媒体骂声不绝，批评不断，甚至立法会做了专案调查，举证无能和浪费。你以为负责官员非下台不可了──不，它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