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作者：龙应台
内容简介
记得“语境”这个词是从朱苏力那看来的，他谈的是法律的中国语境。这个词很高级，每次写论文想装X的时候，我就抬出这个词。和“国情”一样，都是货真价实的万金油，哪里都可以用上一点。在讨论中提到这个词时，我要么认为这个人是和事佬，谁也不想得罪，语境不同就是说谁都没错，洗洗睡吧。要么就是认为对方没有讨论的诚意，借语境不同，各走各的。
序文：烂泥巴里有人跪着造反
⊙ 王健壮
卡尔「冰点」这两个字本来是三浦绫子的代名词，是因为龙应台才让它跟李大同与卢跃刚这两个名字、跟中国媒体与政治这样的现实，产生了新的联结。但当龙应台向胡锦涛喊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那天，台湾媒体争相报导的却是「龙应台痛批老长官马英九」，争相追问的却是「国青团该不该出个像共青团那样的胡锦涛」，冰点、李大同、卢跃刚通通加起来也不如一个马英九；每个人祇听到「台北权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叹」，每个人都在遥望北京的背影自我泄欲。
二○○五年十月初的事：早上睡过头，匆忙从薄扶林大道香港大学宿舍赶到赤腊角机场时，原以为一定赶不上班机，没想到飞机误点，反而偷得浮生片刻闲。悠悠哉去机场书店逛了一圈，买了本书再走去机场「星巴克」的咖啡座，点了杯咖啡，随意翻读刚买来的书。
书是董桥的「甲申年纪事」。
每次看董桥文章，都会感叹自己患了贫血症，才、学、识、情样样贫血。医学上，贫血是小毛病，但才、学、识、情的贫血却像绝症，读再多书，写再多文章，就像吃再多补药一样，依然药石罔效。
看「甲申年纪事」时，亦复如是。从第一页小引里的一句话：「乱世文章可怒不可怨，宜悲不宜愁：怒则发愤，怨是小气，悲而能壮，愁必纤弱」开始，就一路感叹不已。
翻到书后面「龙应台看海的日子」那篇，本来无声的感叹竟不自觉化为沉重的一声叹气：「台湾的国民党已经吊着历史的尿袋坐在院子里打盹；执政民进党一味吞服台毒的春药遥望上海的背影自我泄欲；香港刚刚变成四九年十月之后头几年的大陆」，「这一刻，龙应台彷佛五十多年前流亡南下的读书人，香港彷佛亮着风灯的客栈…静夜里偶尔传来的几声咳嗽，撩起的也许是江南故人多病的惦挂；天亮后几个顽童喧闹的争吵，联想的也许是台北权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叹」，真是字字句句血肉丰沛啊。
董桥叫龙应台师妹，他这个师妹从台北辞官后就南飞落脚香江，「看海的日子」中董桥写的「望海的楼台」，就是龙应台这几年的栖息地：「沙湾径二十五号」；这是她写信的地址，专栏的名称，办沙龙的聚会所，有一天也许会成为一个代名词，文化地标的代名词。
巧的是，看董桥这本书之前三十几个小时，我就坐在沙湾径二十五号的客厅里。当天，主人邀请了二十多位客人，除了香港本地外，分从北京、广州、吉隆坡、新加坡、台北前来，大家围成一圈坐而论华文媒体的未来，十几个小时轮流不停地各言尔事也各述尔志。
我就是在这场被龙应台事后形容为「繁花乱插」的沙龙型聚会中，初识李大同与卢跃刚。
我对大陆媒体的「异议人士」一向有兴趣，对「中国青年报」里常搞「文字起义」的老牌异议人士李大同与卢跃刚，当然也略知一二；平常我虽然不习惯也不擅长沙龙式的坐而论道，但那次匆匆赶赴沙湾径，有很大的因素是想见见这两个「造反派」。
大同与跃刚造过很多次反，但他们造的最大的一次反，却是请龙应台写了一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刊登在他们主编的「中青报」招牌版面「冰点」上面。
当时连战与宋楚瑜刚结束大陆破冰之旅，两股台湾吹来的风吹得许多人熏熏然，大同他们想借风驶帆，左思右想便请了龙应台这位「知道限制并且能超越限制进行写作」的境外作家，跟他们一起搞文字起义。「我不是在向妳约稿，我是在邀请妳一起来推动历史进步」，这是卢跃刚向龙应台约稿时的台词，既甜蜜窝心，又自信气魄，难怪龙应台会欣然应命。二十四小时后，稿件就从望海楼台传到「冰点」办公室。这个曾经放火烧遍台湾的作家，第一次在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上粉墨登场，当起了台湾的代言人。
在沙湾径那场聚会中，有人问大同他们：「为什么想登、敢登龙应台的文章？」他们的回答是：「这是博弈！」
博弈？没错，他们用的确是「博弈理论」中的「博弈」这两个字。把冲突、谈判、妥协、角力，化为可计算的程序，再计算好各种可能的变化，以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赢得胜利，就是「博弈理论」。
其实，不用懂「博弈理论」是什么，大同与跃刚早就是博弈老手。他们过去写万言书向领导抗议，是博弈；拒绝刊登「典型宣传」，是博弈；用「大领导」的话骂「小领导」，也是博弈；请龙应台写文章，当然更是不折不扣的博弈。李大同说：「以前不可能博弈，但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跟当局下两步棋」；龙应台成了他们的棋子，一颗也许可以替中国困局杀出一条活路的棋子。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棋子下定位，龙应台文章在「冰点」刊出，大同他们赢了棋；但赢棋的滋味犹存，二○○六年元月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却下令「冰点」停刊，他们输了这盘棋──也许李大同他们不作此想，但城堡都被人夺去了，还不叫输棋？
元月二十四日那天晚上，我在报馆接到龙应台的电话：「『冰点』停刊了，我想写篇东西」，语气夹杂着沮丧与悲忿。隔天，她传来一篇三千多字的稿子；元月二十六日早上，「中国时报」Ａ５版上登着斗大的两行黑色标题字：「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左右两张照片，龙应台与胡锦涛各据一方。一个境外作家在境外媒体上直接与他对话，这大概是胡锦涛的平生第一次吧。
一如以往，龙应台的文章以燎原之势迅速烧遍全球华人知识圈；怎么封也封不住的网络到处散布这则文字起义的消息，海内外抗议声援的言论像煮沸的开水滚滚作响；短短二十天后，共青团中央下达命令：「冰点」复刊，但李大同与卢跃刚调职。城堡保住了，但堡主却换了人。
「冰点」复刊前，我的朋友杨渡，人在北京出差，他跟大同与跃刚见了几次面，有天他问到复刊的事，李大同很生气的回答：「有这么随便吗？他们要停就停，要复刊就复刊，这不是欺负人？我们先去海南岛晒几天太阳回来后再说」；问他们「复刊后会不会被调职？」回答是：「不会，不可能的事。这次博弈他们输了，输得很难看啊！」
又是博弈！共青团中央史无前例收回成命，团中央博弈输了；李大同与卢跃刚被剥夺兵权，放逐到研究所当闲差，好像也博输了；龙应台呢？「冰点」复刊是否跟她开第一枪起义有直接关系？国家最高领导人有没有看过她的文章？无从查考；但不问不查也知道，「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言而动天下，一文而变决策，她当然是这场博弈的赢家。
杨照曾以台语的「憨胆」形容野火时期的龙应台，传神至极；她自己也说写「野火」时「是带着一股『气』去写的，一股跟你周旋到底的气」。现在的龙应台虽然仍不失憨胆本色，却多了几分世事洞明的博弈技巧。
龙式风格的书写策略，独步江湖，很难找到罩门，但稍稍用点心的人，却不难洞穿她细缝密织的策略防护网，从她的字里行间，隐约可以感觉到她的压抑、修饰甚至是掩饰；很显然她还有「气」，但她不想象其他人那样的气急败坏──换种说法吧，她不想象别人那么的不文明，那么的没有教养：谁听过她骂人带过脏字？
她选择写公开信给胡锦涛声援「冰点」，选择用「文明」这个既抽象又通俗、既高调又低调的名词来当她的攻击武器，这就是她的书写策略，也是她的博弈策略。
她跑到「冰点」上放野火，是个偶然；火烧到跟她一起搞文字起义的革命伙伴身上，她要以火灭火，却是个必然：「我们自己是从那种烂泥巴的博弈环境里走过来的」，「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对中国大陆的『气』那么容易就凉了？是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和承担不够吧？这让我很惭愧」，这是她当初答应替「冰点」写稿的原因，当然也应该是她决定从境外驰援「冰点」的原因。
的确，台湾有许多像龙应台这样年纪的人是从烂泥巴里爬过来的；烂泥巴里藏着警总、文工会、总政战部、新闻局、戒严令与出版法，处处荆棘，遍地诡雷，不伤不死者几希。有过这样经验的人，一旦看见或听闻有人在烂泥巴里「跪着造反」（卢跃刚的话），怎能别过脸转过身，不闻不问不伸手？
中国的今天也许并不全然是台湾的昨天，但中国现在的「全能主义」（totalism，邹谠教授创造的名词）不再那么全能，「高度一体化的整体」逐渐松动，「国家占领社会的空间」日益缩小，却的确有点像昨天的台湾：缓慢的降压，逐步的向民主过渡。对媒体，对李大同、卢跃刚这样的记者，这是变局的序曲，冰裂的第一声。
然而，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乐观的人肯定有，我不悲观，但有所保留。更何况，政治的魔鬼不死，祇是换了一张面具；台湾现在还跪着造反的人虽然没了，站着造反的人也偶而有之，但让人骇异的是，怎么竟然还处处看得到跪着请安的人？向换了面具的政治魔鬼跪安，也向戴着笑铁面的商业魔鬼跪安。
中国要这样的台湾的今天吗？或者说中国在复制台湾的同时又可以不变成这样的台湾的今天吗？
对许多人来说，「冰点」这两个字本来是三浦绫子的代名词，是因为龙应台才让它跟李大同与卢跃刚这两个名字、跟中国媒体与政治这样的现实，产生了新的联结。但当龙应台向胡锦涛喊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那天，台湾媒体争相报导的却是「龙应台痛批老长官马英九」，争相追问的却是「国青团该不该出个像共青团那样的胡锦涛」，冰点、李大同、卢跃刚通通加起来也不如一个马英九；每个人祇听到「台北权力走廊上打碎酒杯的喟叹」，每个人都在遥望北京的背影自我泄欲。
如果等待的结果是这样的台湾的今天，我相信李大同与卢跃刚大概会摇摇头：「我们还是跪着造反吧！」
蒲公英的欢乐和悲伤
◎文／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知道台湾人所说的 「五年级」、「六年级」是什么意思。我也好晚才明白，出生于公元一九五三年，即民国四十二年的我，和龙应台同为「四年级生」。
许多年，同代人互不相干。民国五十二年，龙应台是屏东乡下的小学生，在渔村可以望见大海。海那边，有个小岛叫南麂。一九六三年，岛上有一名暑期前来看望解放军父亲的小学生钱钢。一天，尖厉的警报声响起，台湾空军RF-101战机（我们喊它「妖洞妖」）突然临空，枪炮大作，我在山路上仓皇奔跑，哨兵大喊：「卧倒！」「卧倒！」
海，制造过一代人的心惊，区隔出迥异的人生。终于有一天，带着无数的歧义和谜团他们相遇，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瞬间迸发。一九九三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近郊「空堡」（Krongburg）镇我第一次见到龙应台，她对小儿子说：「飞飞，这是北京来的钱叔叔。」我好奇她的发音，「叔叔」作「上声」即第三声。
哦，台湾，我想。
龙应台的名字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即大陆版《野火集》）在我们这岸「登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然而细梳那些年的经历，我想起当时对我们震动更大的台湾文字，却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是一个盛行「宏大叙事」的年代，我们怀着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面改造中国的弘愿，急迫地渴望制度巨变和文化颠覆。龙应台的文字让许多大陆人怦然心动，但也就在同时，电视片《河殇》对「黄色文明」的清算和对「蓝色文明」的期盼正倾倒万千青年。八十年代台湾的「野火」，在激荡的八十年代大陆，算不上炽烈。
跨过深深的断层，走到九十年代。六四后的低谷期，一切推倒重来。我筹办《三联生活周刊》，参与了传媒商业化（也是「海外资本进入中国传媒」）的最早尝试，也因此有机会去德国考察。说来丢人，最初联络龙应台，竟是为了麻烦她帮忙订回程机票（见识不广的我们，偶到国外，就是这样局促）。龙应台对我的帮助，就从我数马克、取机票开始。
回想她对中国传媒十多年热忱参与和无私援助的那个起始点，竟全是琐碎的细节。记不得在最初的交流中她对我谈过「警总」、「党外」，也记不得她说起过「新闻自由」、「第四权」。到达她居住的小镇，先是随她到镇图书馆给儿子借书（一个小学生能看好重好重一口袋书呀，我惊讶），然后是看她给四个孩子做晚饭（有两个邻居孩子要例行共进）。餐后，招呼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带来牙刷睡衣例行共眠）。一切就绪后，本是她彻夜写作的时间。她斟了两杯红酒，抱来一大堆《明镜》和《明星》，应我的要求，给我讲解德国传媒。
从杂志编辑部构成、栏目设置、封面故事、公众来信到定价和广告，龙应台不厌其详。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她开车送孩子上幼儿园、上学，而后要赶去外地开会。我请求和她同行，在半日车程的列车上继续交流。
有时，最鲜活的记忆，是印象而非实事，是气息而非逻辑。对我来说，那次「访龙」，对我这十多年摸爬滚打投身中国新闻变革有莫大的意义。「空堡」之行，更多的，是收获了一种状态：沉静，耐心，不懈。我得到种子。我看到西方民主曾有过的漫长而崎岖的历程（龙应台常建议到法兰克福的大陆朋友，去圣保罗教堂看看，那里是普鲁士议会政治策源地的遗址）；从「空堡」小镇看到民间小区的一角、看到教育和文化；当然我还看到这「活龙活现」的个人。我十分敏感两岸同代人的差异，所以对龙应台的视野、她待人接物的举止、她在「妈妈/作家」双重角色中表现的活力印象深刻。
就这样龙应台出现了。她站在我们身旁，用温暖的目光为中国传媒加油，加入我们的群落，和我们一同生长。这是日复一日的涓滴汇聚，一厘一毫的缓慢推进，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一九九八年，我主《南方周末》笔政，不到一年，就有十余篇「龙文」在我们的报纸刊出。她谈电影，谈文学，谈环境，谈国际事务，一个核心是，谈文明。她的文章，成为那一时期《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她甚至还曾来到广州，亲眼目睹我在报社夜班看大样，看我抓挠头皮，和宣传官苦苦周旋。
当我不再是《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她也不再是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感谢上苍！我们竟然又成为香港大学的同事。「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一位位访问学人--来自中国传媒的优秀记者、编辑们，成为她的新朋友。他们在龙应台的家中看大海的豪雨白浪，沿九重葛怒放的小径一同行山。朋友们尊敬她，却无须仰视。她善解人意，明了他人的处境，体谅历史的封闭给朋友造成的缺损--知识的，性格的。她更愿意倾听，对大陆的历史和现实充满探寻的兴味。她总是说：「你告诉我……」「请你解释……」「我还不明白……」。也就在这一遍遍的问询和信马由缰的交谈声里，她思绪飘飞。卸任政务官后的龙应台，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次次更遒劲的思想风暴。
近年她的文字，直刺现实，促人警醒；触摸历史的创痕，让我默默拭泪；对喧嚣的台湾，对混沌的大陆，以十分微妙而艰难的方式，深入不同的语境，两边发言。她有静水深流，娓娓诉说；也有剎那间迸射的闪电，一朝拍案。越来越多黄皮肤黑眼睛的「七年级生」、「八年级生」，被她磁性的声音吸引。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龙应台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替代的角色，成为三地传媒人和学者思想和情感的极其重要的纽带。二○○五年秋，在她香港的家中，举行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聚会。「两岸三地」数十位媒体总编辑促膝长谈热烈讨论：历史和现实，抗争与博弈，政治与资本，传媒的权利与质量……
我宁愿乐观地相信，恒久的，不是朋友们曾热烈讨论过的这些议题。五年、十年、二十年，一切都会过去。步换景移，尘埃将落，曾经滚烫的定将冷却，曾经的死结或将释解，今天的困局会被新的困局覆盖。但文化的基因将传递，思想的魅力将久久萦绕。
政治的门，有时会在一夜间轰然开启。文化却不会，文化原本就没有锁钥齐备的门。文化有的是，隔绝的雾幛，误解的浓云，遮蔽的雨帘，夜一般的漫漫习性。是的，文化的封闭和隔离，才是龙应台真正的强悍对手。让华人世界除缚破碍，走近大本大源，是她从「野火」一路行来从未熄灭的奋斗。
二○○五年底，我应邀到台湾访问，曾参加「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志工聚会，亲眼看见龙应台对一群正在用餐的志工们--教师、主妇、商人和前外交官，发表即兴演讲。这是我听过的最有趣最特别的一次演讲：面对满桌热腾腾的小火锅，她讲「把国际观引入台湾」。
有清晰精准的「人生设计」吗？我看她没有。一切如春来草青，自然发生。她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播种者，总想用锋利的犁头，去犁开人们的心灵。她弱小如蒲公英：世事如风，她时而轻舞，时而挣扎，时而疾走，时而又坠入荆棘。如一部大陆影片《巴山夜雨》的主题歌所唱：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
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
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
自由的心，带着她不止不息地飘荡、穿行和播撒。读尽炎凉，她不世故圆滑；屡经锤凿，未变得粗糙；她草根，却不草莽；深邃，却不玄奥；她不失天真，对大千世界，有所见有所不见，有所争有所不争。她常常孩提般欢乐，也常忧伤。她知道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不能被读者和听众的喝彩或是叫骂挟持，然而她有时即便能忍受充满敌意的箭簇，却无法承受误解误读的伤害，陷入深深的悲哀，去意徊惶。
但我知道，最大的慰藉--对她，也对我们的--就是：天地无垠。
真的，谁能挡得住，弹指间，天地越来越宽阔了。
辑一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今天这一课：品格
⊙ 龙应台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导，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十七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银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三十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