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杯，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十七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卯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虑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虑，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
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一千两百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小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拚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还算不算数？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
⊙ 龙应台
我们，华人世界
我们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
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的我们都有贫穷的童年记忆，少年时对于镇压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觉察，大学时开始对西方的开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时，却发现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为障碍，阻挡着我们对梦的追求。
我们的梦，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开；颟顸的专制者，下来；让公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我们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
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体制。
华人民主，行吗？
华人心底蠢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着相似的规则发展出民主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缘观念、凌驾法治的泛道德思维方式等等，与讲究社会契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轨？民主是不是会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会带来社会不安？或者，以华人的公民素质，有没有资格实行成熟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在所有华人眼前进行。这个实验究竟怎么样了呢？
台湾政府在沙斯（SARS）期间的慌张混乱、上下?干格，相较于新加坡或甚至于北京政府在处理善后时的剑及履及，在华人世界兴起一个流行的说法﹕处理危机时，民主政府不如威权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处理危机，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楼暴起，大开大阖，相较于台北建设因为与民众长期沟通协调而出现的“牛步”效率，也加强了一种印象﹕民主等于低效率。
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镜头传遍全球，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华人小区更是当作负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点，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在台湾民主的实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随着国会不堪入目的肢体和语言暴力，辅以电子媒体的追逐耸动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湾化”这三个字已经在大华人区中成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综艺化的代名。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总统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一名南京的年轻学者来信说，“台湾的乱象动摇了全世界华人对民主制度的期许和信心。也许这是民主必修的课程，但是如果学费太昂贵，会使想注册的人望而却步，而部分注了册的人则可能决定退学。一次大战后意大利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类似的悲剧在台湾上演，将不仅仅是台湾的悲哀，也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究竟能不能为台湾民主的“荒腔走板”辩护？在“警匪肥皂闹剧”里，可不可能读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寻找核心价值的必要
假设你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里突然亮了灯。你看见窗格里的人在吃饭喝酒谈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见，也不可能知道，一离开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么说什么。你的视角，就锁在那灯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里。
华人世界看台湾民主，往往也在镁光灯照亮的一小方格内。在那方格里，我们看见陈水扁举着拳头嘶吼，看见连宋趴下来亲吻泥土，看见立法委员带头冲法院，看见打架、流血、绝食。在那一小方格内，我们听见“消灭外来政权残余势力”、“为台湾人民挡风、挡雨、挡子弹”、“冲进总统府”等等充满煽动煽情、与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声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纵深之一﹕为什么美国的两党政治可以那样平静地政权交替，胜败都等四年一决；台湾却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掷？是华人文化里缺乏理性吗？
不，是阶段的不同。美国的民主制度有200年的实践经验，今天两党之争只是政策之争，属于执政的技术层面。台湾民主，从解严的1987年算起，只有短短17年。两党所争，不是政策，而是核心价值之争，属于文化认同、安身立命的灵魂层面。为技术或为灵魂而争，意义不同，激烈程度当然不同。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权的国民党、集权的共产党；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华民国、文化的古老中国——三股文化的影响与政治的笼罩，还有被稀释掉了的非汉族原住民的影子，纠缠在台湾的深层意识中。未来怎么走取决于过去怎么解释，那么过去怎么解释？不同来历的台湾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为集体经验不同，痛点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对于“台湾应该是什么”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的认知必须经过长期的交锋摩擦之后，才能得出共识，也就是一组共同的核心价值；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没有公民社会。
如果你知道，寻找、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是任何民主必经的首要过程；如果你知道，台湾人在经过50年日本殖民、40年军事戒严，而此刻还面对强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的威胁，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试图“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压抑了一百多年之后，自由第一次来到，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你会怎么说呢？
你在镁光灯小方格里看见警察的盾牌和受伤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见的纵深是﹕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
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是的，在权力争夺的卑鄙龌龊中，我仍然看见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里
在那一小方格里，很多人以为﹕那就是民主了，选举投票、国会争执、万人抗议，很耸动，很刺激。你或许羡慕它﹕我们，门儿都没有。你或许排斥它﹕太乱。
可是我想告诉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义，在那小窗格以外，无形地溶在生活点滴里。
是民主，使台湾变了。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很费时间。可是，你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被“绑架”的感觉
我无意说，台湾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满缺陷，因为它先天不足。
国民党当权时，我曾经觉得自己是“被绑架的人民”。蒋介石的独裁使我在西方留学时，觉得抬不起头来。他没有我的背书，却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绑架”的感觉，不好受。
可是，让我们把事情理清楚﹕
陈水扁的确是操弄了“中国妖魔牌”而赢得权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么验票，比四年前多出150万人投票给他。在指责他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这种痛苦越深，陈水扁的操弄空间越大。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因为有中共极权的威胁在，人民觉得就必须团结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敌忾。对政绩、诚信、政策的质疑，对民主程序正义的坚持，都可以被当作“卖国”标售，因为中共的威胁，实实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
戴着防毒面具跳舞
台湾的民主，就在这样变形扭曲的结构里想要长得正长得直，像戴着防毒面具跳舞，像穿着防弹衣游泳，像绑着脚链赛跑；而你说，17年太长？台湾民主是个“国际笑话”？
我说，17年太短；我说，台湾的民主不是“国际笑话”，打击它的极权统治才是。我说，台湾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选，是民主退步吗？或许，因为多年来不曾被怀疑的选举机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点，被严重怀疑。但是谁说民主的进程是一条直线呢？它其实更像曲折的之字，进一步退两步，退一步进两步。进退转折之间，走势向前，就是进步。2004年的台湾，我们看见国亲两党的挫败。但是在野党，如果没有热情理想、没有革新冲劲，因而消灭，难道不是民主的进步？执政党，以最不光彩的姿态在抗议声中上台，因而被迫谦虚怀柔，难道不也是一种获得？
这些日子，台湾人心情确实沉重。在强人的阴影下生活过，他们太清楚自由多么脆弱。现在新强人陈水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胁，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过了，接下来的考验严酷无比﹕悲情可以夺权，如何执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愈合？与中国的关系，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对话？面对半国人民的敌视，何以治国？
民主，其实就是维持清醒，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
台湾人今后最大的挑战是﹕国民党作为反对党一败涂地，反对的势力如何重整？知识分子又怎么找到位置，重建反对力量？理性、宽容、有知识有定见的公民，如何从草根培养？
台湾人不需要华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励，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还要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向核心价值迈进 超越台湾主义
⊙ 龙应台
作者前言：「为台湾民主辩护」在华文世界引起前所未见的巨大回响。在中国大陆，网络读者一片激昂的骂声，指控龙应台是「中华民族叛徒」；许多知识分子则纷纷着文为「辩护」辩护。在台湾，最多的还是表达知音的感动，但是也有人认为龙应台是「台湾民族叛徒」。「中华民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在这里一头撞上。）
这一篇，是我针对台湾文化之争的最后一篇，此后暂不再就此发言。作为一个自认为诚实的知识分子，言所应言，但是言责也有尽时。该说的话，都说了；长夜漫漫，文明的烛光，闪烁难辨。
养猪户的女儿
我是一个乡下警察的女儿。乡下警察的待遇太差，养不起四个孩子，所以乡下警察的妻就去编织鱼网。一天织十个小时，可以挣八十块钱。她同时找到一块荒地养猪，每天清晨到烂泥潭中割牧草做为饲料。因为结网，她的手摸起来像绳索一样粗；因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经常流血。
十四岁的我所亲近的世界由五种人构成。赤脚的渔民，在冬夜里摸着黑上船，清晨回来；常常有人去了不回来，妻女就在海滩上抱着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巡守海岸，海的对岸是他们妻女父母所在的家乡，也是他们枪口瞄准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独一生，往往死了好几天之后才被人发觉。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们更边缘的人。从原住民部落出来，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着孩子，在防空洞上种丝瓜。
乡里有个大陈村，大陈人穿着在我看来是「古时候」的衣服，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梳着髻的婆婆艰难地弯身，在墙角烧煤，一群鸡在她脚边。
我心目中的「有钱人」，是乡里的医生。他说闽南语，但是用日文夹着德文写药单。似乎知道这外省乡下警察连孩子的感冒药都难以负担，他通常不收钱。而真正缴不起学费时，警察妻就?腆地去向医生借贷，医生把钱放进她手里，说，「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乡下警察兼养猪户的小孩，我，讲一口土气的闽南语，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仓皇撤退的大陈人和闽南渔民的沈静的温柔环抱中长大。帮母亲喂完猪之后，来到父亲面前；这湖南来的乡下警察脱了制服，坐在酱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经被洗得稀薄，几乎就是破烂了。就着电力昏昏的灯，站着，我开始背诵「滕王阁序」。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