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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10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把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7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边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撤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譬如比金，变成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譬如阿拉法特，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窜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Fouaz
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
级身分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阿拉法特实在一针见血，历史对巴勒斯坦人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谁说历史的规则是公平的呢？ 8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色列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1993年。 9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12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谆谆告诫："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民数记》十三：十七——二十）
12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40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 10
有点冷。
哭墙边上人影稀疏了，白石屋里晕黄的灯一盏一盏熄灭，远处沙漠和天的交际处出现几点星光，驴子和马都在温暖的槽里歇着。月光笼罩下的耶路撤冷，迦南，宁静得像雪中的鹅毛飘下。
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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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之死
巨人之死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
"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
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撤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
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
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
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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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
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
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
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
，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
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
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热带民族。来古巴之前，我已经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古巴。说西班牙语的民族，发明了"伦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爱喝酒唱歌纵情享受的民族——怎么和共产主义结合呢？认识了古巴之后，发觉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
几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坐着喝啤酒。一个说："共产主义是苏联人搞的东西。他们是冰天雪地里的动物，什么都是硬梆梆的、悲壮严肃的。卡斯特罗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忘了我们是拉美人。"
另一个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逗笑的。"
另一个摸摸肚皮说："不是逗笑，是饥饿的。"
于是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
3个人同时转过脸来面对着我，异口同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
毕竟还是椰子树下爱跳舞爱音乐的民族。每天照例停电数小时，人们会涌向街上，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廊阶梯大声地笑谈。孩子们打着赤脚在废墟上玩起棒球。球，是个软木头塞；棒，是废铜烂铁堆里捡来的木柴。叫"全垒打"的欢呼响遍街头。老头们凑上4个就在街心摆上一张小方桌，
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运货的木盒上，打起牌来。4个老头坐着打，肯定有8个老头坐着看。海滩上，不要付钱的清风吹着，明月亮着，情侣一对一对依傍着散步。一个乐队组合了起来，就在一栋破旧似鬼屋的房子前头，面对着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来。路过的人全扭着身体边舞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