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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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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难为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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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武器工厂
慈善的武器工厂
"美国背弃了我！"刚刚逃离越南的何威在苏黎世机场面对着群集的瑞士记者，很激动的说："我为美国公司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美国却因为我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而拒绝收容我。这个儿子是被一个在他耳旁炸开的炮弹吓坏的，他是战争的牺牲者，美国却要背弃他，我控诉……"
这是1979年，越南难民还在一波一波往外逃命的时候。瑞士这个小国收留了几千名难民，而且特别接纳老弱妇孺残障等等大国所希望淘汰的"品种"。
八年来，那个被炮弹吓坏的孩子逐渐长大，却仍旧是个不能自己穿衣进食的智障人。抚养他的是瑞士的社会福利制度，免费供给他吃住的生活环境、照料起居的护士、启智的特别教师、学习的教育材料。支持这个福利制度的，当然是六百万纳税的瑞士人。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瑞士的国旗形貌，不知道红十字标志的人却可能很少。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相对照的颜色令人联想红十字的象征意义：人道精神。瑞士，是一个以人道精神自许的国家。
它确实也是的。看看数字吧！瑞士对第三世界贫弱国家的各种外援高达国家总收入的2.35％（1981年）。相对之下，比瑞士强大不知几倍的美国只支出0.9％，西德支出1.09％，英国1.59％，法国2.01％。也就是说，瑞士的人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它用来济弱扶倾的钱却是美国的两倍半（在1978年更是美国外援的五倍半）。当然，凡是数据都有它障眼欺人的一面，所谓外援，也不见得都用在济弱扶倾的目的上，但瑞士小国的外援高居世界第一，其基本精神仍旧充分透露出来。
对它自己的国民，人道精神就表现在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上。一对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夫妇来到瑞士，在苏黎世湖畔看见无数个老人在湖畔小道上倘佯，有的喂天鹅，有的晒太阳，个个显得悠闲安适。听完对于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失业金、医药保险金等的解释之后，老夫妇恍然大悟的说：
"我们的报纸老说什么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养父母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居然有理。老头子老太婆每个月都有公家给钱，够吃够住够花，为什么还要子女'奉养'？根本不需要嘛！靠子女奉养，碰不好还要看小辈脸色，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这简直比孝道还好哪。"
以福利制度来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这是人道精神的切实实践了。
可是每回经过这个工厂，我就觉得不安，好像在我理性的思索里出现了一条紊乱的线。
这是一个著名的武器工厂，制造高度精密武器，卖给外国；这个工厂，也生产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材，也卖给外国。不论是武器或医疗器材，都具有瑞士人引以为傲的条件：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当然，还有最昂贵的价钱。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战火中的国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残杀，品质优秀的医疗设备使战火中苟活的人们获得再生，重新投入残杀的游戏；而这一杀一救之间，负责制造供给的瑞士人更忙碌的数着自己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