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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归不安，我并没有谴责的意图，原因极简单，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道德立场一致的呢？我举不出来，那么，何独苛求于小国瑞士？只有当那个志得意满的瑞士佬以天下第一等公民自居的时候，我会谈谈的告诉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视他人为鹬蚌，捡尽便宜算不了什么人道主义！
连制度化的人道主义都有它讽刺的一面。
一场冰雪，把人行道都覆没了，几天没有人清扫，过路的行人颇受跋涉之苦，我觉得奇怪，问瑞士邻居："为什么没人清扫？瑞士没有法令规定屋主必须扫门前的雪吗？在美国，要是行人在你屋前行道上摔断了腿，可是屋主要负责赔偿呢。"
"当然有法令呀！"邻居带点鄙夷的说，"可是，谁在乎！每个屋主都有保险，摔断了腿自然有保险公司赔偿，扫不扫雪根本无所谓！"
啊，原来是这样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人道主义还不曾制度化，所以灾损理赔全看个人运气。张三在李四家前因冰滑而摔断了腿，李四可能大笑说"张三活该"，也可能诚惶诚恐把心都捧出去赔罪，但是没有钱。张三与李四若开车相撞，两人可能在大街上吵得面红耳赤，为自己争取不赔偿的立场；李四也可能感激涕零，因为慷慨的张三一口答应赠送新车。
在先进国如瑞士，两车相撞之后，肇事车主下车来，互递保险号码及姓名地址，事罢分手。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有人在屋前跌闪了腰，打开窗户看一下，拨个电话叫救护车，再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窗户就可以关上，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
这些当然是最恶劣的假想情况。绝大多数的瑞士人都很尽责的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就好像人人都会买票搭公车，即使公车上没有收票查票的人。一个制度可行与否，要看是否有大多数的人照规则行车。如果许多人试图白搭公车，如果许多人在行道上摔断了腿，公车的荣誉制度势必要停止施行，保险制度势必也要崩溃。瑞士人规规矩矩的维护他们人道的制度；瑞士人，表面亲切礼貌，也以对人冷淡闻名于西方世界。外国人很可能在瑞士寄居数年而从来不曾受邀进入一个本地人的家门（为瑞士辩护的人必须马上说："可是瑞士人一旦把你当作朋友，那就是一辈子的忠诚友情！"问题是，那个"一旦"很难发生）。令我沉思的是，他们人道的制度化、效率化，与他们人情的冷淡，有没有关联呢？
是不是因为有制度供养老年人，所以儿女觉得没有承欢膝下的义务，而父母觉得没有要求含饴弄孙的权利？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辅助未婚的妈妈，所以离弃母子的男人不必觉得过分的愧疚？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花大量的钱重建外国难民的生计，所以个人就不需要对言语不通的难民表示特别关切？是不是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极高的外援金额，所以个人对埃塞俄比亚的饿殍不必再动感情？
是不是因为有红十字会、外援基金、福利设施等等，在有效率、有组织、有制度的实践人道主义的理想，所以个人的心门不需要再敞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倒真觉得惶然了。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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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者还是仲裁者？
审判者还是仲裁者？
在一个刮着冷风雨的早上，我们到了法兰克福的法院街，好几栋大建筑，全是司法机构。听说闲来无事的老太大们喜欢来这里听审，法庭上的恩恩怨怨比电视剧还好看。
大楼外有告示地图，告诉"听众"或者说"观众"，该到哪里去。没看到一个警察。大门一推就进去了。无数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里一个门接一个门，门前贴着通告，告诉你今天早上几点钟是什么人的案子，法官是哪一位。通告底下有个大字："公开"，意思就是说，欢迎旁听。
就从这间开始吧！推开门，坐下。桌椅的安排呈口形，正对着观众席的一面是法官和书记。被告和辩护律师坐左手，面对着检察官。这一场的法官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长发披在黑袍的外面。被告是个中年卡车司机，超速驾驶，拒缴罚金。法官时而问话，时而朗读手中文件，时而与律师交谈；她咳嗽，她笑，当律师要起身交东西给她时，她笑着说，"您坐着吧，传过来就行。"如果不知道这是法庭，光看法官、被告、律师之间的举止神态，我会以为这是个乡公所，以为那个卡车司机是来办户籍誊本的。
既然没有什么刺激性，换个门看看吧。推门进去时，法官看了我们一眼，但是他显然对不速之客相当习惯了，继续说话。这一场，法官席上坐着两位披黑袍的法官，还有两位陪审的外界人士，一位书记。法官脸上表情严肃，显然是个较复杂的案件。一头红发的被告穿着整齐的西装，回答时侃侃而谈。"您已经被判四年九个月；如果获释，您有什么计划？"
"我要去美国创业，我父亲是退休的美国警察，他在那里关系良好，我想搞化妆品进出口，我婶婶也在那里……我对化妆品还内行……"
听久一点，就发现这个红头发的家伙是个经济犯，涉嫌欺诈，连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都在通缉他。再听久一点，发现……喔，他从一个亲戚那儿得到了一笔遗产，五万块马克，可是，那个亲戚是被人谋杀的！凶手还没找到。
法官、检察官、被告都坐在一个平面上，没有高低之分。被告，和所有的人，和法官一样，坐着说话。法庭里，没有警察，在场而与本案无关的，只有两个人：我，和我的朋友。
再换个房间，法官是位发鬓泛白的老先生，正拿着被告的护照检视内容。辩护律师说，"还有些资料在这个手提箱里。"被告打开满装文件的箱子，正想站起来，法官已先他而起，说，"不必麻烦，我过来看就好。"他离开了法官席，绕过书记背后，走到被告身边。被告坐着，法官翻动提箱里的文件。检察官说要和助手谈一下，法官点点头，"那么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再继续吧！"
我们都到了走廊，法官点起一支烟抽起来，我们问他，"离婚的案子在哪里看？"
他眼里有着笑意，似乎在说：这两个人还不是老太太，却和老太太一般好奇。"一直过去，"他说，"民事法庭就在那边，任何一间都可以进去。"
已是下午，民事法庭大都已收摊，我们决定下次再来，早点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德国的法庭；惊讶地发现，法院竟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个门禁森严的封建衙门，不论民事或刑事法庭，它只是个处理民众纠纷的"办公室"。法官不是什么"大人"，不是官吏，更不是什么"青天"，他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公务员；他不是高高在上，头上有一圈道德光环的"审判者"，他只是社会授权的"仲裁者"。而被告与法官、检察官平起平坐，拥有正当的公民权，并不低人一等；他不需要卑躬屈膝，将制裁他的，不是法官这些"人"，而是他所属的社会所约定的"法"。
我对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突然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平等可以从法庭的地板开始。当被告、原告、检察官、法官都坐着说话，而且坐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人们才理解，法官不是"官"，只是公务员。真正有见识的法官大概也不需要种种"道具"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毕竟，权威的来源是法，不是法官。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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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过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审
清理过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审
1
扬州十日中，有多少平民百姓被杀？旅顺大屠杀中，是哪一个人下的命令，有多少人被害？南京大屠杀，究竟是如中国人所说被杀三十万人，或者如部分日本人说，没有这回事？可有人去把万人冢掘出来，清数尸数，核对遗骨遗物、确定名单？可有什么法庭追究过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士兵残杀了强暴了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市民，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地？
没有的。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绝对矛盾的双重行为标准，平时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取人一针一线都要受到制裁，战时讲国家至上目标统一，杀戮奸淫掳掠突然都变成老天爷下雨一样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改写了历史：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在战争之后将侵略者的首脑绳之以法，并且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罪名，"戕害人类罪"。可是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心中不平的人说，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
那么，有没有不偏不倚的正义这回事呢？南斯拉夫的战争突然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一个新的难题。战争结束了，老弱妇孺回到残破的家园，从废墟中重新燃起炊烟。但是死了的人尚不瞑目，失踪的人尸骨不见，活着的人悲怨不已。联合国所组织的国际法庭在历经三年的搜证工作之后，今年七月开始了世纪末的大审：十一位国籍不同的法官、三百多位幕僚，每年花三千万美元，试图理清战争期间的罪与罚。
7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正式通缉波斯尼亚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将两人逮捕到案。一个超越国界的法庭对某一国的领袖发出通缉，罪名是"戕害人类罪"，在人类历史上可是石破天惊的第一回。
2
在法庭上出现的塔第契穿着西装，头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看起来年轻英俊。海牙对他的起诉书里头总共有34项罪行：强暴、凌虐、杀人……
塔第契本来是小镇上饭馆老板，同时开班教跕拳。战争一起，他就成了民兵，穿上迷彩的野战军服，手里拿着机关枪和铁棒，管理集中营里的俘虏。所谓俘虏，在平常是街坊邻居，有些是他小饭馆的老主顾，有些是他跕拳班的学生。
在海牙的法庭上，有个证人叫塞得，原来做卡车买卖，是穆斯林。在俘虏营中，他一看见熟识的塔第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为什么？"法官问。"因为塔第契第一个就杀他认识的村子里的人。"
一个建筑工人哽咽叙述塔第契怎么拖出一个村子里的人，用跕拳踢打，最后跳上去用力踩断了那个人的脊椎骨。一天晚上，有四个人被塔第契一伙拉了出去，一个还是塔第契好友的哥哥。"先是完全的安静，"一个农民边说边泣不成声，"然后就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痛苦的惨叫。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厕所墙壁上满满是血……我的朋友的一只鞋还落在角落里。"
塔第契一伙人在厕所里对四名俘虏先施行种种性凌虐，然后将四人殴打至死。
3
瑞伯尼亚是个穆斯林小城，一直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区中，却在1995年7月11日落入塞族手里。塞族士兵进城，将男人女人分开，分别驱赶进几十辆大型巴士中，驶往城郊。那些男人，也许是六千人，也许是八千人，从此失踪。
老农夫在海牙法庭上的代号是A，他知道那几千人的下落。他所挤进的巴士来到了一个篮球场，场上尸体早已堆积如山。老农那一车的人在空地上排成四行，机关枪扫射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压在尸堆里，没被射中。他在半夜里脱逃。
去年7月11日到13日间，小城里有多少穆斯林被杀？没人知道。有人说三千，有人说六千。老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单单那个篮球场，就有两千五百个人被枪毙。
4
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个一个站上证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园目睹的暴行。有一个塞族士兵问一个穆斯林女人，"婴儿干嘛哭个不停？"女人说，"他饿。"士兵一刀刺进婴儿胸腔，说，"他不会饿了。"
这些残暴的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个"凶嫌"现身说法，就是二十四岁的杜拉胜。
讽刺的是，杜拉胜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个生长在穆斯林区的克罗蒂亚人。战争爆发之后，他有时被召进克罗蒂亚军中，有时被拖进穆斯林部队。后来发现身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于是决定当逃兵，随着妻子到了塞族区。到了塞族区却又变成了塞族士兵，"因为，"他哭着说，"否则就不给我们住房呀。"
杜拉胜的部队驶进一个农场，农场里头停了几十辆巴士，挤满了穆斯林男人。"他们十个人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开枪。我不肯，我的班长就说，你不肯，可以，过去跟他们站一块儿去！"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
5
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
6
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程——士兵的集体屠杀俘虏究竟是哪一个个人发出的命令？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正义的执行。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但谁去逮捕他们？联合国现驻波斯尼亚部队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们一有动作，波斯尼亚战火势必立即再度爆发，是正义比较重要？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重要？
国际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实脆弱极了。所通缉的两名主脑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寻常百姓要继续被侵略者、独裁者屠杀，死狗似地被掩埋。人们屏息注目海牙大审，心中微微紧张。
因为这场世纪末大审"万一"成功了，它的意义多么深远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两族开战为藉口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他知道，在战后，文明的法律仍旧要制裁他。国家的领袖必须面对国际监督，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杀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国家的支持，还得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所逃遁。
这样的正义，对那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是多么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大审来清理它的残骸沉冤，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我们屏息注目这世纪末的大审。清理过去的黑暗，我们知道，不过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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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的很脏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年代社会党的Gonzalez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