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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强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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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并没有拆掉
墙，并没有拆掉
路铺过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废弃的样子。古桥上的监视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条石凳，让人浏览休息。桥头立着半堵墙，是当年的围墙了，既然不挡着路，也没人去拆它。水泥墙上涂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宇：
"墙，并没有拆掉！"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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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
清 白
先从两个签名谈起。
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岁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不但是经济部长，还是国家副总理。他是怎么从他的政治巅峰摔下来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采购推车。为了拓开市场，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语气为这神奇推车写好了推荐信，作为广告。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错误。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清白"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清白"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清白"却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忠"是一种错误的"忠"——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
穆勒事件和前两件不同，在于前者是"我们要求清白"，后者却是"我是清白的，你是脏的"。胜利者清白，失败者脏。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清白里有一种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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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失眠症的民族
患失眠症的民族
喝咖啡的时候打开报纸，1993年10月12日，法兰克福广讯报。
莱茵邦法务部长宣称，纳粹非常法庭在该邦所判33个死刑案，已经全部注销。大多数案件为鸡鸣狗盗之小事，但皆被判极刑。注销，是一种平反，法务部长说，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清白。
你说，都50年过去了，人也早绞死了，这种平反有什么意义？
翻下一版。
波茨坦。专为东德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检察官向波茨坦法庭正式提出告诉，控告一名52岁的前东德狱长，罪状是从1968年到1980年间利用职权虐待犯人。波茨坦法庭必须决定：对于东德时期罪行应该继续追究刑责，或者豁免期的原则应该使这些人迢迢法外？
翻下一版。
德东萨克森邦法务部长海特曼有篇文章：
德西人说，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一味追究过去的责任使分裂的德国无法和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追究，是宽恕……
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面对。我们的国家迫切的需要宽恕，可是那是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要发生的一个过程——施暴者认罪了吗？在哪里？我见到的只是自我开脱。
宽恕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和解，清楚地去追究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才能使真理浮现。
我们的社会现在陷于真相和谎言的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正视这个矛盾，掩饰矛盾只有使我们再回到原始，四五年我们已经经过一次炼狱。
没完没了的，放下已经凉了的咖啡，你想，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作永无止尽的辩论。
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
"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
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
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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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拎起皮箱——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诗人拎起皮箱——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