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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检察官却试图反驳：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许多人反对这个制度吗？
不知道。施密特说。
东德有许多教会，你不曾去过吗？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难道没有人拒绝当兵吗？
也许有。但你得坐两年牢。
你难道不知道西德人对围墙的射杀感觉悲愤？
不知道。
对围墙的自动射击装置——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最有效的设施。
一问一答之间，人们恍惚通过了时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样的地点上聆听相似的问答。这4个东德士兵所面对的是当年纳粹官兵所面对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当年纽伦堡法官所思考的难题：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
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去审判那个国家的人民，公平吗？
执行命令者和施发命令者同罪，公平吗？
要求军人把个人良知放在服从军令的原则之上，公平吗？
如果你说不公平，这4个年轻士兵是无罪无辜的，但你怎么面对克利斯伤心欲绝的母亲——她说，如果杀人的人是无辜的，那被杀的算什么？
这40年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德有成千上万个克利斯的母亲。你对她们说什么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亲，却也有话说。
她说，你们不去审判昂纳克，却来惩罚几个听命的小兵，这算什么公平？
许许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辩护。只要昂纳克还躲在莫斯科覆荫中一天，人们就可以愤慨的引用德国谚语："大头放生，小鬼遭殃。"毕竟始作俑者是昂纳克，他在1974年亲自下令：越墙者一律格杀。现在他逍遥法网之外，在全德电视上还固执的表示绝无侮意，审判4个小兵实在令人觉得荒诞。
可是，40年的家国不幸，是不是追究到这头发稀少的80岁老头，就算完了呢？
德国"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格斯坦，对各方人马声讨昂纳克的盛况嗤之以鼻：
"千千万万的东德人遭到身体和精神的迫害。连死者也要呐喊：复仇！
"然而复仇对象是谁？谁又有权利复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西德情报局不知道围墙那边的真象，可是尽管如此，西德仍旧帮助东德进入联合国，昂纳克还被邀访问西德，当国宾礼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称为"阁下"，西德政府还用防弹车去保护他的生命。
"现在，却要公审他！
"以前为什么不下通缉令？不但不下，基社党主席还要求他在一张菜单上签名留念！"
奥格斯坦对德国的政客说的是，你们这些要通缉逮捕昂纳克的人，正是长年来默许他、支持他的人，你们哪有资格谈"复仇"？说穿了，奥格斯坦认为西德政客也无非是消极"帮凶"罢了，没有权利大张旗鼓的谈正义公理。
奥格斯坦把问题扯得更松宽，也更一团糊涂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许的"帮凶"，那么那1700万忍受独裁统治的东德人民本身难道在某个程度上，不也是默许的"帮凶"？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其间的界线竟是如此模糊！
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
东德原有18万名教师，其中2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指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一个医院的大门守卫面对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问他是否知道那所医院属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异议者也被关在里面作"精神治疗"？知道，但我只是一个大门守卫。
你身上带有武器？
有。
那么，当有人从医院想逃走时，你是否必须开枪？
低头。
这个守卫，也受到解聘的处置。
如果你觉得这种清算太过火（当然，当我们好人在追究坏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清算"这个可怕而难听的字眼），你得了解东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怀。是克利斯的母亲在哀求"还我公理"；是高定的母亲这一辈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经忠于党的老师揪出来！赶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数也数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觉半生已毁的现在，要求亲眼看见罪与罚的实现、看见公理的验证，用来治疗自己或者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觉得这种日尔曼式的清算太过火，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清算呢？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谁有权利对谁报复？谁有权利行使公理？
我等着看罪与罚的印证、清算与平反的实现，中国式的。
199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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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底片的世界
活过底片的世界
1
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嘛，还不清楚是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2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3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么，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么，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么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5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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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底片的世界
历史的伤口绷开
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