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找到了事实留下的这一任谁也消除不了的重要的“痕迹”，仍不打算上诉。
他想，现实之中被严重歪曲的事实还少吗？有许多事实存在过的“痕迹”，不是仍没被重新发现吗？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就不可以被强奸一次？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可以再被公正地冤枉一次了？
他这么一想，心中就没有什么遗憎，而仅有一种类乎发现了真理奥秘的愉悦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却从此成了教授的一句呓语。一句睡梦中并不说，醒着甚至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才说的呓语。
在大学的教室里，讲课之间，他会突然地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学子们面面相觑，不解他此话的意思何在。
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对方大为莫名其妙。
独自一人在家里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
有一次，在电视台接受现场采访，他搞得女主持人竟有些狼狈。他那篇题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文章见报了，颇有反响。电视台正是就那篇文章采访他。
几分钟的对谈后，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又问：“教授，请您对观众谈谈关于善的见解吧！”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对方片刻，突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主持人小姐眨巴了一阵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他追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她红了脸说：“没想到我们的教授如此幽默！亲爱的观众们，教授也等于是在反问你们呀？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教授这句话的深意吧！教授是不会在接受采访时乱开玩笑的，请记住那句话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车了……
女儿如期归国。女儿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前苗条的腰肢变得浑圆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里就喜滋滋的。女儿却感到父亲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究竟哪儿不对头，一时又说不清楚。
有一天吃晚饭时，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总在家里说‘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呀？”
教授放下碗，郑重地回答：“那是事实的痕迹。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的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女儿笑了，说：“爸呀，您现在变得满脑子哲学了！”
教授回答：“这不是哲学。这是世相丑陋的尾巴，正和我的专业有关。”
吃罢晚饭，教授坐在沙发上，女儿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开始娓娓地向教授讲自己留学生活的艰难。讲着讲着，女儿落泪了。
“爸，咱们中国人，尤其大陆去到美国的年轻人，其实彼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一点儿也不互相帮助。仅仅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别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别人一次便宜……”
教授问：“那么，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结识的？”
女儿说：“我们各自都为省钱，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有时心里都很寂寞，后来慢慢就想好了……”
“我想，他肯定无私地帮助过你。”
“不，爸爸，因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对我的一切帮助都谈不上无私不无私。可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爱他……”
教授想告诉女儿，中国人在国内的关系，其实并不比女儿在美国感到的强一点儿。但张了几次嘴，没忍心那么告诉女儿。
第二天，女儿的“他”来了。并不像照片上那么相貌端正，身材还不及女儿高。但还算看得过去。教授觉得女儿嫁给他，是有点儿低就了。但既然女儿说很爱他，教授准备和女儿对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他们在厨房里配合着做饭，教授在厨房门外剥青豆，听他们一问一答亲亲爱爱地说话。
“哎，你猜我妈送给你那条项链怎么来的？”
“你问得怪，买的呗。这还用猜？”
“不是买的。”
“那还是偷的抢的不成？”
“当然也不是偷的抢的。我妈好歹也算一女知识分子，能干犯法的事儿吗？我说不是买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钱买的。”
“那就是别人送的。”
“等于是别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妈那单位效益不好，每个月只开几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吗？后来我妈不是在我爸那个局下属的一个公司上临时班吗？没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阵儿，也不好了。每月开的钱少，我妈心情当然就不好。这年头儿，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咱们中国人高兴起来，那就是钱。一天我妈下午早早的就离开公司了。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结果就和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上了。结果对方就捂着肩膀赖上她了，不管我妈说了多少句对不起，非要我妈陪她上医院不可。要不就得给她一百元钱皮肉赔偿。我妈怕一上医院，反而被她赖上，只得给了她一百元钱了事儿。其实，她肩膀根本没怎么。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问题来嘛……”
“中国人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听我往下讲！我妈心里这个气呀！一气，眼神儿不好了。没骑多远，又撞在一辆出租汽车开着的门上。这下我妈可火透了，不干了。拦住那出租汽车不让开走！我妈心里想啊，那一百元得从出租汽车司机钱包里抠出来。司机当然是不情愿的喽！可一乘车的，充阔佬儿，说一切赔偿都包在他身上了。还给司机留下了名片。这你说我妈还客气个什么劲啊？一不客气，敲了对方两个星期的工资。其实我妈那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每天才发给她十几元钱。后来，我妈第二次又索赔了一千多元。两笔钱加在一起，我妈给你买了那条项链。你要知道，我妈一辈子自己可没戴过项链！你说我妈对你多好哇！为了讨好你简直就不择手段了！我妈给你肚子里那小宝宝预备的小衣、小裤、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里闲着没事儿做的。我回来后我妈还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过，要是不用上班，总有人按每天八十几元的工资赔偿着，那什么心情……”
教授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渐渐冷却着、凝固着，思维一片空白。大脑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个核桃那么大的部分仍有点儿感知。他窒息得透不过气儿来。
女儿听到“咣当”一声响，从厨房奔出，见菜盆翻扣在地，剥出的青豆滚了一片。父亲面色苍白，两眼呆得直勾勾的。双手皆攥成拳，浑身在抖。
女儿惊问：“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摇头，张了几下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女婿”也奔出来了，与女儿一左一右将教授搀起，扶进卧室，安顿在床上躺下。
女儿不停地替父亲抚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几大口气，苍白的脸色终于又红润了。
他低声说：“没事儿，我没事儿……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个多小时，伪装出好心情，陪着女儿和“女婿”吃了那顿饭。
女儿心里的不安却没打消。她怕父亲夜里再那么发作一次，自己应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卧室，见女儿和“女婿”在阳台上。女儿坐在竹椅上，“女婿”蹲着，头侧贴在女儿腹部……
女儿悄问：“听到了什么？”
“女婿”说：“小东西在叫爸。”
“胡说！”
“现在又开始叫妈了。”
于是女儿笑了。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
教授望着他们的亲爱情形，心里矛盾极了……
婚礼的形式是中外结合的。
教授寻找种种借口不参加，可女儿一落泪，他临时改变主意，还是参加了。
他终于又和那个女人见面了。
相见之际，她是怎样的尴尬，自不必说。她的头发染了、烫了。她脸上还化了妆。教授觉得她更加丑陋了，像一条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虫。
教授想不明白，会计师，起码也是大学文化程度。究竟哪几种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国知识女性，改变得那么俗恶、那么刁蛮、那么无赖？
亲家公不明内情，一个劲儿地和教授近乎，没话找话地搭讪着说东道西。教授对他内心里也充满了厌恶。因为教授知道，倘没有他在背后起作用，那女人未见得便会轻而易举地赢了那场官司。
主婚人问：“××小姐，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并终生爱他吗？”
女儿回答：“愿意。”
“××先生，你愿意娶这位小姐为妻，并终生不背叛她的爱情吗？”
“愿意！”
于是一对新人亲吻。
于是宾客们中的年轻人们齐唱《你是我永远的爱》：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除了爱你，
我没有选择！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只有爱你，
我才能真正快乐！
在歌声中，女儿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现在，那年轻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带引号了。
教授望着女儿那张秀丽的脸贴向了她婆婆那张漫画似的脸……
他突然大叫一声：“不！”——将走到跟前的女婿推开，奔过去，拽住女儿的手转身便走……
人们一时都蒙了。
女儿一边挣手一边说：“爸你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亲家，亲家……”
女儿的公公上前阻挡。
“不……”
教授又喊了一声。
他拖着女儿走了十几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么了……”
女儿吓哭了。
教授说：“我……我……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其实他想对女儿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另一句话——他们丑陋。
对女儿、对女婿、对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对一个被歪曲了的事实，对他已开始反感的社会本身，教授倒下时决定，该谅解还是要谅解。
说完那句话，他的心脏爆裂，就死了……
8． 虚实之间
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一个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还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院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则便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
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而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
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
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壹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
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啊。
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贾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贾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老爷家与吴妈“困觉”。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梦啊！多浪漫的梦啊！
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
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啊！还有是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
当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经常做以上那么一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面值一元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所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想要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兼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升学方式永远被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获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后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院有关的梦，也每做噩梦。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的我，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18岁的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而等于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