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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的老鼠尾巴已经长到两尺长了。妻将我所有裤子的两兜儿都剪开，为的是我可以把尾巴卷起来，从裤筒内塞入裤兜儿里兜住。妻一再嘱咐我，以后钱什么的重要东西，再也不能往裤兜儿里揣了。裤兜儿以后只要兜住尾巴就是了……
“公民们！各行各业的诚实的劳动者们，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文艺从业者们，大学生们，妇女同胞们，少先队员们，小朋友们，现在开始广播告市民书！现在开始广播告市民书！……”
电视新闻节目女播音员那张熟悉的面孔，显得异乎寻常的严肃，然而声调却是微微颤抖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微微颤抖的。传达出内心里没法儿掩饰的惶悸不安。
儿子闻声从他的房间悄悄走来。
我们一家三口依次而坐，屏息敛气，三双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侧耳聆听。
“告市民书”的正文换了男播音员宣读。他那种表情仿佛是在向世人告之世界末日的到来：
“全体公民们，目前我市正面临着外星人对我们早已习惯了的，而且越来越习惯了的语言成分的无理干涉！我们祥和美好的生活正受到他们的严重滋扰。每多一个谎言，一句假话，就将有我们十位亲爱的同胞长出不同的尾巴！这样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市委紧急动员呼吁，市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本着对自己对他人的高度责任感，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市委明白，这对我们无疑是相当痛苦的，难以忍受的。但我们一定要发扬坚韧不拔，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精神！
我知道“告市民书”是由小邵这位市委的第一笔杆子起草的。是由曲副书记亲笔定稿的。因为这其实是我向市委提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一项。
我联想到了三十年前林彪说过的一句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林彪非是等闲之辈。他这句话显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在中国颠扑不破的经验性。林彪是早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但是他的话，却咒语似的，从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灵魂。近二三十年来，我总感到中国迟早是要出事的。也许会出在官僚的腐败方面，也许会出在体制的自相矛盾方面，也许会出在工人阶级的大面积失业方面，也许会出在农村基础政权的部分瓦解部分变质方面，或者出在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方面……却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出在说假话方面！
事到临头，我也没心思没情绪忧国忧民了。还是先忧妻子忧儿子吧！虽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但我实在不愿看到妻子和儿子也长出某种尾巴。哪怕是漂亮的尾巴！
我起身关了电视，注视着妻子问：“听清楚了？”
妻默默而又不安地点头。
我再问儿子一遍。
儿子也默默而又不安地点头。
我说老婆啊，现在，你，马上收拾东西！你必须带着儿子立刻逃离这座城市！
妻说你慌什么啊！又不是战乱，又不是瘟疫，谈得上逃离不逃离的么？别乱用词儿吓着儿子！不就是长尾巴么？别人都长，咱们就也跟着长呗！我不是并没慌么？
她说得轻描淡写！而我看出，她内心里其实已经慌得没了主张，故作镇静罢了。
我说：“儿子，你到小屋去，我要单独和你妈说几句话！”
儿子半点儿异议都不表示，乖乖地起身离开了。严峻的局势对儿童往往是一次特殊的成熟教育，能使不那么听话的孩子也变得极其听话。
我将房门关上，尽量压低声音对妻子说，局势比电视里宣告的要严峻得多！不仅仅是人们都长不长尾巴的问题。
于是我将发生在那辆紫红色“王冠”里的可怕情形，发生在那个小食杂铺子里的可怕情形，丝毫也不加以夸张地讲给妻听。我一边吸烟，一边谨慎地选择一些绝不带血腥和恐怖色彩的词，但妻的脸色还是渐听渐变着。
我讲完，妻嘴角颤颤地抽搐成一抹笑，说你又红嘴白牙编瞎话了！说使你第一个长出尾巴一点儿都不冤你！如果发生了亲眼目睹的事儿，为什么今晚的电视新闻不报导？
我火了。我说你笑什么老婆？到了这种时刻你怎么居然还笑得出来？你再笑我扇你！我说你是中国人，难道你对中国电视新闻究竟有多少透明度还不了解么？那叫官方喉舌！关系到社会安定！有些事件，有些真相，该封锁，那就是要全面封锁！一点儿都不含胡。从来都不含胡！该不让老百姓知道的，那就得把老百姓当阿斗！什么时候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了，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几成，那是完全由官方掌握着分寸的！比如我白天亲眼目睹的两件事，能在刚才的新闻节目中报导么？一报导能不引起恐慌么？我这只不过是在家里对你说，如果我在外边逢人便讲，不将我逮起来，扣上个造谣惑众的罪名惩办才怪了！最温和的对待，那也得宣布我是疯子，第二次将我投入精神病院！我说老婆啊，你想一想，人如果长出巨蟒的尾巴，长出虎豹豺狼的尾巴，那心理上能不向兽性嬗变么？嬗变了，能不人吃人么？我说归根结蒂，我并不太怕你和儿子也长出尾巴。我不是已经长出耗子尾巴了么？不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么？我是怕你们生命受到威胁。怕那些向兽性嬗变的人袭击你们！怕你们成了牺牲品，被吃了！我身板儿这么单薄，又不会武功，连一件具有威慑力的武器都没有，凶险时刻保护得了你们么？保护不了的呀！
妻说，那……那我带着儿子离开这座城市了……撇下你自己没人照顾没人做伴儿，你可怎么办呀？——她抽泣起来了。
我说我的妻呀，你就别管我了！反正我已经长出尾巴来了，逃亡到哪儿也是个长尾巴的中国人了，倒莫如留在这座城市里混图个不受歧视。没有你和儿子在身边时时刻刻使我为你们提心吊胆，我是完全能够照顾好我自己不被他人吃了的。大丈夫生死两由之，我的妻呀，你有何悲哉有何泣哉？常言道，乱世出英豪！一个人一生能赶上几回乱世啊？在我五十来岁的人生阶段，又赶上了一回，乃是我的造化！说不定你我夫妻再见面之日，我便是本市市长了。甚至本市独立，我当了一个二百多万的国家的元首那也是不一定的，你就让我在乱世之中潇洒走一回吧！……
妻忽然向我使眼色。
我这才发现，门不知何时被推开了一道缝。显然的，儿子在门外偷听。
我大声说：“儿子，你给我进来！”
儿子默默地乖乖地推开门进来了。
我喝问：“你偷听来着是不是？”
儿子怯怯地点头。
“爸爸对你妈妈说的话，你全都听到了么？”
“全听到了……”
“听懂了么？”“比听电视新闻报导还懂么？”
“嗯……”
我说那么好。那么儿子我也不再向你解释什么了。帮你妈妈收拾东西去吧！……
儿子就拽住妻的一只手，往起拖她，并以大人劝大人的口吻说：“妈，别哭了。谁叫你们大人平时总爱说假话呢？这是报应！我同意我爸爸的主张——他留下，我们逃亡！省得他为我们操心
望着儿子拖起妻子一块儿离开了，我自己胸中却刹时充满惆怅和悲枪。两眼一湿，视线模糊了。
我吸着一支烟，镇定住情绪，立即坐下抄通讯录。
妻拎着一个大包儿，儿子背着书包，拎着一个小包儿，双双出现在我面前。
妻问：“你想把我们娘俩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说：“我也没想好。坐飞机也罢，坐火车也罢，反正只要能离开这座城市就是千幸万幸！这页纸上，抄有我各地朋友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如果你们逃亡到某地遇到了困难，可以向他们求援。如果他们说根本不认识我，不愿相帮，也别失望。也别骂人家寡情寡义，掉头就走便是了。中国人的虚情假义，我是早有领教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活得有志气，有自尊。别给我这个当丈夫的和当父亲的丢人！要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感激朋友式的援助，但是绝不乞求援助！”
……
离开家，我和妻儿一人一辆自行车，骑在寂静的小街上。两侧居民楼的黑影，如一面面高墙。竟无一扇亮着的窗子。才十点多钟，城市还不到沉睡的时刻，却仿佛异乎寻常地早早地就沉睡了。
但是一骑到马路上，情形就完全相反了。各种车辆连成了线，一辆接一辆，首尾相接。激流一般向飞机场方向汇去。只有四条车道的对行线马路，变成了六七辆车并驶的单行线马路。但是没有车辆鸣笛。相撞了也不停。每辆车都只顾抢道占道朝前开……
明摆着，这是一种逃亡的情形。一种有钱阶层，有权阶层，起码是有车阶层争先恐后但又不张不扬的大逃亡。我思忖在这三个阶层中，说假话的男女肯定是最多的。不说假话绝难在中国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善于说假话绝难在中国官运亨通。不同时依傍于这两个起码依傍于这两个阶层中的一个阶层，那恐怕也是买不起进口车的。我们一家三口扶着各自的旧自行车站在马路边上，企图穿过马路却没机会，只有望车兴叹。这座经济发展指数相当落后的城市，想不到竟拥有如许之多的高级轿车！的确，一辆辆从我们眼前驶过的，十之七八是进口车。望不见一辆国产车的影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有还是有的。这边的人行道上，离我们不远处，有三辆“夏利”一辆“桑塔那”，不过都四轮朝上被掀翻了。那辆“桑塔那”的发动机还没息火。马路对面，也有几辆“桑塔那”和几辆“切诺基”，也被四轮朝上掀翻了。是谁把它们挤到了人行道上？又是谁将它们掀翻了呢？它们的主人们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就容忍自己的车流落到如此下场呢？一个个问号从我头脑中掠过。然而我对自己解答不了。
我本是打算拦一辆出租车，送妻子儿子到机场去的。看来我坐在家里做打算的时候，简直是在痴心妄想了！我对局势估计得太不足，也太乐观了。连国产车都丧失了通往机场的道路行驶的权利和资格，此时此刻，机场那种地方，普通小老百姓还能进得去么？就是侥幸进去了，能买到机票么？就是也侥幸买到了明天后天大后天的票，还能有权利有资格登上一架飞机么？
我确信一辆辆从眼前驶过的轿车内坐的些个男女，其实肯定都已长出了各类尾巴。起码已长出了大大小小或软或硬的包。应该说这座城市所遭到的惩罚，与他们有着最直接最大的责任。会会众生普通百姓即使也说假话，但大抵他妈在市民阶层的俗常生活范围以内。危害也大抵就局限在这个范围以内。他们哪比得了些个“公仆”们瞪着眼睛每天价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的假话多？哪比得了些个“大款”们为了更多地钻国家的空子更多地从银行里骗出钱来说的假话多？然而他们却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我甚至确信，更多的平民百姓，也许并没怎么将电视新闻中宣读的“告市民书”当成件大事儿。百分之百地听明白了听懂了大概也不在乎。我想如果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在那辆紫红色“王冠”里在那个小食杂铺子里发生的惨剧，他们才会有点儿在乎起来吧？……
我对妻子和儿子说，我没法儿送她们去机场了。去了也没用。应该退而求其次，去火车站。我让妻子和儿子骑上自行车先行。她们刚骑到那辆四轮朝天的“桑塔那”旁又双双下车了。
儿子回头转身朝我喊：“爸，爸！你快过来！这辆车里还有人，是个女人！”
妻也朝我喊：“看样她还活着！咱们救救她吧！”
我只得暂且按捺下我的一个坏念头，也骑车赶了过去。
我和妻子儿子蹲下细看，那女人果然活着。满面鲜血。车内还有一个女孩儿。在那女人身旁。显然已经死了。头搭拉在左肩上。人的头歪到那么一种程度是必死无疑的。车被掀翻之前遭遇到了猛烈的撞击。车头四向驾驶室，几乎扁了。
那女人自下而上地望着我们。鲜血糊住她的眼睫毛，在清冽的路灯光辉的照耀下，看得出她是在多么尽量地瞪大着眼睛。
她声音微弱地说：“救救我……救救我……车里的皮箱内有钱……都归你们……”
妻说：“你倒是快想办法呀！…”
儿子也说：“爸，救救她吧！…”
我认为若不将车翻过来，是没法子将那女人拽出的。
于是我果断地说：“来，咱们翻车吧！”
我们一家三口齐心协力，几经努力，却不能将那辆四轮朝天的车翻过来。
儿子放弃了努力，跑至人行道边儿，挥手，跺脚，喊叫——一辆辆车从他面前疾驶而过……
他回到我们身旁时脸上亮晃晃的。那是一个少年的眼泪被清冽的路灯的光辉照耀的结果。
“我诅咒这座城市的人们！谁都将长出尾巴无一幸兔——包括逃离了这座城市的人！……”妻马上喝止他：“住口！难道你也诅咒你自己？这样的时候不许随口说不祥的话！
我见儿子在冷笑，仿佛是上帝本人化身为我的儿子在冷笑。
而那头朝下窝在车里的女人，始终不断地在喃喃哀求道：“救救我……救救我……千万别不管我……”
忽然身后的树丛中一阵响动。我扭头望去，望见一张可怕的男人的脸。我觉得我见过那张脸。猛想起了那辆紫红色“王冠”里的情形。他的脸比当时更可怕。他的眼睛绿莹莹的。他在咧嘴狞笑，口中吐出蟒蛇的带叉儿的舌芯子。
我再也顾不上救那奄奄待救的女人，一手扯着妻子一手扯着儿子撒腿就跑。而在我们身后，传来了那女人撕心裂肺的哀号……
我们气喘吁吁地跑上了一座立交桥。驻足回望，见那蟒尾人将自己的蟒尾缠在一根水泥电线杆上，身子悬在半空中。悬在马路上方，朝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不停地挥动双臂，似在玩耍自娱……
我想，他没对我们穷追不舍，肯定是因为那向我们求救的女人的肉饱了他的腹。我不禁充满感激地为那女人的灵魂暗暗祈祷。如果她不被吃，我不知我失去的将是妻子还是儿子？或者是她们失去了我这个长出了耗子尾巴的丈夫和父亲。蛇不是最爱吃鼠的么？
翌日，全市武警出动，荷枪实弹，将一切被普遍认为最善于制造谎言和说假话的人，统统予以收容，实行紧急监管。好比在“国庆”前，春节前，重大外事活动前，对种种社会危险分子实行紧急监管一样。初战告捷，第一批便收容了四千余人，分男女监管在两所大学里……
此乃我建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二项。
其实，按照我的本意，只出动公安力量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必搞得声势过分浩大。但市常委会认为，公安部门的同志，恰恰可能都是一些因保卫人民，打击各类犯罪分子而说过假话的好同志。试想啊，犯罪分子们么，一被逮捕，一经审讯，哪一个不是假话连篇呢？要办他们的罪，以机智对付狡猾，以正当的、从忠于职责出发的假话套供的事，总是难免的吧？既然如此，也是要长出尾巴来的。何况公安部门，也不乏腐败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勾结和包庇犯罪团伙的“内奸”。这些家伙中，有的已经长出了各类尾巴，没法儿再穿警服了。有的已经长出了大大小小的包，惶惶不可终日，行动受碍了。所以市常委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决定主要依靠武警落实第二项应急措施。
各行各业各机关各单位各院校各居民组，都火速成立了检举站，设立了检举箱甚至检举电话专线——专门对付那些表面看起来似乎挺诚实，不爱制造谎言和说假话，而实际上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制造点儿谎言会憋出毛病的人们。一经检举，即刻收容。
此乃我建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三项。
第四项当然是“领导搭台，文艺唱戏”之近年来时兴的常规举措了——几天内城市里便到处都出现了标语、口号、警句的“海洋”。
“说一句真话就等于向他人献一份爱心！”
“咬住假话出门去，不带尾巴回家来！”
“干部要自尊，党员要自诫，群众要自觉！”
“将尾巴还给动物，将体面留给人类！”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幼儿园到小学校，阿姨和老师们，都在教孩子和小学生们唱词曲家们紧急合作的新歌——“翻山并不难，越岭并不难，从小说真话，其实更不难……”
老年秧歌队也不甘示弱，老当益壮，一边在马路上大扭其秧歌，一边激情澎湃地引亢高歌：“同志们那么呼嗨，要记牢那么呼嗨，说真话那么希哩哩哩刷啦啦索罗罗罗脆，不长尾巴那么呼嗨！……”
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之下，连续组织了数场说真话大型演唱会，提出了“三性二精”之标准要求，亦即史诗性、民族性、永恒性和精品意识和精神号角意识的高度统一。然而首先砸就砸在演唱会上，歌星们唱着唱着，影星们演着演着，伴舞队舞着舞着，连他们或她们自己都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情况之下，啪哒地屁股后面就长出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大小尾巴！于是公众们一片声浪地口伐，甚至跃上台大打出手。但是他们或她们都感到非常委屈，觉得公众们太不体恤自己。因为他们或她们在舞台上在彩灯和追灯的照耀之下啪哒就长出了尾巴，并不意味着肯定地在演出过程中又说了假话。别人们，比如他们或她的亲友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又说了一句假话，恶果殃及他们或她们也是非常可能的事……
接着是被收容被监管的几批总共数万人出了问题，因为谁也无权封上数万人的嘴，而将他们集中起来，无异于开辟了几处假话交流场所和谎言培训基地。数日内几万人全部长出了尾巴，好比泡在几口大缸里的饱满的豆子全都长出了豆芽。这一点是谁都难以料到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于是收容和监管不再有任何意义，数万人皆被谴散。以他们在数日内每人仅仅说了五句假话来计算，三万人数日内至少说了十五万句假话。
受他们牵联，数日内本市多出了十五万长尾巴的人。其实何止十五万呢！估计至少多出了二三十万。于是长尾巴现象反而公开化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暂时还没长出尾巴的人们的鄙视、憎恶乃至袭击和围剿，占领了几幢高级宾馆群聚群宿，而且宣布成立了“长尾人合法存在总委员会”。有关部门当即向他们发出通告，他们的“总委员会”须经申请和批准方可成立，否则属于违法民间组织，当在强硬取缔之例。但他们依仗着有总共四十几万正式会员，和三十余万虽还没长出尾巴但已经长出了包的预备期会员，根本不将有关部门放在眼里。公然挂出了牌子，和市委市政府的牌子一样大。居然敢用红字。市委市政府惟恐采取强硬措施会形成对抗，激起民变，紧急下发“红头文件”，告诫有关部门讲究策略，低调处理。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之由之，随他们怎么高兴怎么是……
各检举站的情况也不妙。打击、报复、诬告陷害之事屡屡发生，不知该信检举者还是被检举者。只得无为而治，促其名存实亡，自行瓦解……
长尾现象一经公开化，城市里多了一道别开生面的风景线。季节已经进入七月，日渐炎热，人们不得不换上了薄裤短裙。尾巴既然包藏不住，也就只得暴露在外了。而且，长出尾巴的人一天天由少而多，最后竟占城市总人口的十之八九了。于是由尾巴的不同，而从当初的一个“长尾人合法存在总委员会”，派生和分裂出了十几个“协会”、“联谊会”、“俱乐部”什么的。诸如“灵长类长尾人协会”、“猛兽类长尾人协会”、“爬虫类长尾人协会”、“短尾人协会”、“食肉类长尾人协会”、“食草类长尾人协会”等等。“食虫类长尾人协会”，又分“偶蹄类分会”、“单蹄类分会”、“反刍类分会”三大下属组织。此外还有“有袋类长尾人分会”、“猫科类长尾人分会”、“犬科类长尾人分会”、“两栖类长尾人分会”
……于是本市近万名离休干部，皆被聘人各分会，担任了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秘书长、法律顾问、宣传部长、公关部长、协调委员等等。尽管有名无实，有职无权，但毕竟又有事可干，又有了办公室，有了秘书。本会商企界人士众多，财力来源雄厚的，自然也有了专车，于是不再失落，不再寂寞，祛病强身，不再患“忧郁症”、“幽闭症”。而一些社会名流，摇身一变也都成了各“协会”、“分会”、“俱乐部”的精英，名誉会员、委员会委员、终身会员什么什么的。有的一人兼任几个“协会”、“分会”或“俱乐部”的头儿，倒是少数没长出尾巴的人，在单位，在家里，在哪儿都显得孤孤单单，显得特殊。使长尾巴的人们看着别扭，自己也终于感到别扭。没了人缘儿。没了群众基础。倘是普通人，孤单也就孤单罢了。没人缘儿也就没人缘儿罢了。没群众基础也就没群众基础罢了。若还是在位的领导干部，那么问题严重了。没人缘儿，没群众基础，工作不好开展哇！不长尾巴而领导广大长尾巴的，没有起码的亲和力没有起码的凝聚力呀！于是市委组织部门，对干部队伍进行紧急大调整，大换血！该免的免，该撤的撤，及时提拔了一批因为尾巴而人缘好而群众基础广而能力强而领导信心倍增的新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