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她站住了。她侧转身体，向一根水泥电线杆望去。那是离她只有四五米远的一根水泥电线杆。红卫兵肖冬梅正站在那儿，双手掩面嘤嘤哭泣着。在逃跑中，她那只断了扣襻的鞋又一次跑掉了。当她将自己的手从姐姐的手中挣脱出来，赤着一只脚往后跑去找鞋时，一支老年秧歌队热热闹闹地横扭过步行街头。待秧歌队终于过去了，她的目光已寻找不到姐姐的身影了。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来到这处楼区的。总之躲避着人多的地方，左拐右绕不停地跑就是了。本能告诉她，这处僻静无人的地方是比较安全的。本能又告诉她，即使在这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她也还是明智点儿站在路灯的光照之下的好。想到亲眼所见的赵卫东红卫兵大哥和李建国红卫兵战友的下场，想到跑散了的姐姐凶吉难料，想到自己孤独无助的境况，她的眼泪可就真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不停地往下掉了，没法儿不哭出声来……
尽管她戴着一顶三十四年前大批量生产的黄色单帽，女郎还是从她那两条不能掖入帽檐儿的粗而短的齐肩小辫儿，以及她那开始显出发育期少女优美曲线的身材，一眼就看出了她是女的。
女郎好奇地脚步轻轻地走到了肖冬梅跟前。
肖冬梅没发觉已有人走到了自己跟前。她处在替战友们和替自己极度的担惊受怕之中，仍双手掩面嘤嘤地哭着。
肖冬梅臂上的红卫兵袖标，使女郎对她所产生的好奇心顿增十倍。红卫兵她是见过的。在电影里和电视剧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可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一名红卫兵，而且还是名女的!她的第一个想法是红卫兵看来也不怎么可怕呀。眼前这名小女红卫兵不是就哭得怪招人可怜的吗?什么事儿使这名小女红卫兵如此伤心呢?又是什么原因使这名小女红卫兵出现在这儿的呢?他妈的，不大对劲儿呀！2001年怎么会又有红卫兵了呢?
像一切看见了肖冬梅他们的人一样，女郎也不可能不心生愕疑和困惑。只不过她并没猜想肖冬梅是在演戏。凌晨两三点钟，一个小女子孤孤零零地跑到这儿来演的什么戏呢?!
她从挎包里取出烟，吸着一支，兴趣浓厚地、静静地望着肖冬梅。
肖冬梅却还没觉察，还在哭。
女郎将那支烟吸到半截，不吸了，一弹，半截烟被准确地弹入了肖冬梅旁边的垃圾筒的塞口。之后，她将吸在她嘴里的一大口烟，缓缓地徐徐地向肖冬梅的脸吹过去。
肖冬梅闻到烟味儿，不哭了。但是双手并没从脸上放下来。她对烟味儿是熟悉的，也是敏感的，一向讨厌的。她的父亲就是一个烟瘾很大的男人。而且，在她的经验中，烟味儿又一向是和男人连在一起的。于是她暗想，肯定是有一个男人正站在自己对面了!她是心理紧张得不敢再哭了，也不敢将双手从脸上放下来。那一时刻她全身紧张得纹丝不动……
女郎说：“既然不哭了，就把双手从脸上放下吧。”
肖冬梅听出了是女性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女性的声音听来挺温和的。
在人类的一切关系中，女人对女人最容易传递安全感。即使她们互不信任，她们一般也不会彼此太害怕。因为这一种安全感建立在同一性别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女人对女人才最容易传递建立在同一性别基础之上的安全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女人伤害得了另一个女人的事毕竟是极少发生的。而男人和男人之间则太经常发生了。
由于女郎的声音的温和，由于那一种安全感的作用，肖冬梅慢慢地将双手从脸上放下了——她呆望着对面的女郎，女郎也呆望着她。如同两个不同世纪的女性彼此呆望着，在由于对方与自己是那么的不同而引起的愕疑与困惑之中，彼此猜度着对方对自己可能所抱的态度……
虽然她们之间只不过间隔了并不算太漫长的三十四年。
女郎终于又开口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语调不仅温和，而且听来相当友好。
肖冬梅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对方的话。她是真不明白。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她不敢贸然开口回答，更不敢反问什么。
但女郎误会了，以为她是哑巴。或者又聋又哑。于是试探地又问：“你是真红卫兵呀，还是假红卫兵呀?”
此时女郎对她发生的兴趣，已经有了喜欢的成分。那一种喜欢，如同对小猫小狗以外的另一类稀罕的
宠物的好奇加喜欢。
肖冬梅当然听明白了，却更不敢回答了。因为她最知道自己明明是真红卫兵；因为她早已经意识到，在这一座使她觉得万分怪诞的城市里，在那些同样怪诞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眼里，她又只不过是一个假红卫兵似的。红卫兵怎么还会有假的呢?莫非这座城市是假的首都北京?莫非自己所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假的中国人?就像《西游记》里关于“假西天”的故事一样?怪诞呀怪诞呀!她内心里如此这般地思想着，就更加不知该怎样回答是好了。否认自己是红卫兵是不行的，戴着红卫兵袖标哪!那么若开口，只有回答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了。而在这两种回答中，她却又根本无法判断哪一种回答对自己可能有利，哪一种回答可能使自己更加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所以她又摇了摇头。
女郎就真的以为她是个哑巴了。再问：“那么，你并不聋吧?”
肖冬梅点了点头。
“你从哪儿来?”
肖冬梅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
还摇头。
“你不怕我吧?”
点头。
肖冬梅真的不怕她。或者，更确切地说，就自己目前的处境而言，认为对方也许是对自己最怀有善意的一个女人了。她极想获得一种呵护。她希望呵护来自于眼前这一个对自己说话温和又友好的女人——虽然这一个女人也是自打她出生以后不曾见过的，美丽得妖冶而又怪诞的女人……
“不怕我就好。不怕我就跟我来吧!”
女郎说罢，转身径自而去。
肖冬梅站在原地，望着女郎的背影犹豫不决。
女郎走了几步停住了，扭回头见她并没跟随着，冲她招手道：“你不是不怕我吗?来呀!”
肖冬梅仍犹豫。
“一会儿巡逻的警卫发现了你，可会把你带走的!”
此话立刻生效，肖冬梅便向女郎跑去……
女郎待她跑至跟前，则牵着她的一只手，将她领进了楼。楼内亮着灯。肖冬梅自从长那么大，第一次进入到如此高级的居住楼内。保留在她记忆中的，是她家乡的那个三十四年前的小县城，全县也没有这么漂亮的一幢楼，更不要说十几幢连在一起的这么一大片楼群了。楼梯铺着褐色的光洁的地砖。显然有人每天清扫，尽职地用拖把拖过。楼梯两侧的墙壁是那么的白。楼梯扶手一尘不染。红卫兵肖冬梅于是想到了她自己的家。她的记忆告诉她，她只不过才离开家两个多月。关于家的记忆非常清晰。关于家乡的记忆却模糊极了。她的父亲乃是县重点中学的校长，是县里很著名的知识分子。全县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都挺乐于聚在她家里道古说今，高谈阔论。母亲在她父亲的直接领导之下，是县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一位在县里颇有诗名的女性，并且是无可指责的家庭女主人。她家住的那幢楼房，有着比她的年龄还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解放前县长和县里的几位实权官吏合住的公寓。解放后分配给了她父亲们，并被全县人习惯地叫做“文化楼”，她家所住的三间房屋，则要算是最窗明几净的人家了。但那“文化楼”若与自己已然进入的这幢楼相比，简直就该被叫做“穷人楼”了!她想她家里的任何一个房间，任何一个角落，也没有这么白的墙，这么好看又光洁的地啊!她又想到了李建国的家。李建国的父亲是县长。他自然拥有一个全县人都深羡不已的家。那是一幢在建国十周年才盖起来的楼。是全县最新的一幢楼。但李建国的家也不过只比她的家多一个房间。李建国的家里也没铺着这么好看这么光洁的有色方砖呀!县长家里只不过是水泥地罢了。全县大多数老百姓的家是不知曾被几代人的脚踩过的坑坑洼洼的老砖地。有些人家，比如赵卫东的家，干脆便是泥土地。和乡下人家没什么区别。可自己脚下正踏着的，一块块这么好看这么光洁的有色方砖，却是铺在一户户人家门外的楼梯上和楼梯拐角处!每一拐角处还立着花盆架，上边还摆着一盆盆花!红卫兵肖冬梅的双脚，自打出生后就没踏着过这么好看这么光洁的有色方砖!甚而，也根本没见到过!唉，唉，何等浪费的现象呀!这么好看这么光洁的有色方砖的用处，多么的使人心疼呀!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特殊贡献的些个人，才有革命的资格和革命的资本住在这样高级的一幢楼里呢?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给解放前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本家们盖的吧?为了体现统战的政策?比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一篇光辉的著作中提到的延安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是否就配被请到北京住进这么高级的楼里呢?——直到那一时刻，红卫兵肖冬梅仍认为自己是在首都北京。由于仍这么认为，觉得所见街道行人和现象，不仅怪诞，而且简直诡谲……
女郎在她那个单元的门前站定时，红卫兵肖冬梅以欣赏艺术的目光呆望着防盗门，内心里不禁地又是一阵感叹——多么高级的一扇门呀!那是赞美式的感叹。她长那么大，就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如此高级的一扇门!她发现了门上那颗纽扣般大小的水晶似的东西，忍不住伸出手去摸——门上居然还镶着一颗珠子!她想——也未免太贵族化了吧!毛主席他老人家可不会高兴有中国人这么做的!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高兴的!不革命行吗?!她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胸中不由得澎湃着一股革命的冲动……
女郎看她一眼，笑道：“连猫眼也没见过呀?”
“猫眼”当然是红卫兵肖冬梅根本没见过的东西。她理解成别的了——她母亲指上就戴过一枚镶有“猫眼玉石”的戒指，是她的祖母传给她母亲的。她听她母亲讲过，“猫眼玉石”是玉石中最名贵的一类。“文革”开始不久，她母亲的戒指被本校的一些红卫兵充公，变卖后买刷写标语口号的大红纸和糨糊了……
一听说门上那东西是“猫眼”，红卫兵肖冬梅赶紧肃然地缩回了手——唯恐它镶得不够牢，被自己一摸掉在地上，那要是摔碎了自己赔得起吗?
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扇普普通通的防盗门。在2001年，在这一座城市，算上安装费也不过四百来元。不仅那扇防盗门普普通通，这一片开发在黄金地段的楼群，也不过是价位中档的商品楼小区罢了。在2001年，除了北京，全中国的商品住宅不但越盖质量越好，而且价格也越来越合理了。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基本过去了……
女郎从挎包掏出钥匙开门锁时，红卫兵肖冬梅蹲下身，用手摸了一下方砖地。
女郎奇怪地问：“你摸地干什么呀?”
她说：“我觉得这砖怎么有些软呢?”
女郎已将两重门都打开了，一边往屋里迈一边说：“泡沫砖嘛，新建筑材料，踩着当然软啦!”——她说完此话，人已进了屋，忽觉不对，站住了。她一站住，就将门口挡住了。肖冬梅不能跟入，只得站在门外，一时不知女郎是怎么了，一时也不知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
女郎站了几秒钟，猛转身语调很是严厉地说：“你骗了我!”
“我……我骗你什么了呀?”
肖冬梅还没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我还当你是个小哑巴呢，原来你会说话!”
当然会说话的红卫兵肖冬梅，半张着嘴，一时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
女郎在门里换上了拖鞋，不再理会她，径自往室内走去。
站在门外的肖冬梅，那会儿悔之莫及。她觉得羞愧。人家对自己友好，自己刚才却骗了人家。她又觉得委屈，因为自己刚才实在不是出于狡猾才装聋作哑骗对方的呀!她想奔下楼去索性逃离，但是双脚却像生了根似的，不肯受大脑的支配往楼梯下迈。一整夜没合眼啊!一整夜都在东躲西藏地奔逃哇!那一时刻的她是疲惫极了，又饥又渴，又困又乏，但愿能一下子扑倒在一张床上呼呼大睡。这一愿望几乎就要实现了，不料却被自己所犯的“错误”破坏了!唉，唉，逃离倒是容易的，可别处哪儿还能有一张能允许自己一下子扑倒呼呼大睡的床呢?再者天已快亮了，自己这名红卫兵不是明摆着一出现在街上便会遭到围观吗?仅仅遭到围观还是好的呀，赵卫东和李建国两名红卫兵的下场自己不是亲眼看见了吗?她想替自己向对方辩解几句，却又觉得在自己和对方之间存在的并非什么常人所说的误会，而是比误会严重得多的一场似梦非梦的魇境……
于是她就不知所措地呆立在门外默默地流起泪来。
隔着半开半掩的防盗门，她见女郎从一个小桶似的玻璃器皿里接出一杯水，在服药。
女郎服完药，扭头朝门口看了一眼，大声说：“哎，你怎么不进来呀?”
肖冬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低声又怯怯地反问：“你还允许我进你的家吗?”
“你这是什么话!”女郎放了杯，双手交抱胸前，隔着防盗门研究地望着她，“如果我不许你进我的家，我把你带到家门口干什么?”
肖冬梅不禁破涕为笑，赶紧进了门。但是她站在门旁，不敢贸然再往里走。她想，唉，唉，允许我蹲在门口睡上一两个小时也行啊!在首都北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一名在当年红军长征过的路上长征了一半的红卫兵，竟落得如此这般可怜下场，谁能向我解释清楚为什么呢?
她这么想着，身子已然蹲了下去……
“起来!不许蹲在门口!”
她那不由自主往一块儿粘的眼皮立刻强睁开来，惴惴不安地望着女郎。
“把门关上!”
她便关门。然而两重门的防盗暗锁对于红卫兵肖冬梅而言都是新事物。并且，都是挺复杂的事物。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完成主人下达给她的“任务”。
“你可真够笨的!”
女郎几步跨了过去，以女教师指导一名笨学生做手工般的口吻说：“看着，这么弄，再这么弄一下，明白了没有?”
女郎示范了两次，之后让她照做了两遍，直至确信她已经学会了开门锁门，才又命令道：“换上拖鞋!”
那一时刻红卫兵肖冬梅感觉自己像一只很令训练师失望的猩猩。
她噙着泪刚欲穿上拖鞋(那是一种漂亮的缎面绒底的软拖鞋)，女郎急又阻止道：“哎，先别!你那只光着的脚难道不脏吗?”
肖冬梅低头呆立，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女郎从门后的挂钩上摘下条半湿不干的毛巾塞在她手里：“我这拖鞋是一百多元一双买的，知道吗?”——女郎看着她擦过了脚，换上了拖鞋，声音才又变得温和了：“进屋吧!”
肖冬梅在前，女郎在后，一只手搭在她肩上，轻轻推着她往屋里走。
女郎住的是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大约一百三十几平方米，一年前，花了五万多元
装修过。按当时的装修价格而言，仅是比较简单的中档装修。但对红卫兵肖冬梅来说，宛如身在一位公主的奢华宫房。那一套舒适又大的真皮沙发、玻璃钢茶几、玻璃钢餐桌、电视柜上的大屏幕彩电、电视柜下面的VCD机、电脑桌上的电脑、纯净水器、落地音箱，以及地上铺的一块图案美观的纯毛地毯，吊过的顶棚，美观的灯盏，都使肖冬梅产生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印象。而像那样的家居水平，在2001年，在这一座人口二百余万的城市，少说也有十分之一。尤其是，
客厅那面迎门的墙上，镶了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使房门多了一倍。使空间似乎更宽敞了。当然也使红卫兵肖冬梅产生了视觉上的错误，搞不清究竟有多少门多少房间了……
女郎款款朝沙发上一坐，接着身子一倾斜，双腿一举，从脚上抖掉脱鞋，连腿也蜷上了沙发。女郎一手拄腮，侧卧于沙发，复又以研究的目光将肖冬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在门口又哭了?”
肖冬梅便用手背擦脸上的泪痕。
“为什么又哭了?”
“怕你……怕你刚才不许我进你家的门了……”
那一天，红卫兵肖冬梅所感受到的惊恐和耻辱，是她此前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她觉得自己真正领会了“孤立无助”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她进而想到了那些被游斗、被抄家、被戴高帽剃鬼头用墨抹黑了脸，并且彻底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的人们——她这一名中学女红卫兵，那一时刻，在别人的家里，不知所措地站在颐指气使的别人面前，怀着希望获得别人恩赐予自己的哪怕一点点呵护的乞怜心理，对那些“文革”中也受过羞辱的人们，终于由同命相怜而觉醒了一种违背红卫兵六亲不认的革命原则的同情。是的，她觉得，虽然女主人对她的态度已够温和已够友好已够善良的了，却分明的，仍不免时时流露着身份优越的女主人的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被宣布为“走资派”不久，母亲由于每被评为优秀教师，也便同理可证地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黑走卒”了。父母同样难逃被戴高帽挂牌子剃鬼头抹黑脸之厄运。而在那些父母最感屈辱的“红色”日子里，她和姐姐声明与父母脱离了家庭关系，住在学校不再回家了。甚至，她和姐姐连自己们的“长征”行动，都不屑于通知父母……
红色惊悸 第十章(2)
想到这里，红卫兵肖冬梅又泪如泉涌起来，擦也擦不尽。
“别哭!我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抽抽泣泣地哭!非要哭你就给我来个号啕大哭，那也算你哭出了档次。”
女郎皱着眉，微欠身，伸长手臂从茶几上拿起了烟盒……
肖冬梅从小长那么大从没号啕大哭过。既然明知自己哭不出档次，既然对方不能容忍她那种抽抽泣泣的哭，她也就只有强忍咽声，默默地流泪不止。肃垂着双臂，连用手擦泪也不敢了。
“过来。”
她半点儿也不敢迟豫地走到了女郎跟前。
“坐下。”
女郎缩了自己的双腿，拍拍沙发。
她乖乖地坐下了。女郎的双脚就交叉在她身旁。那是一双白而秀美的脚。十个指甲经过细心的修剪，染了红色。似对儿一模一样的象牙雕的镶珠工艺品。
“你觉得我欺负你了吗?”
肖冬梅摇头。
“那你在我面前哭什么?”
“我想家……想爸爸妈妈……”
“你家在哪儿?”
肖冬梅就努力想她的家乡在哪一个省份。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关于这一点，她和另外三名红卫兵全都失忆了。
“又装模作样是吧?”
“不是装的。”她又流泪了。
“想不起来算了。别想了。我怎么一时慈悲，把你这么一个神经有毛病的小破妞带回家来了!”
女郎说罢，从裙兜里掏出手绢，塞在肖冬梅手里。
肖冬梅一边擦脸上的泪，一边鼓足勇气问：“大姐，这儿真的不是北京吗?”
“北京?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儿是北京呢?”
于是肖冬梅将自己离开家乡那小县城，怎么样怎么样与自己的姐姐和另外两名红卫兵战友开始长征，怎么样怎么样遭遇了雪崩，以及被救后怎么样怎么样成为首都北京的客人，并受到敬爱的江青妈妈亲切关怀之事，一五一十地讲述给女郎听……
女郎自然如听痴人说梦。
“等等，等等!”女郎不由坐起，收拢双腿，手儿环抱膝盖，瞪着她问：“你说的那是哪辈子的事儿?”
肖冬梅一愣，喃喃地嘟囔：“就是今年的事儿呀!”
“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
“今年是1967年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呗!”
“错!今年是2001年。前年咱们中国刚欢庆了建国五十周年!”
“2001年?”
肖冬梅自然也如听痴人说梦，也呆呆地瞪着女郎，仿佛对方神经有毛病似的。
“你别他妈这么瞪着我。我神经没毛病!”
女郎蓦地站起，离开沙发，满屋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一册画报，往沙发上一扔，指着说：“自己看!”
肖冬梅拿起画报，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大红字——“欢庆建国五十周年专刊!”
她不禁狐疑满腹地抬头看女郎。
女郎又一指：“看我干什么?我脸上又没印着历史，让你看那画报!”
肖冬梅不敢不看，也确想看个明白，不料一翻，偏巧翻到的一页上，印着首都各界群众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情形——王、张、江、姚的
漫画头像画在人们手中高举着的牌子上，且都用红色画了重重的“×”。“四人帮”这个特定之词，她是根本不知因而根本不解的。但除了王洪文，另外三个的照片都是当年经常见报的，也是她只消扫一眼就立刻认得出来的。而此页的对页上，印着北大师生擎举写有“小平您好”四字条幅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