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匆匆趁月色逃走，头都不敢回，只一面走一面恨：“你们欺负老子，老子的爷回来了要教他把你们通通都枪毙！”
慎思还记得他以前是这个村子里的王子，寒暑假回乡大人们是多么地宝爱他，孩子们对他又有多崇拜羡慕。
他跑得急，不顾路上碎石划破了赤脚。祖母做的最后一双布鞋提在手上，不是舍不得穿，是怕鞋不跟脚慢了亡命的脚步。那已是文革的年头，有些地方开始武斗，驯鹿变成了饿狼，有乡人杀红了眼。阶级斗争了十几年李村已无真的地主可斗，慎思想得出来噬血的宗亲们要逮到他这个国民党崽子的决心。
月渐西沉，日将东升，四周没有房舍，只见暗沉沉的田埂和种了茶的小山丘，应该已经远得听不见李村里的人声，可是仿佛有狗吠传来。天哪，该不是带着狗追他来了？不敢冒险，慎思跳下大路，拣田间小水沟里窜逃，脚下险被一倒下的界碑绊倒沟中。危急中他脱口骂了一声娘，却不知道他走了个把钟头这才走出了他自己家里的田，是祖母特为买得远些要留给长孙的私房良田。
“十二叔，这解放以前都是我们家的田。”谨洲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不多岁的老侄与他们父子同车，指着窗外不无得意地讲起老李家昔日风光。眼角瞥见慎思一脸怒容，就微微倾身向前座堂弟改口道：“那都是十二叔在台上的时候买的。要是分了家，就都是你们家的田了。”
四十多岁的侄孙是专业驾驶员，肥水不落外人田，除了头次还不认识，谨洲次次返乡都包他的车。这侄孙是后来生的，从没赶上家族有人“在台上”的鼎盛时期，只吃过有亲戚“在台湾”的亏，不免插嘴道：“嗐！要是分了家我们家就不受牵连了。我们家为十二爹爹的关系吃了多少苦头？我爹爹还好死得早，不然也跟我爷一样给人斗得——”
“停车！停车！”慎思忽然拽着门把用力敲打车窗，尖起声音叫唤道，“让我下车！我要下车！”司机受惊停了车。慎思噔地一下踢开门，跑了。
剩下三人面面相觑数秒，终于谨洲打破僵局，尽量平静着声音道：“不管他！我们走我们的。别让人家等久了。”城里的五房、八房、老十房都先一天回到乡下祖籍做准备，二房、三房、六房本来就住附近，其他嫁了的姑奶奶们家也都一一通知到。上次李氏家族这样大规模祭祖是民国时候，李家有人做了县长。
“十二叔——”“十二爹爹——”老侄父子同声叫道；都认为这样的大事一个不能少，何况要丢在路上的是失而复得的前县长公子。
谨洲暴喝一声：“我说走！”司机没想到老先生能以丹田之气吼出那么大一声，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同时间脚就听话地踏上了油门。谨洲尽管几十年在台湾顶着甩不掉的匪谍嫌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老县长回到故乡却还是颇有威严的。
他的威严就是在儿子跟前没有用。相认后谨洲又托人，又送情，活动了一年才恢复慎思文革前的城市户口与单位；农民潘李光就此变成了城市退休工人李慎思。再又帮慎思顶了城里一个三居室房子，自己来了就不再住宾馆，只和儿子一起住。对外就说要把握余生父子相亲，实际上谨洲至此也已经几乎竭尽所有，和在台湾的慎行也多次因返乡开销问题吵了架。
慎思和父亲劫后重逢，刚开始还算父慈子孝，日子长了，来了又住一个屋檐下，闹矛盾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慎思最大的心结就是不能忘记李村人的忘恩负义，不但把他和祖母逼得走投无路，后来还要抓他去公审。偏是他发了誓一生不回去的李村，谨洲次次要去祭祖请客；他发了誓要报仇的人，谨洲个个要去发红包送钱。不满的情绪在慎思心头逐渐累积起来。
头次回乡，谨洲就发现家乡的亲友并不像台湾人一样喜欢土产一类的伴手礼，只有金饰和红包是受欢迎的礼物。送金子出手太大，谨洲改赠红包。先只有五十元、一百元两种红包，后又加上十元、二十元两种。老先生把一个个小红封套用橡皮筋扎起一堆，每堆再夹张白纸黑字做记号，像办家家酒一样，谁谁什么关系，谁谁该给多少，谨洲心里一本明账。
慎行台湾长大，对家乡人情疏离，常常抱怨既不是看红包场又不是欠债该还，哪有见面就要送红包的道理？慎行除了对自己哥哥还有几分内疚之情，他多次质问老父在家乡送钱的意义何在，言下不无指责父亲充阔摆谱的意思。可叹慎行一个三岁来台湾的小难民，哪里记得父亲在家乡时台上的风光？慎行只知道在台湾父亲被人诬陷，全家被匪谍嫌疑拖累，自己到处抬不起头来的痛苦，他不懂谨洲久违半世纪重做地方大人物慷慨解囊的乐趣。可是谨洲看在次次返乡都还要慎行出钱出力的分上，只啐他：“你懂个屁！”便勉强不予计较了。
可是家乡儿子慎思也对父亲的作为有意见：“人家是潘家的亲戚，对我有恩。大老远来看我，你怎么可以只给二十？”客人才送出门，儿子就皱起眉头问老子。
谨洲立刻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狠狠地瞪了慎思一眼，并没想到面前这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是小孩向父亲撒娇。谨洲只觉火上心头，生气这个不肖子吃老子的、穿老子的居然还敢质问老子。其实五十多岁的老儿子面对劫后重逢后的父亲发生了返祖现象，行为言语有时表现得像是与父母分手时候，被祖母宠坏了的八岁小霸王。可是溺爱长孙的祖母不在人世久矣，慎思早就失了靠山。
“李家的来起码都是一百。”慎思的太太在旁给谨洲的火里倒点油。这两年谨洲父子联系上后，她的娘家加入受惠行列。既已入列算了亲戚，不免比较待遇。
“爷爷就对潘家的人不好。前天来的给几千，还不是李家里的哩。爷爷就是喜欢人家讲假话奉承他——”孙子怪腔怪调地加入家庭清算大会。
本地土话祖父该叫“爹爹”，孙子姓潘，一直叫自己外公“爹爹”，这个后来新认的就学着台湾堂妹一样叫爷爷，可是不比台湾孙女国语课本里学来的爷爷叫得自然，家乡孙子土话里夹个北京话的“爷爷”，听着教谨洲别扭。
孙子也有孙子的难，认祖父时孙子已过了二十岁，转城市户口不种田了是好事，可是不拿本钱给他做生意就是不相信他，要他这么大岁数了还去“学门手艺”，更证明不是个好爷爷；还又对他特别小气，没有替他一家三口另顶一套房。事实上他还知道一个秘密；容家湾的好朋友告诉他，说这个台湾爷爷以前是土豪劣绅，老一辈还记得他爷爷带着国民党在乡里如何奸淫掳掠。
“你爸爸瞒了所有的人。你爹爹要是知道你爸爸是他的种，不会让你爸爸进潘家的门。”
讲话的和孙子从光屁股玩到大，同是文革以后才出生的，别说不知道国民党长什么样，土豪劣绅也只在戏文里见过。信口开河是因为染了红眼症，看不得并肩下田的发小蹦出个台湾爷爷和城里户口。可是孙子却毕竟相信了朋友的话，对爷爷竟一直有成见。
谨洲觉得自己被他赡养的这一家当成了阶级敌人围剿，再不能忍，站起来一个箭步上前就啪一声甩了没有大小的孙子重重一记巴掌：“我教你多嘴！”前天来的是他一个侍卫遗属，说是某某临到枪毙也没有透露长官的逃走路线，遗言是：“告诉县长我对得起他！”谨洲气不过他的土包子孙既不懂孝，又懂什么叫做忠？
孙子本来坐着，冷不防给八十岁老先生一掌打得侧倒椅上，本能地要挣扎起立还手。农村来的母亲杀猪一样地嚎起来，抢身挡在儿子前面尖叫：“你打我儿子！你打死我——你打我儿子！”
谨洲顺手也就扇了那个会养不会教的婆娘一记。做妈的往后一闪，娘俩后脑碰前额正好凌空叩了个响头，失了重心的娘把要起身抗暴的儿子压了回去，母子一起跌倒在谨洲买的沙发椅上。
谨洲这一掌产生骨牌效应，一拍两响，倒在椅上的两个气势整个垮了。做娘的用一种本地农村特有的七字押韵哭腔唱起来：“是我潘家家门不幸啊——是我潘家给人欺啊——”儿子见到母亲为维护他给打了，抱着娘也哭起来；男声另起一部，只唱：“打我的亲娘啊呀喂——”母子相拥，又唱又泣，很有几分像戏里被土豪劣绅欺负的善良农民了。
闹成这个样！谨洲一跺脚，气不忿地说：“我在这里还能住吗？”
进自己房里拿了有护照、红包、高血压药的随身小背包就往外走。这时门前已经有闻声而来看热闹的邻居。有识相的一面伸手拦他，一面对着屋里说：“快求求你们老太爷不要走——”谨洲身子一侧闪过阻拦，鼻子里冷哼一声仿佛不领情，心里却想城里人虽是市井小民也到底懂得些尊卑长幼。
谨洲挺着腰杆笔直走出小区，几个邻居跟着劝着，可是那一家子没有追上来认错。
谨洲招来了出租车，大声告诉司机去哪，围观的都听见了。可那一家子也没追出来挽留。
谨洲在招待所安顿下来，进了房间，洗脸吃药，甚至在床上躺了会儿，那一家子还是没跟过来求饶。
房门“砰”地一下开了，从不先敲门的细妹仔服务员推进一个箱子，说：“刚送来的。”
谨洲看着行李箱，是他自己的没错。谨洲心里忽然一下空了，口中却有点明知故问地问道：“送的人呢？”
“走了！”细妹仔说。
谨洲挥挥手打发了她，自己怔怔地看着被遗留在房中央的黑色行李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是该开灯的时候了，可是老人不言不动地坐在暗影中，只是呆望着。是特为返乡买的最大号箱子，明知家乡的人都更喜欢红包，还是不嫌重的每次拉着满满一箱子来；要省下每一个台币换美金带来家乡，在台湾的儿子家里，只要看到没开封的衣物食品，就不问自取地收进箱子，留待下次返乡。这次理行李还有个空隙，就连几个卫生纸卷都装了来，眼看孙女临时要得急，在两个厕所储物柜乱翻，他也没作声。箱子把手上胡乱缠着五彩碎布条方便认记，是自己眯着老花眼缠的，老妻没能等到开放探亲就走了，儿孙靠不住，十年了什么不是自己打点？
七十七到八十，三年跑五趟还要在香港转飞机，第一个箱子阵亡了，这是第二个。两岸不直航，短途长跑，绕着走的旅行真是折磨老人，他是底子好，经得起折腾，要像同乡难友杨敬远一样弱，才跑一趟，还没到家就死去了。就算身体还行，谨洲自己也知道是真老了，尤其前年小中风以后，血压就只能靠吃药保持稳定。医生不也要他尽量心平气和，少生气？
“不生气！我就不生气！”谨洲对自己说。旋又长长悲叹道：“嗐！造了孽唷——出这么个畜牲！”
能勉强自己不生气，却禁不住自己不伤心。谨洲鼓气勉励自己，对着箱子大声说：“我李谨洲没有你这个儿子！”可是眼泪倏忽而至，却不是他管得住的了。如果儿子母亲还在，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现在他的苦向谁去诉？
谨洲不能打电话告诉台湾的慎行，说自己被家乡的慎思赶出来了。
这次返乡前他和慎行大吵一架，话赶话父子形同决裂，连不回台湾的话都说了出来。这都为谨洲不听慎行劝阻，要卖了名下仅有的财产，慎行叫“妈妈的房子”的小小国宅。
谨洲背着匪谍嫌疑在台湾倒了半世穷霉，从来没有过长期工作。他做过投机，开过小店，当过文员，拉过保险，反正是处处不得意。幸好李太太代课多年后转正，保有一份稳定的教职，虽然收入微薄经不起谨洲折腾，却也拉拔慎行到大学毕业。某年李太太登记国宅抽签，居然抽中，那天她又哭又笑，直说是到台湾后最走运的一天。谨洲要她转手赚几个转让费，李太太不肯，慎行也不肯，母子俩说不要谨洲负担一毛钱，哭求谨洲就当不知道行不行。谨洲就气得再没理会过太太这个公开的私房产业，李太太以租养贷小心经营，自己一家还赖住在老旧的教员宿舍，直到李太太去世后学校收回宿舍，这个谨洲素来不闻问的小公寓竟成了他的最后庇护所。
小中风后慎行认为父亲再不宜独居，谨洲也因家乡花费大，省一个是一个，在台湾就搬与儿子同住，把小公寓空出来出租，再拿租金贴补旅费。没想到这样撙节，还是因为返乡太勤，亲友又多，最后找到失散的慎思还要安顿，就这样闹了亏空，只好把脑筋动到老妻遗产上去。不想，卖“妈妈的房子”这一桩却触动了谨洲和慎行父子之间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妈妈的房子不能卖。”慎行态度非常坚决。父子为这件事僵持不下已久，儿子的话也越说越难听。“随便你回去怎么摆阔我管不着，就是不能卖妈妈的房子。”他对老父积压了三四年的怨气——不，是三四十年的怨气，已经要爆炸了。
从他记事以来，父亲就是他和母亲的麻烦和负担。最早的记忆是不停的转学、搬家和半夜饮泣的母亲。没人特为告诉过他什么，可是小孩知道自己和母亲的流离困顿都是为了“出差”未归的父亲。那个大家不提的父亲是慎行童年生活里一个不体面，甚至有威胁性的阴影。后来阴影具象化成了“爸爸”，吃了冤狱的失意政客显然并不慈爱，慎行也就只深信这个爸爸带回来的匪谍嫌疑对他的一生，尤其前途，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而以至他在拼命考进的公家机构里一待几十年，却与许多升迁的机会擦身而过。这样一个不负责任，还总把家中一点积蓄拿去冒险浪费，连固定工作都没做过的爸爸，慎行除了与母亲嘀咕几句之外，自认成年以后也是尽了人子之责的。
慎行对父亲的尊敬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与父亲事业失败次数的累积而递减。可是妈妈在的时候，还有人挡在父子中间折冲。现在妈妈不在了，谨洲也垂垂老矣，慎行觉得父亲也该折腾够了，不想他还要返乡做大爷！这时慎行眼里看见的谨洲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替自己和家人打算的、彻彻底底的老糊涂。
“妈妈的房子！我问你什么叫做妈妈的房子？”谨洲听儿子口口声声“妈妈的房子”已不顺耳，再听说他返乡“摆阔”更是怒不可遏，把大嗓门提到最高吼道，“不识抬举的东西！老子卖自己的房子不要你批准！跟你讲不是怕了你，是看得起你。我卖了房子回去过，不会赖在台湾要你养！共产党把老子赶到台湾来——”
“你不用看得起我！你是我爸爸我不能怎样——”慎行吼回去。谨洲当年出狱回家后常打小孩，慎行即便已四十大几奔五十了也还记得厉害，他一面人往外退，一面不停回嘴，“你反正帮你大儿子买了房子，你要到哪里过也不需要我批准！”
谨洲果然跳了起来，口中骂道：“你这个畜牲——”回应他的却是“砰”一声。慎行把门摔了，跑了。
招待所房门“砰”地一下开了，是这里从不先敲门的细妹仔服务员，来换晚上的那只热水瓶。年轻女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撞门入室开灯换水瓶，一阵风刮过似的又砰门而去。
谨洲的哀伤给打了岔，侧头追着门骂了声“不懂事的娘卖×”。那粗俗的乡骂却忽然振奋了老人的精神。
“去他的！老子就当没生过这两个畜牲！”谨洲说着一巴掌抹去自己一脸鼻涕眼泪，像个无赖一样地甩在地毯上。“不懂事的哈×巴！”他又骂了一声，不是骂已远去的服务员，是骂来给自己爽的。这次他发现骂粗话似乎能消心头积郁，这个混账世道欺他太盛，两个儿子不孝不顺，骂了高兴骂吧！
于是八十岁老政客坐定招待所房间里，丢下仕绅的矜持，像个痞子骂街一样大声叫骂着他记得的本地方言粗话。十来分钟后，谨洲渐觉词穷，却也感到郁气几乎散尽，就走进浴室放水洗脸，对着镜中的自己骂出最后一句：“猪孬的！”
洗好脸后他已有了主意：“不理你们！我当没生过两个畜牲，老子自立门户，讨个婆婆过日子不知道多痛快！”
可是八十岁在风气未开的本城找对象竟不容易。真是老的老来，小的小；小过自己儿子的，谨洲嫌岁数差距大了，年纪够大的，又看来都七老八十，恐怕还要他中过风的老先生来伺候。
“长得像个阿乌唧还拿俏！”谨洲腹诽今天放他老先生鸽子的退休教师。
谨洲自认条件不苛，只要求对方知书达理，身体健康。可是十来天了，难道如今两三百万人口的县城就没有他李谨洲的良配？难道他还要回过头去看那两个不肖畜牲的脸色？
“叩！叩！”有人轻敲房门。
谨洲一面稀罕服务员终于学会先敲门，一面扬声道：“进来！”
见到谨洲的第一面完全符合小红心中台湾老头的形象：几根稀梳白发梳得一丝不紊，三件头深灰色条纹西装衬着浅蓝色衬衫，系一条红黄蓝灰方块图案的鲜艳领带，比本城小青年都时髦体面，最让小红折服的是老先生一个人在自己套房里不但衣冠楚楚还足蹬皮鞋。
“那人家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小红是天才业务员，她完全针对销售对象心理推销，“当过首长那就是有派头——”小红又学谨洲喊“进来”，女儿听了几次还笑。“真把我和陈嫂吓得——”小红夸张地拍着胸口。董婆和儿子想到她和陈嫂的糗相也笑了。
“——完全看不出来八十岁，背不驼，腰不躬，比隔壁老爹看了只怕后生些。”小红充分发挥媒人一张嘴的特性，抓了个六十来岁的邻居做比对数据。说了半天，她只在讲述自己今天看到从前国民党县长的一宗奇遇，饭桌上的其他三个人并没想得太多。
到送董婆回去，等夫妇都洗脚上了床，枕头上小红才对自己丈夫吐露心声：“陈嫂说可以把你妈妈介绍给今天这个台湾老头。”陈嫂自然是个托词。
有庆全身一僵，觉得受到了侮辱，对小红他是敬畏的，陈嫂就不必了：“这婆娘说的是人话吗？我姆妈几十岁的人了，让她这样糟踏。”
小红背过身子，仿佛伤心起来。有庆急了，虽然董婆没有正经八百地和儿子讨论过自己的出身，可是他们这个阶层的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秘密的。邻居吵架，小朋友拌嘴，亲友聊天，总有个别刻薄的专会揭人疮疤。小红家里是从邻省逃荒过来的，本地人排外，小红虽在本城出生，穷无立锥的外省难民后代并不高过在地的下九流后代，更何况当时有庆出息，继承了第二任继父的工作在肉联厂杀猪。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杀猪是个肥差，小红要不是长得好怕还攀不上。那时人人巴结手握屠刀砍肉有风的有庆，没人像后来那样说三道四：一会儿说董婆做过婊子，一会儿说她练过房中术能杀人不用刀。更有人喜欢掐着指头算董婆到底嫁过几道，又第几个丈夫让有庆进了肉厂，又第几个丈夫留下了住房。有庆知道那都是别人眼红他们家日子过得比人好。
“我捶死她！”有庆用力在床板上一击，他确定是陈嫂借机损人，恨恨地道，“明天你看我教这个婆娘怎么死！”
小红翻过身，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有庆说：“我们自己抬不起头，不能让秀妹仔抬不起头。”
“谁敢教我闺女抬不起头我捶死她！”有庆只会在自己家里讲讲狠话，他其实是个老实人。最早随母姓董，后来改过两次，随屠夫继父改姓林的时候都十七岁了，知道攸关自己的工作，他心里不高兴也没吭声。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董婆不提，他也没问过，家里来了男人，董婆一律让他叫“爷”，他开窍晚，小时候没为自己比人的爷多伤心。后来大点懂得怕丑了，也只变得在外沉默寡言不喜跟人说话。他心里始终明白妈妈一嫁再嫁也让他母子在那个动乱贫穷的年头少挨饿受欺。
“你能捶死谁呀！”小红清楚有庆的能耐，对自己和丈夫之间完全不同档次的对话渐感不耐，“跟你直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小红无畏地看着有庆瞪成铜铃一样的眼睛，继续说她的道理：“这个台湾老头和你妈以前的老头不一样，人家不是我们桃花井的，人家是街上有身份的人。”
“我呸！”有庆啐一大口，“他一个国民党——”他记得以前国民党的崽子还不如他一个“破鞋”的油瓶。
“国民党怎样？当过首长就是当过首长！”小红有理不让地抢白道，“你告诉我你一辈子看过几个首长？——电视里不算——现在谁管你什么党？还打国民党让台湾来那么多人？”见有庆嗫嗫嚅嚅气焰转弱，小红改变策略，许以愿景：“你有没有想过秀妹仔以后搞对象的时候可以告诉人家她爹爹是解放前的县长？”小红捕捉到有庆眼光微妙的变化，放柔了声音续道：“你妈也可怜，嫁的哪个不打她？死鬼老头病得打不得吧，还有女儿上门打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