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违了四十年的亲人啊，那花下的人还能不能再坐在一处呢？敬远拿着电话听筒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的鼻中酸楚，只能忍声唯唯诺诺，多应少答。
谨洲却未觉，仍顾自在讲他的那一篇老话：“…我不知道你太太儿子在你乡里，知道我会去看他们。顺路，要进城一定要先到你们那里嘛。乡下是落后，你心里要——好了，马上就好了——唉，老了就是讨她们的厌，我孙女儿嫌我讲长了她的什么狗屁要紧电话打不进来。也不想想我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抢她多久的电话——好了啦，吵什么——好了好了，给她打岔打的。唉！我们以后再聊。走前没有空，回来以后一定要见个面。”
两老的这一面却最终没能见上。
敬远病在途中，死在乡下祖籍。城里他一手设计监造，却已片瓦不存的杨家花园旧址也并没能亲临凭吊。可是这苦人含笑而逝，结发妻亲生儿围绕送终。他到死没有松开紧紧握住的亲人的手，是四十年错过的亲情他要带了走。返乡前他原来日夜惭愧自己的潦倒，担心儿子会对他的拮据穷困失望，不意他相当台北阔佬顿饭之资的几万台币积蓄竟让儿子全家觉得前半生吃的苦都受了补偿；他原先又最愁烦妻子秉德要看见他的龙钟老态，不意磨难已使她全盲。劫后重逢的某一天，秉德粗糙的手抚遍他的脸，轻轻地说：“你有胡子。”他们洞房次日早上，新妇黑白分明的美目瞟一眼涎过脸来的新郎倌，她也是说的这么一句话。
弥留之际，回光返照，敬远突然觉得精神一振，睁开眼睛，却看见床边瞎眼老妇渐渐化成昔日美丽的少妇，中年农民也变成一个平头圆脸的可爱男孩，他们身后出现一花架，累累垂下紫藤花，有的盛开有的含苞，深紫浅紫粉紫还有绿叶点缀其中；颜色分明，不是他那张看模糊了的小照。不是——他笑了，是真的！他握住爱妻娇儿一人一只手，照相师傅高高举起打光灯，敬远把两手一紧，对他们说：“看！”
灼然白光一闪，杨敬远回家了。
桃花井
地名很浪漫，叫桃花井。要是和古城同寿，三国时候就有了。多年前可能是既有桃花又有井水的美丽城郊。可是现在桃花、井水早已不知何处去，光看见这个二级县城中心脏乱繁忙主街转进去的一条低洼狭窄街道路牌上“桃花井”三个字。严格说起来桃花井不算街名，有点类似区，又不够大。古城历经朝代更迭与战乱，地名多不可考，比如从桃花井坐公交车沿湖东走两站叫鲁肃墓，也是这样一个有着消失地标的聚落，再两站叫状元桥，也是既无状元第又无桥的。
桃花井空留一个谜一般的绮丽地名，可现实是这里街巷近新兴闹市，两旁密集地塞着高矮错落的水泥砖墙房子，一式灰扑扑的很难分出新旧。再看又不同：有小房低到都不信住了人家的，也有平地拔葱似的六七层板式楼房；楼房有六层的也有七层的，都是八十年代建造，低于必须装置电梯高度限制的老旧公房。桃花井建筑物一致的特色是缺乏设计和美感，高楼和占了防火巷的违章个体建筑仿佛系出同门，在街巷里面目模糊地并列着。其实这时已经改革开放正实践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县城里也有像样一点的商品房了，可没有建商看上低洼狭窄的桃花井来圈地改建。虽然这儿地段好，真正是繁华主街上转个弯的位置。也许细究起桃花井不受本地房产商和市场青睐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
当然不需要追溯到明、清或更早，谁知道那时候的事？可是旧社会去古未远，本城老一辈都记得那时的桃花井从湖边卸货码头算起两条街巷开的都是大烟馆、妓院、赌场这种生意；和本城狭义的“街上”还隔着好几步路；这个把桃花井三面包围的缓冲地带，由南到北，依次是依附特种营业生存的小商铺、菜市集，和邻省逃荒难民聚居的棚屋群落。这一带四乡土话管县城叫“街上”，可是城里人口中的“街上”却窄化到几条有大商户和宅院的道路，桃花井的几条街巷不算。这么说吧，本地方言没有贫民窟这个词，可是你跟街上老人说“桃花井”，那个意思也就很接近了。
董婆一个人住着桃花井十三巷十三号六楼一个一居室。本地的风俗以老为尊；男人互称“某爹”或“某家某爹”，不熟识或表高度尊敬就喊“您老人家”；受过教育或有身份的女士称呼比照男人。董婆芳名金花，人不称“金爹”表示她的社经地位不高，属市井之流，可能年轻时叫“细妹仔”，为人妇了冠夫姓称“某嫂”，半老以后又回复娘家姓像金花这样叫“董婆”。
那年邓小平南巡，在几个大地方发表谈话盛赞改革开放的成果，可内陆一个县城，即使因为暴增的人口已经改制为市了，到底不比沿海城市得到的资源和关注。这儿头脑灵活先富起来的固然也有，可更多数人还是沿袭着原先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在一个磨里转。可是物价却不等人醒过来赶上，只不动声色地顾自涨起来。这可苦了城里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大多数市民。这里头又以像董婆这样退休职工的遗眷最受打击；到了每个月下半董婆真是恨不能把一张人民币剪成两半来用。
董婆虽然独居却并不是个孤老；她有儿子、媳妇，和一个孙女儿。儿子林有庆一家住得很近，就在离董婆两个街口的菜市场边上。房子是董婆前任丈夫单位分的，原先董婆和儿子一家过，八年前本城住房紧张，儿子媳妇要腾地给逐渐长大的孙女儿，媳妇王小红就替婆婆牵线找了去年才死的这一任丈夫。董婆这任的老头子生前身体和脾气都不好，和他自己前面两个嫁了的女儿不睦，平日少来往。小红当初替婆婆看上死鬼老头也想过这一层：
“老头没嫌你妈老，你还嫌老头身体不好？身体好就不找人了。再说身体不好，你妈过去了不会挨打。最要紧跟我们住得近，好走动。”小红前一晚在枕头旁边对丈夫有庆晓以大义，次日再说服婆婆的时候语气就更坚定：“其他都不怕，最要紧是家庭单纯最要紧。老头女儿两个都嫁得远，说是还有过年都不来看老头子的。还有最要紧是分房最要紧，老头有单位，年资够，不能让他差个堂客吃暗亏。”
八十年代初内陆县城里文化大革命的余威犹在，买粮食有钱不够还要票，资本主义的歪风既没吹到，连小红这样天生的精明人都只看到“住”这一项鼻子前面的民生问题：“最要紧是他们单位的地就在街上，旧房子已经拆了，就快起楼了，不像我们这里还是说说的事。还有最要紧是女儿是人家家的，既不要她们养老送终，以后分到的住房就归我们了。”
可是死鬼老头两脚一伸，前房女儿就来轰董婆出去。董婆的这次婚姻也有八年了，把个病包从嫁进门伺候到送火葬场谈何容易？董婆咽不下这口气，不免呼天抢地。可这时社会主义中国再蔽塞的地方也沾上了资本主义的臭气：人也晓得钱的好了，公房的政策也松动了，有人出钱顶房子的事也不是新闻了，老头前房就狠了心地只管闹。这时候就看出来当年小红有远见，距离远近果然有利害，上阵不离母子兵，董婆这边援军一叫就到，以逸代劳；小红和有庆过来帮忙和老头女儿、女婿打过几架后，虽未立即分出输赢，把未亡人扫地出门的缺德事也暂时成了个拖字局。老头两个女儿吃了住得远的亏，每次去桃花井找碴，两家还要相约，还要花车钱，把老太婆轰出去后究竟是哪家多得利也事先猜忌。于是在这种敌人闹内部矛盾的情势下，董婆这年算是坐稳了她桃花井一居室里的板凳。
可是人就算坐在龙椅上也要吃饭。董婆虽然顶替了死鬼老头单位名册上的遗缺，继续领丈夫从前的工资，可是现下百物飞涨，不比正职工人有技术的挣外快，有办法的拿补贴，她这一点点死工资渐渐连维持一日两餐都困难起来。所以即便是每回都要爬上爬下六层楼，她去儿子家里蹭饭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小红很快察觉了。她虽然精明，心肠却不坏。她的最大长处是务实，解决问题直捣核心，不像本城一般底层妇女那样嘈嘈嚷嚷只会拍着地骂街。小红乍看就是个一般妇女，和本城其他三四十岁的某嫂们一样顶着个烫卷了的男式鸭尾巴头，小个子，圆脸，黄白皮肤。可是她的眼睛不同，像两颗大的黑杏子，眼珠子晶晶亮，仿佛随时滴溜溜一转，就有计上心头。可不是，凭她当年做媳妇没几年就把婆婆给嫁了的手段，就知道是个人才。她要是有人给她机会，没准能干番事业，起码不输给几个只靠运气或关系的农民企业家。可惜小红生不逢时与地，在这个当下做了个县城小市民；家里既没田地跟人合建，也没村人可以组织乡镇企业，基本她手上除了一个婆婆，还真没其他筹码。
小红也知道现在不比八年前，要替自己六十开外的婆婆找个老公公不是件简单的事；可是智慧是靠经验累积出来的，这次难肯定是难，可是小红隐隐感觉城里有一个新的市场在形成。她的文化不高，具体是什么还讲不出来，只是像一个天生的生意人，小红决定找机会把家有老人的负债化为资产。
事实是，在古城一般人的眼里，像董婆这样上了六十已经是耆老了。这里多数人十六到十八就成家，五十岁好命的指标是含饴弄孙，六十以后搬张椅子坐在门口晒着太阳看看过往行人就算尽了人生的社会责任。
董婆五十五岁和死鬼老头凑成一家已经给人背后指手画脚，过了八年丈夫死了，前房女儿还敢打上门，也是因为瞧不起，没把她当后妈。
董婆出生于北伐之际，成长于日本侵华和国共内战之间，除了人祸的战争，她还经历了几次份属天灾的洪水和既是人祸也是天灾的饥荒。她算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也认识纸牌上的“上大人”。不读书思想相对单纯，她一生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活下去。小时候她给卖到窑子里，棍子才落到身上，她就从了；儿子刚娶媳妇，她也抖起来以为自己做了婆婆，等小红拿出手段，她就赶快偃旗息鼓，与新的女主人和平相处。
小红不愧是鸡窝里的凤凰，和一般市井妇女以婆婆为天敌的态度不同，她收服了董婆以后完全不趁势追击，反而尽释前嫌，把婆媳关系弄得不错。小红的原则是只要彼此都知道这个屋里谁说了算，她不会嫌婆婆吃了闲饭的；如果真有问题，比如上次为了住房，就拿出实际的办法替婆婆另找个地来解决。这一次的目标不如上次明确，可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大方向是有一致性的，只是现在董婆实在老了，再嫁要笑掉人家大牙，邻里会议论小红夫妇是逃避生养死葬的人子义务，所以小红心里的主意是对丈夫有庆也不能透露的。
“不管它！”小红把眉毛一挑，心想，“八字还没一撇，有了信再说。”
这时两岸开放探亲已经六七年，城里当年逃跑了又侥幸命够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乡下被抓到台湾去的壮丁纷纷回乡一游，就不时有些老情人重续旧姻缘的事件在地方电视当新闻播出。看了几次小红不禁幻想要是能把婆婆嫁个台湾老头那就好了。可是他们家庭三代都定调“城市贫民”，“十年动荡”时候既没给斗过，这时候又哪里去找台湾关系呢？
小红是被服厂的熟练工人。车间同事都是女的，也都多年共事。古城因为各业不发达，就业机会有限，不少第二三代顶替了母亲、外婆的职位进厂。中越战争以后，厂里军方业务量下降，厂里人员却没法裁减，活少人多，工厂里员工的纪律越来越差，这会已是回家烧饭午睡的，买小菜走人家的，扎堆聊闲天的，什么都有。和她认识的多数人一样，小红没有看书看报的习惯，所有的新闻都是这里那里听来；即便电视新闻联播也要认识的人分析评论了才算数。
“陈嫂，”小红问一个她相信的前辈工友，“昨天电视演一个台湾人认亲你看了没有？”本地人把回来探亲的老乡一体归为台湾人。
“没看。”陈嫂笑着白她一眼，“哪个耐烦看认亲？我现在都看《青青河边草》。”
“小红，”另一个年龄相仿的插话调侃她，“你最近对台湾人特别感兴趣，想换老公啊？”
“换什么老公？”小红开得起玩笑，“台湾人都是老头子。换给你，你要！”
“欸，说到台湾人老头子认亲，我上星期回李村还听到一个。”第四个加入讲闲话，是陈嫂一辈的，都叫她丁嫂，和陈嫂熟，可是和小红这些晚一辈的交情却只一般。丁嫂前两天外婆死了，下乡送终听了乡谈来分享：“李村一个台湾人老头，说是解放前的老县长，回去我外婆乡里找儿子。”
“找到没？”有人问。
“后来找到了，在容家湾找到了，原来李村的。老县长是我外婆乡里的人，去台湾的时候一个大儿子留在乡下，后来到容家湾去了。”丁嫂几年才为红白事下趟乡，时间全搅混了，把历史当新闻在那扯淡，“台湾老头子花了五千块把儿子一家户口搬回城里。一家呀！现在五千块看办得成一个人的户口不？就为他以前是县长，不是普通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台湾老头认了亲以后常来的，昨天招待所小吴说她们那里住个台湾老头就是他。”丁嫂自觉故事结束得不够精彩，前县长这个身份显然没引起听众骚动，就离开了认亲的主题加料，“国民党都是好色的，”她感觉到听众注意力的集中了，讲得来劲了，“国民党真是跟戏里演的一样，那么老了跟乡里来看他的说要找个堂客。都八十岁了，真是！”
众女工哄笑起来，用一些隐诲的野话开起老人性功能和需求的玩笑。小红却在一片戏谑声中提了两个严肃的问题：“儿子在城里，不和儿子住？住我们厂招待所怕不要几十块一天？”
小红估得低了，被服厂招待所住一晚要价一百块钱人民币。老县长李谨洲从放出有意在家乡续弦的消息以后已经在招待所住了十来天了。如果再这么住下去，加上天天三亲四友来拜访做媒打抽丰，老先生不免担心婚事八字没一撇却要面对床头金尽的危机了。
这天午睡过后，谨洲老先生兴冲冲刮面梳头，换穿得西装革履，正打扮妥当，居中做介绍的乡亲打电话通知，说原先要见第二面的退休教师对象悔约了。谨洲心烦，不知漫漫长日竟如何打发，无奈间拆开台湾带来的茶袋泡茶，热水瓶不保温，茶泡不开。谨洲打开房门对走廊上每层楼设有一个的小柜台叫服务员换热水。三个细妹仔挤在一个四尺来宽的桌面后头，闻唤你推我，我推你，终于一个开口告诉他：“没有。”招待所一天早晚换两次热水瓶，到时服务员自备钥匙进房，连客人的门都不用敲。
谨洲闻言开骂道：“你们这个招待所比台湾乡下的小旅馆还不如！”摔了门，挑出打湿的茶包，小心放在盖上留待以后。自己就喝温开水。入口觉得白开水味道可疑，也不知问题是水还是杯子，一时间只觉诸事不顺心。幸好老眼昏花，看不见墙上、床上还有不可细究的斑斑点点。
招待所其实很新，有些地方还散发着油漆味道。那一阵子各地县级公营事业很热衷开办食堂、招待所，甚至卡拉OK、迪斯科舞厅，而且让承包人对外营业提高单位经济效益。可是经营旅馆毕竟不是被服厂的专长，这个招待所开张虽然解决了几个员工眷属的就业问题，服务质量和客流量却比不上对街香港华侨投资经营的华侨宾馆。谨洲头两次返乡也和其他的台港澳返乡旅客一样住三星级宾馆，八十年代末台币兑美元势头走高，算算一晚所费也不过数百新台币，亲戚朋友来了就酒店里开席，又方便，又派头。可是返乡次数一多，每次停留时间又越来越长，在宾馆吃住的开销就为谨洲原不丰厚的荷包加上沉重的负担。
谨洲自觉在家乡不比在台湾，在这儿他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平头百姓。他李谨洲原是本地父母官，半个世纪前是这个当时四十万人口农业大县里的第一把手。加上他老李家是本地望族，几代耕读传家，大排行十几房，虽然后来城里的划成了财主，乡里的划成了地主，家庭成份差，子弟多只准耕工不准读，可实施一胎化政策前没不让生孩子，于是老李家进入新中国后旺丁不旺财，在本县城里、乡里到处开枝散叶。
谨洲头次回乡时，席开三十桌，亲友坐满宾馆宴会厅，他同桌坐着小他两辈的市长、书记，自称末学，叫他前辈，完全不提国共相争时的生死大仇。头次返乡时间很短，可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天天又哭又笑，情绪起伏太大，血压不稳，谨洲返台就小中风住进医院。
“你看这个。”谨洲把几张密密麻麻写满钢笔字的笔记纸秀给接他出院的儿子李慎行看。
慎行瞄一眼，有点不耐地道：“你早就给我看过了。”纸上是简易家谱，新添了李氏家族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成员。
“不是！我教你看这个——”谨洲指出名字旁边红笔打的小记号，“一个点这是上次送了的，一个圈下次送个戒指，两个圈是跟你共祖父的，送项链。”谨洲头次去带的金饰不够分配给所有亲戚。
慎行听说，觉得自己也血压上升，不免提高声音道：“爸你开金店呀！”一面拿过几张纸打算估估总数，却一眼先看见独独自己一家名字旁边没有记号，“那我老婆、女儿呢？不是李家的啊？”
谨洲劈手夺回简易家谱，怒道：“怎么比的？真是懒得睬你！”
慎行看老父动怒，怕老人身体刚好，又起变化，捺下自己的情绪说道：“别生气，注意你的血压。回家再说吧。”
慎行后来一有机会就劝告父亲：“不是我小气，人有亲疏远近，总该先找到我哥吧。不至于人家几房一家家热热闹闹，我哥在哪里都不知道。这要是妈妈还在，一定不答应。”
谨洲闻言默然，李氏族人不仗义，没有亲戚庇护留下的儿子，以至祖母死后，他这一房的长孙不知所踪确是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五月已经宣布解放上海，他们这边苦撑数月，共军也已打过长江，国军形同撤守，城里情况危急，县政府早已不办公，只有谨洲带着几个重要幕僚和武装侍卫每天还去销毁机密档案。国民政府中央早些时通电地方死守，却断了粮饷弹药，等于让各地驻军自生自灭。谨洲正和议长商议如何阻止散兵游勇进城滋事，却接到省府秘电，晓得省长要宣布中立，省会已经易帜。谨洲战后下过清乡手令，暗忖共产党进城自己一定没有好下场，就决心跟随转进。
行前和太太到李村祖屋去拜别母亲，两个儿子正跟着祖母在乡里过暑。谨洲和太太讲好只带八岁的老大慎思同行，虽不知局势什么时候回稳，毕竟是逃难，慎行只是三岁奶娃怕成路上累赘，也留个小孙子给母亲做伴。不想老太太偏心长孙，舍不得，大孙子在乡下玩疯了更不愿跟父母回去，怕要开学。一老一少哭哭啼啼，不由分说。正闹成一团，小的跑过来牵着妈妈，口齿清晰地道：“带我去吧？我乖，我不哭！”两兄弟一生的命运就此决定，再也回不了头了。
“不哭！呜呜——不哭！呜呜喔喔——”谨洲企图叫住匍匐在他脚前号啕大哭不能停的老人，可是自己也是一脸老泪，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壁哭一壁喃喃劝道：“呜喔喔——孩子啊，我苦命的儿呀！乱世，乱世呀！过去的——呜呜——不提了，我们只朝前看——喔喔——只能朝前看啊！”
跪倒在谨洲脚前的老人是当年选择留下的慎思，五十多岁的人哭得可比八岁时候父母要带他走更惨：“喔喔——喔喔——我的爷娘呀！你们好狠的心呀！喔喔——不管我了呀！你们不管我呀！”慎思满头白发，面容苍老愁苦，与谨洲像兄弟多过父子。他已改名换姓，随了妻家的姓，几十年都只用潘李光这个名字，在邻乡容家湾当农民，再不与李家的族人或李村的乡人有任何瓜葛。要不是共产党户籍工作实在做得好，地方台办又受了书记的嘱咐在谨洲头次返乡后仔细调查，容家湾的人一辈子不会晓得入赘潘家多年的李光竟是前县长的大公子，父子二人今生也不会在谨洲二次返乡时安排在宾馆重逢。
慎思留在家乡吃了很多苦；作为地主和国民党走狗的儿子，他和祖母早早就被扫地出门，小学没读完就念不起书了，祖母带着他流浪到“街上”要过饭。那时家族里人人自危，谨洲的名号在本地又树大招风，李氏这么一个大家族，偏是他们祖孙俩到处无人援手。后来祖母进了赡养院，慎思报大两岁招进城里筑堤队做了苦力。
那时水面对岸正是劳改营，慎思岸边做工望得见劳改犯人在湖水中围湖造地，他做贫穷良民受苦的程度与受罚的罪犯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可怜县长大少爷成了出力气换两餐的小民工；慎思先是天天哭，后来渐渐就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劳动，只有时想起会怨父母抛弃了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祖母死了，他把祖母的骨灰背着走了一整天回到李村，挖个坑埋在祖父的墓旁。当天晚上借宿堂房亲戚的柴房，半夜里主人气急败坏地来报信，说村人黎明前要来抓他去公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