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瓦尼走了以后,她哭了很久很久,因为不能也不会做别的什么事。父母亲从台湾搬了来,付了首款买栋房子和她一起住了一阵子。兄妹们分摊着分期付款,嫂嫂们看得远,预见两老身后产权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她趁机搬了出来,首次罔顾所有的忠告买了城里一间公寓独居,做起一个星期五天的美式成年人。在还没听说什么疱疹艾滋的那头两年,也有几个晚上,她让一个也许有那么点拉丁血统的男人从酒吧或派对里送她回家,她总是说,不要告诉我你的名字,让我就叫你吉瓦尼。

“林振祖,”巧璘悄悄对自己说,“这个叫林,振,祖,是一个中国人,有正当职业的中国人,我们家知道他们家底细的中国人。”一百分,或者给予九十分吧,那倒扣的十分是她的爱情,三十五岁未婚女人的爱情;又或者该把这十分给加回去,为了一个红瓦白墙绿草地与真正黄皮肤孩子的梦?!

然而巧璘却常常不知道自己想的人究竟在世界哪里?振祖在个国际性的会计事务所里做事,湾区不过是世界各地的办公室之一。

那天早上,她正准备出门上班,竟接到振祖从香港打来的电话。

“今天是我生日。”振祖说。

“哦,生日快乐。”巧璘先是吃惊,继又抱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生日。”

“谢谢你。”振祖的声音清晰却低,听起来有点感伤,“等下过了十二点我就三十九岁了。”

“男人最好的年龄,”她用英文说,“而且你看起来年轻多了。”

“谢谢你。”振祖说,恢复了他的幽默感,“我不喜欢三十九岁,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是真的三十九岁,人家一定想你是四十多了,还说三十九岁。”

巧璘轻笑道:“对,就像我的二十九岁。”

振祖笑了,一会又说:“谢谢你,我很高兴有你做我的朋友。”

她走下坡去搭街车。想到有一世界的人,而他从香港打电话给她,心里仿佛有点什么死了许久的东西动了一动。

振祖回到湾区再找她时,她婉拒了又一次午饭的邀请而大方地提出周末晚上在她的地方为他补过生日的建议。振祖明显地犹疑了一下,同意了。

他带了花、香槟和从香港买给她的礼物来到她的公寓。巧璘真的很高兴,她搬进这儿八九年了,第一次有男人像电影里那样带着恰当的礼物来拜访。

她本来可以喝一点的,却也许这香槟太醉人,她变得话多起来:“我哥哥他们说我笨,一样的钱在郊区可以买独栋房子了。可是我要个独栋房子做什么?现在证明地点好,公寓一样会涨价。”

“对,买房地产的三大要诀就是,地段,地段,地段。”振祖说,好像在和他的客户谈投资。

巧璘有点失望;她精心布置的烛光餐台,他带来的花与酒,拉开的窗帘外是星光与远处的灯火。可是屋里少了点什么——究竟少了点什么呢?

她掠掠头发,说:“珊蜜乔,你知道珊蜜乔?她有时候周末向我借地方。我今天说,不行,我有朋友来。她好失望,问我是男朋友吗?”她说了笑,近乎挑逗地睨着振祖,道,“她们都以为我是修女。”

振祖微微笑着,道:“珊蜜乔?金头发的那个?”

巧璘拿起杯子,说:“我们到客厅坐吧。”

她蜷进长沙发的一端,振祖却走去看那正燃着火的壁炉。巧璘说:“假的。”那壁炉不过是灯光、色纸与电热风罢了。

振祖笑道:“蛮可爱的。”顺势落座在炉旁的单人靠背椅上,遥遥对巧璘举举杯道:“你这地方真舒服。”

巧璘耸耸肩,有些不耐烦起来。多年来,为了她自己的那一点过去,她根本自绝于中国男人,在她眼里,中国男人全是计较小器的。就算是家里安排的相亲,人家不追究她的历史,二十五岁以后就常常挑剔她的年纪了。她有一次对埃玛发牢骚:他们都要找一个二十五岁以下的处女,最好什么事都不懂,可是有份工作还会烧中国菜——那是她总结几个她哥哥给她介绍过的中国工程师。这个林振祖却好像是个例外,起头虽然也很无礼,一如其他那些一经打量便即刻决定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的男人。可是慢慢地他走近一点,慢慢地他又走近一点:她感觉到他做朋友的诚意,却猜不透他的心思。她举杯回敬,一面眯眼望穿那杯中浅浅金色的液体:他整个人更远更小了,他身边壁炉里蹿高蹿低的是紫色蓝色的人工火焰,电热风嘶嘶在中助威。她忽然觉得这是她最后的一掷。

巧璘仰头饮尽杯中香槟,红着两眼,发横地说:“有时候你是可咒地多礼!”她讲英文。可能因为少小离家,用中文根本不懂调情。

振祖的眼睛里闪过一星异芒。他缓缓站起身坐到巧璘的身旁,揽过她的肩头。她合起眼迎上去,他的唇却轻轻擦过她的面颊,溜走了。

巧璘第一次和振祖离得这么近,闻到他身上一种清洁的香味,她没有头昏心悸,反而清醒过来。她心中很惭愧,弄不懂他的意思,又不敢推开他抬头。僵了一会,她忽然兴起满腔委屈,喝下去的酒倏地化成了泪,再也难忍,就在他臂弯里哭出声来:“对,对不起,我,我实在没有经验和一个中国男人在一起。我不应该叫你来。我平常都很诚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如,如果你看不起我,那,我,我也不会怪——”

振祖轻拍她的背,说:“不要。不是你,是我。”

她自管在那儿乱着,实在没听懂振祖在说什么,只他拍着她背的手却发挥了安抚作用,让她渐渐镇定了下来。巧璘并非没有经历过人事,先且莫论爱与不爱,和振祖相拥只是清心寡欲到令她自己吃惊。她模模糊糊地若有所悟,却又无暇细想,只轻轻一挣示意振祖放开她。

振祖手一松,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角,像亲吻一个朋友。她听见他在她耳畔用英文低语:“我可以假装,可是我不愿意骗你。”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泪噤,坐直了望他,振祖改口说国语:“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巧璘想起她妈妈说振祖的话,呆呆看着这人,半天说:“你是——你本来要假装了来骗我的?”

振祖没说话,低下头仿佛是默认的意思。巧璘看见他一双洁白修长的手,指甲上涂了透明指甲油。她一直认为只是个“雅痞”的讲究。

振祖忽然叹口气,道:“我不是故意的。其实我第一次找你出来吃饭,只是刚好在附近,就找你向你道个歉。可是你讲起你和你父母的情形,我就觉得你一定会懂得我的问题。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事情,我妈妈知道了会去自杀的。我想,你一定也有你自己的秘密生活,那是不能给他们知道的。我几次想同你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结个婚,可是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可是后来我又真的很喜欢你,像喜欢一个朋友那样地喜欢你。”振祖痛苦地以掌抚脸,继续说:“我想了好久,我想也许我能改变,也许我能永远不要告诉你,我会真的爱上你,我们可以真的结婚。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圈子里找一个固定的爱侣并不容易。我怕死,我怕老,一个人寂寞地老去——”

“不要说了。”巧璘打断他。她想起他对她说过的奇奇怪怪的话,颓然道:“我还没有那么没见过世面!”

振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愿意欺骗你。”

巧璘勉强挤出个苦笑,道:“谢谢你告诉我。我实在一点也没看出来。”

振祖有点酸酸地道:“我们也不是脸上刻了字的。”

巧璘一听,想到原来因为有个“他们”,振祖才和她成了“我们”,现在她自己是个“你们”了。她心里很难过,为了挽回一点剩余的骄傲——泰半也是实情,她故作轻松地道:“还好我还没有爱上你。”

振祖点点头,想说什么又没开口。

巧璘见状便道:“我不会告诉我的父母。”

振祖的眼眶一红,道:“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有时候我真是恨自己——”

“请不要再说了。”巧璘轻轻地阻止他,“我也不好。你是诚心诚意想和我做朋友,我却带了个计算器来算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是给我爸妈逼的,还是我自己发了急呢?”

振祖叹口气,拿过自己的风衣,说:“我走了。”

巧璘送到门口,沉吟了一会,喊住已经走开的振祖:“振祖。”

他在街灯下回头,青青白白的光罩住他的身子。巧璘启齿艰难地道:“振祖,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他牵牵嘴角,有点儿凄凉地道:“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点头。他又扯扯嘴角,转身走了。

他的车泊在坡下,她在高处一直望得见他踽踽而行的背影,泪就那样无来由地静静滚落。

月夜皎洁,满天都是星子,是一个难得没有起雾的秋夜。

一九八七年二月《联合文学》

小花

申请研究生宿舍排队没排上,学校给汪洋一纸通知,让他住到离校十英里外的大学公寓里去。学校在洛杉矶这种商业化的大都会里,即使是州立,还是懂得生意眼;像汪洋报到的这个公寓就属校产,有套房、一房一厅、两房一厅各种格局,不论大小,一个卧房塞进三张床,走的人得负责找下一任填空,否则有空当就由还住在那儿的学生替空铺位付房钱。基于这个原因,汪洋搬进公寓时,那一房一厅中先住着的两个洋学生对他很表欢迎。大家互相问候问候,调查调查背景,知道都是研究生,就一齐松了一口气。

留着小胡子的杰夫念经济系,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那些大学部的吵死人受不了。现在还差几天开学,很多房间还空着,等开了学都到齐了,更有得闹了。”

丹尼斯是法学院新生,大学时候念的是工程,毕业做了一年工程师,缴完税全部资产就是一辆尾款未清的小车,想想“钱”途,毅然改行,又回学校来过,郑重提出他最关切的问题:“洋,你有没有车?”

汪洋说:“还没有,我正打算买一辆。不过听说这公寓除了周末,都有校车到学校,用不着的话,暂时不买也说不定。”

丹尼斯正色道:“是这样,一个单位只分得一个地下停车位。我和杰夫都有车,本来应该一人轮停一天,可是我的车新,杰夫帮我个忙,让我停一、三、五和星期天。如果你有了车,我们再重新商量分配。”

汪洋说:“没问题,等我找到车再说。”

杰夫马上接口道:“你要不要买我的车?跑得很好,算便宜给你。”

后来汪洋才知道,杰夫以前干过买卖旧车的掮客。且不说杰夫会不会诓室友,反正还好汪洋没有傻里呱叽地椅子没坐热就买下一辆车。

虽然很多人都说洛杉矶不比台北、纽约有满街的出租车和公交车,所以没有车等于没有脚。可是要到了热闹地方,有了车找地方停车也是大麻烦。公寓里轮着停在车库里,马路边巷子里冒险停停都还只是小不便,校区里的停车问题简直是件大事。工学院厕所墙上有人出一题曰:“你人生的最终梦想为何?”有人答世界和平,有人答性与爱,有人答考试及格,有人答校园停车证。

汪洋就是因为小花来求一张校园停车证而和她混熟了的。

小花并不真就叫小花。也是过了好久好久,汪洋才弄清楚,小花,泰瑞莎o杨,本来学名叫杨丽娇。

“太土了,”小花说,大眼睛翻了个白眼,“我上国中以后人家看我头发有削过好像花花的,人家都叫我小花。到美国以后交的朋友要不然也只知道泰瑞莎,没有人知道我的本名。”

汪洋有幸预闻小女生的机密,觉得很有意思,就打趣道:“那你应该叫杨丽花嘛,人家叫你小花。叫杨丽娇应该叫阿娇。”

小花面色一沉,长长的睫毛刷地落下,倏地换了张脸似的,那垂眉敛目严肃的样子一如汪洋初次在吴佩琪“家”见到她。

是开学后三星期。美国这些大学生会闹真是名不虚传,救火车呜呜地跑来又空跑去已经司空见惯,通常是有人恶作剧或者什么东西烧起烟触动警报系统。汪洋为假警报跑出过房间一次就学乖了,却不禁心想,下次真有火警或许都不知道要跑了呢。

汪洋的两个室友,一个极用功以图书馆为家,另一个有女朋友。周末校车休工,汪洋动不了也无处可去,就一个人在屋里做点洗衣写信的杂事,完了就念念书,兼与左邻右舍的各种噪音对抗,考验自己的定力。

在他们这公寓里开派对真是再简单不过,只要在电梯、穿堂到处贴贴“某时某室开派对”,届时宝贝们就三三两两拎着六罐装啤酒自己来了。主人照例提供震耳欲聋的音乐与几包炸薯片尽东道。

汪洋倒并不在乎入境问俗去参加过一次两次,可是看见他那两位室友都对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嗤之以鼻,并且口口声声“他们那些大学部的”,就也只好放出研究生的身份来动心忍性一番。

那天是个规模盛大的派对,几“家”联合举办,卫生纸卷儿当彩带从三楼溜溜地抛到游泳池里,楼板上碰碰碰尽是人跑来跑去。招贴上说是“期中考前狂欢”,因为学季制,第四星期起陆陆续续都开始考试了。

汪洋扔下书叹气,心想这还只是期中考前狂欢,完了还有期中考后狂欢,完了还有期末考前狂欢…这一路狂欢下去,他也不用念书啦!要么搬出去,要么买辆车好随时开溜。正在气闷,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找“汪o洋”。

“我就是。”汪洋说。

“你是中国人吗?”女孩子问。

汪洋说是。女孩咭咭笑了,又问:“你台湾来的吗?”汪洋又说是。还没待他问回去,那边又叫又笑的一堆女孩子叽喳声,好像有许多人听讲这同一支电话,先头那女孩说话快如机关枪,排众发言道:“我叫佩琪,我们这边有些人都是台湾来的。我们现在在开一个派对,你要不要过来参加?”

汪洋反正念不下书,就说:“好呀,要不要我带什么东西?”

佩琪叫着说:“不要不要。我们什么都有,还有瓜子、牛肉干,你来就好了。”

汪洋把电话听筒拿开点,免得给她尖叫得耳朵难受,问了房号,在冰箱中清出一点水果便去赴会了。

都是“他们大学部的”,还都是大一小女生,喜欢叫又喜欢笑,人虽然只有六七个,叫来叫去再配上点音乐也就颇热闹了。

“我们刚刚去他们的派对,一点也不好玩。喝得醉醺醺的又跑到厕所里去抽大麻。”佩琪给汪洋做动机简报,“我们就回来了。我一想,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来开呢?我就拿我们公寓的住户名册,一家家看到像中国姓就打电话去问,就问到你了。”

圆面孔的张敏莉补充道:“我们找到两个韩国人、一个越南人。中国人除了我们这些,你,还有一个姓郑还是什么不知道的不在家,还有一个姓刘的等下会来。”

汪洋是家中三个儿子的老大,初次和这样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女生相处,很觉有趣,便问起身家来:“你们原来就互相认识吗?”

女孩子们又笑了一阵,七嘴八舌地抢着答话。她们来自加州各县,到了此地才认识,只有敏莉和佩琪是同一所高中的,不过以前也不熟。她们说了些地名,汪洋新来乍到不甚了了,介绍到小花,佩琪说:“泰瑞莎,我们叫她小花,我们一起上英文课认识的。她不住我们公寓,她家在亨廷顿滩,她自己开车上学,不过她今天住我家,我们这个周末要去图书馆写报告。”

汪洋听说倒是微微诧异,因为碰巧他们家有个以前的邻居也住那一区,本来他奉命要去拜会拜会,电话打去,对方说:“太远了,等长周末或你放了假再过去接你来玩两天,或者你买了车随时欢迎你来玩。”汪洋气得把地图翻出来算里程,四十多英里,折合公里有六七十,乖乖,台北到新竹了。这样要别人接送也是太说不过去,汪洋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抱歉起来,再不敢怨人。

“亨廷顿滩,”汪洋说,“我知道,哇,很远哪,每天开吗?”

小花嗔怪似的瞪他一眼,耸耸肩,鼻子一皱,好像说:“那是我的事!”旋走开去,大马金刀地往沙发上一跌,两只只着了袜的脚架上茶几,从此下半场就多是面无表情地望着自己袜后跟上一个点缀着的粉红小绒球。

那天晚上除了碰小花一个钉子以外,汪洋倒是玩得很开心,也跟这些女孩子做了朋友。姓刘的研究生到会不多留就走,可能因为很快就发现了跟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一淘,于婚姻学业皆无帮助,便只和汪洋略略寒暄抱怨一番并抓了一把瓜子即退。

敏莉等佩琪一关上门,便心直口快地评论道:“他懒得跟我们啰嗦。”是已经把汪洋当成自己一伙了。

女孩子们不久改口叫汪大哥,因为汪洋不用英文名字,中国人光叫个单名字“洋”,仿佛亲热过头;叫汪洋,现在她们拿他当私人补习老师,直呼其名似乎不敬,也不知从谁开始,他成了她们的汪大哥。

汪洋的室友对他喜欢尖叫的女弟子们不表欢迎,汪洋这义务家教只好机动应召。常常都是在佩琪那儿,因为她的同房老是不在家。这些女孩子都还用功,她们一起读书做功课,有疑难就互相切磋或向汪洋请教。那种数理化对汪洋这电机高材生不能算回事,便也乐得自己时间匀得开时去点拨一二。小花不住大学公寓,只有一次考试前留宿佩琪处拿微积分问题请教过,汪洋发现这面貌娟秀却似乎脾气古怪了一点儿的女孩子居然程度高于同侪许多,后来才知道她在台北有名女中念完了高二上,当然比那些一路在美国念中小学的宝贝们强。

“我才不要来,好不容易才考进去。”小花熟了以后讲给汪洋听,“他们就跟我说高三有多苦多苦,每天模拟考,一天只能睡六小时,什么什么。”

什么也没吓着她,只是杨冠雄同蔡美两夫妇决定赶上潮流把儿子明鸿送去美国念书,小花是大姐,责无旁贷,蔡美既然不能用高三吓走女儿,只好跟她说实话:“你是大姐,我跟你讲,明鸿若超过十四岁就不能出国了,伊成绩坏,私中进不去,念国中以后考高中考不上,还有什么前途?我要帮助你爸爸做生意,不能亲身带伊去。你是大姐,而且那边又有你阿叔、阿婶可照顾,若你同伊去,我也好放心在家帮你爸爸。”

小花低头敛足只不作声,蔡美拖过女儿的手,哽咽着声音道:“丽娇我知你是不爱去,那你也想下你妈妈,想下你小弟。妈妈若无相信你,是要去相信什么人?你小弟若是读国中去做太保,那是要怎么办?”

小花的泪珠儿从长长的睫下滚落,为了弟弟,她的命运被决定了。她想起自己姐弟们在乡下大厝和祖母一起度过的童年:妈妈要帮爸爸在台北做生意,她和妹妹丽珠还有几个堂房姐妹,很早就从男人先吃饭这一类日常生活里给教会了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异;一个婶婶生下第四个女儿后痛哭一天一夜的景象是如此恐怖难忘;她的祖母在堂屋大声地斥骂:“号我还未死吗?”

她忽然问蔡美:“那丽珠呢?”

丽珠身为第二个女儿,从小就非常忧郁,翻开家庭相簿,那小女孩仅有的几张照片却是一张张的愁容,仿佛一早知道被生为又一个女儿是终生无法愆赎的罪过。入了学,她又没有丽娇在学业上的聪敏来赢得家人的喜爱,虽然明鸿更是调皮懒散,丽珠却又没有相同的理由可以被包容。杨冠雄的建材生意越做越发,一家在台北团圆后,蔡美感于男丁不旺,再鼓勇而生,却又得一女。虽与期望不符,然而人已经有了钱又经过见过,门外又没有老太太发表意见,兼以中年得女也打算到此为止了,就还是很欢喜。小女儿请命名专家算了大吉大利的笔画,文雅响亮地取名叫诗蕊;与姐姐们的不同,是一个都市里的名字,可以直接用进一本爱情小说。

小花考进女中时,诗蕊还是幼儿园大班,又弹钢琴又跳芭蕾,还要补习智力测验考私立小学。蔡美还是忙,可是专门雇一个欧巴桑把诗蕊送这儿送那儿。小花也很喜欢这个有和她一样眼睛的小妹妹,她逗她玩,照城里人习惯喊她蕊蕊。可是比她小一岁的丽珠,她喊“妹妹”,丽珠是她在乡下大厝里、田埂上牵着拖着保护不让堂兄弟欺负的“妹妹”。

“阿那丽珠呢?”小花又问。小时候年节父母带了礼物回去,她总一手揪着自己的一份,又问。

蔡美倒没想到大女儿此时有此一问。对丽珠她不是没有安排,丽珠读书差,国中毕业后没有通过高中联考,最理想的本来是送去读三年制商职,学点珠算簿记,毕业后到出嫁前还能给家里帮帮忙。可是如今他们身家不同,女儿念商职不够面子,便送了去读五年制商专,多花两年学费,以后找婆家可说大专程度,算是父母对得起她。本来这样安排入情入理,怎么吃大女儿一问,蔡美却好像觉得有点难以交代,竟期期艾艾地道:“丽珠哦,那丽珠我是还未决定哪。伊现在才专一,是讲学校也不是多好也是一个五专哪。伊爱去不去哦,那主要也是爱看伊自己。你也知,伊是不够多欢喜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