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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的清风和太阳让她感觉恍如再生，心里一宽，正待偷偷吐出那口憋了良久的气，却听见低沉的北方男人声音在身后叫：“英子！”
这个亲切的小名此刻却让她毛骨悚然，双膝发软，错觉中恍若自己跪倒尘埃，后脑门上立刻顶住刚看见的黑黝黝枪口，轰然一响她的脑袋开花。可是淑英只寻常地停下脚步慢慢转身，视线勇敢地停在老贾的脸上。老贾眼皮抬起，双眼像能看穿人心一样地盯住她。他今天是没抹头油，还是先前在床上蹭光了？长而蓬松的头发显得黑又多，几缕乱发散落脸庞，有点像个淑英以前在租界里见过的“进步分子”。她忽然想到老贾好像还小她两岁。
“老贾，你挺俊嘛，以后头发就这样，我叫你小贾。”淑英轻佻地微笑着，走近两步，把手举起，作势要拨开他的散发，老贾面无表情地下巴微正，头颈几乎不察地一缩，淑英的手也仿佛停了停，可是旋即顺势滑落到男人的胸膛上才真正止住，手指尖隔着衬衫轻轻找寻触动，还酥起声音说：“我就愿意你叫我英子，你总算肯叫了。”她自觉声音和手都有些颤抖，希望别人误会那是淫妇的兴奋。她暧昧地说：“等我回来，我跟爱芬约好了去买——奶罩。”随着加强语气的尾音，她用指头轻轻一戳，放浪地笑起来，声音腻得更化不开，“你等我回来，晚上还要你叫我英子。”她转身走了，感觉后脑勺凉飕飕跟着她的是像枪子的老贾深不可测的目光。
淑英学校接了爱芬就没敢回去，可也不敢去派出所报案，国民党、共产党的人都长一个样，谁知道老贾是哪边的人呢？离家的时候衣服一件没拿，随身手提皮包里倒有准备取钱逛街买东西的私房存折。她先去邮局把钱都提了，再带着女儿跑到万华车站旁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世棋出门一向不交代详细行踪，她只知道他到南投和台中朋友家打牌，归期一至三天看牌局而定。她想最蠢的办法是天天上月台等从台中来的火车。
淑英和女儿在火车一经过楼板就震动的小旅馆里躲了几天，看着小窗外一节节火车南下北上，也不知哪节里坐着世棋？不怎么喜欢上学的爱芬开始担心旷课太多，却乖巧地不多说话，陪着心烦意乱的母亲发呆。淑英没空管别的，只管努力回想这几年的生活，虽然她被茫然引入的这一局仿佛天衣无缝，其实事后还是找得出各种破绽，淑英有些能说的事也拉了爱芬一起分析。母女两个竟各有观察，越兜越惊，又相互反向举证不愿意面对，淑英数度为自己粗心失察痛哭失声，不知怎么会那样听信他人。可是母女最终虽然还是想不出“坏人”是个什么来路，却也被自己说服爱芬一直叫爸爸的世棋即使不跟老贾一伙，也一定知情，不像她们纯是被利用了的傻瓜。她想到老贾凌厉的目光和显然是临时塞在床垫下的冰冷的枪和弹匣，她最后相信世棋不是丢下她娘儿俩自己跑了，就是已经出事了。
就算想通了世棋不可靠，母女不该再抱希望去找人或等待，淑英还是一筹莫展。既不敢上警察局检举或寻求庇护——谁会相信一屋两个男人她都睡过，可是连他们真正的名字和关系都搞不清楚？！淑英也不敢联络这几年透过张公馆“俱乐部”认识的朋友。她忽然想起搬家后逐渐疏远了的韩家是她在台湾唯一和“俱乐部”不搭界的人际关系。初搬家时爱芬还包老韩的车上下学，没多久老贾另外安排了私家三轮让他们代步，就把老韩的包车给退了。淑英对老邻居过意不去，动用私房，大手笔包了个红包给老韩，也算“资遣”，所以虽然自此两家因为社交圈子上下有别而疏于来往，淑英想，人情也许还在，而且她实在走投无路了。
韩家还在原来的地方，当年跟在花大姐翟古丽脚边转的女儿韩琪曼已经读初中了。住得够久，韩家住成了二房东，两口子带女儿占了间大房，照北方睡炕的习惯沿墙架起一张特大板床，中间布帘一拉就是属于韩小妹的一个角落。“炕”下面堆杂物，空下来的地方放了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权充起居间。穷人有义气没讲究，古丽半猜半问未及细究，就接纳了她判定是“夫妻打架，负气出走”的老邻居。她让老韩跟女儿换边睡，爽气地说：“就咱们四个女的，挤挤还不成吗！”
老韩早就不踩三轮了，改开承包出租车。老韩胖了很多，忠厚地呵呵傻笑着听妻子摆布，挪动铺盖行李替不速之客腾地。他当年得了淑英给的大红包家里才有买菜以外的钱去学开汽车，算是有了一技之长。实诚人心里感激，嘴上虽没说，其实很高兴有机会报恩。他听老婆说过张家闺女是太太前面带来的，现在母女都被打出来了，不敢回家，他虽然同情，身份悬殊，也不敢替她们出头讨公道，只是毫无怨言地几次载淑英假装乘客到房子附近转悠，想找机会溜回去取点东西什么的。淑英却总是到门口就想起那天枪口下逃生，并不敢下车一探，只说：“不停了、不停了！过去、过去。”一会又说：“老韩，麻烦开慢点、慢点！”
淑英车中回头后望，只见长巷寂寥，榕树垂荫，灰墙森然，朱门紧闭，曾经夜夜笙歌的张公馆，白天来看竟不像住过人的样子。车行渐去，淑英感觉自己像故事里遇鬼的书生，次日清晨醒来看见昨夜的庭台楼阁变成了土丘荒冢。她疑惑了，世棋、老贾、牌局、舞会、俱乐部，难道这一切和她这个“张太太”一样，都是假的？如果世棋是假的，那在上海末日时期重逢的二少爷是真的吗？如果在台湾这几年都是幻觉，那在上海灯红酒绿的前半生发生过吗？她想到自己波折的人生路和一个又一个让她终身失靠的负心人，彷徨又伤心，无助得像十岁的英子紧紧牵住母亲的衣角，离开北国的家乡，瑟缩在寒冷的火车上，奔向一片茫然的将来。
老韩的车转出林荫道驶向府前广场，路面一宽，树影渐稀，阳光从柏油路面反射照入车内，淑英的泪眼花成一片，再看不清窗外街景。她从包里拿出手绢狠狠擦干眼泪，心想：逃难在外什么事都可能，挤上船的时候世棋不拉一把，她码头上掉下去也淹死快十年了！爱芬都十八岁了就是她走过来的证据，遭遇再离奇这也不是见了鬼遇了妖！她想起母亲商大娘最爱哭，可是，哭当啥用！命运让她只能把小英子和母亲从东北家园被外国侵略起遭的“难”继续逃下去。
此后淑英就真的很少哭了。一年后，她嫁到美国才发现，她第三次费尽心机，包了大红包托媒，才得以依托终身的华侨丈夫，说是娶老婆，更像是为了替自己外卖餐馆找个不付工资的帮厨，才利用公家补助“爱国华侨”参加台北十月庆典的时候，顺便张罗续的弦。连这样等于又上了一次男人的当，淑英都没哭，还自我安慰，要不是号称单身的丈夫实际有妻小滞留家乡，岂不要找个年轻的为他传宗接代？过了四十的自己就连逃离台湾出来做餐馆杂工都轮不上了。
家务事都不会做的人，在餐馆打工当然累得天天全身酸痛，可是淑英到了晚上还是咬紧牙关，曲意奉承，枕边说服语言都不太通的台山丈夫让她学开车，告诉他这样能把送外卖的人工钱一并省下。淑英争取每一个能离开厨房的机会练习英语；她喜欢送外卖，能拿小费攒私房，给她把留在台北韩家的爱芬接过来团聚的希望，还能跟外面的人有接触交谈、长见识的机会。
那天淑英送外卖回来，车在黄色封锁带前被拦下，警察探头入窗，通知她，丈夫被上门打劫的盗贼枪杀了，她还是没哭。等进屋看见白布覆盖的尸体，却全身一软，端靠旁边的女警手快搀住才没倒下。一众黑的白的男女警察走过身边全都同情地看她，不知道她的害怕是突然想到三年前，自己也可能这样血流满地地躺在台北“张公馆”的后院里。搀着她的女警不明就里，以为未亡人顿失所依，好心劝她想哭就哭，还念经一样地安慰道：“Okay，okay——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后来果然一切“欧”了。不过淑英也不是一变单身就一帆风顺，就此不靠男人生活得幸福快乐。台山丈夫的保险金受益人写的是人在大陆的妻儿，可是美国的配偶却是淑英。等待保险公司调查期间，淑英把继承权没有争议的外卖餐馆卖了付律师费跟保险公司打官司，自己另外找工作自食其力。华人对同胞有年龄歧视，淑英发现自己的年纪在中国餐馆就只能躲在厨房做工，她又只熟餐饮娱乐这一行，没有其他相关经验。幸好淑英会说日语，日本餐馆倒有用成熟女性跑堂的传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被冤枉当成“汉奸”抓过的淑英，多年后真在美国宾州费城天天穿着和服假扮起日本人来。日本餐馆小费颇丰，淑英手头不再像从前替台山丈夫做白工时拮据，开始盘算起把女儿接来。可是那时候台湾戒严，小老百姓出国管道受限制，困难重重，爱芬也超龄不能以依亲的名义出国了。
缠讼一年多后，保险公司输了官司，淑英除了理赔的钱到手，连诉讼费都退了回来。正好餐厅老板要退休回日本，淑英决心发展事业，投入全部资金加上贷款，连房产一起买下日本餐馆，重新装修，增添中西菜式，起名“法租界”的餐厅隆重开张，专卖不地道却有情调的东方菜，就因为招牌上有个“法”字，还收法国菜的价钱，又因为前身是礼多人不怪的日本馆子，鞠不完的九十度躬又比其他中国馆子更让客人感受东方情调。四不像却别出心裁的高档餐厅，就在城中竞争激烈的餐馆业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天天一座难求；华洋贵客如果和女老板熟识，那厨房里也能为爱吃的中国客人奉上菜单上没有的家乡味道，或为欧洲来的贵宾开上一瓶年份正好的法国香槟。
淑英年轻时的清秀经过岁月的浸润变成了风度，嫁到美国以后没少出的劳动苦力又让她避开了中年发福的危机。脱下实际叫“浴衣”的和服，她换回即使不再裁制得特别贴身、穿上却一样婀娜多姿的旗袍；不是一般中餐馆女招待在中国城批发来那种后面一条拉链，绷在身上歪七扭八，金色龙凤机器绣在红色尼龙料上的所谓旗袍，是台北衡阳路上海老师傅手工缝制，航空寄来，质量、剪裁都直逼昔日“小北京”向“公司”借钱而置的考究礼服。
有贵客来到，淑英亲自接待，真丝长旗袍下摆飘动，脚下像踩着优雅的舞步般前导，虽是走几步路也与厅内轻柔的蓝调音乐若合节拍。她的心情很好，餐厅是拿了政府经营许可的正经生意，自开张以来一直赚钱；更重要的是母女分开了几年，终于替爱芬找到门路，她即将来美和母亲团聚。等到女儿也出来，中国什么党对她都将成为过往云烟。这次庇护母女在“法租界”安生的外国政府换成老美啦。老美的领导班子也换来换去，可是淑英不怕，她现在是交了保护费的良民。餐馆所在行政区表扬“法租界”餐厅历年诚实纳税、对地方财政作出贡献的奖状，放在淑英自己挑的精美玻璃相框里，高挂墙上，在射灯投照下金光闪闪。
凤求凰
从空中鸟瞰，刚落成的八栋“中华商场”大楼像放大了的八节火车站月台，沿着纵贯铁路，从昔日“台北府城”南门，随着铁道蜿蜒到北门。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商场每幢楼都盖得一个样，楼高三层，由北向南，依序高挂八德中一个字为楼号，两端漆了1至8与八德相应的阿拉伯数字；当时大家俗称忠字号楼是“1栋”，平字号楼是“8栋”。
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以后，老美在日本驻防的第七舰队还是时不时踅到台湾海峡溜溜弯，“保持中立”一下。因为内战一分为二的国共两党领地虽然大小悬殊，隔海对峙的形势就在国内、国际各种原因之下渐趋稳定。到了五年后的八二三，台湾得到美援守住了外岛，中共又为内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忙得无暇他顾。金门炮战结束，两岸并没有松懈鼓动拥护者拼个你死我活，前线的炮击却悄悄改成了练兵似的“单打双不打”。一九四九年二月仓促离开南京，一年之内搬过广州、重庆、成都和台北四地，最后落脚台北的国民党，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风雨飘摇，转眼十年。当时的边陲省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为了治理泱泱大国而设计的一府五院中枢在弹丸台北扎根；“总统府”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总督府里面，五院及其他“直隶衙门”也多半就近在周围办公。总理“国家”大事的“博爱特区”，和繁华的西门闹区比邻。再往西南几步，就是一九四九年为了收容大量涌入台北的难民，沿铁道草草搭建的棚屋区。经过“十年生聚”，这个没有铁丝网的难民营已经人口爆炸，龙蛇混杂，却位居要冲，成了首都之瘤，公家就下了决心整治，调来国军工兵，很快就把铁道旁的违章建筑拆除一空，委托随国府迁台，政商关系良好的大营造厂，盖起一整列八栋公开发售的商场大楼。
不少相信官方口号，痴等“反攻大陆”，在棚屋区“暂居”了上十年的难民，这下因为都市发展，被迫领着起名“台生”、“怀鲁”、“念湘”的儿女另外找地方栖身。虽然商场公开销售前很多都被有办法的人认购去了，一些手里有积蓄或能挪借、融资的棚屋居民不愿他迁，也有得以把握认购承租的优先权，买或租下商场的一个小单位，做起长远打算。
韩家四口就在这时候搬离住了十年的违章建筑，迁入中华商场八栋三楼一个三四坪大小的迷你“跃层”。能容六尺之躯抬头挺立的“楼下”供起居，成年人必须弯腰或爬行的上面阁楼就睡人。
户长韩国清个头不算小，胖脸上镇日笑眯眯的不大说话，任谁也看不出来几杯黄汤下肚，这个温驯得像泰迪熊一样的中年男人，可以把身材相当的老婆从三楼追打到大马路上去。韩太太叫翟古丽，曾跟人说“古丽”是她姥姥家乡话“花”的意思，所以外号“花大姐”。花大姐黑实高壮，比实际上一般高的老公看来还魁梧，一口清脆的京片子，自称“回回”，跟人生气私下骂：“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全是‘伊不利思’！”古丽告诉女儿，“伊不利思”就是经文上的“魔鬼”，是最厉害的咒骂。
国清早年踩过三轮车养家，后来开了几年出租车，不久前转工替在近郊阳明山别墅里的有钱人开私家车，只有星期天放假回家。古丽在离家几步路的巷弄里，租别人院墙打开搭个门脸，经营一家不挂招牌的五六人座小牛肉面馆。虽然没有店名，可是都知道老板“花大姐”绝对不用来路不明、非“清真”食材。酒香不怕巷子深，渐渐传出口碑，就把厨房外挪，增加座位；弄块遮雨胶布由门朝外一支，下面、蒸饺子的锅灶就出去了，再把院墙开个窗洞，支上案板，擀面的地方就有了，洗碗用的大铝盆更早就堂而皇之地搬在店门口占用了巷道。这些家私等店打烊的时候搬进屋一锁，费不多点手脚。可是简单一挪动，巴掌大地方，就挤得进双倍的客人吃面——那时候台北的人一般都瘦。
夫妻俩长得都“不咋的”，两个女儿却都如花似玉，还各有各的美，各姓各的姓。大女儿张爱芬明显是收养的，矮家里其他人一头不说，讲话轻声细语，容貌举止也比家人秀气。爱芬快二十一岁了，还在读高职，她小学入学晚，高中又因故休学过一年，复学时候降转本校夜间部，就前后耽误了两年。白天常见她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儿童澡盆般大的铝盆刷碗，偶尔抬头挥汗，白皙的瓜子脸上虽然眉目略为清淡，可是朱唇贝齿，丹凤眼未语含笑，不免我见犹怜，让人诧异陋巷中竟藏有这样一个蓬门碧玉。小女儿叫韩琪曼，上同校的日间部高二，等闲不到店里来；就算学校放假，她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来店找现成的吃，也只吆喝几声，顺手算算账。琪曼十七八岁，正是顾忌形象的时候，她不沾粗活，更别提像爱芬一样叉开脚蹲坐在路边洗碗。反正店里再忙她老妈也死活叫不动，拿她没辙。琪曼皮肤白里透红，五官漂亮得让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大叫一声好；跟姊姊邻家女的清秀不一样，琪曼大眼高鼻，美得张扬，连身材都比大三岁的姊姊发育好。非要鸡蛋里挑骨头找缺点，那就是这美人有双洋妞般的大脚，而且头发不够黑。那时候华人以乌黑秀发为美，“黄毛丫头”是贬义词，没有染成亚麻色做造型的风尚。
南方人吃的烂糊面和花大姐劲道十足的北方手擀家常面不一路，本地人当时也不大吃牛肉，甚至听说“清真馆”的可能都没几个，所以小店熟客多半是北方人，渐渐更有伊斯兰教友慕名而来。健谈的客人都和热情的老板做了朋友，店里忙的时候代为端面、收钱的也有，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熟客里面有一位许先生与其他不同，许先生大名志贤，二十出头年纪，是附近一个公营事业单位的小职员，寄居台北的亲戚家，公余补习准备考大学夜校进修升等。志贤在台南出生、长大，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欣赏花大姐的纯北方手艺，三天两头就要来小店报到，说是店里的牛肉面和小菜让他吃上了瘾，“不吃会难过”。
志贤从非节假日中午用餐高峰当义务跑堂起不把自己当外人，后来就抢着洗碗，还改口跟着爱芬叫古丽“花姨”。古丽看小伙子这么喜欢吃她家的面，手脚勤快，人上进，嘴又甜，心里高兴，人来就让他在店里随便吃，免费。志贤有空就来帮忙，他寄居的亲戚家吃饭不讲究，伙食不合志贤口味，来店等于打了牙祭。
志贤一来店里，就卷起袖子，什么都做，最喜欢蹲在巷子边上和爱芬一起洗碗，可是也一定算好时间告辞，顺路护送爱芬去上学。古丽是过来人，自觉看得出来志贤对爱芬有献殷勤的意思。不过爱芬虽然当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毕竟是遇人不淑再嫁到国外去的朋友托在家里寄养的，一直以来的计划都是等爱芬高中毕业去美国和母亲团聚，古丽就也不敢鼓励促成这段看起来挺登对的姻缘。不过古丽年前为了顶生意和住房，擅自挪用了爱芬母亲给女儿准备的路费，眼看爱芬高职就要毕业，小店生意虽好，可是将本求利，盈余有限，亏空一时补不上，古丽就又盼望两个小孩真的要好起来。她揣己度人，私心掂量女人一旦有了想跟的人就变得又疯又蠢啥也不管不顾，别说美国，脑袋清醒之前，天国也不想去；自己就能多点时日存钱还账，把摊牌的时间往后拖一拖。
小店生意越来越好，古丽请了个杂工老秦来帮忙，主要负责擀面。哪怕强壮，古丽一个女的，天天开门来这么多人吃面，实在做不动。晚上回家灯下算账，店里收入确实不错，可是生意好，开销也跟着增加，离补上亏空差得远了。古丽无奈，只希望爱芬越晚跟她要钱买飞机票越好。
几个月下来，志贤成了小店不支薪的钟点工，他什么时候来店里好像神出鬼没，其实自有一套班表：既是他上班和补习之间的空当，又一定要爱芬也在。老秦有时候忙坏了火气大想骂人，好不容易送走了周日高峰最后一个客人，坐下来吸根烟休息，他不晓得志贤只是“志工”，反正拣个不在场的对象泻火：“那个兔崽子今天又不来？是晓得现在咱们星期天也忙是吧！”
爱芬微笑道：“秦叔，人家不是我们店里的！人家今天要补习，星期一才来。”平常也没看见两个人讲什么话，爱芬倒对志贤的行踪很清楚。
“‘人家’是谁呀？”琪曼想用手指拈一块腌黄瓜吃，被正分装凉菜到小碟的古丽一掌挥开。
“哦，那个免费来洗碗的家伙。”琪曼自问自答，躲过妈妈防卫腌黄瓜的手，继续捣乱。古丽在她手背上重敲了一记，骂句“走开”。琪曼索性抢过一小碟已经装好的黄瓜跳开到旁边去，却用手吃了两块就放下了。古丽看看那碟再不能拿出去卖钱了的小菜，嘴里骂道：“你就是来讨债的！”
琪曼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走到爱芬身边嬉皮笑脸地道：“欸，我下次来看看那个‘人家’长什么样子！你说好不好？”她很少来店里，听过志贤的名字许多次，几个月了却竟然从未照过面。现在学校放寒假了，琪曼又一向调皮好事，不是个省心爱清静的人。
过两天琪曼穿件红色高领紧身毛衣，挺着世界小姐的身材，像团火从巷口过来的时候，志贤正蹲坐在板凳上就着铝盆捞筷子，原来坐他边上的爱芬正站起身要送一摞洗好的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