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进来的人自觉地坐在桌子最前头，这就是老师了。他高而瘦，初眼看去像个男孩，不过露茜从他的消沉、从他微微颤抖的双手和两眼下深深的黑眼圈看得出他已年过三十。“忧郁”是她想到的第一个词，她认为这个词对一位写作老师而言不算太坏，如果他还有活泼的一面的话。
“早上好，”他说。“我叫卡尔·特雷诺。我估计我得花点时间才能弄清楚你们谁是谁，也许最好的方法是按他们给我的名单点名，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有谁觉得是被迫的，你们可以不这样——如果可能的话，当点到你们的名字时，你们可以说一两句话介绍一下自己。”他的声音低沉稳重，很好听，露茜觉得自己开始信任他了。
当他点到她的名字时，她说：“到；我三十四岁，离异，”——她马上纳闷为什么自己竟会觉得有必要说这个——“我和女儿住在帕特南县。我只是在读大学时有过一点点写作经验。”
至少有半数同学拒绝提供个人信息，露茜知道如果她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在后面的话，她也会这样选——不管如何她就不该说。在哪怕一点点情感流露都会拿来展示的教室里，沉默寡言是最好的选择。她只能心中猜想，自己莫名其妙不慎说出的“离异”会不会一直在这间教室里伴着她，让她不自在。
点完名后，卡尔·特雷诺坐下来，说起了他的开场白。“呃，”他说，“我想只要半小时我就可以将我所知道的小说写作技巧全告诉你们——我想那样试试看，因为我最喜欢显摆了。”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等着大家的笑声，然而没有，桌上他的手开始明显地哆嗦起来。“可是这门课不是说教，我们学会这门技艺的唯一方法只有将自己沉浸在小说里，深入作品，然后学着把我们找到的最好的东西放进我们自己的作品里去。”
他接着说了一大通，解释他觉得“写作研讨班”的价值应该是这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的每部作品会得到发表，也就是说会让十五位同学来评价。接着他谈到他期待大家的评论，他一直期待的是建设性批评，他说，不要模棱两可的两面派；不要恶语相向；“诚实”这个词他并不相信，因为它常常成为粗鲁的挡剑牌。他希望大家能够公平冷静，不要无礼。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素不相识，”他说，“但是接下来的十六周，我们彼此会十分熟悉的。写作课会让人情绪不稳定，我们有时候会抬高嗓门，有时会觉得感情受到伤害。所以，指导原则是这样的：作品比人格更重要。让我们尽量成为实话实说的朋友，而不是甜言蜜语的情人。”
他再次期待笑声，依然只有沉默。现在他的两只手都看不到了，一只手垂到桌下他的腿边，另一只手放在大衣口袋里。露茜想，她还从未见过这么局促不安的老师。如果说话让他紧张，为什么他还说上这么一大通？
他还在说，如果不是他谈到所谓的“教学流程”，她可能都不想再听下去了。
“很不幸，”他说，“新学院没能为写作课程提供油印设备，所以我不可能把下节课要评论的作品的复印件预先发给你们，当然，能那样做最好，不过事情如此，我们也只能将就。我们只能请作者大声朗读作品，我读也行，然后就我们所听到的来讨论。”
这太没劲了。露茜本来以为她的作品会像真正的小说那样，发给大家阅读，然后看的人把写有评论的复印件交还给她。让作品仅仅朗读出来似乎不够，还要碰运气——听众可能会漏听整个句子，下一句紧接着又来了——而且，这有点像舞台上的表演。
“有几位同学提前交来了作品，”卡尔·特雷诺说，“所以我今天可以从中挑选一篇。加菲尔德太太？”他犹疑着扫视了一遍桌子。“你愿意自己朗读这篇作品，还是——”
“不，我情愿你来读，”一位主妇样的女人说。“我喜欢听你的声音。”
要卡尔·特雷诺掩饰自己的快乐真不容易，这可能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说他的好话。“那好，”他说。“这篇小说有十五页，标题是《复苏》。”然后他用一种很夸张的语调铿锵有力地朗读起来，仿佛要证明他的声音配得上加菲尔德太太的喜欢。
那年春天来得迟。在积雪尚未消融的一块空地上，报春花几乎还没开，树全光秃秃的。
黎明时，一条野狗从朴陋的小镇主街上跑过，四处嗅着寻找生命的迹象。远处，穿过一片开阔地，传来火车孤独的凄鸣。
似乎读了两页后，作者才开始介绍镇上贫民区的一座公寓，十分详尽地介绍了这所房子和邻里后，她带着读者进了房间，读者们发现有个名叫阿诺德的二十三岁男子在极其缓慢困难地醒过来。据说阿诺德昨晚喝得太多，一夜没睡好，“有点麻木”。可是读者，不妨说是听众，只得跟着他走完清晨必经的每一道程序——摸索着在一块旧加热板上煮咖啡，在污渍斑斑的浴缸里冲凉，套上那种中低阶层才穿的衣服——然后大家才知道是什么让他“麻木”。原来由于他的“野蛮行径”，他年轻的妻子一个月前离开他，回另一个镇的娘家去了。现在阿诺德爬进他那辆破烂不堪的卡车，朝那个镇开去，到那儿后，他发现岳父岳母都很“方便地”不在家。
“‘辛迪，你觉得我们能谈谈吗？’”他问那个女孩，接着他们谈了，不太久，但谈得“不错”，因为两人说的都是对方最想听的，加菲尔德太太的故事在他们两人的真心拥抱下戛然而止。
“好了，读完了，”卡尔·特雷诺看起来有点累。“大家有何评论？”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一个女人说。“标题就点明了主题，这个主题在对自然的描写中展开——大地复苏，春天来临——年轻人的婚姻也复苏了。我很是感动。”
“哦，我同意，”另一个女人说。“我要向这位作者表示祝贺。我只有一个疑问：如果写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来学习？”
接下来轮到卡车司机样的男人发言，他是凯利先生。“我对小说开篇部分很不理解，”他说。“我觉得进展太缓慢。我们了解了气候、了解了这个小镇、狗、火车鸣叫，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其他许多东西，然后我们才进了公寓，在公寓里我们等了好久后才见到这家伙。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了当地从这个家伙开始，然后再说其他。
“不过我主要的问题，”他接着说，“是最后的对话。我觉得几乎没人会像这两个人这样说话，一人给另一人喂下一句台词。电影里你可能受得了这样的对话，因为这时候背景会响起美妙的音乐，让人们知道这出戏要结束了。可这不是电影，我们这儿只有纸和墨水，所以作者得再好好努把力，把对话写好。
“还有——我甚至没有把握这个谈话到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一场谈话而转变。要我说，此处我们还需要一点东西。我觉得报春花不管用，因为从象征意义上来看，它有点沉重。我猜我们不希望那个姑娘告诉男孩她怀孕了，因为那会让整个故事朝别的方向发展，但是这儿得有点什么东西：一次事故、一件事、一些没有料到但听上去又真实可信的东西。好了，见鬼，我想我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不，你不是，”那个白发男人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他转向老师。“我完全同意凯利先生的意见。他说的全都是我想说的。”
其余学生大多数是随声附和——也有几个不愿评论的——该由卡尔·特雷诺总结了。他时而流畅时而犹疑地谈了二十多分钟，期间不停地瞟着手表，他不过是在安抚教室里的不同意见。一开始，他看似站在凯利先生这一边——他重复了凯利先生的观点，并建议加菲尔德太太最好还是记下来——但是他又向那位被深深打动的太太屈服，他说他也觉得很奇怪，加菲尔德太太居然还把自己当成学生，可是他很高兴她这样做，不然他们可能就少了她在这儿的这种荣幸，当然也就无从受益了。
“好吧，”他说完了——或者不如说是他的手表告诉他他完成了当天新学院指派的任务——“我想我们本周的功课就到这里。”
没什么意思，似乎犯不着从大老远的托纳帕克一路奔波到这里来，但是露茜宁愿相信以后可能会好些；再说，她也闲着也是闲着。
第二、三周的小说都是一个年轻姑娘写的——一个苗条漂亮的姑娘，当特雷诺先生在朗读时，她蹙眉红脸，盯着绞在一起的手。
这是个姜汁汽水般的天。詹妮弗在校园里老房子间漫步，过去这三年来她慢慢喜欢上这些老建筑了——差不多四年了，她提醒自己——她鬼使神差地觉得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美好的事。
确实如此。在学生餐厅里，她遇见了一位帅呆了的男生，她以前从未见过：他大四了，最近刚从另一所大学转学而来。他们“喝咖啡”，整个下午都在散步、聊天，相处异常愉快。男孩有一辆蓝色名爵汽车，他开车的技术让人“钦佩”，他带她去隔壁小镇一家极棒的餐馆吃饭。烛光摇曳中，詹妮弗发现自己对着那些菜肴发呆，那些菜名全是法语，注出了正确发音（可惜特雷诺先生怎么都发不准那些音），詹妮弗心想“这可能是真正的恋爱”。回到学校，他们一起走进她宿舍楼后面的阴影地里，躺在那儿的草地上，亲热了好久。
露茜依稀记得在战争期间“亲热”一词就是做爱的意思，可她不知道，在这篇小说里，在比她小一辈的年轻姑娘们那里，这个词仅意味着耳鬓厮磨——可能为一个男孩松开你的“胸罩”，也许让他的手伸进你的内裤，但仅此而已。
詹妮弗邀请那男生到她房间里去“喝茶”。从那开始一切就乱套了：他很粗鲁，想立即跟她上床。一开始就对她很不好，当她拒绝后，更是“像换了个人，疯狂得不像个人”。他朝她咆哮，可怕地吼着她的名字，简直无法形诸文字，甚至想想都害怕。当他的暴力升级时，她吓得缩成一团，幸运的是，梳妆台上有把剪刀。她一把抓起来，双手紧握瞄准他的脸。当他终于摔门出了房间后，她蜷缩在被子下哭泣。她现在明白这个男孩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有严重的精神病，需要专门治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大四了还要转学。快到黎明时，她想起了父亲睿智温和的话：“我们一定要体谅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而她入睡前最后的念头是：看来真正的恋情还得等待。
桌边几个女人谨慎地表扬了这篇短小精悍的作品，有个女人说她很喜欢餐馆那一段，不过她立即又补充说她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接下来点了凯利先生的名，但他粗壮的胳膊抱在穿着工作服的胸前，他说他今天情愿什么都不说。
剩下就是卡普兰先生了，那位牙医——或会计完成了主要评析。“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作品还很不成熟，”他说。“通篇都是无意识的愚蠢——我说这是作者而非人物的问题——多得我都没想到这竟出自一个成年人之笔。如果非常重要的东西都错了，在我看来，任何写作技巧都帮不了忙。”
“我同意，”老男人说，“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倒愿意听听那个男孩是怎么说这个故事的。我很想知道她拿把剪刀对着他时他的心情。”
“嗯，可是她吓得要命，”有个女人说。“他可能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只知道她很可能被强奸。”
“呸，强奸个屁，”老男人说。“很抱歉，女士们，这不过是个戏弄挑逗的故事罢了。噢，还有一点：我从没见过姜汁汽水般的天，我猜你们也没有。”
露茜几乎不敢看写这篇故事的那个姑娘，可她还是冒险看了一眼。那姑娘的脸不再红了，一脸平静地不屑，脸上甚至还泛起了苍白的微笑，意味着对这个班上、这个世界上所有傻瓜的容忍与同情。
这个姑娘还行，她捱过了这个上午；特雷诺先生似乎知道这点。他甚至没有责怪老男人没必要的粗鲁，虽然这与他第一天开场白里对“无礼”的约束有所不符；相反，他哈哈笑着评论道有些素材总是比别的更有争议，接着他告诉那姑娘她的小说可能还需要加工。“如果你能想出法子让这些自以为是的，”他说，“或者说明显自以为是的语气缓和些，也许你能得到更满意——更满意的评价。”
接下来的一周，选读的是露茜两个短篇中的第一篇，也是较短的那篇：《戈达德小姐与艺术世界》。特雷诺大声朗读时，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心中忑忐不安。不过，她得承认他读得很好。问题是，文章中的许多小毛病，以前没有发现，此时在他的朗读下却十分明显。读完后，她觉得很虚弱；她想藏起来，她唯一希望的是凯利先生今天不要选择又保持沉默。
他没有，他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嗯，这次我们有了些尊严，”他说，她立即觉得“尊严”这个词多么不同寻常，多么可爱。“这位女士理解句子——太少见了——她知道如何让它们一起发挥作用，这就更为难得。这样写的文章有力、优雅，还有——嗯，我已经说过尊严了，但这里我还得再说尊严。
“不过，说到这篇小说的素材，我没有太大把握。我是说我们读到了什么？我们只看到这个富家女，她不喜欢寄宿学校，因为那里的女孩老是取笑她；她也不喜欢放假回家，因为她是独生女，而父母眼里只有对方没有她。后来她跟这位不寻常的教绘画的年轻女老师交上了朋友，这位女老师说她有画画天分，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我们手头上的是女同性恋的故事，可我猜错了。这位老师帮助这个姑娘通过艺术找到自尊，所以故事结尾时，姑娘意识到她终于能直面她的生活。
“问题是：这基本上是过去称之为“醒悟”类的小说，自从电视出现、这类通俗小说杂志垮台后，这种迎合大众口味的套路行不通了。
“可是，不要紧，”他飞快地补充道。“这还在其次，可能这样的批语意义不大。我觉得我想说”——他皱着眉头，努力筛选想说的词——“我想说的是恐怕我从其中品味出一种‘关我什么事’的感觉。非常有力、非常优秀的写作，然而这个素材让我想到，是啊，是啊，我知道，可是谁在乎呢？”
其他人，课桌四周的人，似乎都同意凯利先生表扬与批评。对卡尔·特雷诺而言，这一天过得很轻松：没人挑战他怯懦的领导能力，也没有冲突需要他去安抚或妥协，他的总结也无需独到精辟。
露茜还是每周继续到新学院上课，因为她更看好的第二篇小说可能有机会朗读。她想知道乔治·凯利和杰拉米·卡普兰，还有一两个其他同学会对此说些什么。她只好等着好些同学的短篇小说被朗读讨论，忍着那些乏味或激烈的讨论，最后终于轮到她了。
“我们今天上午要朗读达文波特太太的另一篇小说，”特雷诺宣布说。“有二十一页，标题为《夏季剧场》。”
这次在朗读中她没有听到错误。她自信她的遣词造句会再次得到喝彩，新素材也不会让人说谁在乎。读到最后，她甚至发现自己被它感动了——她的嗓子眼里有点肿胀——仿佛这是别人写的小说一般。
“嗯，好啊，”等读完后，乔治·凯利说。“这次跟上次一样，我挑不出任何语言上毛病——这位女士运用语言像个行家——这次的故事也更有趣点。年轻的离婚女人爱上夏季剧场的导演，这部分看似可信，故事展开得也很好。有关性的描写跟顺着这条思路我读到的其他部分一样高雅，它们很有力，也让人信服。这个男人劝说她在一场重要演出中扮演最困难的角色，她知道她没有准备好，但是还是去演了，她为此心力交瘁；然后，她还没从中缓过劲来时，却发现她已失去了这个男人，他投向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怀抱——这也说得过去，因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如此——所以，到这里一切结束，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
“我唯一的问题是——”说到这里，他开始了评论的第二部分，露茜咬着嘴唇——“我唯一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最后三四页，或者不管多少页，我在做什么——这个部分从那个男人跟那姑娘一起离开后开始。我不明白这些页里除了这个女人的心理描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这是篇关于背叛与孤独的哲理小散文，你不能把抽象的东西放在小说里，至少我从没想过可以这样。于是我们想当然地相信她担心自己会像前夫一样疯掉，这也很无聊，因为我们知道她不会疯。我们甚至得跟着她想自杀的思绪闲逛，这更是浪费时间，因为她从未打算做那种事情。噢，在这篇小说中，也有些好的片断，比如那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吃花生酱三明治，可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能早点写出来呢，放在故事主体部分呢。总体上，最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女人在许多方面的自怨自艾。如果我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词可以形容这个的话，那便是——‘情感脆弱’，行吗？
“我讨厌再次提起它，达文波特太太，因为上次我就不想说的，可是这次我觉得你在努力扭曲这个好作品，只为了让它再次进入‘醒悟’类小说的套路。你想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发现她自己因为这些事情变得更‘坚强’了，可没人会相信，因为这毫无道理。怎么回事？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不幸可以磨炼人！我也不想你宣称她一直很‘脆弱’，因为这些词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一个合适。事实上，一个人坚强或脆弱，在仔细考量之下其间的区别总是土崩瓦解，人人都明白。这便是为什么太过伤感的念头会令一个好作家难以信服。
“所以，你看，你的作品就是说这个女人被人辜负了。我们可以认为她觉得恼火，我猜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这就够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你得这样做，达文波特太太，你得砍掉这个男人跟那个姑娘走后的所有篇幅，我想这样你就走上了正路。”
卡普兰先生清清嗓子说：“我喜欢行李箱那个部分，我觉得行李箱是很好的一笔。”有个老女人说她也喜欢行李箱这部分。
“凯利先生？”那天下课后，露茜把他堵在走廊饮水处。“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帮助，两篇都是。”
“噢，这是我的荣幸，”他说。“很高兴你没生我的气，对不起。”他转过身喝了好大一口水，仿佛教室里谈话把他烤焦了似的。
他用袖子擦嘴时，她问他，表情是从尼尔森家的聚会上学来的那种矜持而得体的模样，她问他是“做”什么的。原来他不是开货车的，他是个电梯修理工，主要在高楼里工作。
“那肯定很危险。”
“不不，在电梯升降机井里，他们给我们多达二十七种的安全保护措施；其实我们跟打字机技术人员没有两样，除了我们收入更高些以外。不过，问题是，我一辈子想的是用脑子工作。”
“嗯，在我看来，”露茜说，“你用脑子工作得很好。”
“是的，还行，但我是说靠它维生，你知道。用我的脑子挣钱维生。这个有点难，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她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她问：“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班上读到你的大作？”
“哦，那很难讲。也许今年不可能了。我在写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我想太长了，可能有点失控了——卡尔告诉我，我可以摘取部分章节，找个像短篇小说的章节拿到班上来读。他说得不错，但问题是我看来看去，找不到像那样的章节。这是个大家伙——你知道——大部头。”
“嗯，这可能本来就不是个好主意，”露茜说，“恐怕我对特雷诺先生没多大信心。”
“噢，千万别。”乔治·凯利看上去有点不安。“不，你不要小瞧了卡尔·特雷诺。我在杂志上读过他的四篇小说，他很不错，真的很棒。我是说，这家伙真有两下子。”
茱莉·皮尔斯、保罗·梅特兰、汤姆·尼尔森、尼尔森家聚会上的有名客人——怎么她的生活中尽是有两下子的人？你到底得怎么做才能得到这样的赞誉？
乔治·凯利夸张地行了个工人大佬粗礼，从她身边走开了，他还不如一直用双手把布帽子摁在胸前的好。“嗯，”他说，往后退着。“听着，跟你聊得很开心，达文波特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