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经常向我保证说这样安排只是暂时的——她肯定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订什么合理计划，所以我开始失去耐心。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不再想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觉得她喝酒喝得太多，发现她小孩子气，而且不负责任——这是我爸爸说过的两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个子，背驼，穿的是有品位却从来不是很干净的衣服，黄灰色的头发稀疏，乱糟糟的，嘴部肌肉松弛，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的牙齿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开始疼。我领她去了北诊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砖制标志性建筑，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免费牙医门诊处。一位和气的年轻牙医给她做了检查，跟我们说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没办法在这家门诊处做拔牙手术，他解释说，可是如果她去那位医生在皇后区的私人诊所，他可以在那儿给她拔牙，并给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费用的一半，因为她是这边的门诊病人。
就那样说定了。我们坐火车去杰麦卡，我一直陪着她，听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颗牙时，都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浑身发抖。看着那位医生把一颗又一颗丑陋的牙齿放到他的小瓷盘子里，让我脚趾收紧，头皮发麻。看着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满足。一颗，一颗，随着每颗牙齿带着血掉到盘子上，我想，一颗…一颗…一颗。她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浪漫之事？也许到现在，她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她脸庞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坐车时，她盯着车窗外看，拿一叠纸巾捂着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败了。那天晚上，开始疼得更厉害时，她在床上翻滚、呻吟，恳求我给她倒杯酒。
“嗯，我看这个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说，“我是说酒精会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时，这只能是雪上加霜。”
“给他打电话，”她命令道，“给那谁谁打电话，那个牙医。打给皇后区的查号台。我不管现在几点钟，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话吗？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很抱歉打电话到您家里麻烦您，医生。”我说，“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喝点东西。”
“噢，当然。”他说。“液体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种流行的汽水和软饮料，那样不错。”
“不，我是说——你知道——威士忌。酒类。”
“噢。”他委婉地解释说根本不建议喝酒。
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她倒了两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个人站着，以一种情节剧般的绝望动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她拿到了新假牙，刚开始戴的不适感结束后，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经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镜子前面花很多时间。可是她害怕大家会知道那是假牙，她变得小心翼翼。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我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吗？”她会问我。
“听不到。”
“嗯，我能听到。你看到装假牙的地方有条很难看的小皱纹吗？很显眼吗？”
“不，当然不，根本没人会注意到。”
她搞雕塑时，参加过三个需要付会费的艺术组织：全国雕塑协会、全国女艺术家协会，还有个名叫“钢笔与画笔”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里的一个女性俱乐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遗留，当时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带交织字母的埃及香烟和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愿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两个组织交会费，可是她不肯放弃“钢笔与画笔”，因为对她来说，那在“社交上”意义重要。
我无所谓；这个俱乐部的会费并不多，他们有时举办画作和雕塑联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缝很严重的木地板以及戴着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这种展览上，我妈妈很久以前一件布满指纹的小型作品也许能获得一项荣誉奖。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们才让雕塑家加入‘钢笔与画笔’。”她解释道，解释的次数远远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画家，当然他们现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进去，可是我们自称是‘拿凿子的’”。她总是觉得那样说很滑稽，笑了又笑，一边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齿——那是以前，后来是高兴地展示她崭新的假牙。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连，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一个小范围聚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琳的女孩，接着发现她像我一样孤独，不过在掩饰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个子高，身材苗条，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脸瘦瘦的，长得漂亮，有时候一脸提防而严肃的样子，似乎世界正在强加给她什么事。她也来自她所谓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短语，就马上把它加入我的词汇库），她的父母也是早就离婚，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另外还是跟我一样，她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来谋生，在一家商业公司做秘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她坚持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会有足够的时间劝她别去那样想。
从一开始，而且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去上班，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一起。那也许不是爱情，但我们当时也不会被说服，因为我们一再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那是爱情。如果说我们经常吵架，电影则一次次证明了爱情就是那样。我们无法躲开对方，不过我想过了一阵子，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谁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见见我的妈妈，我知道那样做就错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绝办法。不出所料，我妈妈不喜欢她。“嗯，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亲爱的。”她后来说，“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她很漂亮。”
后来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个跟她同住一幢楼的让人讨厌的中年男人时，说“他在艺术的外围有很多年了，张口闭口都是艺术，以至于他开始期望自己拥有那种特权，即成为从来不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家。我是说他是个艺术游民，就像你妈妈那样。”
“艺术游民？”
“嗯，你知道，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未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你难道不觉得那样讨人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出于早已有之的忠诚，我努力为我妈妈辩护，说她不是艺术游民，可是辩护得缺乏说服力、蹩脚、言过其实，要不是我们想法换了话题，可能又会吵起架来。
有几天早上，我天亮后才回家，几乎没时间换件干净衬衫去上班，我妈妈会用一种悲剧性的注视来迎接我，有一两次她说——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当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吗。”那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夜晚，她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称艾琳是“你的那个下贱的爱尔兰荡妇”。可那并不是真的很糟糕，因为能让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关上门，让她纳闷我还回不回来。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们走霉运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我在医院养病时，有次我妈和艾琳——那次之前，她们都巧妙地避免碰头——发现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在下午探视时间一起进了病房，她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铁架床旁一人一边，隔着我胸口迟迟疑疑地交谈，而我的头放在枕头上。她们的脸长得极不相同，我看了这张看那张，老的和年轻人的，尽量为两张脸送上合适的表情。
后来艾琳把我的病号服扯开一边，往里面瞅了一眼，开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肤色可真好。”她说，她说话带着悦耳的假颤音。
“嗯，是啊，我一直这样觉得。”我妈妈平静地说。
“不过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艾琳说，“最棒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同一种肤色。”
要是我妈妈没有选择沉默，稍微垂下眼睑，抬起下巴，就像一个寡妇被迫面对一个放肆的女帮厨，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头看那只手。
几天后我出院了，不过先得让一位温和而显得尽职尽责的医生就充足的营养和正常的作息时间给我上一课。“你体重不足。”他解释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这辈子里，长得皮包骨头并非一直是个带来尴尬的可怕根子。“你患过几种肺病，你总体上的身体状况说明你容易患上肺结核。”
我带着盛洗漱用品的脏兮兮的牛皮纸小袋子坐地铁时，不知道怎样对待那句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晓得往后有多久——还有别的麻烦。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烦出现在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处，当时她说她想跟我分手。我们“谈情说爱”（那是她的用词）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没什么前途。她说她“还对别的男人感兴趣”，我说“什么别的男人？”时，她望向别处，回答得像谜一般，那告诉我这次架我是吵不赢了。
我知道我有一点占理——她不认识别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点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独的自由，在她的电话旁边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别的男人，然后从几个候选人中，她会挑选出一个。很可能比我年龄大，相貌更好，穿着更好，银行里有点钱，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有一位妈妈在身边。
所以就结束了。有一阵子，在带着观看悲剧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时，我想我很可能会死。我还不到约翰·济慈[4]的年龄，他也是个营养不良的肺结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无闻而更让人伤心——一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一个无名战士，也许除了一个女孩，从来无人哀悼。
可我还是按说要每天八个钟头为合众社苦心撰稿，乘地铁，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你先是得活着，然后才能做这种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时，发现我妈妈几乎压抑不住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得跟我说说。有一阵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了不合理的希望，还以为好消息也许是她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是这样。
“钢笔与画笔”俱乐部要举办一次晚会，她说，然后是开派对。这个俱乐部的每类成员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个小品什么的，她被选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节目。
当时收音机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广告歌，给香蕉做广告。一个带着南美口音的女孩会出来按照拉丁风格的节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专门来提一提
香蕉长熟得以某种方式…
下面是我妈妈的戏仿，是为了逗乐“钢笔与画笔”俱乐部的女士，她两眼放光，在我们那个破旧家里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来跳去表演给我看：
噢，我们是雕塑家，我们——专门来提一提
你们对待雕塑家得以某种方式…
她当时五十七岁，我经常想到她疯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有人说她疯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么是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脱身。
我从银行借了三百块钱给了我妈妈，解释说全部由我来还，并费了好一番口舌告诉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后我赶快去了艾琳的住处——赶快，好像是害怕“别的男的”也许会先到——问她愿不愿意马上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们俩挺滑稽的，”她后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像，我们事实上共同兴趣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可是当然有种——化学的亲和力，不是吗。”
“是啊。”
好像单单凭着化学亲和力，在格林威治村边上邻近码头安静地方的一间破旧公寓里，我们挨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时，我妈妈会又是低声下气、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块、十块或者五块钱，直到我和艾琳开始害怕电话响。后来没过多久，她开始接近自力更生。她当时在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在家里工作——至少不再受雇于哪间工厂——可是她想让我知道她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听到全国女艺术家协会准备请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以及公关事务。那样的工作不是很棒吗？没有要求这人得会打字，真是走运，但问题是她们很可能想让她做一段时间志愿者，然后才给她开工资。如果她得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全职工作而没有钱拿，她又怎么去制作人体模特的头部？到头来事情总是不会圆满，那不算讽刺吗？
没错。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我被合众社炒掉了，因为总体上的不称职，我想，不过在寥寥几句亲切的炒人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词。接下来紧张地过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会报纸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春天时，雷明顿·兰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个玻璃围起来的乏味的小格子间里，我跟丹·罗森塔尔一起偷懒、聊天的阶段就开始了。
我一旦认识到不能跟他讲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取得并维持他的好看法。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家庭。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男装制衣业中的裁衣工，“在自学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接着又说：“哈，妈的，说这种话，根本免不了会贬低那个人。你心里会形成一幅画面，一个滑稽的小个子整天趴在一台机器前面，然后整晚谈论克尔凯郭尔。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知道吗？如果你跟某个人关系亲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想解释，却只会让自己大出洋相。我说起我妈妈时，也是这样。”
他为他的弟弟菲尔极感自豪，他当时在市里几所高中那里，是有名的天才学生。“他是我订的，”他有一次说，“我七岁时，我跟我的父母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不允许他们说不。他们别无选择，就为我生了个小弟弟，那样挺好，可是问题是，我当时没意识到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说话，教给他什么东西，当时跟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让我难以接受。尽管这样，从他六岁左右开始，我就没多少可以抱怨了。我们家里买了架钢琴，才学了几个月，菲尔就弹起了古典音乐。我不是开玩笑。该上高中时，市里最好的学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腼腆，我想他担心这一点，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妈的一点都不腼腆。破电话每天晚上都响，女生，只是打电话跟菲尔聊一会儿。噢，这个混蛋，这孩子条件好得很呢。”
有几次，丹说他想他差不多准备搬出来自己住，他试探地问起我格林威治村内各处的房租水平，可是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好像更应该这么说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他觉得人们如今会认为他应该搬出来，他想做应该做的事。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为震惊和睡眠不足而沙哑，他说：“比尔吗？听着，我会有几天不上班，我不知道会有几天。我爸爸昨天夜里去世了。”
他回来上班时，脸色很苍白，好像缩小了一点。他在咕哝上班的麻烦事时，说了很多个“他妈的”；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谈谈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干什么的吗？”他问，“嗯，他整天操纵一台小机器。那台机器有一个自动刀片，可以说有点像是竖锯；操作的人拿着也许有二十五层衣料——法兰绒或者精纺毛料或者不论刚好是什么料子——他根据某种式样，比如袖子或者翻领或者外套口袋，操纵刀片把整摞料子切来切去。到处都有绒毛，钻到你的鼻子，进到你的喉咙，整个一辈子都生活在他妈的绒毛里。你能想象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那种活干了三十五年吗？除了他从来没有被培训过从事别的任何职业，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吗？啊，要命，足以让你他妈伤透了心。五十二岁。”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是装有好几根，埋头工作时，嘴里总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抽——雪茄不时会让他咳上一阵子——可那似乎是他为进入愚钝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让自己进入了那种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的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吗？”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说。“那个画画的？丹·罗森塔尔？我想他在练习怎样当一个老年人。”
“哦？你什么意思？”
“嗯，他变得很——哈，我没法解释。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说得对。”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释关于她的办公室里人们的什么事。我们的谈话经常转而承认我们根本拿不准我们是不是说对了，接下来会是沉默，直到为什么事情吵起来。
我们不是理想的一对。现在觉得，我们结婚时太年轻，结婚的原因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够充分。有时，我们会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伴侣；然而即使在那时，她说话中一些矫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让我感觉不自在。她不说“是啊”，而是说“西啊”，经常是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时；她还说“如常”——我想那是会计部门的风趣话——不说“一切”，而是经常说“全体”，那是聪明而讲究实际的纽约秘书的用词，而她只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嗯，几乎一直是这样。在之前一年冬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去新学校[5]报名上表演课。到家后，她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谈到所学的东西，很急切地想谈，根本不带任何秘书腔；那是我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那些个夜晚，谁都不会猜到这个可爱的戏剧艺术学生每星期四十个钟头，都是在一家名为博特尼工厂的纺织厂里辛苦工作。
新学校那个学年结束时，她上的那个班上的全体学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间灰扑扑的旧剧院举行了演出，观众主要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选自大家熟悉的美国戏剧中有两三个角色的一幕，其他学生选择独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样。她挑选的，是轻松但并非没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较长、微妙而自成一体的独白，来自埃尔默·赖斯的《梦幻女孩》——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的表演及独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于新学校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奖学金。这时问题出来了，她考虑了好几天——她在公寓里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时久久不出声——然后宣布她决定拒绝这份奖学金。上了一整天班后晚上再去上学就太累人了。哦，这一年还不错，挺有“意思”，可是继续上就傻了：即使免费，也会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钱。况且，没人能通过这些无足轻重的成人教育课程，在表演方面学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学——在任何专业意义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学习，而那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辞了，我能负责——”
“哦，你能负责什么？”她转身面对着我，两个小拳头架在屁股上，这种姿态总是意味着我们要大吵一架。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没错，那次吵得很厉害，一直吵到把邻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决，而我们以前吵得最厉害时，都没有这样过。到那时，我们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损的神经和未愈合的伤口；我想那年夏天我们就有可能分手，而且这样可能一劳永逸，如果不是我们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听到有个孩子即将出世，丹·罗森塔尔从制图板前快乐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个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又都坐下时，他若有所思地瞄着我。“你怎么可能当爸爸，”他问，“当你看上去还像是个小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