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没关系的。”他说，“我明天给她打电话。”
“好吧，那随你了。”
在天很快黑下来的那个下午的剩余时间里，给他妹妹打电话就成了他唯一想去做的事，甚至在他妈妈的丈夫和他们的小男孩回来后也是。他妈妈的丈夫是个看上去筋疲力尽的中年人，他戴的帽子在他平平的、梳得很好的头发顶上，留下一块整齐的隆起部分，他几乎没有试着寒暄两句。而他们的小男孩好像远远不是极想见到他，因为他躲在那里偷看、吐舌头。
保罗喝茶，再来块抹黄油的三明治好吗？好的。他喝杯酒好吗？哦，好的。他真的没法多待一阵子，好跟他们一起吃顿小小的便饭（就是那种吐司片上放烤豆子）吗？晚上也留下来好吗？因为真的，房间足够。他想怎么都好。
他几乎等不及离开那座房子，尽管在回市内的火车上，他一直安慰自己他没有表现得没礼貌。
他醒来后，因为要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紧张得几乎吃不下早餐。
“谁？”接线员说，“请问是哪个部门？”
“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那里上班。你没办法可以——”
“等一下…对，这儿：我们的确有位科尔比小姐，叫玛西娅，在支付办。我给你把电话转过去。”嗡嗡和咔嗒几声后，又等了很久，电话线上传来一个声音，像笛声那样清澈，而且因为听到是他而高兴——那是个听说话声音就可爱的英国女孩。
“…嗯，太棒了。”她说，“你可以五点钟左右过来吗？是挨着主楼的第一幢楼，就在罗斯福塑像左边，如果你是从伯克利广场过来，你不会错过的；要是你先到，我过半分钟就会下来，要么——你知道——要是你晚了，我会在那儿等你。”
他挂上电话后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一次都没叫他的名字，也许她也腼腆。
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地下室里，有个温度过高的铺子，里面有两个穿着汗衫的淌着汗、爱说话的伦敦佬，给他们两个半先令，他们就会给你的全套军装用蒸汽熨一下，有很多士兵排队利用这种服务，科尔比也选择在那儿打发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他知道他的衣服并非真的需要熨一下，可是他今天晚上想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后来他从伯克利广场走过去，他希望那是种漫不经心的散步，他力争迈出的每一步都完美。那是罗斯福塑像，那是她的办公楼；那里的走廊上，在一群其他妇女和女孩后面一个人游荡的，是一个迟迟疑疑、带着一丝微笑的大眼睛女孩，只可能是玛西娅。
“保罗？”她问道，“是保罗吗？”
他快步上前，把她大力拥在怀里，让她的胳膊动弹不得，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中，然后把她荡离地面，让她哈哈大笑——他做得挺好，也许是因为他教导自己要漫不经心走路的结果；等到她的鞋子又碰到地面时，她的确在哈哈大笑，各方面都表现出她喜欢那样。
“…哇！”她说，“你可真是不简单。”
“你也是。”他说，然后伸出胳膊让她挽着走路。
在他们走进的第一个地方——她形容那是“附近一个挺好、有点小的地方”——他一直在暗自祝贺自己做得有多么好。他言谈流利——有一两次，甚至又让她哈哈大笑——他听得专心，又心怀同情。只是有一件小事做得不好：他想当然以为英国女孩喜欢喝啤酒，可是她把给她点的改成了“苦味杜松子酒”，那让他觉得自己笨，没有事先询问她；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表现再也没什么挑剔。
如果吧台后面有面镜子，他肯定会在去卫生间时高兴地瞄上一眼；他在旧地板上调整性地跺了两脚，是为了让裤子“垂下来”罩在他的作战靴上，然后重新以漫不经心的方式从她身边走开，穿过烟雾缭绕的人群，他希望她在看着。
“…支付办是什么意思？”他回到他们的桌前后问。
“哦，没什么。在一家商业公司，我想你会称它为工资科，我是个管发工资的职员。哈，我知道了。”她这时说，脸上的笑容变得诡异。“妈妈跟你说过我在‘跟美国大使馆做’。我有几次听到她在电话上跟别人说，当时我还住在那儿；就是差不多在那次，我决定搬出来住。”
他一直很关注自己，以至这时给她吸烟点火时，才意识到她有多么漂亮。还不仅仅是脸长得漂亮，她从上到下都不错。
“…恐怕我们的时间很不凑巧，保罗。”她说，“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就要休假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来，你要知道，所以我已经安排好跟一个朋友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不过明天晚上，我们还可以聚一聚，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我住的地方吃晚饭什么的吗？”
“当然。那样挺好。”
“哦，太好了。一定要来。不会很丰盛，但我们今晚可以吃顿真正的晚餐来犒劳一下我们自己。要命，我饿坏了，你呢？”他猜不少英国女孩都在战争期间学会了说“要命”。
她领他去了她所称的“挺好的一家黑市餐馆”，那是个温暖而关着门的楼上房间，的确显得挺神秘；他们坐在那里，周围都是美国军官和他们的女人，用叉子叉着厚厚的肉排，她跟他说那是马肉。他们在那里奇怪地互相都腼腆，就像两个孩子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但是后来不久在他们去的第二间小酒馆时，他们谈起了往事。
“挺有意思，”她说，“一开始我特别想念爸爸，就好像是一种病，但是后来变得我对他记得不是很清楚。最近嘛，我说不好。他的信好像很——嗯，有点唱高调，空洞，有点乏味。”
“是啊。嗯，他是个很——是啊。”
“打仗时有一次，他寄给我公共卫生署的一份关于性病的小册子。那样做，实际上不算很委婉，对吧？”
“对，对，不算。”
可是她记得电动火车和纸娃娃的事。她记得从枫树上吓人的那一跳——最糟糕的，她说，是跳下的过程中，得躲开另外一根可怕的粗枝——没错，她记得那天下午她独自在车上等，而他们的父母在屋里大喊大叫。她甚至记得保罗出来到汽车旁边跟她告别。
那天晚上到了最后，他们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坐着，她在那里开始谈起她的计划。她也许明年会回到美国上大学——他们的爸爸也想让她那样做——不过也有可能她会回去结婚。
“是吗？不开玩笑？跟谁？”
她当时对着他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他首次看到她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我还没有决定，”她说，“因为你要知道，有好几个人求过婚——嗯，几乎有很多。”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廉价的美国式大钱包，那种钱包里面有很多一侧固定在一起的塑料框，可以放照片，有一张又一张微笑或者皱着眉头的照片，多数都戴着海外士兵所戴的帽子，是一系列美国士兵。
“…这是切特，”她说，“他挺好的；他现在回到了克利夫兰。这是约翰，他很快就会回到得克萨斯州东部的一个小镇；这是汤姆，他挺好的，他…”
大概有五六张照片，可是好像还有更多。其中一个曾获得授勋，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他看着挺抢眼，可是对另外一个服务及后勤人员——一个“蓝星突击队”的——科尔比学会了对那些人表示出隐隐的不屑。
“哎，那又有什么关系？”她问道，“我不在乎他在战争中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那又有什么关系？”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她收起钱包时他说，他仔细看着她。“可是呢，你爱这几个人中的谁吗？”
“哦，这个嘛，当然，我想是这样。”她说，“可是话说回来，那样不难，不是吗？”
“什么不难？”
“爱上谁呀，如果他挺好，而且你也喜欢他。”
这句话，让他在第二天一整天里考虑了很多。
第二天夜里，他应邀“去吃晚饭什么的”，他严肃而仔细地看看了她住的那套所配家具不足的白色公寓，认识了她的室友，爱琳。她看样子有三十五六岁，从每次她眼睛一扫和露出微笑看来，显然她喜欢跟一个年龄小她很多的人同住。一开始她让科尔比感觉不自在，是在说他真是个“挺帅的小伙子”时，然后她对玛西娅兑了酒而犹豫、大惊小怪，酒是用便宜的美国混合威士忌加苏打水，没加冰。
后来发现晚餐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凑和，是用午餐肉、土豆丁、奶粉做的砂锅菜。他们都坐到餐桌前时，科尔比说了句什么话让爱琳开心大笑，而他根本没想要说得那么滑稽。平静下来后，她眼睛闪着光，转过身子对玛西娅说：“哦，他挺可爱，你哥哥，不是吗——你知道吗？我想你说他说得对。我看他的确是个处男。”
有好多方式来承受极为难堪的情形：科尔比本来可以满脸通红地低下头，要么也许可以往嘴唇间塞一根香烟，点着，眯着眼睛，用眯得更细的眼睛打量那个女的，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想？”但他却是哈哈大笑。在足以显示了她们那样以为有多么荒唐之后，他还是笑了又笑；他坐在椅子上笑得缓不过劲，停不下来。
“…爱琳！”玛西娅说，她也脸红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
“哦，那，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爱琳说，可是等他终于恢复常态，同时感到有点反胃后，隔着上面放得乱七八糟的桌子，她眼里仍然有一丝亮光。
玛西娅的火车会在九点钟从伦敦北边挺远的某个火车站开，所以她得赶快。“哎，保罗，”她在忙着收拾手提行李箱时说，“你真的没必要一直送我过去；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
可是他坚持要去——他想离开爱琳——他们就紧张地一起坐地铁，也没交谈。可是他们下错了站。“天哪，真蠢，”她说，“现在我们得走路了。”他们走路时，又聊了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爱琳发什么神经，说那么傻的话。”
“没关系。忘了吧。”
“因为我只是说你显得很年轻。那样说很难听吗？”
“我想不是。”
“我是说谁会介意自己年轻呢，真是的——大家不都想那样吗？”
“我想是吧。”
“哦，你想不是，你想是。嗯，是真的——的确谁都想年轻。我现在十八岁吧，有时候我想再回到十六岁。”
“为什么？”
“哦，那我就可以更聪明地处理一些事情了，我想；努力不去那样追逐军装——英国还有美国的；我说不好。”
这么说，她十六岁时就跟男人睡过觉了，要么是跟某个大胆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小飞行员，要么是某个嘴上抹蜜的美国人，也许跟两种人都睡过。
他走累了，拎那个手提行李箱也拎累了，需要运用意志力来提醒自己可是个步兵。后来她说：“哦，你看，我们赶到了！”他们跑了最后的五十码进站台，跑过带回音的大理石站台。可是她要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下趟车要再等一个钟头。他们不自在地在一条旧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他们又走到街上呼吸新鲜空气。
她从他手里拿过手提行李箱，放下来靠着一根电灯柱的基座，然后动作漂亮地坐下来，把她漂亮的两腿叠了起来。她的膝盖也漂亮。她显得很沉着。她今天晚上走的时候，知道他是个处男——她永远都会知道，无论她还会不会再次见到他。
“保罗？”她说。
“什么？”
“哎，那些照片上的男孩只是跟你开玩笑——我不知道我干吗要那么做，除了犯傻。”
“好吧，我就知道你在开玩笑。”即使这样，听到她那样说，还是让他松了口气。
“他们只是我认识的男孩子，当时我经常去彩虹角，红十字会俱乐部在那里开舞会。他们都没有真的向我求过婚，除了切特，那可以说只是开玩笑，因为他说我长得漂亮。要是我跟他较真，他会窘死的。”
“好吧。”
“刚才我跟你说我十六岁时追逐军装也挺蠢的——天哪，我十六岁时很害怕男孩。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言过其实地声称懂得更多——关于性之类，这你知道吗？”
“不，不，我不知道。”他开始越来越喜欢她，然而又担心如果继续让她说下去，她很快就会坚持说自己还是个处女，好让他开心一点；那几乎肯定是照顾他面子而说谎，所以会让他感觉更糟糕。
“因为我是说，我们都还有整个一生。”她说，“不是吗？就拿你来说吧，你很快就会回家，上大学，好多年里都会有女孩子在你生活中来来去去，最后你会爱上某一位，不正是那一点，才推动这个世界转动吗？”
她对他一片好心，而他不知道是该感激她，还是让自己的悲哀再加重一点。
“再说我吧，嗯，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她说，这一次，她脸上完全没显得是开玩笑。“自从我们见面后，我就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机会。我是要跟他一起去布莱克浦那边待一个星期。他叫拉尔夫·科瓦克斯，他二十三岁，是个轰炸机上的腰部机枪手，不过他才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因为他的神经出了点毛病，从那以后就进进出出医院。他可以说是个小个子，长相滑稽，他想做的，只是穿着内衣坐着读好书，他会成为哲学家，我可以说开始觉得没有他我活不了。明年我也许根本不会去美国，也许会去海德堡[2]，因为拉尔夫想去那儿，唯一的问题，是他肯不肯让我跟着他。”
“哦，”科尔比说，“我明白了。”
“你什么意思，你‘明白了’？你不是很会聊天啊，你知道吗？你‘明白了’，我跟你说的事情这么少，你又怎么可能‘明白了’？天哪，就凭你那双又大又圆的处男眼睛，又怎么会看明白任何事情？”
他从她身边走开，低着头，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可是他没走多远，她就追着跑过来，她那双小小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声音清脆。“哦，保罗，别走，”她叫道，“回来，请回来。我抱歉极了。”
他们就一起回到行李箱靠着灯柱放的那里，但这次她没有坐下。“我抱歉极了。”她又说，“哎，别送我上火车，我想在这儿告别。只是听着，听着，我知道你会没事的。我们俩都会没事的。特别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一点。嗯，上帝保佑你。”
“好吧，上帝也保佑你，”他说。“也保佑你，玛西娅。”
接着她胳膊抬起来搂住了他的脖子，有一阵子，她整个苗条的身躯贴着他的贴了一会儿，她泣不成声地说：“哦，我的哥哥。”
之后，他一个人走了很远，走得完全没有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军靴后跟沉着而节奏均匀地踏着，他的脸上，是个心里在考虑几件事情、讲究实际的年轻人的样子。明天他会给他妈妈打个电话，说他已奉令回到法国，“职责所需”——这个短语，她既不会明白，也不会提出疑问，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 * *
[1] 又称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1944年在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以德国失败而结束。
[2] 德国西南部城市，著名大学城。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问家人好
“嗯，我知道这好像挺滑稽，”那个年轻人在制图板前站起身子说，“可是我想我们还没有互相正式介绍过。我叫丹·罗森塔尔。”他个子高，块头又大，他的面孔说明了他很腼腆。
“比尔·格罗夫。”握手时我告诉他，然后我们都装做安定下来。我们刚进雷明顿·兰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个玻璃格子间里，这是在迷宫般的十一楼，光线明亮，人们都压低声音说话。时间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点是纽约。
丹·罗森塔尔的工作，是为公司的“对外宣传刊物”设计和画插图，这份刊物是份华而不实、让人无法卒读的月刊，名为《系统》，我的工作是为这份刊物撰稿并编辑。在做着他的工作中最精细的部分时，他好像也能说话、聆听，我很快变得会几个钟头乃至几天不去理会工作，所以在他那张清清爽爽的制图板和我的一贯让人泄气、放得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之间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几乎一直会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岁，丹比我大一岁左右，他说话带着一种生硬、低沉的亲切感，似乎保证他将永远是个好伙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鲁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岛，这样说，能给你一个概念。”他最近刚从库珀联合学院的艺术学院毕业——这所学院不收学费，但是因为挑选学生极为严格而出名，我听说录取比例为十比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儿上的学，比尔？”他问，这一直是个让人难堪的问题。
我退伍时，美国大兵权利法案[1]提供的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没有利用——我永远都不能完全想通是为什么。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时成绩糟糕，在部队里，测我智商为109，我不想再冒着失败的危险。部分是自负：我计划尽快成为一名职业作家，那让上四年大学似乎耽误事，是浪费。另外还有第三个因素——这要费很大劲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讲出来，比害怕和自负的那些话容易讲——在被问到我为什么没上大学时，我的回答颇为经常是：“我得照顾我妈妈。”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罗森塔尔面带担心地说，“我是说，你错过上大学太糟糕了。”他好像考虑了一阵子这件事，一边用一枝细细的画笔来回描，那里笼罩着清新的香蕉油[2]味，格子间里他那侧，一直有这种气味。后来他说：“不管怎么样，如果美国大兵法案给被抚养的妻子和孩子发补助，干吗他们不给被赡养的母亲发补助？”
我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么前言不搭后语，含糊其词，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我自传中的黑暗地带，又发现了一处沼泽区。
“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
“嗯哼。”
“那，谁去照顾你妈妈？还是你吗？”
“没有，她——嗯，她现在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说，那是扯了个谎话。
我知道他不会再追问，他也的确没有，办公室友谊使得他不可能那样。不过我在紧张地翻看《系统》的稿件时，也知道从现在开始，在丹·罗森塔尔旁边，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靠离婚赡养费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刚开始，她做过几份没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镜的作坊干活，在生产百货商店用的人体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间工厂里干活——但是像那种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适合一个糊里糊涂、快速衰老、经常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来做，她经常自以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为是作家一样认真。我入伍那段时间，她作为“A类被赡养人”得到了一点实惠，但是不会很多。有一阵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长岛的郊区，可是在那座不快乐的房子里，出现了个性冲突，很快导致她回到纽约——也就是到了我身边。我姐姐给我写过一封信来谈这件事，似乎这件事情微妙得无法在电话上谈。她解释说她丈夫觉得跟岳母同住的“观点”理论上挺合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还说她相信我能够理解。
所以就那样开始了。我妈妈跟我靠我挣的很少一点实习期工资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业刊物，然后在合众社当改稿编辑，我们一起住在哈德逊街的一套公寓里，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种噬心的感觉，即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开始感觉挺舒服。我们相处好得让人吃惊，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一向都相处得不错。
在整个童年阶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钱问题不当回事的做法——也许有甚于佩服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频繁地唤起我对她的爱，那一点让她在我眼里显得不同寻常，觉得她挺不错。如果我们偶尔被租住的地方赶出来，如果我们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时会挨饿两三天，等着我爸爸每个月的支票，那种艰辛，只是加强了她躺在床上大声给我和我姐姐阅读《远大前程》时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们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个由债权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种人”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赏我们生活中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