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在秋天刚冷下来的一天，我出门在河边一块空地上收集碎木头。我们住的公寓楼年久失修，不过我们有一座“管用的”壁炉。我只挑选能劈成适合壁炉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够烧几天的之后，就把木板扔过围着空地的高高的铁丝网。从远处看，那圈铁丝网也许难爬，可是松松垮垮的地方够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过来，刚刚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罗森塔尔在向我走来。
“哎，”他说，“你爬过那道铁丝网，动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动作很敏捷。”
那话说得令人愉快。我记得还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着一件旧的部队野战夹克，下身是蓝色牛仔裤。他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还穿了件样子新的轻便大衣。
我们抱着木头走回那幢公寓楼时——丹也抱了一部分，小心地不让木头碰到他的外套——他解释说他这天来市里看望一个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朋友，发现自己有几个钟头时间，所以刚才在格林威治村里走了走。他希望我不介意他顺路来看看。
“咳，不会。”我跟他说，“这样挺好，丹。上来吧，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太太。”
除了住在那里，我和艾琳事实上根本不算格林威治村的人。波希米亚人让我们感到紧张。对我们来说，“时髦”这个词，模模糊糊有种吓人的言外之意，想到抽大麻（或称“茶”，我想当时通常是那样叫的）也是。我们参加的仅有的几次派对上，别的人主要都是年轻的办公室职员，跟我们一样保守。
即便如此，那天下午我带丹·罗森塔尔走进那幢房子并上楼时，我不觉为了他，在尽量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艾琳呢，她就是想努力表现，效果也不会比那更好——我们发现她靠在那张大大的沙发床上，穿着那件黑色的翻领毛线衫和黑色家常裤。我一直喜欢那套衣服，因为配她一头长长的红色头发很合适，而且也是因为它似乎把她关节处的线条柔化了。她有时候去上表演课时穿，我们晚上去圣里莫或者本地有名的其他酒吧安静地坐上几个钟头，她几乎总是穿这套衣服。在那些酒吧里，我们尽量克服自己在那些小伙子中间不自在的感觉，那些小伙子跟他们肤色苍白、长头发的女孩在一起，他们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他们整个一群群人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为了什么事，我们很有把握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
如果你够年轻，可能会让你感到兴奋的是去装得不像是自己。如果我在翻过铁丝网时动作敏捷，如果我在上楼梯时表现得“时髦”，那么现在该表现出粗犷的一面了。我弯着腰，用大大超出必要的力气，从壁炉里拖出一个柴架，在它铁制的突出部分上，把那些木板砸开、劈开，把柴架也弄得咣咣响；后来等到那些木板变成容易收拾的长条时，我一根接一根拿过来在我绷紧的膝盖上折成两段或者三段。有些木头上有一排排锈钉子，丹说“小心钉子”，可是我没出声，等于告诉他我自己会当心的。我这一辈子以前不是干过这种事吗？我不是在部队里当过步兵吗？他以为我一直是个身穿白衬衫，待在办公室的人吗？哼，走南闯北的人，很少有不会做的事；这个相貌出众的女孩让他挪不开眼睛，他以为我还能靠别的什么赢得她吗？
不久我们就生起了挺旺的火。丹脱下外套，弄松了领带；我们三个人姿态放松地坐了一圈，喝啤酒，我的装腔作势进入了一个安静而“有趣”的阶段。嗯，不，我对着火苗露出忧伤的微笑，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把我去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先搁一搁。我感觉不对头。“如果一件事情感觉不对头，”我解释道，“就最好别去管它了。”讨论这门手艺时，我总是努力使用简短而含义模糊的短语。
“是啊。”他说。
“我想在另一种意义上，画画也是这样。”
“嗯，可以说吧。”
“另外，有几篇以前写的短篇小说我想收拾一下，然后到处去投投稿。得收拾一下，你知道的。你得反复把它们拆开再组合起来。它们不会自己写出来。”
“嗯哼。”
接下来我又说了很久，关于受困于一份全日制工作，完成真正的作品有多么困难。我们一直想存点钱，好去欧洲生活，我解释道，可是现在，随着宝宝的降临，没多少机会可以那样做了。
“你们想去欧洲生活？”他问。
“嗯，我们以前总是会聊起这种事。主要是巴黎。”
“为什么？”
就像他问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问得令人不安。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海明威的传奇故事，还有乔伊斯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把我和我妈妈之间隔开三千英里的海域。“哦，这个嘛，”我说，“主要只是那边生活费用要低很多；我们很可能靠少得多的钱就能生活，我会有更多时间来写作。”
“你会说法语吗？”
“不；不过呢，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咳，管他的，只是——你知道——整件事情大概只是个白日梦。”从我说话的声音，我能听出自己在支吾，所以尽快不再说话。
“丹？”艾琳问道。她那张被炉火映照的脸可以说是虽无心却有调情效果的最佳脸庞，她也完全清楚什么时候自己又征服了一个人。“库珀联合学院的录取比例是十比一，真的吗？”
“嗯，比例有各种说法，”他不好意思地说，没太正视她的眼睛，“不过差不多是那样吧。”
“太棒了。我是说那真的不一般。你去那儿上学，肯定很自豪。”
她完全毁了我的表演，如果说她没有毁了我的那个周末；即使这样，他们聊天让我开始形成了一个似乎是挺好的主意。
又聊了很多，也喝了更多啤酒，后来她说：“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丹？”
“哦，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可是也许最好等到下一次吧，我早就该回家了。借你们的电话用一下好吗？”
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愉快地聊了几分钟；后来，他说了很多感谢、道歉以及保证不久再来的话之后就离开了，艾琳说他那个电话听上去像是丈夫给妻子打电话。
“是啊，嗯，事情是这样，你要知道，”我告诉她，“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一直表现得可以说好像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他有个弟弟，比他小七八岁，现在他表现得那个弟弟好像是他们的儿子。”
“哦，”她说，“嗯，那可以说让人同情，不是吗。他有女朋友吗？”
“我想没有。即使有，他也从来没提起过。”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他。”她说，一边开始在厨房里把锅跟平底锅碰得叮当响，那是她开始做晚饭了。“和很长时间以来我遇到的任何人相比，我更喜欢他。他很——和气。”
那是个很是精挑细拣的词，以至于我开始纳闷她干吗要挑这个词，很快就认为是因为那个词不是很容易就能用到我身上。
可是管他的。我几乎等不及钻进那个由折叠式屏风在墙角隔出来的一隅，我的工作台在那边。我那部失败了的长篇小说就放在那里，部分是打字机打出来的，部分是潦草写出来的；我准备先拆散，然后再组合起来，收拾好，然后到处投稿的几个短篇也放在那里。不过我的新想法完全跟写作无关。
我一直有画简单漫画的本领，那天夜里，我在好多页打字纸上画了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十一楼工作的一些人的漫画。对那些人，我跟丹每天都得耐心且友好地待之。我看着几幅较好的画吃吃发笑时，心里肯定他会喜欢看到那几幅画。
我又用了几个夜晚筛选掉较差的，把较好的几幅润色了一下。后来有天早上，我尽量显得随随便便地把弄好的一沓放在他的制图板上。
“这是什么？”他说，“哦，我明白了：阿奇·达文波特，还有可怜的老格斯·霍夫曼。这是谁？杰克·谢里顿，对吗？哦，我猜这是打字组的乔根森太太…”
他全部看了一遍后说：“嗯，这些画得挺聪明，比尔。”可是我听他把“聪明”这个词当作贬义词用的次数够多，而不会把这当作好听话。
“哈，没什么，”我说这话让他放心。“我只是觉得这些画——你知道——也许能让你笑一笑。”
事实上，我本来希望这些画起的作用比这要大得多。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计划，其中这些画是最初的一步，现在他不温不火的反应，好像让我没法跟他讲其余的。可是我的沉默并未持续很久。那天下班前——甚至是在吃午饭前，我想——我就把整个破计划一五一十跟他讲了。
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靠着大兵法案报名上法国的美术学校，我解释说。当然有许多是认真的画家，可是别的还有好多人根本不是画家：他们就算达到专业要求，达到的方面也很少；他们公然揩大兵法案的油，以资助他们在巴黎生活。美术学校也无所谓，他们巴不得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出钱。我是在《时代》杂志上读到的，里面还点了一所美术学校的名字，说那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最随便的一所”。
我现在已经决定去申请读那所学校，以便继续写作。我跟丹·罗森塔尔讲了，可是我需要一封推荐信。所以问题是这样：他可以给我写封推荐信吗？
他显得摸不着头脑，也略微有点不高兴。“我不明白，”他说，“让我写信？他们应该听说过我吗？”
“不，可是你可以很他妈有把握他们听说过库珀联合学院。”
进行得不是很顺利，这点再明显不过，可是他同意了。他用他画画的铅笔很快写了那封信，递给我让我打。
他告诉那所学校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线条画方面显示了有前途，他希望支持我去申请；在第二段也是最后一段，他才提到他毕业于库珀联合学院的资历。
“嗯，这样挺好，丹。”我说，“非常感谢。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说我是个‘朋友’，难道不觉得有点会削弱了整个——”
“咳，要命，”他头也没抬地说。我也许看错了，可是我觉得他脖子上粉红的颜色比平时更深了。“要命，比尔，得了吧。我说你是个朋友，可没说我们是刎颈之交。”
即使他当时不喜欢我——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却没有流露出这一点。令人尴尬的第一天过去后，我们之间又全都没事了。
如今他既然见过了我的妻子，我们相熟日子里的仪式中，便有了新内容。每天晚上，要么至少我们一起离开大楼，到了我们必须分头去乘坐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路口时，他会腼腆地向我挥挥手说：“嗯，问家人好。”
好多晚上他都这样说，过了一阵子，他似乎觉得需要来点变化，会装作皱着眉头说：“问候一下怎么样？”或者：“我们问候一下，好吗？”但都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替代语，所以他又用回了原来那句。我总是会说谢谢他，也跟他挥挥手，说“你也一样”，或者“你也是，丹”。那样略微说一两句，似乎合适地结束了一天。
我一直没收到巴黎那所“随便”的美术学校的回信，他们甚至没有确认收到了我的申请，所以我只能认为《时代》杂志上登了那篇故事，肯定让他们收到雪片般的来信，写信者来自美利坚全国各地，都是些全无才气的申请者，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失败者、不开心的丈夫等等，在他们眼里，“巴黎”开始意味着最后的光明希望。
后来几个月里，丹跟我一起回家吃过几次饭，艾琳很快发现他能让她哈哈大笑。那样挺好，可是我几乎从来不能让她哈哈大笑——好像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很早期以来，就没有过——所以我感到嫉妒。后来有一天他走后的深夜时分，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变得安静得让人不舒服，她指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过一场派对。她说在她变得太“大”之前，她马上想开次派对，我们就开了——我想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害怕把什么都弄砸了。
丹带来了他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名叫杰瑞，他还带来了一个一言不发的可爱女孩。派对开得还行——至少挺热闹，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所以我和艾琳后来都能告诉对方派对开得挺好。一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丹说：“知道吗？杰瑞跟他女朋友快结婚了。还有件事情你想知道吗？是你们开的派对起了作用。我不是开玩笑。杰瑞跟我说他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很——我说不好，谁知道呢？——很浪漫，我想，他们觉得管他的，我们结婚吧，所以就决定结了。杰瑞接受了一份工作，我想他在换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考虑，那就是去一所商业美术学校工作，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北边很他妈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去那儿能他妈干什么，我想是教爱斯基摩人使用丁字尺吧。可是现在不能回头了。定好了。他妈的木已成舟。”
“嗯，那太棒了，”我说，“替我向他们道喜。”
“好啊，我会的，我会的。”然后他从制图板那边转过椅子——他不常那样做——坐在那里，显得表情凝重，在思考什么，一边仔细看着他那根雪茄濡湿的一头。“咳，他妈的，我也想结婚，”他说，“我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对那没想法还是怎么样，可是有几个障碍。第一，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第二，我有太多别的责任；第三——要么等一下，想想就会觉得，谁他妈还需要第三条呢？”
一九五零年元旦后不久，宝宝出生前没几个星期，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终于同意雇用我妈妈，起薪为一星期八十美元。“哦，天哪，真的让人松了口气，”艾琳说，我再同意不过。除了请她过来吃次晚饭“庆祝”，要面带微笑却觉得无聊外，现在好像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用再考虑她了。
后来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丹·罗森塔尔出乎意料地来医院看望艾琳，带来了鲜花，那让她脸红了。我陪他出去到走廊上隔着窗户看宝宝，他郑重地称宝宝是个“美人胚子”；后来我们又回去，在艾琳的床边坐了半个钟头左右。
“哦，丹，”他起身要走时，她说，“你能来真好。”
“是我的荣幸，”他告诉她，“完全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来产房看看。”
名为利维顿的著名长岛住宅区开发项目最近开盘了，十一楼的几位比较年轻的已婚男人一开始讨论就是很久——他们每个人都跟别人解释，好像是要说服自己——讨论从很多方面说来，去那里买房很划算。
后来丹跟我说他也决定在利维顿买房子，要是我没有及时管住自己的嘴巴，本来可能会说但是你还根本没结婚呢。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弟弟上个周末去看过了。
让他对利维顿一见倾心的，是他们看的那座房子的地下室特别大，光线也好。“干脆设计成个工作室吧。”他说，“我在那间地下室里走来走去，只想着哇，我要在那里画个过瘾。我甚至可以做版画，弄起一套印石版画的工具，我想做什么都行。你知道关于郊区生活种种的那些话吗？说是你从市里搬出来，按说你的生活就会四分五裂？我对那些一点都不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即将四分五裂，去哪儿都会。”
另外有一次他说：“你了解哈佛吗？”
“哈佛？不了解。”
“嗯，我想菲尔很有机会去那儿上学，也许甚至还能获得奖学金。听着不错，可是呢，我对哈佛知道的只是名气，你知道吗？——外界的看法。那可以说就像帝国大厦，对吗？你从远处看，也许在日落时，它是这样一座美仑美奂的建筑。然后你进去了，你在较低的楼层走了走，结果发现那是纽约最差劲的写字楼，里面除了一些三流的保险经纪行和人造珠宝批发店，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一幢世界最高建筑来说，根本没道理嘛。所以你坐电梯一直到楼顶，让你的耳膜发疼。你出去了，站在胸墙那里往外看，往下面看，即使那样也让人失望，因为你在照片上已经看到过好多次。要么拿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来说吧，如果你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孩——那也一样。我在部队休假时带菲尔去看过一次，我们都知道那是个错误。哦，看着七十八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出来开始动作划一地踢腿当然非常享受——即使她们在半英里外，即使你刚好知道她们全都嫁给了飞行员，住在雷戈公园那边——可是我是说你自己在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发现的，只是在你坐的椅子操蛋的扶手下面，发现有很多皱巴巴的口香糖粘在那里。对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和菲尔最好去哈佛待两天，可以说去打探打探。”
他们就去了，罗森塔尔太太也去了。回到办公室后，对哈佛的一切，丹都赞不绝口，包括“哈佛”一词本身的发音。“你想象不到，比尔。”他跟我说，“你得到那儿，你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才行。真奇妙，就在一个商业城市的中心，有这样一个关于思想的小世界，就像差不多二十七个库珀联合学院合到一起。”
所以就安排好到了秋天，菲尔让哈佛大学招生去上一年级，丹提到好几次家里人肯定会想念那个小孩。
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离开那幢大楼时，他让我们那段路走得慢悠悠的，好让他把心事一吐为快，那好像烦扰了他一整天。
“你知道你到处听到的‘寻求帮助’这种话吗？”他问道，“‘他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好像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疗，似乎这是全国性的新热潮，就像三十年代的大富翁游戏。我在上学时认识这位朋友——聪明人，不错的画家，结了婚，有份挺好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见到他了，他说他想接受心理治疗，但是花不起钱。说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免费诊所申请过，得做很多测试，还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的狗屁文章，他们拒绝了他。他说：‘我想他们觉得我不够有趣。’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嗯，我有种印象，是他们为治疗那些受到母亲溺爱的犹太男孩而忙得焦头烂额。’你能理解那种事吗？”
“不能。”当时我们在黄昏中，漫步走过一间间灯光辉煌的店面——一家旅行社，一家鞋店，一家午餐店——我记得我对每一家都仔细看了看，似乎那样也许能帮助我集中思想。
“因为我是说首先说来，‘有趣’是怎么回事？”丹质问道。“我们都应该躺在一张沙发上跟人掏心窝子，好证明我们有多么‘有趣’吗？那种世故我可不想达到。好了。”这时我们到了那个街角，就在离去之前，他向我挥了一下他的雪茄。“好了。问家人好。”
那年春天我都感觉很糟糕，当时更是每况愈下。我一天到晚咳嗽，乏力；我知道我在变瘦，因为我的裤子好像快掉下来；我睡觉时盗汗很厉害；白天我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而整个雷明顿·兰德公司里，都没有这种地方。后来有天午餐休息时间，我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处免费透视点，得知我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们给我在斯塔腾岛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一张床位，所以我就退出了商业世界去休养，如果说不是退出了世界本身。
后来我读到过在“心理所致”的疾病中，肺结核病高居前列：人们在艰苦得无法想象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如何努力时，就会患上。这里面也许很有道理，可是我当时只知道被鼓励——即使由一个戴着消毒口罩的严肃的前军队护士命令——躺下来并待在那里时，那种感觉甚是愉快。
一待就是八个月时间。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出院了，以后只去看门诊，并被告知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退伍军人协会认可的诊所继续治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个短语让人听着舒服，最棒的是这一点：我被告诉我的病符合“与服役有关的残疾”，允许我每个月领两百美元，直到我的肺部康复。这桩安排中，还有项追溯性条款，可以提供两千美元现金。
我和艾琳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成功之光。有天深夜，我在试图做计划时，讲出了心里的疑虑，那就是是回到雷明顿·兰德公司呢，还是去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艾琳说：“哦，听着：我们去做吧。”
“做什么？”
“你知道，去巴黎。因为我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趁着我们够年轻、够勇敢的时候，到底什么时间才会去做呢？”
我几乎不敢相信她说的话。她当时的样子，很像她在演出了《梦幻女孩》那一幕后，因为人们鼓掌而致意的样子，她的脸上，也有以前那种秘书式的“坚强”模样，说明她很有可能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