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尔比的妹妹玛西娅几乎正好比他小一岁。五岁时，她教他怎样在洗澡水里吹一连串泡泡；八岁时，她踢翻了他的电动火车，那是想说服他纸娃娃更好玩，也的确是这样；之后一年左右，他们一起吓得发抖地互相挑战，看谁敢从一根高高的枫树枝上跳下去，他们跳了，但是他永远都会记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父母在客厅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师大声请他们有话好好说时，他从家里看着玛西娅，当时她在那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等，车停在行车道上，上面溅了一层泥巴。因为他很有把握没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过来时，摇下窗户说：“他们究竟在里面干吗？”
“嗯，他们在——我不知道。很厉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不过我想会没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你最好进去吧，保罗，好吗？我是说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来这儿。”
“好吧。”他走回屋里时，停了一下扭头看，他们羞怯地很快互相挥了挥手。
刚开始，经常能收到来自伦敦的信——玛西娅匆忙写的快乐的、有时傻傻的信和他妈妈写的认真而越来越不自然的信。
一九四零年“闪电战”期间，当美国的每位电台新闻评论员都暗示伦敦到处一片瓦砾而且还在着火时，玛西娅写了封挺长的信，说明那些报道也许是夸大其辞了。东区那边当然很糟糕，她说，那是“残酷的”，因为穷人多数住在那边，但是市里也有“很大片的地方”丝毫无损。她和他们的妈妈所住的离市内八英里的郊区那边“极其安全”。写那封信时，她十三岁，他一直觉着她小小年龄能写出那样的信来，真是聪明得不一般。
后来几年里，她慢慢没了写信的习惯，除了寄圣诞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妈妈坚持定期写信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复上一封信，读那些信也变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开薄薄的蓝色信封和展开信纸都不容易。她写信时的紧张感如此明显，让读信也变得紧张；读到她有意写得高兴的最后一段时，总是让他松了口气，他也能感觉到她写完时，自己也松了口气。她回到英国后没过两年又结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个儿子，“你的同母异父弟弟”，她说玛西娅特别喜欢他。一九四三年时，她写信说玛西娅“现在在伦敦，跟美国大使馆做”，那样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没有进一步详情。
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巧妙地在几个地方提到他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军邮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愈合的伤口。
现在，离开连部办公室后，他很快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他在请假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写完信并寄出后，他觉得可以躺到让人想睡觉的、发霉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帐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轻松地伸个懒腰。帐篷里有条被踩得露出泥土的过道，隔着过道不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躺在那里用睡觉来忘了他的丢脸事——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丢脸，所以在装睡。
接下来这个月的大新闻是C连这里，可以签发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证，一时间，各座帐篷里开始响起尖叫和淫荡的聊天声。没错，法国人讨厌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着什么。据说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个女孩（衣着讲究，模样一流，任何一个女孩）面前说：“宝贝，你做生意吗？”她不做的话，会微笑一下说不；如果她做——要么也许就算她不做，却刚好觉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后哦，耶稣啊，上帝啊。
保罗·科尔比安排好跟乔治·米勒一起领通行证，米勒是个安静而细心的小伙子，早就成为他在步枪班最好的朋友。他们去巴黎前的几天夜里，在他们低声细语的谈话（那已经成为他们友谊的一个特点）中，他迟迟疑疑地向乔治·米勒透露说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甚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即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跟女人睡过觉。
米勒没有哈哈大笑。他以前也是个处男，他说，直到有天在碉堡里跟一个德国女孩在一起，那是战争结束前一个星期的事。他根本拿不准那算不算：那个女孩一直笑了又笑——米勒不知道她他妈的笑什么。他紧张得还没有真正插进去就泄了，那个女孩就把他推开了。
科尔比安慰他说那的确算是了——不用说，和他自己几次愚蠢的摸摸索索中不管哪一次相比，都算数得多得多。他本来可以跟米勒提一下其中几次，但又决定还是不要跟别人说了。
那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不久，C连被分派负责两百个俄罗斯难民——被俘的平民，德国人让他们作为无偿劳工，在某个小镇上的塑料厂干活。按照威多斯的命令，刚刚被解放的这些俄罗斯人很快被安置在似乎是镇上最好的住宅区里——离工厂很远的一座小山上干净、漂亮的房子——几天或者几星期前住在那里的德国人，至少是那些未能躲开先头部队的德国人，则被安排住在劳工以前住的木板房。
在那个令人愉快的、部分曾遭到轰炸的小镇上，步兵们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除了在舒适的春日里四处闲逛或者偶尔做一下姿态，就像威多斯所说，让一切“不失控”。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保罗·科尔比独自在居住区的那座小山顶上负责放哨，这时一个俄罗斯女孩向他走来，对着他微笑，似乎是隔着玻璃看着他。她十七岁左右，苗条而漂亮，穿着那种洗坏了的廉价旧棉布裙，俄罗斯女人都穿那种裙子，她的乳房看着就像带尖的熟桃那样坚挺而细嫩。他只知道绝对要把她弄到手，却不知道怎么做。两边的山下，都一个人也看不到。
他微微鞠了一躬，希望是宫廷式的，然后跟她握了握手——那好像是跟她熟起来的合适做法，必须不依靠语言而做到——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她觉得那样做傻或者让人摸不着头脑。接着他弯下腰，把步枪和头盔放到草地上，然后直起身子把她拥到怀里——摸着她感觉真棒——吻她的嘴，她回吻他，舌头伸过来很多，让他激动。很快他就直接摸到她美妙的一侧乳房（他抚弄得不带个人感情，好像那是个带尖的桃子），血液在他体内流动得也不顺畅了，可是接着，以前那种不可避免的腼腆和极为尴尬的感觉再次出现，就像他每次触摸哪个女孩时都会有的感觉一样。
跟以前一样，他很快找到了借口：他没办法把她带回那座房子，因为那里会有很多别的俄罗斯人——要么他是这样想象的——他也没办法在这儿就占有她，因为肯定会有人来：反正卡车快要接他回去了。
那样就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了，只能紧紧拥抱后松开她，站在她旁边，一只胳膊还搂着她，好和她一起盯着看日落时分连绵的小山。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接岗哨的那辆卡车真的来了时，他甚至无法骗自己说他感到生气和沮丧：他是松了口气。
二班有个说话不多的文盲士兵，名叫杰西·O. 米克斯——是排里四五个在每个月领饷时打个叉而不是签名的人之一——那部伟大的苏美合拍片淡出后两天，杰西·O. 米克斯就完全占有了那个可爱的女孩。
“今天晚上可甭想找到米克斯这家伙。”有人在排里的住处这样说，“明天也甭想，后天也是。米克斯这家伙，可是让自己爽透了。”
但这是在法国，在一个天气晴朗、充满希望的早晨，科尔比和乔治·米勒来到军士长的办公桌前领他们的三天通行证。办公桌左侧一边，有个滚动式避孕套发放器，避孕套是铝箔包起来的，数量足够，发放器的金属底座固定在木头上。你觉得需要多少，就扯多少个。科尔比让米勒先去，是想看他需要多少个——六个——接着他自己也不自然地扯下六个塞进口袋，他们就一起出去等着凑够坐车的人。
他们穿上了崭新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上面适度地佩戴着勋带和漂亮的蓝银相间的镶条，那是他们的作战步兵徽章，他们还仔细把他们的作战靴打了鞋油并擦亮。不过他们走得别扭，因为两人都在裤腿里塞了两条从陆军消费合作社偷的香烟，据说在巴黎的黑市上，香烟一条能卖二十美元。
进了市区，他们大开眼界。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都在那里，跟《生活》杂志上的一样，不管往哪个方向，一去都有好几英里：有太多东西让你忍不住停下来转过身看，如此再三。
卡车把他们拉到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那里会成为一个像家一样的行动基地，提供宿舍、淋浴和一日三餐，还有些房间可以打乒乓球，还可以在坐着很软的椅子上打盹。只是当门外有那么多的神秘之事和挑战时，笨蛋才会想在这里待很久，不过科尔比和米勒同意不管怎么样，午饭还是在那里解决，因为到了午饭时候。
他们想好接下来是把香烟处理掉，那倒不难。走了几个街区，他们就碰到一个大约十四岁的板着脸的小个子男孩，他领他们到了楼上一间上了三道锁的房间，里面的美国香烟堆到了天花板。他不说话也咄咄逼人，很不耐烦地想赶快做完生意，从一大卷漂亮的法国钞票中抽出几张付给他们，那种做派，是要说明再过三四年，他也许会成为欧洲地下世界的要人。
乔治·米勒带了照相机，想照几张相寄给父母，所以他们参加了一个有导游的大巴旅游团，去了主要的代表性地方，直到傍晚才结束。
“我们应该弄张地图。”他们终于摆脱那个喋喋不休的导游后，米勒说，“我们去弄张地图吧。”到处都有衣衫褴褛的老头儿向士兵兜售地图，就好像卖给小孩子玩具汽球。科尔比和米勒把他们那张地图的好多折展开，靠在一处办公楼的侧墙上摊开，用食指在地图上各个地方指指点点，两个人同时开口，这是他们这天第一次意见不一致。
自从上中学时读过《太阳照常升起》以来，科尔比就知道左岸那边，最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不错的事情。米勒也读过那本书，但是他在帐篷里听那些人说了几个星期，所以更向往皮嘉尔广场那一带。
“嗯，可那边全是妓女，乔治。”科尔比说。“你不想马上去找个妓女完事，对吧？在我们还根本没有尝试更好的之前？”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时间很多，他们会先去左岸看看，然后再去别的地方。
“哇，”米勒在地铁站说；他一直擅长弄明白一些事情。“看出来这是怎么用的吗？你按下你所在地方的按钮，然后按下你想去什么地方，怎么走的就他妈全亮了。在这座城市，你想迷路，得是个傻瓜才有可能。”
“是啊。”
科尔比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关于左岸，米勒说对了。甚至过了两个钟头，那里无穷无尽的街道和林荫大道都未能说明会遇到什么不错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每一家里面、外面都有很多座位的路边咖啡馆那里，有几百个人谈笑风生，当中有很多漂亮女孩，但是她们很快避开的冷冷眼神，马上说明她们属于占多数的讨厌美国人的那类法国人。如果你真的偶尔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独自走路，不管你有多么胆怯不安地想跟她对上眼神，她看上去都像是在被问到是否做生意时，会从手袋里掏出一个警笛使劲吹。
可是耶稣啊，基督啊，皮嘉尔广场一带，暮色初起时，那里跳动的正是性的脉搏；在阴影里和每个人警觉的脸上，都绝对有种邪恶的因素。街上铁制下水道井盖冒出来的蒸汽在鲜艳的煤气灯和电光招牌照耀下，马上变成了红、蓝、绿几色。在几百个游荡着的士兵中间，到处都是女孩、女人，在走动，等待。
科尔比和米勒不赶时间，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一张桌前，慢慢品着高杯酒，侍者保证过那是“美国威士忌”。晚饭就不用考虑了——他们去过一下红十字会，在那里洗了洗，吃了饭，米勒把照相机留在那儿（这天晚上他不想显得像是个游客）——所以有一阵子，除了看着，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看到街对面跟一个男人出来的那个女孩吗？”米勒眯着眼睛问。“看到他们了吗？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还有那个这会儿正在离开她的那个男的？”
“看到了。”
“我敢向上帝发誓不到五分钟前，我看到他们走进那扇门。狗娘养的。她给了那个男的五分钟，不到五分钟，她很可能会收他二十块钱呢。”
“天哪。”科尔比喝了口酒，来驱除他脑子里马上出现的丑陋画面。五分钟又能办成什么事？单单脱衣服、穿衣服，不就需要那么久吗？早泄早成那样，该有多么可悲？也许她给他口交，可是根据在帐篷里无所不谈的聊天，那应该需要比五分钟久得多。要么也许——这种可能性让他心头凛然一惊——也许那个男的在房间里惊慌失措。也许在看着她准备好时，他突然知道他做不到他按说要做的，知道完全没有希望尝试，或者就连装做尝试的希望也没有，就脱口而出，用中学里学的法语说了些道歉的话，把钱塞到她手里，她紧跟着他下楼，说了一路的话（粗俗的？鄙视的？毫不留情的？），直到他们到街上可以分手了。
至于自己，科尔比想最好不要去找街头妓女——甚至不去找他有可能花了很久时间，根据年轻、健康和表面上性格温柔程度挑选出来的。要做的，是去一间酒吧找个女孩——这一间酒吧或者另外哪一间——不管法语说得有多么支离破碎，然后就是例行公事地请她喝酒。因为即使酒吧里的女孩不过是在休息的街头妓女（要么她们有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妓女，索价更高？你怎么可能知道区别在哪里？）——即使这样，你也有可能在最终上床前，至少感觉对方不是陌生人。
科尔比用了一两分钟时间，才让侍者注意到他，他要再喝一轮。可是他转过身时，发现乔治·米勒正在跟隔着几英寸，坐在旁边一张桌子上的女人说话，那个女人——你不能称她是个女孩子了——衣着整洁、长相讨人喜欢，从科尔比无意听到的一两个短语来看，她好像主要说的是英语。米勒已经把自己的椅子挪开去聊天，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可是科尔比能看到他脸上一片通红和紧张、腼腆的笑容。后来他看到那个女人的手在米勒的大腿上慢慢来回抚摸。
“保罗？”米勒和那个女人起身要走时，米勒说，“哎，我今天晚上可能见不着你了，可是明天早上，我会跟你在那什么地方见面，好吗？红十字会。要么也许明天早上也不会，可是你知道。我们没事的。”
“当然，没事的。”
在皮嘉尔广场周围整个那片地方的其他酒吧里，都看不到有女孩或女人独自坐着。保罗·科尔比对这点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全去尝试过——有几间还去过两三次——寻觅的过程中，他喝得太多，以至于从最初的地方走开了几英里，到了完全是巴黎的另外一片地方，在那里，欢快的钢琴声让他走下街道，进了一间奇怪的美国风格小酒吧。在里面，他和别的五六个士兵在一起，他们多数人显然素不相识。他们站在那里互相搂着他们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扯着嗓门唱十声部《滚过我》，钢琴砸出旋律和装饰性颤音。唱到第六或者第七段歌词时，科尔比想到以此来结束在巴黎的第一天，也许挺难忘，但是到了唱完那首歌时，他不再有这种错觉——显然其他唱歌的也都没有。
乔治·米勒说过你得是个傻瓜才会在这座城市迷路，可是保罗·科尔比在某个地铁站站了半个钟头，按按键，弄出越来越复杂的用很多颜色的灯标出来的路线图，直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人过来告诉他怎么去红十字会。到了那里——谁都知道只有笨蛋才会想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他爬上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第二天情况甚至更糟糕。他宿醉太厉害，直到中午才能穿上衣服；然后他溜到楼下，去每个公共房间找乔治·米勒，明知道不会找到他。他在街上走了几个钟头，两脚酸痛，由着自己享受因为任性而带来的些微的满足感。说起来，巴黎到底有什么很了不起和漂亮的地方？究竟有没有人胆敢说它只是像底特律、芝加哥或者纽约，有太多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人身穿西装脚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有太多噪声、汽车尾气和太多绝对可恶的不讲文明、粗蛮无礼的情况？有没有人承认过操蛋的整个这里让他感到沮丧、困惑、厌烦，而且孤独得要命？
那天晚些时候，他发现了有白葡萄酒这种东西，它缓解并驱除了他的宿醉，把他的愤怒软化成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忧郁感觉。那种酒挺好，糖分少，酒劲不大，他在一间又一间安静而让人感到亲切的咖啡馆里，喝了很多白葡萄酒。他在不同的桌子上找到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很快开始纳闷在一般的旁观者眼里，他肯定是什么样；就他记忆所及，那一直是他最秘密、让他最烦恼、最不值得赞赏的思维习惯之一。随着白葡萄酒一点点灌下去，他开始想象自己很可能看上去像是个敏感的年轻人，为了青春、爱情和死亡几件事情而纠结——一个“有趣的”年轻人——趁着那种自尊感趋于高涨，他飘然回到住处，又睡觉了。
最后一天，是想法受限、希望凋落、感觉如此消沉的一天，整个巴黎都在这种消沉的感觉中被冲洗、沉没，而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午夜时分回到皮嘉尔广场，再次喝醉，要么更有可能的是自己跟自己装作喝醉了，他发现自己几乎分文皆无。他现在甚至没钱去找嗓音最沙哑的中年妓女，他知道很可能他在自己的心底深处故意弄成这样。接下来除了赶回市里那个阴暗的地方——部队的卡车停在那里——别的就无事可做。
并非真的指望你去坐第一辆卡车，你甚至可以错过最后一辆卡车，谁都不是太在意。可是那些没讲出来的行为规则不再适合保罗·科尔比：全欧洲很可能只有他这一个士兵去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现在他毫无疑问了解了他不能再把自己的问题归于腼腆或者笨拙，而是害怕，比害怕还要糟糕，是怯懦。
“你怎么可能没看到我留的话？”乔治·米勒第二天在帐篷里问他。米勒在红十字会的留言板上给科尔比留了三次话，他说一次是在他们第一个夜晚分开后的第二天早上，还有两次是后两天早上留的。
“我想我甚至没有注意有留言板。”
“咳，天哪，就在前厅，办公桌旁边，”米勒说着露出受伤的样子。“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没看到。”
科尔比解释说——边说边鄙视自己，说完马上转身走开——他并没有真的那么多时间都待在红十字会俱乐部。
不到一星期后，他给叫到连部，得到通知说他休探亲假的手续已经办妥。后来没过几天，他一下子就到了伦敦的某个地方，他住进一处里面说话声音都低低的、有着回响的红十字会俱乐部，跟巴黎的那家几乎一模一样。
他花了很久时间淋浴，然后仔细换上另外一套完全干净的军装——拖延了又拖延，接着手指颤抖着拨那台用着费事的英国投币电话，给他妈妈打通了电话。
“哦，亲爱的，”那是她的声音，“真的是你吗？哦，真奇怪…”
安排好的，是那天下午他去看她，“用下午茶”，他乘坐一辆咯咯作响的通勤车去了她住的郊区。
“哦，哎呀，真好！”她站在那座整洁的半独立式房子的门口说。“你这身漂亮之极的美国军装真精神。哦，亲爱的，哦，亲爱的。”她把头侧靠在那些纹章和战斗徽章上时，好像在哭，不过他拿不准。他说见到她他当然也挺高兴，他们就一起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
“嗯，我的天。”她说，显然已经擦干了眼泪。“在这样一座寒碜的小房子里，我怎么能指望招待好一位了不起的美国兵呢？”
可是很快他们就放松了——至少跟后来一样放松——他们面对面坐在软垫椅子上，一座小小的煤气壁炉里的粘土加热丝发出啪啪响的声音，然后变成蓝色、橙色。她告诉他她的丈夫很快就会到家，他们的儿子也会，他现在六岁了，“极想”见到他。
“嗯，好啊，”他说。
“我的确试过想联络上玛西娅，可是我打到大使馆总机时，晚了不到一秒钟；后来我又打电话到她住的地方，可是没人接，我想她们都出去了。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合住，到现在有一年左右了，你要知道”——说到这里，她妈妈响亮地用一只鼻孔吸气，脸也转过去一点，这种习性，让记忆中的她忽然重现了——“她年纪不大，最近忙的事情可是多着呢。不过我们傍晚迟一点可以再试试，也许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