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拖着沉重的帆布袋去门口时，又经过了他那张桌子，他抬起头看，说：“爱米莉？”
“嗯？”
他已经四十三岁了，可是那一刻，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你还喜欢我吗？”他问。
“哦，当然，”她跟他说，然后就忙着穿雨衣。
春季学期快过完时，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书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他宣布时，并没有得意洋洋，甚至连高兴都算不上。“问题是，”他解释道，“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寄出去，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想，但是还需要修剪、调整。我想这样可能明智，就是整个夏天都留着，给我自己设一个九月里的最后期限，利用整个夏天来把它梳理一遍。”
“嗯，”她说，“好。你会有三个月不用上课。”
“我知道，可是我不想待在这儿，这儿会热得要命，那就完蛋了。另外，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银行存款？我们他妈的几乎去哪儿都行。”
她脑子里很快浮现出两个场景——一是激浪冲到岩石和白色的沙上，在东岸或者西岸，一是关于云彩缭绕的紫色山脉。在海滩或者在山上做爱，会比这儿更好吗？“嗯，”她说，“你想去哪儿？”
“就等你问呢，宝贝。”他这时的样子，让她想到很久以前圣诞节早上时爸爸的样子，当时她和萨拉拆开礼物的包装纸，会发现礼物正是她们想要的。“你觉得去欧洲怎么样？”
他们坐的飞机飞得比地球自转速度快许多；早上七点钟时，他们晕头转向地到了希思罗机场，浑身发抖，因为缺少睡眠而眼睛发涩。坐车去伦敦的路上没什么好看的——似乎跟从圣查尔斯坐车到纽约相比没有太大区别——旅行社推荐的廉价旅馆里，全是像他们一样的警惕而迷迷糊糊的游客。
战后不久，杰克·弗兰德斯和他妻子在伦敦住过，这时他一再说一切变化有多大。“整个城市现在看上去都很像美国的，”他说，“我想我们会发现几乎到处都是这样。”但是他坚持认为地铁很了不起——“等你看到它比纽约地铁好多少的时候再说吧”——并且带她去了他所谓的他以前的旧街坊，在那里，富勒姆路把南肯辛顿区和切尔西区隔开。
他以前常去的小酒馆里的酒保没能认出他，直到杰克提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摇起头时，他马上变得很亲切，但是从他不敢正视杰克眼睛的样子来看，显然他是假装的。
“问题是我老得不会在乎哪个差劲的酒保还记不记得我，”他们在靠墙角、远离飞镖游戏地方的一张桌子上喝温啤酒时，杰克说，“再说，我一直挺烦从英国回去的美国人说些关于小酒馆的老掉牙的故事。我们走吧。”
他领着她走到了一条小街上，走到一幢黑乎乎的房子前面，他以前住过那里的地下室，他从她身边走开，盯着那幢房子看了很久，情绪低落，满腹心事。爱米莉无所事事地站在马路边，往街上看了这边看那边。那条街上如此宁静，她能听到街角交通灯变换时机械装置的咔哒声。她知道如果没耐心可就傻了——他也许在构思一首诗——可是那也无助于让她更耐心一点。
“他妈的，”他终于转身离开那幢房子时，语气平静地说，“回忆，回忆，宝贝，失策啊，再回到这座房子面前。这可真的是把我击中了。我们去喝一杯吧，我是说真正喝一杯。”
可是小酒馆全关门了。“没关系，”他安慰她，“下个街角那里，有个名叫‘围裙带’的小俱乐部，我以前是会员，我想他们会让我们进去的。甚至有可能碰到我以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却碰上一个冷若冰霜的门卫，西印度群岛来的，不让他们进去：这间俱乐部已经换了老板，跟杰克是会员时不一样了。
他们上了一辆的士，杰克热切地往前倾着身子跟司机说：“你可以带我们到一个可以喝杯酒的地方吗？我不是说什么敲竹杠的高价地方，而是说像样的哪里，我们可以去喝一杯。”他靠着爱米莉坐下安心坐车时说：“我知道你觉得这样挺傻，可是如果我今天晚上不灌点威士忌，我绝对会睡不着。”
在某个前厅处，迎上来的是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人，看样子是埃及人或者黎巴嫩人。“这儿很贵，”他好意也是交心地微笑着跟他们说，“我不会推荐这里。”可是杰克想喝酒的愿望更强，他们坐在铺了地毯的灯光阴暗的地下室，一个女人气的年轻黑人在那里弹着糟糕的鸡尾酒会音乐，在那里喝两杯酒的账单，竟然高达二十二美元。
“这很可能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最愚蠢的事，”他们坐车回旅馆时，杰克说。等到他们走进大堂时，发现酒吧还远未打烊。“噢，天哪，”他说，一边用掌根部击打自己的太阳穴。“对——我忘了，旅馆里的酒吧也开到很晚。这可不是最他妈离谱的事？嗯，我想我们还是再喝杯睡前酒吧。”
爱米莉呷着她并不想喝的威士忌，听着英国人、美国人的刺耳说话声——吧台那里有个年轻的英国人让她想到了一九四一年时的托尼·威尔逊——爱米莉知道自己快哭了，她用小时候用过的一个方法来避免，以前有时管用，即用两只手的大拇指指甲用力顶着食指指甲下面的嫩肉，好让这种自找的疼痛比她发紧的喉咙更疼——但是没用。
“你没事吧，宝贝？”杰克问道，“你看上去——哦，天哪，你看样子就要——等一下，等我结了账，我们就——你能忍到我们上楼再说吗？”
在他们的房间里，她哭了又哭，他搂着她，抚摸着、亲着她发抖的头，嘴里说着：“哦，宝贝，好了，好了。我知道很糟糕，不过都怪我，况且只是二十二块钱嘛。”
“不是因为那二十二块钱，”她说。
“嗯，那就是整个差劲的一晚上了。我拖着你去看那座房子，还把你拖进我放纵自己陷入的一次感情低谷，我还——”
“不是因为你，你干吗总以为什么都是因为你？只是——只是因为这是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晚上，让我感觉很——脆弱。”这也说得不错，她从床上起来去擤鼻子、洗脸时这样认为，然而那只是部分事实，其余的事实，是她不想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一起旅行。
巴黎要好一点：一切正像她有生以来研究过的那些照片，她想一走就是几个钟头。“你难道不累吗？”杰克会拖在后面说。他以前也在这儿住过，但是这次当他一副性急而迷惑的样子辛苦走路时，在他眼里，自己正像是个笨手笨脚的美国游客。他们走进里面安静之极的巴黎圣母院时，她得在他的皮带后面塞两个手指，好不让他径直走向那几排椅子，有人在那里祈祷。
他们早就计划在戛纳待得久一点，好让杰克工作。他说他以前在戛纳写过他这辈子最好的一些作品，他对戛纳有感情。另外，那样也是可行的：她可以整天都在海滩上，他则可以把自己关起来。
她的确喜欢在海滩上。她爱游泳，也愿意承认喜欢那些晒成褐色的法国人赞许地盯着身穿比基尼的她，他们好像在说，瘦是瘦，胸平，这不用说，但是不错，真的不错。
她一天过完后回到旅馆时，会发现他们的房间内因为抽烟的烟雾而变得颜色发蓝、气味刺鼻。“顺利吗？”她会问。
“糟糕透顶。”他会站起身来回走动，样子憔悴。“你知道吗？一本诗集根本不会比里面最弱的诗要好。其中有几首——有五六首——弱得会拖累别的诗，整本破书会像块石头一样沉下去。”
“休息一天吧，明天去海滩。”
“不，不，没用的。”
什么都没用，一连几天，他心情烦躁、牢骚不断。最后他说：“反正在这儿住也太贵了，我们花钱如流水。我们可以去意大利，或者西班牙试试。”
他们两个国家都去试了。
她喜欢佛罗伦萨的建筑和雕塑——她一再看到很久以前在艺术史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在廊桥附近的商店里和摊位上，她给普奇、萨拉以及几个男孩买了礼物；但是罗马热得能烤化你的眼珠。她去参观西斯廷教堂的路上几乎晕倒，她得摇摇晃晃地走进一间态度不友好的咖啡馆要一杯水喝，得坐在那里盯着一瓶可口可乐看了很久，才攒起力气回到那间令人窒息的旅馆，杰克在那里等着，他耳朵后面夹了枝铅笔，嘴里还咬着一枝。
他们都坚持说他们喜欢巴塞罗那——那里有树，有柔和的海风；他们找到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的房间，那里有下午可以去坐着喝杯啤酒的好地方——但是马德里就像伦敦，让人难以了解，冷冰冰的。杰克说，马德里那儿唯一不错的，是他们所住旅馆的酒吧，在那里，你在点威士忌时，杯子里总是会得到慷慨的一份半的量。
然后他们去了里斯本，然后该回家了。
艾奥瓦市这儿没什么变化。先是看到他们的小房子，然后是里面的大房间，唤起了一年前的生动记忆：似乎他们从未离开过。
爱米莉开车去他们寄养辛迪的地方接它，那条狗认出了她，摇着尾巴，抖着身子，露出了牙齿，她意识到整个夏天，自己都在盼望这一刻。
十月里，杰克说：“记得我说过给自己设一个九月里的最后期限吗？你信任我还有我靠不住的最后期限，这会给你一个教训。”
“你干吗不把它就这样寄出去？”她说，“一个好编辑会帮你删掉那些不够分量的诗，也许甚至能帮你把诗改得好一点。”
“不，不，根本没有那么好的编辑。反正不是几首弱一点的诗的问题，整本集子都有种病态、神经质的特点。如果我敢让你读，你会看出我指的是什么。不过，我要去做你建议过的一件事：我要搬进那个小房间，在里面工作。”
那样好一点，她不用再难以解脱地感觉他整天都在看着自己。
他开始在小房间里工作后不久，有天他去学校后，她进里边打扫，想把放有冬天衣服的一个沉重的纸板箱挪挪位置，箱子翻倒打开了，她发现了一瓶波旁威士忌，是家里四瓶之外的第五瓶酒，还剩半瓶，藏在叠着的一件大衣里面。她考虑过把这瓶酒拿出去跟厨房柜子里正式的那几瓶放一起，但最后还是仔细放回好像是原来的地方。
她又把那篇《一个纽约客对中西部的发现》翻出来，几天时间，都相当有恒心地写这篇文章，但是她没办法把它写得紧凑。她看出来问题在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个谎言：她并没有发现中西部，并不比她对欧洲发现得更多。
有个星期天上午，她穿着浴袍坐在一张摇椅上，辛迪摊开四肢卧在她腿上。她一只手端着早餐咖啡杯，一只手抚摸着辛迪硬硬的短毛，她还在小声唱着一首歌，几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唱：
“你好吗，我的辛迪，
你今天还好吗？
跟我玩好不好？
我会把你教一教。”
“知道吗？”杰克坐在早餐桌前微笑着说，“看你抱着那条狗的样子，谁都会说你想要孩子了。”
她吃了一惊。“孩子？”
“当然。”他起身站到她旁边，他的手指拨弄起她的一缕头发。“难道不是每个女的在某个时候，都会想要个孩子吗？”
他站在她面前，而她坐在那里，这样的好处，是她不用去看他的眼睛。“噢，我不知道，”她说，“当然，我想是吧，某个时候。”
“也许可以提一下，”他说，“你只会越来越老。”
“说这些干吗，杰克？”
“让辛迪下来吧，站起来。过来跟我拥抱一下，然后我就跟你说。”他抱住了她，她头抵在他胸前，这样就仍然不需要看他的眼睛。“听着，”他说，“我当初结婚时，不知道自己在干吗，那样做的理由全都是错的；从离婚到现在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一直在说我永远都不会再那样做。但问题是你改变了这一切，爱米莉。听着，不是现在——噢，不是现在，宝贝，但是很快——等这本破书一弄完——你觉得你有可能考虑嫁给我吗？”
他抓着她的双手，跟她一臂之遥。他的眼睛闪烁着光亮，他翘着嘴唇，样子既害羞，又自豪，像是一个刚刚第一次偷吻后的男孩。他的下巴上，有一小粒蛋黄。
“嗯，我不知道，杰克，”她说，“这件事我得考虑一下，我想。”
“好吧，”他看样子像是受伤了。“好吧，我知道嫁给我并不是中大奖。”
“不是你的原因，是我，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
“好吧，我说过了。”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小房间并关上了门。
他们几乎还是每天下午都去散步——乡间因为秋叶而景色优美——但现在是爱米莉走路爱低着头，独自想着心事，盯着自己的鞋子。两个人都根本没提，就避开了那条小路，那条小路，会让他们经过那棵孤零零的橡树。
十一月时，她下了决心，要离开他。她要回纽约，但不是回到《食品界观察者》，她会找份更好的工作，也找一套更好的公寓；她会开始一段新的和更好的生活，她会是自由之身。
剩下的就是怎样宣布这个消息，她在脑子里想好了开头几句，并练习过几遍。“事情不对头，杰克，我想我们都知道。我已经决定了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就是…”她就坐在那间小房间关着的门外等他。
等到他出来时，他的动作就像背后中了一枪。他一屁股坐在她对面那张沙发上，她死死盯着他看，看有没有迹象他在里面偷喝那瓶藏起来的酒，但他是清醒的，他的眼睛瞪得很圆，就像一出悲剧到了结局时刻演员的样子。
“我不行了，”他宣布道，只比悄声说话高了一点点，让她想到了好几年前安德鲁·克劳福德在床上说“我不行了”的语气。
“什么不行？”
“写作不行。”
她已经在这种时候安慰他安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此时说不出什么安慰和鼓励的话，只能跟他说实话。“我希望你别那样说了，”她说。
“你希望？嗯，我也希望，我希望的事情多着呢。”
显然她这时无法跟他说。她等了两三天，直到她觉得再等下去自己就完蛋了，后来她就说了：“事情不对头，我想我们都知道。我已经决定最好是…”
她后来怎么也记不起来她是怎样说完那句话，还有他是怎样回答的以及接下来她又怎么说，她只记得他短暂地表现得满不在乎，接着就大发雷霆，当时他大喊大叫，往墙上摔了一个威士忌酒杯——他似乎觉得只要他们声音够大地吵一场架，就有可能让她留下来——然后他突然又哀求起来：“哦，宝贝，别这样做，请别这样对我…”
过了凌晨两点，她才在沙发上给自己铺好了床。
随着秋天冷飕飕地快速过渡到冬天，她独自一人回到了纽约。
* * *
[1] 指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
[2] 欧文·伯林（1888—1989），美国著名歌曲作者。
[3] 杰拉德·霍普金斯（1844—1889），英国诗人。
[4] 即上文中的比尔·克鲁格，“比尔”是“威廉”的爱称。
[5] 即2月14日，又习惯称为“情人节”。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三章
她知道自己醒了，因为她能看到早晨的光线，呈一个拉上的软百叶窗形状，苍白而浮动。这不是做梦：她光着身子跟一个陌生男人躺在床上，却根本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把一侧沉重的胳膊和腿搭在她身上，紧紧压着她，她在挣脱时，把床头桌撞翻了，玻璃哗啦一声碎了。那也没能让他醒来，不过他哼了一声，翻了个身而不再压着她，让她容易爬到床尾走开，躲着玻璃，顺着墙边走，摸索着找电灯开关。她没有惊慌失措，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但是并不意味着以后都不会。要是她能找到自己的衣服，离开这儿，搭出租车回家，也许还有可能让世界恢复常规。
她找到开关后，这套公寓一下子在她周围现了形，可是她不认识。她还是不认识那个人，他当时背对着她，不过她能看到他的侧面；她仔细地看，像是在画一幅写生，但是那个侧面全无意义。房间里她唯一熟悉的，是她的衣服，搭在一张灯芯绒面扶手椅的椅背上，离散落在地上的那个人的鞋子、裤子、衬衫、内衣不远。“下贱”这个词出现在她脑海，这就是下贱啊。
她迅速穿上衣服，找到了浴室。在镜子前面梳头时，她意识到最迫切的，并不是离开这儿，还有别的选择：她可以洗个热水澡，去厨房煮咖啡，等他醒来；她可以用一个早晨的甜甜笑容迎接他——他们聊天时，她一定要记住自己得知道的事：他是谁，他们是怎样认识的，昨天晚上她去了哪儿。一切都会回想起来的，她也许很可能认为自己喜欢他，他也会兑制血玛莉酒[1]来缓解他们的宿醉，然后带她出去吃早餐，也许到头来发现——
然而这是不负责任、滥交、下贱性质的想法，她马上否决了。回到他还在睡觉的那个房间，她把那张不稳当的桌子扶正，它原先跟上面所放的瓶子、杯子一起翻倒了。她找到一张纸给他写了张纸条，放在床头桌上：
小心：
地上有碎玻璃。
E．
后来她走出那套公寓，自由了。一直等她到了街上——原来是第七大道附近的莫顿路——她才感受到不习惯喝那么多酒所带来的后果，她昨天晚上肯定那么来着。阳光攻击她，让她直到头颅深处，都感到阵阵刺痛；她几乎看不见东西，她打开的士车门时，手抖得厉害。但是坐车回家的路上，她呼吸着从的士窗户吹进来的热风，开始感觉好一点了。今天是星期六——她别的什么都忘了，又怎么能肯定那天是星期六？——那让她在不得不回去上班前，可以有整整两天来恢复。
那是一九六一年夏天，她三十六岁。
从艾奥瓦州回来后不久，她一直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当文案，她可以说成了创办这间公司的女老板的门徒。这个工作不错，虽说她更想在新闻界上班。这个工作最好的一点，是她可以住在一套楼层高的宽敞公寓里，在格拉默西公园附近。
“早上好，格兰姆斯小姐。”桌前的弗兰克说，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可能已经猜到她前一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不过她也拿不准。她带着一种不同往日的庄重姿态走过大堂，以防他的目光在追随着她。
走廊上墙纸的图案是灰底衬黄，画的是立起后腿的马。她已经路过了几百次，也没有看过一眼，但是这次她出电梯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有人在一匹马的后腿之间，用铅笔画了根突出来的又粗又长的阴茎，下面还吊着两个大睾丸。她的第一冲动，是找块橡皮擦把它擦掉，但她知道那是没用的：只能用新墙纸遮住。
独自安安全全地待在锁上的门后，她挺高兴的是发现自己家里干干净净的。她洗澡时，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在身上打香皂、擦洗。洗澡时，她开始记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她去了一对几乎不怎么认识的夫妇家的公寓，在东六十几街，结果发现那场派对比她所料的人更多、更喧闹——那也解释了为何她感到紧张，所以才喝酒喝得太快。她在哗哗的热水下闭上眼睛，想起许多又说又笑的人，其中几张陌生的脸庞凑得近了些：一个快活的谢顶男人，他很是荒唐地说肯尼迪之所以当上总统，是金钱和公关方面的成功；一个衣冠楚楚、身穿昂贵套装的瘦子，他说：“我听说你也在搞广告。”还有很可能是跟她睡了觉的那个男人，他声音热切，跟她说了似乎有几个钟头，他那张普普通通、眉毛浓重的脸很有可能就是她今天早上仔细看过的那张。可是她记不起来他叫什么。耐德？泰德？类似那样的。
她穿上干净而舒服的衣服，喝了咖啡——她本来很想喝啤酒，但又不敢打开一瓶——她正要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回归踏实的那种感觉时，电话响了。他终于醒了，他自己也呻吟着洗了澡并灌下一瓶啤酒，发现了她很可能给过他的电话号码，为她准备了一番有礼貌的几句问候，包含的既有抱歉，又有重新抬头的欲望。现在他会邀请她去吃早餐或者午餐，她得想好了怎么说。她咬着嘴唇，让电话响了四声才拿起来。“爱米？”是她姐姐萨拉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个羞怯而严肃的小孩。“唉，是关于普奇的，恐怕是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