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你告诉我，”有个一脸愉快的样子、说话带南方口音的神学院学生腼腆地对着小托尼笑了一下说，“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你们小时候，你怎么没把你弟弟揍得更狠一点？”
“哦，我试过，”小托尼一边往黑麦面包上抹人造黄油一边说，“我试过很多次，可是不容易，我是说别看他个子小，但是长得又瘦又结实。”
“…我就说‘我赌五块钱’，”那个马格纳姆工厂的人在大声说，“我赌五块钱威尔逊一整天什么都钓不到。”
“哈，要命，马蒂，”托尼说着装作生气地哈哈大笑、摇头。“等到我们全死光了，你还会在讲那个故事。”
彼得去接电话，他回来时说：“找你的，爸爸。”
马蒂的故事仍让他满面红光（关键的一句，是他那天在小船上钓到的河豚鱼比别人钓到的都多），托尼眯眼看着一杯威士忌说：“是谁，皮特[3]？”
“赖安警官，你知道，警察局的。”
托尼一口干了他的威士忌，因为酒味又刺激又舒服，他做了个鬼脸。“警察，”他嘟囔着站起身。“混账的警察觉得是我害死了我老婆。”
“哦，行了，爸爸，好了吧，”彼得跟着爸爸走出这个房间时，用劝慰的口气说，“你应该不至于这样说，我跟你说过一遍又一遍，这只是例行调查。”
托尼跟赖安警官没说多久，回到大家这儿后，他又喝了一杯——这时，两瓶威士忌在桌前的人们手里传递——大声的说笑一直持续到下午晚些时候。
爱米莉起身找路去卫生间时，深蓝色阴影充满了这座房子。她在走廊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直起身后，她发现自己撞上了一个小橱柜，里面放着过期的《每日新闻报》，摞了三英尺高。回来时，她路过一个带相框的照片，是一九四一年复活节游行时托尼和萨拉的照片，挂歪了，好像是什么猛地一撞，把墙都震动了。她手指颤抖着小心把照片扶正。
暮色越来越重，灯亮起来了。
“…不，可是我想知道，”那个马格纳姆工厂的人在跟小托尼说，“我想知道的是，你们能给我干出什么样的活。”
“最好的，马蒂，”小托尼向他保证道，“你问谁都行：我们是萨福克县这一带最好的修理工。”
“因为我是说，依我来看，”马蒂坚持道，“依我来看，那是唯一——你也知道——那是唯一要考虑的。”
“妈，”有个小孩呜咽着说，“嗨，妈，我们现在可以回家吗？”
“我说，来喝一杯吧，”托尼跟那一群犹犹豫豫的神学院学生说，“你们难道滴酒不沾吗？”
“谢谢您，先生，”其中有一个说，“少来一点兑水威士忌吧。”
“你没事吧，爱米莉？”霍华德在跟另外一个马格纳姆的人聊天时，抬眼问道。
“我挺好。我可以给你倒一杯吗？”
“我已经有了，谢谢。”
埃里克始终独自靠在厨房门框上，一言不发，他戴着反光太阳镜，看不到他的表情，他就像是一个年轻的保安，被请来免得让这群人失控。
小托尼的妻子带着孩子跟谁都没打招呼就回去了，之后不久，神学院的学生走了，然后除了马蒂，别的马格纳姆工厂的人全走了。
“…听着，托尼，”马蒂说，“你也要吃饭，对不对？大家都去曼尼餐馆吃点牛排吧。”
在醉醺醺地争了一会儿谁跟谁坐车之后，这群送葬的人坐着几辆汽车在公路上呼啸而去，去了一间由泛光灯照亮的加利福尼亚风格的餐馆，名叫曼尼·费尔登餐馆。
里面很黑，他们举起倒得满满的鸡尾酒杯时，几乎看不清餐桌对面的人。彼得没喝醉：他紧挨着他的爸爸坐，就好像这场仪式跟在墓地的那场仪式一样，也可能需要他协助。马蒂和小托尼又讨论得热烈，不过这时好像带上了一点哲学味。马蒂在说，不管在哪个领域，没有什么能代替真正的手艺，小托尼则缓慢而坚定地点着头，以说明他对此再同意不过。“我是说在任何领域，无论是修理还是做木匠活，或者是做鞋，或者随便你说什么。我说得对吗？”
爱米莉两只手都用上，紧紧扶着她面前的桌子边缘，因为那是她能看到的唯一一个稳当的平面，别的一切都在晃动、转动。在她旁边，霍华德紧紧抵着墙面装饰材料靠墙而坐——墙也不稳当——正在干掉不少酒，让她想到自从认识他以后，这次也许会是他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到上床时已经喝醉。
埃里克跟谁都没有挨着坐，大块牛排端上来后，只有他尽情地吃。他像个饿坏的人一样，有节奏地吃得起劲，趴在他的盘子上，似乎是确保别人不会把盘子抢走。
“…不，可是我越老，”马蒂在说，“——跟你说，我看我顶多比你大十五岁——我越老，越会经常停下来想一想。我是说你看现在的小孩儿留着长头发、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跑来跑去，他们又懂得什么？我说得对吗？我是说，他们又懂得什么？”
最后还是霍华德够清醒，他从口袋里掏出时刻表，在他的打火机影影绰绰的光亮下仔细查看，看好了他们还有一刻钟，可以去赶最后一班火车。
“保持联系，爱米姨妈。”彼得说着起身跟他们道别，他跟霍华德握了握手。“谢谢您赶过来，先生。”
托尼从椅子上挣扎着站起来，晃着身子。他跟霍华德嘟囔了一句听不清的什么话，擦了擦嘴巴，看样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爱米莉的脸上吻一下。他只是把她的手握了一秒钟，没有正视她的眼睛；然后他就放手了，慢慢把自己的手举到太阳穴处往前劈去。“直直往前，”他说。
爱米莉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萨拉死了。有时候她会做一个关于小时候的梦，梦里全是萨拉的脸、萨拉的声音，醒来时，她会在洗手间明亮的镜子前面仔细看自己的脸，直到她放心地发现那还是萨拉的妹妹的脸，而且不显老。
“霍华德？”有一次他们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她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希望你认识以前的萨拉，在一切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她以前很可爱。”
“嗯，”他说。
“可爱，聪明，生机勃勃——这样说，也许听着没道理，可是我想如果你那时候就认识她，也许能帮助你更了解我。”
“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了解你。”
“不，你没有，”她说。
“嗯？”
“你不是真的很了解我。我们几乎不怎么聊天。”
“你开玩笑吗？我们整天他妈的聊天，爱米莉。”
“你从来不想知道我的童年怎么过来的。”
“我当然想。你的童年我全知道。另外，每个人的童年都很相似嘛。”
“你怎么能那样说？只有世界上最迟钝、最麻木的人，才有可能说出那种话。”
“好吧，好吧，好吧，”他瞌睡地说，“给我讲个你的童年故事吧，把它讲得让人伤心欲碎。”
“呃！”她翻身背对着他。“你不可救药，你是个野蛮人。”
“嗯。”
另外一次，他们开车去了乡下，黄昏时分赶回家时，她说：“你怎么能那么肯定是肝硬化，霍华德？”
“我没有肯定；我是说极有可能，考虑到她喝酒的样子。”
“可是那件‘在家里摔了一跤’的事情有蹊跷。警察打电话来，托尼说：‘警察觉得是我害死了我老婆。’我敢肯定是他干的，霍华德。我敢说他发酒疯，抄起一把椅子什么的打了她。”
“他们没有逮捕他，对吧？如果有证据，他们会逮捕他的。”
“嗯，可是他和那几个孩子会掩盖证据。”
“亲爱的，这件事我们讨论过上百遍了。这只是那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事情。生活中充满了这种事情。”
经过了三四座老谷仓，接着是许多郊区的新建住宅区，接着开始进入布朗克斯区；他们一直上了亨利·哈德逊大桥，她才说：“你说得对。”
“什么对？”
“生活中的确充满了这种事。”
霍华德身上有些方面她永远无法了解，不管她有可能多么爱他。有时，好像她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他。
工作上不是很顺利。汉娜·鲍德温很少再邀请爱米莉跟她共进午餐——她开始跟爱米莉所在部门的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共进午餐——她也很少叫爱米莉“亲爱的”，也不会经常在上班时间从她的私人办公室里出来，把她结实而又穿着讲究的臀部坐到爱米莉的办公桌边，闲聊浪费好几个钟头。她早就开始给她那种爱米莉向霍华德形容的“古怪眼神”——猜疑，不是很友好的眼神——她还会挑爱米莉工作上的茬。
“这份文案平平淡淡，”她有次这样说爱米莉花了好多天才完成的一份东西，“就是没生气，你没办法给它增添一点活力吗？”
在把一个瑞典进口商的名字印出来却漏了一处元音上方的变音符号时，汉娜相当露骨地暗示都是爱米莉的错。当爱米莉让人把一份国碳公司的广告制作出来，却没有注意到“泰诺尔”后面漏印了“正申请专利”时，汉娜表现得好像天塌了下来似的。“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有可能涉及多么大的法律问题？”她质问道。
“汉娜，我肯定这不会有什么事，”爱米莉说，“我认识国碳公司的法律顾问。”
汉娜眨了眨眼睛又眯起来。“你‘认识’他？你什么意思，你‘认识’他？”
爱米莉感到自己的脸红了。“我是说我们是朋友。”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嗯，”汉娜最后说，“有朋友挺好，但是跟商业世界没多大关系。”
那天晚上吃饭时，爱米莉把这件事跟霍华德讲了，他说：“我听着好像她到了更年期，拿这也没他妈多少好招。”他切了片排骨，嚼得很仔细才咽下。然后他说：“你干吗不辞了这个破工作，爱米莉？你不用上班，咱们不需要那点钱。”
“不，不，”她马上说，“还没那么糟糕；我还没准备做那种事。”但是后来，她站在水池边准备洗盘子，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餐后酒时，她感到一种想哭的强烈冲动。她想走到他跟前，贴着他的衬衫动人地哭泣。他说“咱们不需要那点钱”，就好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有天晚上，萨拉死后过了一年，电话上是一个有气无力的女的声音，自称是艾斯利普总院打来的，说：“我们抱歉地通知您，埃斯特·格兰姆斯去世了。”
“哦，”爱米莉说，“我明白了。嗯，你能跟我说说程序要怎么走吗？”
“程序？”
“我是说——你知道——关于葬礼安排方面的。”
“那完全由您决定，格兰姆斯小姐。”
“我知道由我决定，我只是说——”
“如果您希望举行一个私人葬礼，我们可以推荐这儿附近的几家殡仪馆。”
“就推荐一家，好吗？”
“我得到的指示，是要推荐几家。”
“哦，那好吧，等一下——让我拿枝铅笔。”她从电话那里走开，经过霍华德坐的那张椅子时，她说：“我妈妈去世了，你知道吗？”
她忙完后，霍华德说：“爱米莉，你想让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吗？”
“哦，不，”她跟他说，“只会在那叫什么——太平间——的地方举行一个很糟糕的小仪式。我自己就能处理。”
第二天下午，爱米莉坐的的士在太平间外面停下时，普奇的三个外孙都在艾斯利普总院的树下等，只有他们在那儿。彼得从他的兄弟那边过来，微笑着扶她下的士。“见到你真高兴，爱米姨妈，”他说。他戴着教士领，他已经授了教职。“通常他们是派个神父来医院主持仪式，”他说，“不过我问能不能让我来主持，他们说可以。”
“嗯，那——那挺好的。彼得，”她说，“很好。”
那间光线阴暗的小教堂里，有灰尘和清漆的气味。爱米莉、埃里克和小托尼都坐在第一排，面对祭坛。祭坛那里，普奇那具盖上的棺材位于两座烛台之间。彼得从一扇侧门进来，披着圣公会的某种圣带，开始大声朗读祈祷书上的话：
“…我们无所带至世上，故当然亦无所带走。上帝所予，上帝所取；上帝圣名…”
结束后，爱米莉去办公室那里的出纳窗口，里面的一个人递给她一张列有细目的发票，在看过她的驾驶执照后，收下了她的支票。“您可以陪遗体去火葬场，”他说，“不过我不推荐那样做，没有什么可看的。”
“谢谢，”她说，同时想起了艾斯利普的地平线方向能看到的两根烟囱。
“谢谢您。”
威尔逊家的三个孩子在等她。“爱米姨妈，”彼得说，“我知道我爸爸想见见你。我可以开车送你去那儿吗，只待几分钟？”
“嗯，我——好吧，没问题。”
“你们俩呢？”
他的兄弟都要回去上班，他们咕哝着说了再见之后，各自的汽车往不同方向呼啸而去。
“我爸爸又结婚了，”彼得开车载着她行驶在一条长长的直路上时说。“你知道吗？”
“不；不，我不知道。”
“这件事对他再好不过。他跟一个很好的女士结婚了，那位女士在圣查尔斯有家餐馆，是个寡妇。他们做了好几年朋友。”
“我明白了，他们还住在以前的——”
“哦，不；‘无敌树篱’早就没有了。我妈妈去世后不久，他卖给了一个开发商，现在那里除了灰尘和推土机，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不，他跟他的新太太——她叫薇拉——住在餐馆上面的一套房子里，挺好的。他从马格纳姆工厂退休了——你知道吗？”
“不。”
“嗯，他大约半年前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头部重伤，肩部骨折，他就提前退休了。他现在可以说只是在养病，轻松过日子；我想等他准备好再干活时，会跟薇拉搭档，一块儿经营餐馆。”
“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她想到问问老杰弗里的情况。“你爷爷好吗，彼得？”
“哦，他去世了，爱米姨妈。他去年去世的。”
“嗯，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
两边的田地过渡为密密麻麻的房子和停了几英亩汽车的购物中心。“说说你自己吧，彼得，”她说，“你现在给派到哪儿了？”
“我运气好，得到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他说着眼睛离开前方路面扫了一眼。“我是新罕布什尔州那边爱德华兹大学的助理牧师。你听说过爱德华兹大学吗？”
“当然。”
“对我来说，第一份工作能找到这样的，已经是最理想了，”他又说，“我的老板是个好人，一位好神父，我们的想法也差不多。这项工作很有挑战性，而且很能带来满足感。另外，我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
“嗯，”她说，“哎，那挺好的。祝贺你。”
“你怎么样，爱米姨妈？”
“哦，我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接着是一段久久的沉默。后来，在沉思地盯着前方道路时，他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崇拜你，爱米姨妈。我妈妈以前经常说：‘爱米是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问过她一次。她说：‘爱米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有主见，走自己的路。’”
爱米莉的喉咙发紧。觉得开口没事时，她说：“她真的那么说过？”
“就我所记得的，那正是她的原话。”
他们这时在穿过人很多的郊区街道，他得一直因为红灯而踩刹车。“不太远了，”他说，“就在下个街角旁边…到了。”
那家餐馆的招牌上面，写着“牛排、龙虾、鸡尾酒”，但是餐馆有点破败的样子：前面的白色护墙板在掉漆，窗户也太小。这种地方，是一对开着车、腹内饥饿的男女有可能考虑上几分钟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嗯，我不知道；看样子好像不怎么样。也许往前有更好的地方。”“亲爱的，我跟你说过：再走几英里都找不到第二家。”“哦，那，既然这样——好吧，管他的。”）
彼得把车停在餐馆停车场那边野草丛生的砂砾地上，然后领着爱米莉绕到房子后面的一段木楼梯处，通向的是二楼上的一扇门。
“爸爸，”他叫道，“你在家吗？”
托尼·威尔逊来了，他打开那扇不牢靠的门让他们进去时，他看上去像是一位苍老的、糊里糊涂的劳伦斯·奥利佛。“我说，”他说，“你好，爱米。”
这套小房子有种凑合的样子——让爱米莉想到普奇在“无敌树篱”那边住过的车库上面的房子——里面的东西过多。乱糟糟的墙上，托尼的两位祖先在盯着看；别的画都是跟画框一起，从廉价商店买回来的。薇拉满面笑容地匆忙从厨房进来，她四十来岁，精力旺盛，骨架粗大，穿着短裤。
“我希望你们不会以为我的腿一直都这么粗，”她说，“我过敏得很厉害，有时候会让我的腿肿起来。”她用拳头捣了一侧在颤抖的大腿，以说明就是那里肿着。“你能找地方坐下吗？彼得，把那张蓝椅子上的盒子搬下来，让她坐那儿。”
“谢谢，”爱米莉说。
“你妈妈的事，我们很难过，”薇拉降低了声音说，一边坐到托尼旁边的一张小沙发上，爱米莉认出是从老房子那边搬过来的。“妈妈只有一个啊。”
“嗯，她一直——病得很重，也有很久了。”
“我知道。我妈也是那样。在医院里住了五年，一直疼。胰腺癌。我原先的丈夫也是——结肠癌，他死得痛苦。这一位呢，”她用力推了托尼的上臂一下，“天哪，他那会儿把我吓得够戗。彼得跟你说了那次车祸吗？哦，我忘了问你要什么。你想来点咖啡吗？要么喝点茶？”
“不，谢谢，茶、咖啡都不要，我没事。”
“不管怎么样，来块饼干吧。挺好的。”她指着咖啡桌上一碟上面洒有巧克力末的饼干。彼得伸手拿了一块，吃得津津有味，她又说：“不管怎么样，”她说，“公路巡警下午五点半打电话给我，我赶到医院，他们还没有开始给他动手术。他们让他躺在急诊室里的一张担架上，昏迷不醒，到处都是血，我向上帝发誓，当时我以为他死了。他的脑浆在往外流。”
“好了，薇拉，”彼得嘴里塞了一口饼干说。
她转而对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既是感到无辜，又是生气。“你不相信我的话？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向上帝发誓。我向上帝发誓，彼得，这人的脑浆从他头发中间往外流。”
彼得咽下嘴里的东西。“嗯，”他说，“至少他们总算把他的脑袋补好了。”说完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我想你可能愿意读读。”他从外套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份小册子，用深褐色纸印得漂漂亮亮的，上面有那种老式英国图饰，标题中有“爱德华兹大学”几个字。
“什么？”薇拉问，她还在为彼得不相信头发里有脑浆的事不高兴。“布道词还是什么？”
“哦，好了，薇拉，”彼得说，“你知道我不会给你布道词看的。这只是我所在的教会印的一本小册子。”
“嗯，”托尼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翻了一下小册子，还眨了几下眼睛。
“第一篇文章是我的老板写的，”彼得解释道，“你可能也会喜欢读读那篇。我自己的那篇在内页上。”
“嗯，”托尼小心地把小册子和他的眼镜以及一包烟一起放进了衬衫口袋，他说，“很好，皮特。”
“哦，这个彼得，”薇拉信任地对爱米莉说，“他可不是太出色了？他可不是有一天会给哪个女孩子带来幸福？”
“他当然会。”
“小托尼跟我合不来，”她说，“埃里克吗，嗯，我不了解埃里克；可是这个彼得，他真是太出色了，不过你也知道，对吧？她们宠他，爱德华兹大学里那么多女的，把他给宠坏了。她们喂他东西吃；她们给他铺床，她们帮忙把衣物拿去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