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薇拉，”彼得说，接着他看看手表。“我想我们最好该准备走了，爱米姨妈，如果我们想赶上那班火车的话。”
接下来的冬季里，霍华德有一次又得去洛杉矶——她认识他之后，这是他第七次或者第八次去。
“我不需要这么多厚东西，”她在帮忙收拾行装时，他说，“你不知道那边有多暖和。”
“哦，”她说，“对，我忘了。”她就让他自己收拾完。
她进了厨房煮咖啡，却又改了主意，而是给自己倒了杯酒。这种出门，总是让人心烦意乱。她决心不问他会不会跟琳达见面，上一次她这样问了，在他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去的时候，结果差点吵了一架。另外，在酒精暖和了她的血液之后，她安慰自己事实上那种可能性很小。到现在，他和琳达已经分居快六年了——六年了，岂有此理——尽管他有时候还会以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方式谈起她，但是到了现在，这桩婚姻已经解体的事，当然不应该再有疑问了。
但是这一点，又会引出一个很容易就会提出来的问题，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烦扰着她，一次次简直要让她尖叫着扑向他，翻来覆去要求得到一个答案：既然这桩婚姻已经解体，他们干吗还不离婚？
“怎么了？”霍华德在厨房门口微笑着说，“你在一个人喝酒？”
“当然。你出这种差，我总是一个人喝酒。我在练习，准备你去了加利福尼亚一去不回。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是你在街上看到的那种可怕的老太太，拎着四个购物袋，在垃圾桶里翻，自言自语。”
“别说了，爱米莉。你生我气吗？你生我什么气？”
“我当然不‘生气’。你想喝杯酒吗？”
他那一趟加利福尼亚之行，她完全没有生气的理由，在外期间，他给她打了四次电话。第四次，他说他感到累时，她说：“哎，霍华德，别去费那么大劲儿从机场打的回家了，我开车去接你。”
“不，不，”他说，“你不用那样做。”
“我知道我不用，只是我想那样做。”
有了一阵短暂的沉默，似乎他在考虑。后来他说：“好吧，很好。你是个甜心，爱米莉。”
她不习惯开他那辆大而安静的汽车，特别是晚上，又在下雨。这辆车的马力和流畅的特点让她感到害怕——她经常没必要地踩刹车，让后面的司机按喇叭——但是她喜欢这辆车昂贵和块头大的感觉，颜色很深、很深的宽宽的绿色车头盖上，镶着颤抖的雨珠，也让她喜欢。
霍华德出现在飞机舷梯上时，显得憔悴、精疲力竭——他的样子显老，但是看到她时，他脸上放出光芒，几乎像个男孩子一样。“要命，”他说，“看到你在这儿，真让人开心。”
不到一年后，他又去了加利福尼亚——这次他不在时，充满了沉默的恐惧。她甚至没法计划开车去接他，因为她拿不准他回家是哪天，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更别说哪个航班了。她只能等待——上班时，尽量平息汉娜·鲍德温的不满，晚上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屈服于把自己灌醉睡觉的诱惑。
那段时间有一次，在吃完午餐回办公室时，她看到一张形容枯槁而任性的脸——这张脸，谁都会说很衰老（有皱纹，眼圈很黑，嘴巴松弛，显得自怜自哀）——而后震惊地发现那是她自己，不觉间，映在一块厚玻璃板橱窗上面。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待在浴室，试尽各种办法想让那张脸好看一点：含蓄地微笑，让眼角起皱纹，然后是开心地满面笑容，不同程度地绷紧和放松嘴唇，用一个手持的镜子来从不同角度估量侧面的效果，不辞辛苦地变换不同发型来让脸型更漂亮些。后来在前厅的穿衣镜前，她脱光衣服，在明亮的灯光下仔细看自己的身体。她的腹部得吸气吸平了才看着可以，但是到了现在，小胸脯几乎成了优点，年龄并没有对那有太大影响。转过身子，她扭头看，确认了以前就知道的，即她的臀部下垂，大腿后侧有皱纹；但是总体上说，再次面对镜子时，她根本不算糟糕。她踱开了十英尺，直到站在客厅的地毯上。在那里，她做了她在巴纳德大学的现代舞课上学的一套舞步和姿势。这种练习不错，给了她一种令她自豪的色情感觉。远处镜子里照出的，是一个身材苗条、自然优雅的女孩，动作毫不费力，直到她一步踏错，动作难看地僵在那里。她喘着气，汗往外冒。这是犯傻啊。
要做的是洗个澡。可是当她走进浴室时，药柜镜子像那天街上的橱窗一样，残酷地照出了她的样子，还是那样：一张中年妇女的脸，不可救药，急需收拾一下。
有天夜里，她不再期盼他回来，第三天夜里，他还是回来了，她一看到他——如果说不是从他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她就知道一切全结束了。
“…我本来要给你打电话，”他解释道，“可是我看没什么道理把你吵醒，只为告诉你我会晚点回来。你怎么样？”
“挺好。你这一趟怎么样？”
“哦，这一趟——这一趟很不简单。我去给我们都倒杯酒吧，我们谈谈。”从厨房那里，他大声说话的声音盖过了冰块磕碰玻璃杯的声音，“事实上，爱米莉，有很多要谈的。”他拿着两份里面咔嗒作响的高杯酒[4]。他显得内疚。“首先，”他先是呷了几口，长叹一声后开口了，“在过去——不管有多久了——这种出差时，我偶尔会跟琳达见面，我想这对你来说，并不真正算是新闻。”
“对，”她说，“并不真正算是新闻。”
“有时候，我会提前一两天完成工作，”他又说，听着像是受到了鼓励。“我会飞到圣弗朗西斯科，我们会共进晚餐，别的没什么了。她跟我说说她过得怎么样——事实上，她过得很好：她和另外一个女孩自己做生意，设计服装——我只是坐在那里，显得可以说像是她的爸爸。有一两次，我问她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男人，等到她跟我说起‘见面’或者‘约会’的男的时，我感觉我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像是个疯狂的——我说不好。我感觉血一下子冲了起来，一直冲到了我的指尖，我感觉——”
“有话直说吧，霍华德。”
“好吧。”他几乎一口气把他那杯兑水威士忌喝完，然后又叹了口气，似乎因为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而松了口气。“问题是事实上这一趟去，根本跟国碳公司的事情无关。”他说，“我在这件事上，确实跟你撒了谎，爱米莉，对不起。我讨厌撒谎。我一直跟琳达待在一起。她现在快三十五岁了——没有谁还会说她是个容易受影响的小孩子了——她决定她想回到我身边。”
后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爱米莉想到过很多义愤填膺、措词得体的反驳话，本来可以在听他那么说了之后用上的；然而当时，她能说出口的，只是她从小就讨厌自己爱用的那个软弱而顺从的小短语：“我明白了。”
只用两天，霍华德就把他的东西从这里搬走了。他对这一切感到很抱歉。只是有一次，他把像根分量重的丝绳的那束领带从衣橱里拿走时，才总算出现了一幕，进而演变成可怕而不堪入目的一幕——最后她跪下来抱着他的腿哀求他，求他留下来——爱米莉尽了最大努力，想忘掉这一幕。
世界上还有比一个人待着更糟糕的事，她每天都对自己说，她有效率地做好上班准备、在鲍德温广告公司忍耐着度过八个钟头、熬过晚上的时间，直到能睡着觉。
曼哈顿地区的电话号码簿上，不再有迈克尔·霍根的名字，也没有他那家公关公司。他以前总是说要搬回得克萨斯州，他的家在那儿，很可能他真的搬了。
泰德·班克斯的名字还有，还是原来的地址，但是当她打电话给他，他似乎是过分尴尬地解释说他已经娶了一位很棒的太太。
她又试着找别人——以前她的生活中，似乎总是有男的——却一个都找不到。
电话簿上没有约翰·弗兰德斯的名字，她试着找西区大街的J. 弗兰德斯时，却发现是个女的。
有一年时间，她在好像是无所谓地面对世界时，感受到了剧痛——几乎成了种快感。看看我吧，在艰苦的一天中间，她会对自己说，看着我吧，我活下来了，我在应付，一切在我控制之下。
但是有些日子比其他时候更糟糕，有天下午——她四十八岁生日前没几天——结果特别糟糕。她本来拿着一摞已经完工的文案和版面设计去了上城让客户认可，回来时，直到她走进汉娜的办公室时，才发现自己把东西全忘在的士座位上了。
“哦，我的天！”汉娜大叫大嚷，同时她坐在带轮脚的办公椅上转着往后一退，像是被一枪穿心。接着她又往前滑，两肘支在办公桌上，十指捧头，弄乱了精心梳过的头发。“你肯定是开玩笑，”她说，“这份是完成了的文案，是已经认可的文案，上面有客户的签字…”
爱米莉站在那儿看着她，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讨厌她，她也知道这很可能是她最后一次面对这种羞辱。
“…完全、彻底的粗心大意，”汉娜在说，“这种事情能交给一个小孩去做，这就是典型的你啊，爱米莉。并不是好像我没有提醒过你，机会我全给你了。我一直在维护你——我维护了你好多年——我真的再也维护不起了。”
“我有几件事情要告诉你，汉娜，”爱米莉说。对于自己只有一点点哆嗦，说话声音几乎是从从容容的，她感到自豪。“首先是我在这儿工作得够久的了，不能被‘炒’掉。我想辞职，从今天开始。”
汉娜把手从她揉乱的头发中拿开，第一次抬头看着爱米莉的眼睛。“哦，爱米莉，你真是个小孩子。你难道看不出我在想帮你一个忙吗？你辞职的话，会一无所有。如果你让我炒掉你，你还可以领失业救济。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是昨天才出生的吗？”
* * *
[1] 托尼记错了霍华德·邓尼格的姓。
[2] 用肝泥灌制的香肠。
[3] 皮特是彼得的昵称。
[4] 指掺有冰水的威士忌。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三章
吃救济——一个女人的故事
如果你在纽约被炒掉，你可以领五十二周的失业补偿。之后，如果你还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去领社会救济。在这个大都会地区，有一百五十万人靠社会救济生活。
我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清教徒，大学毕业。我一直在“专业”领域谋生——当过图书管理员，记者，最后是广告文案写作员。我现在的处境为失业九个月，能看见的只有社会救济。我的就业顾问——公共或者私人的——都已经尽了力；他们跟我说，就是没有什么工作。
也许无人能够充分解释这种困境，然而冒着表现出一种容易而过于流行的自怜自哀，我会冒昧一猜：我是个女的，而且已经不再年轻。
爱米莉的文章就写了这么长，在打字机上卷了几个星期；现在那页纸卷曲了，太阳晒得褪了色，上面落了灰尘。
她失业进入第十一个月时，开始害怕自己有可能正在疯掉。她已经退掉了原来的公寓，搬到了西二十几街上的一套小一点、更便宜的地方，离杰克·弗兰德斯以前住过的地方不远。在看着清晨从街对面的高楼大厦之间漏下的光线时，她经常想起杰克·弗兰德斯抚摸他那件浴袍里面她的肘部时说的话：“有时候，如果你机会把握得好，会认识一个好女孩。”但那也是部分麻烦所在，她一直生活在回忆中。整个纽约这里，看到、听到、闻到的，无不让她想到过去；无论她去到哪里——她有时一走几个钟头——找到的只有过去。
烈酒她是不敢喝了，但是她喝的啤酒够多，有助于她在下午睡觉——这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就是在她这种小睡后有次醒来后，当时她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地板上的四个空啤酒罐，第一次感到有发疯的危险。如果有人问她那天是哪一年、哪个月或者哪一天，她都只能说：“等等——让我想一下。”她甚至不知道窗外的灰色是黎明还是黄昏的。更糟糕的是，她的梦中充满了来自过去的嘈杂说话声，这时那些声音还在说话。她冲到房门那里，确认已经锁上。好，没人可以进来，她一个人安安全全地待在自己私有的地方——咬着拳头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后，她拿过电话簿，在以“纽约市”开头的那部分翻着找，直到找到了“精神健康咨询中心”。可是在她试着打那个号码时，响了十一次却无人接听。后来她想起那天是星期天，她只能等一等。
“你应该出门去见见人，爱米莉，”格雷丝·塔尔博特经常跟她说。格雷丝·塔尔博特也在鲍德温广告公司工作过，一直到她在一间更大的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最近她成了爱米莉唯一的朋友。她性格乖张，面孔如鹰，不是很讨人喜欢，可是每星期一次，她们碰头去一间餐馆共进午餐时，有她这样的朋友好像聊胜于无。
现在她当然是的确聊胜于无。爱米莉拨了一半号码，才意识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能说“格雷丝，我想我快疯了”，那样听上去，只可能像是个傻瓜。
“喂？”
“嗨，格雷丝，我是爱米莉。我打电话只是——你知道——除了聊一聊，没有很好的理由。”
“哦，那——挺好的呀。你怎么样？”
“哦，还行吧，我想，只是星期天在纽约会很要命。”
“真的？天哪，我很喜欢星期天。我看着《时报》，吃肉桂味吐司，一杯接一杯喝茶，尽情在床上享受几个钟头，然后下午时，我去公园里散下步，要么有时候朋友们过来，要么有时候我去看场电影。一星期只有这一天，我才感觉自由自在。”
有了一阵短暂的沉默，爱米莉这时后悔自己干吗要打电话。后来她说：“你今天下午干什么了？”
“哦，我跟几个朋友喝了一杯，福克斯夫妇，乔治和迈拉。我跟你说起过他们：乔治给平装书写简介，迈拉是个广告画家。他们人都挺可爱。”
“哦，那，我只是想问你一下——你知道——看你要干吗？”她说的一切，都让她越来越讨厌自己。“要是你正在干什么，我打扰了你，对不起。”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爱米莉？”最后还是格雷丝·塔尔博特说，“你知道吗？我希望你别再跟我开玩笑了，别再跟你自己开玩笑了。我知道你有多孤独，谁那么孤独都是罪过啊。对了，乔治和迈拉下星期五晚上请几个朋友过去，跟我一起去怎么样？”
派对。她都不愿意去想这是多久以来的第一场派对，只用再过五天，就到星期五了。
整个一星期里，她只想着这一件事；她迎来了星期五，世界上唯一重要的，是穿对衣服，收拾好头发。她选定一条简单的黑裙子（她不由得想起霍华德·邓尼格关于琳达是怎么说的：“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短裙…”），梳的发型让一缕头发漂亮地垂下遮着一只眼睛。她看上去不错。也许那里很可能有位男士，头发灰白，外表文雅，跟她年龄相当，要么老一点，他会说：“跟我说说你自己吧，爱米莉…”
但是实际上，那根本不算是个派对。福克斯家客厅里的八到十个人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座位起来到处走动；他们好像都互相认识，坐在那里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脸上带着受苦受难的表情，呷着很小的杯子里的廉价葡萄酒。没有单身男的，爱米莉和格雷丝坐在离多数人很远的地方，完全被排除在谈话之外，直到迈拉·福克斯匆忙过来救场，身后还跟了几个别的客人，他们期望听到什么。
“我跟你们说过特鲁迪的事吗？”她问格雷丝，“我们这层楼上的邻居？她说她也许迟一点过来，那样你们就可以见到她了，可是你们真的应该先了解一点她的事。她真的不简单。她——”
这时，正站在那儿拿一瓶葡萄酒准备倒酒的乔治·福克斯打断了他妻子的话，声音大得能让那群人都能听到。“特鲁迪开了一间女性自慰诊所。”他说。
“哦，乔治，不是‘诊所’，而是一家工作室。”
“工作室，对，”乔治·福克斯说，“她招各种年纪女的——主要可以说是中年妇女，我想——收费相当狠。报了名的人在她的工作室里碰头，按惯例，要跳现代舞来热身——当然不穿衣服——接着她们就开始做正事——嗯，她们做起手边的正事了，你可以这样说。因为特鲁迪认为自慰并非对真正性行为差劲的替代行为，你们知道；她认为自慰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激进女性主义的终极形式。谁还需要男的？”
“我不相信，”有人说。
“你不相信？待着别走，你会见到她的，自个儿问她吧。她最喜欢的，就是领人去参观她的工作室。”
晚些时候特鲁迪确实来了——要么更应该说她是隆重出场。最令人惊诧的，是她刮了个光头——她看上去像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帅气的、完全谢顶的男的——然后你会注意到她的衣服：一件紫色男式汗衫，她小胸脯的乳头顶着衣服；裤子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裆部位置有嵌花装饰，是只黄色的大蝴蝶。她跟这群人一起待了一会儿，同时在用力抽烟，让她凹陷的脸颊和突出的颧骨愈加显眼；后来，有些人开始要走时，她说：“谁想去看看我的工作室？”
一开始先到门厅，那里的墙上有很多大衣钩，拱道上方还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请脱衣服”。“你们可以不管，”特鲁迪说，“但是请一定脱鞋。”然后她把穿着袜子的访客领进一个最大的房间，里面铺着厚厚的地毯。
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画的是一个极合解剖学的裸女，她张开两腿躺在那里，一只手在抚摸自己的乳房，另一只手拿一个电动按摩棒伸向自己的裆部。另外一面墙上，沐浴在天花板聚光灯的光线下的，看上去像是一个旭日图案雕刻品，上面有很多铝制豆荚形。凑近看时，那些豆荚原来是敞开的阴道形状，完全实物大小——有些比别的大很多，全都细致入微，有各种各样的大阴唇、小阴唇。爱米莉正在仔细观看那件展品时，特鲁迪走过来站在她身后。
“这些是我的一些学生的，”她解释道，“我的一位雕刻家朋友来先做的蜡模，然后铸成铝的。”
“我明白了，”爱米莉说，“嗯，那很——有意思。”她指间那杯葡萄酒又暖又发黏，她的脊柱累得发疼。她有种预感，如果她不马上离开那儿，特鲁迪就会让她报名上她的班。
她尽量不显得匆忙，找个理由脱身，回到她放鞋的门口，然后回到了福克斯家，那里的几个人都一致认为，特鲁迪的工作室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离谱的地方。
“我跟你们说过，”乔治·福克斯一再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我跟你们说过…”
后来派对就结束了，她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跟格雷丝·塔尔博特道别。格雷丝说了几次，坚持认为那天晚上过得“好玩”，后来爱米莉就回家了。
不再有派对了，她也改掉了散步的习惯。她只是在购买食物时才会出门（“电视餐”和别的已经加工过的廉价食物，容易准备，吃得快），她会一连好几天不出门。有一次，她强迫自己出门到了街上，走进一间街角熟食店。她从货架上和冰箱里挑了要买的东西放在收银台，这时她抬起头看，发现老板在看着她的眼睛微笑。他是个脾气温和的人，矮矮胖胖，六十几岁，围裙上有咖啡渍，以前跟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他从未那样对她笑过，甚至没有跟她说过话。
“您知道吗？”他说，样子腼腆得像是要向她表白爱情。“要是我的顾客都像您，我的日子会开心好多倍。”
“嗯？”她说，“为什么？”
“因为您自己动手，”他说，“东西全是您亲手挑好拿到这儿。这样很棒，大多数人——特别是女的——进来说‘一包麦片’。我老远去到靠里面放麦片的地方，一路拿回来，他们又说‘哦，我忘了——再来包卜卜米。’所以就为了三毛九分钱，累得我要犯心脏病。您不是这样，您从来不是这样。跟您做生意很愉快。”
“嗯，”她说，“谢谢。”在数一元一元的钞票时，她的手指在颤抖。这是快一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而离上一次有人——任何人——跟她说好听话，更是比那还要久很多。
有几次她开始拨精神健康咨询中心的电话，却无法让自己拨完电话。后来有一次她的确拨完了，听到指示让她拨另外一个号码，后来这个电话的那头，是个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女的，说话谨慎，跟她解释了程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不管哪天的十点钟之前，爱米莉可以去贝尔维尤医院，下到地下那一层，找上面写着“免预约诊所”的牌子。在那里，她可以跟一个社工见面，可以安排跟一位精神病医生约诊，时间在晚一点的哪天。
“非常感谢，”爱米莉说，但是一直没去。想到去贝尔维尤医院的地下去找免预约诊所，那简直像走进特鲁迪的工作室一样没救了。
有天下午她强迫自己散步走了很远，去格林尼治村——这样一趟，充满了对已经死去的人和事的记忆——在回来的路上，她在人行道上突然停下脚步，因为开始想到一个新主意而感觉血液流动加快。她匆忙回了家，她刚刚一个人待在锁上的门后，就把一个上面满是落尘的沉重的纸板箱从储藏的地方拖出来，一直拖到地板中央。那是一箱子旧信——她一直连一封信都舍不得扔——她一大把一大把地把信拿出来，那些信封移来滑去，乱七八糟地没按时间顺序，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想找的两个信封之一：
马丁·S. 格里高里夫妇
荣幸地宣布他们的女儿
卡罗尔·伊莉莎白
与
彼得·J. 威尔逊牧师
结婚
时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于
新罕布什尔州爱德华兹镇
圣约翰教堂
她记得因为未被邀请去参加婚礼而略微感觉受到了伤害，但是霍华德说：“哦，那样想就傻了；现在结婚没有人大操大办了。”她送过一件昂贵的银制礼品，然后彼得的新娘写来一封挺好的感谢短函，信上语气年轻、让人感动，字迹是那种私立学校式的粗体小字。
她好像花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第二封，时间距现在近得多。
彼得·J. 威尔逊牧师夫妇
宣布获一女
萨拉·简
七磅六盎司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日
“哦，你看，霍华德，”她这样说过，“他们用萨拉的名字给女儿起名。挺好的吧？”
“嗯，”霍华德说过，“很好。”
可是她现在两份通知在手，却拿不准该怎样处理，为了不让自己受此烦扰，她花了很长时间收拾散落一地的信件，又塞回纸箱里，她把纸箱又拖又拉地弄回应该在的阴暗地方。后来她洗干净手上的灰，拿着一罐冰冻啤酒安静地坐着，努力想思考。
四五天后，她才鼓起勇气给新罕布什尔州爱德华兹镇的彼得·J. 威尔逊牧师打了个电话。
“爱米姨妈！”他说，“哇，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你怎么样？”
“哦，我——还行吧，谢谢。你们全家怎么样？小姑娘怎么样？”
他们就这样言不及义地聊着，直到他说：“你还在那家广告公司上班吗？”
“没有，我——事实上，我有些时候没在那儿上班了。事实上，我现在根本没上班。”她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说了两遍“事实上”，这让她咬住了嘴唇。“我现在只是可以说一个人住，有很多空闲时间，我想也就是这个原因”——她轻轻笑了一声——“我想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刚才决定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嗯，太好了，”他说，从他说“太好了”的语气看，显然他已经理解了“现在只是可以说一个人住”是什么意思。“太好了。你有没有上来过？”
“什么？”
“你有没有上来过？新英格兰地区？新罕布什尔州？因为我是说，我们会很高兴见到你。卡罗尔一直想见到你。也许你可以来过个周末还是怎么样。等等，听着，我有个主意，下周末怎么样？”
“哦，彼得——”她的心跳加速了。“这样显得好像是我自己邀请自己过去似的。”
“不会，不会，”他坚持道，“别说这种话——根本没显得那样。听着，我们的地方够大，你完全会很自在的——而且不一定只是过个周末，你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就这样说好了，下星期五，她会坐大巴去爱德华兹镇——要坐六个钟头的车，中间在波士顿停一个钟头——彼得在巴士站接她。
后来的几天里，她的举动上有了种新的自信，感觉自己是个重要的人，一个别人对她有所期望、有人爱的人。衣服是个问题：她的衣服中，适合春天时去新英格兰地区的很少，她琢磨过再去买几件，但那是犯傻：她买不起。启程前一天，她熬到很晚，在浴室里昏黄的灯光下（房东为了省钱，所有浴室里装的都是二十五瓦灯泡），把自己的内衣和裤袜全洗了，之后就无法入睡。星期五一大早，她拎着小手提箱走进港务局巴士总站喧闹的迷宫时，因为缺少睡眠而疲劳不堪。
她本来以为她也许能在大巴上睡觉，但是过了很久，她只是抽了很多根烟，透过她旁边那块带上蓝色的车窗盯着外面，看掠过的风景。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四月天。中午后不久，一阵睡意突然攫取了她；她醒来时一只胳膊麻了，衣服皱得厉害，她的眼球感觉涩得像是上面洒了沙子。只用再过几分钟，大巴就会到达爱德华兹镇。
彼得热情洋溢地前来迎接她。他一把抓过她的手提箱，好像看到她拎着这么沉的东西而不高兴，他领着她向他的汽车走去。走在他旁边挺愉快的：他像个运动员般轻轻松松地大步走路，用那只空手扶着她的肘部。他戴着教士领——她觉得他肯定是属于新教圣公会里很讲究仪式的那一派，既然他一直戴着那条教士领——配的是一套非常整洁的灰色西装。
“这里的乡间很漂亮，”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你挑今天来，可是个好天气啊。”
“嗯，天气很好，当然是——你真好，邀请我来。”
“你能来挺好的。”
“你家离这儿远吗？”
“只有几英里，”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爱米姨妈？从这场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以来，我经常会想到你，我总觉得你就是一位最早获得解放的女性。”
“从什么中解放出来？”
“嗯，你知道——从所有那些说一个女人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陈旧的社会学概念中。”
“天哪，彼得。我希望你在布道中，会做得比那要好。”
“比什么要好？”
“使用像‘陈旧的社会学概念’这种短语。你是什么——现在那种‘新潮’神父？”
“哦，我想我相当新潮，没错。你要是跟年轻人打交道，就必须这样。”
“你今年几岁了，彼得？二十八？二十九？”
“你真的是联系少啊，爱米姨妈。我三十一了。”
“你的女儿多大了？”
“快四岁了。”
“我——很高兴，”她说，“你和你太太给你们的女儿起了你妈妈的名字。”
“好啊，”他说，一边变到超车道，来超过一辆油罐车。又回到行车道上后，他说：“你高兴让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说：我们下次希望生个男孩，可是如果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孩，我们可能给她起你的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嗯，我会非常——那会非常——”但是她没法把话说完，因为她崩溃了，靠着副驾驶座的车门双手捂住脸大哭。
“爱米姨妈？”他怯怯地问，“爱米姨妈？你没事吧？”
真是丢人啊。她跟他在一起还不到十分钟，就让他看到了自己哭泣。“我没事，”她刚能够开口，就说。“我只是——累，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多少觉。”
“嗯，你今天晚上会睡的。这儿的空气很稀薄，而且很纯净，人们说能让他们睡得不省人事。”
“嗯。”她忙着把一根烟点着，她一辈子都依靠这种习惯，来骗骗自己已经镇静下来。
“我妈妈以前经常睡不好觉，”他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总是说：‘安静，妈妈想睡觉。’”
“对，”爱米莉说，“我知道她睡不好，”她特别想说她是怎么死的？却又忍住了，而是说：“你妻子怎么样，彼得？”
“嗯，你很快就会见到她，也会了解她。”
“她长得漂亮吗？”
“哦，哇，那可不用说，她长得漂亮。我想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会对漂亮的女人有幻想，但是这个女孩嘛，可是梦想成真。等你见到她再说吧。”
“好吧，我会的。你们两个人会干吗？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谈论耶稣吗？”
“我们干吗？”
“你们晚上睡得晚，谈论耶稣和复活之类的事吗？”
他很快地扫了一眼她，看上去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你怎么——随着你梦想成真，你们怎样打发时间。”她能够听到自己说话越来越倾向歇斯底里。她把车窗摇下一点，把烟头弹到风中。突然，她有了坚定和振奋的感觉，就像在对抗托尼时感到的那样。“那好吧，出色先生，”她说，“我们说清楚吧。她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你在——”
“彼得，你爸爸以前一天到晚打你妈妈，我碰巧知道这件事，我知道你也知道。她跟我说你们三个孩子全知道。别跟我扯谎话，她是怎么死的？”
“我妈妈是因为肝病死的——”
“——‘在家里摔了一跤而引起了并发症。’哦，我已经听过那番胡说八道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可真是牢牢记下了那一句啊。哦，我就是想听听那一跤的事。她是怎么摔跤的？她是怎么受的伤？”
“我不在场，爱米姨妈。”
“岂有此理，真会逃避啊。你不在场，甚至从来也没问过？”
“我当然问过。埃里克在场；他跟我说她绊在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撞到了头。”
“你们真的以为那严重得会让一个人送命吗？”
“当然有可能，如果摔得严重的话。”
“好吧。跟我说说警察调查的事。我刚好知道警察调查过，彼得。”
“出了这种事，总是会有警察来调查。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什么好发现的。听上去你有点——你干吗要对我不依不饶，爱米姨妈？”
“因为我想知道真相。你爸爸是个很残暴的人。”
车窗外连续不断地掠过树木和漂亮的白色房子，远处高高耸立的，是蓝绿相间的一带山岭。彼得想了很久才回答——久得让她开始担心他在找地方掉头，好把她拉回汽车站，送她回家。
“他是个有缺点的人，”最后他字斟句酌地说，“在很多方面，是个无知的人，但是我不会称他残暴。”
“残暴。”她坚持道，此时她全身颤抖得很厉害。“他残暴、愚蠢，害死了我姐姐——他通过二十五年的残暴、愚蠢和漠不关心害死了她。”
“好了，爱米姨妈，别说了。我爸爸总是尽他所能，大多数人也是尽他们所能。出了这种可怕的事，通常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岂有此理，说的什么呀？是你在神学院里和‘伸出你的另一边脸’一起学到的吗？”
他之前已经把速度降下来，打灯准备转弯，这时，她看到短短一段水泥车道、一块漂亮的草坪和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跟她想象的一模一样。他们到了。他把车开进车库，车库里比大多数人的车库更整齐一点。靠墙有两辆自行车，一辆车的车鞍后面，有个带衬垫的小孩座。
“这么说你们骑自行车啊！”她隔着车顶大声对他说。她动作迅速地下了车，身上还在发抖，一把从后排座位上拎出她的手提箱；接着，因为需要一个响亮的声音来强调她的愤怒，她用尽力气关上车门。“你们就那样做啊。哦，肯定看着很温馨呢：你们两个人星期天下午带着那谁谁去骑自行车，穿着剪短了的性感牛仔裤，晒得黑黑的，双腿细长——你们肯定是全新罕布什尔州的人羡慕的对象…”她已经开始绕过车尾来跟他一起走，可他只是站在那里眨着眼睛看着她。
“…然后你们回来，洗个澡——你们一起洗澡吗——也许你们在厨房里倒酒时捏一下屁股，然后你们吃饭，让小孩睡觉，然后坐着谈了一会儿耶稣和复活的事，之后就是这天的重头戏了，对吗？你和你太太进了卧室，关上门，你们互相帮忙脱衣服，然后哦，天哪——这才是梦想成真呢——”
“爱米姨妈，”他说，“这可是过分了。”
过分。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牙关紧咬，拎着她的手提箱顺着车道往街道方向走去。她不知道该去哪儿，她知道自己显得很可笑，但是不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到了车道尽头，她停住了，也没有回头看。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口袋里装的硬币或者钥匙发出的丁当声，还有大步走路的橡胶鞋底声音：他在走过来。
她转过身。“哦，彼得，对不起，”她说，也不敢正视他。“我没法——没法跟你说我有多么抱歉。”
他似乎很尴尬。“你不用道歉，”他说着从她手里拎过手提箱。“我想你很可能非常累，需要休息一下。”他这时以一种超然而疑惑的眼神看着她，更像是位年轻的精神病专家，而不是神父。
“对，我累了，”她说，“你知道有件事情很滑稽吗？我都快五十岁了，这辈子还是什么事情都弄不明白。”
“好吧，”他心平气和地说，“好吧，爱米姨妈，好了。你赶快进去见见全家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