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我为了黑莓忙得焦头烂额。我们的草地上有整整四分之一英亩很大个儿的黑莓在急等采摘。目前为止，我已经采摘、清洗、做糖浆、冰冻了三十品脱，做了二十罐果酱，可还是赶不及做。就我个人来说，我讨厌黑莓。我这样做，是记着那个人在被问到他为什么想爬埃弗勒斯峰[3]时所说的——“因为它在那儿。”
我整整有半年时间没去看望普奇了。首先，我开车严格限于在本地，至少等我多点自信，头发也再长长一点吧；其次，因为我几乎从来不用汽车。托尼开他的雷鸟车去马格纳姆，埃里克开他的雷鸟车去他上班的摩托车行，彼得开我的汽车去塞托凯特打他的暑期工。
现在一定要说再见，得快快再去黑莓地里了。保重。
爱你的，
萨拉
“这封信你怎么看？”霍华德读完那封信后，爱米莉问他。
“你什么意思？‘怎么看’？只是一封语气轻松的信，如此而已。”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霍华德——写得语气太轻松了。除了提到她头发长长的那一句，你会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家庭主妇。”
“也许她正是愿意那样看自己。”
“嗯，但问题是我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她也知道我知道得更清楚。”
“哦，得了吧。”霍华德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耐烦地在房间里走动。“你想让她怎么做？你想让她每隔五分钟就跟你掏心窝子？跟你说她这个月挨了几顿打？她真那么做了，你又要说你‘不想让她拖累你的生活’。你是个滑稽的女孩，爱米莉。”
那天晚上过了很久，他们在她的床上一番激情之后，她迟迟疑疑地碰碰他的胳膊说：“霍华德？”
“嗯？”
“我问你一句话，你答应跟我说实话吗？”
“嗯。”
“你真的觉得我是个滑稽的女孩？”
一九六七年夏天，他们在霍华德位于东汉普顿的旧家里度假，自从他婚姻完好的最后一年以来，他就一直没去过。她喜欢那里的明亮、宽敞和那座房子里的沙味、草味——在市里待过后，那就像呼吸的是纯氧——她也喜欢风吹日晒过的雪松护墙板，它们在阳光下，闪耀着几乎像是银色的光芒。她不时想到“惬意”这个词（“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们回到纽约后，谁问起来，她都那样说）。她喜欢冲浪，也喜欢看霍华德涉水走进大海，随着每道大浪涌过来而跳起的样子，喜欢他的阳物因为风吹水泡而发皱，变成了青紫色，以至于只有她的嘴唇和舌头（尝到了咸味）才能让它恢复常态。
“霍华德？”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天——上午时，她说，“我在想，也许我可以给我姐姐打个电话，也许我们可以回家时绕点路，去看看她。”
“没问题，”他说，“好主意。”
“可是我是说你完全不介意吗？我们真的要绕很远的路，而且很可能会撞上不堪入目的可怕一幕。”
“真是的，爱米莉，我当然不介意。我一直想见见你姐姐。”
她就打了电话。一个男的接的，但不是托尼。“她在休息，”他说，“我可以留个话吗？”
“哦，不了，我只是——你是谁？小托尼吗？”
“不，是彼得。”
“哦，彼得。嗯，我只是——我是爱米莉，爱米莉·格兰姆斯。”
“爱米姨妈！”他说，“我本来就觉得听着像是你的声音…”
说好了他们会在下午两三点钟时过去一下。“你最好有精神准备，霍华德，”他们终于找到去圣查尔斯的路之后，她说，“这完全会很糟糕。”
“别傻了，”他告诉她。
她本来希望也许是彼得来开门——那样的话，在他们笑着走进客厅之前，就会有拥抱和彬彬有礼的握手（“您好吗，先生？”）——然而是托尼，他把门只打开几英寸，站在那儿一副准备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样子，像是一个决心让自己家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他看到是谁时，眨了眨眼睛退后一步，把门又打开一点，爱米莉心里琢磨在叫过他王八蛋和混蛋，并威胁过要他性命之后，究竟有可能怎样跟他打招呼。“你好，托尼。”她说，“这是霍华德·邓尼格；这是托尼·威尔逊。”
他嘴巴动了一下，咕哝着说他很高兴见到霍华德，然后把他们领进门厅。
萨拉蜷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就像以前老埃德娜那样坐着，脸上带着茫然的笑容。爱米莉盯着她脸上的微笑看了至少一秒钟，才意识到是那儿不对劲：萨拉脸的下半部塌陷着。
“哦，爱米，”她哀声说，一边不奏效地想用一只手遮住嘴巴。“我忘了戴假牙。”
“没关系，”爱米莉说，“坐着别动。”但是显然萨拉已经那样坐了一整天；她也许想起都起不来。
“过来坐我旁边吧，爱米，”互相介绍过之后，她说，“见到你真高兴。”她握住爱米莉的两只手，握的力气大得让人吃惊。爱米莉往旁边伸手搁在姐姐的腿上，让她紧握、抚摸，爱米莉坐在那儿感到别扭，只得挪近一点，直到她们的大腿挨在一起。这时，她也进入一个区域，能闻到浓浓的水果般的酒味。
“…我的亲妹妹啊，”萨拉说，爱米莉则尽量不去看她咧着嘴露出的乌色牙龈。“你们大家都明白这是我的亲妹妹吗？”
托尼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着上面有油漆点的粗布工作服，样子像是个精疲力竭的工人。在他旁边，霍华德不自然地笑着。几个人中，唯一自信的是彼得，他已经长成一个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他也穿着溅了油漆的工作服——客人到来前，他和他爸爸在给房子上油漆——爱米莉喜欢他的长相。他长得不高，也不是特别帅，可是他举手投足之间显得优雅，他的脸上，有幽默和睿智的特点。
“你神学院毕业了吗，彼得？”她问他。
“还要上一年，”他说，“下星期开学。”
“你暑假过得怎么样？”
“哦，还行，谢谢。我去非洲待了一阵子。”
“去非洲？真的？”
有几分钟时间都是他说话，帮了大家一个大忙，省得找话聊天。他把非洲形容为一头“正要开始伸懒腰”的睡着的巨人。说到这里，他把两条匀称的胳膊抬了起来，攥着拳头，做了个睡眼惺忪伸懒腰的动作，这让爱米莉想到肯定有数不清的女孩子会把彼得·威尔逊当做梦中情人。
“哦，爱米，”萨拉说，“我出色的小妹妹啊——我爱你。”
“嗯，”爱米莉说，“挺好的。”她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只因为托尼在盯着她看。“我是说，”她改口说，“你知道，我也爱你。”
“她可不是很了不起吗？”萨拉问大家，“我的小妹妹可不是很了不起？你觉得呢，豪伊？我叫你豪伊可以吧？”
“当然，”霍华德和气地说，“我觉得她很了不起。”
萨拉上次给刮过光头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是她的头发长得还是像平头，样子杂乱，而且毫无光泽。她下方凹陷的脸部再往下，全是松松垮垮、又肿又胀的样子，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很快，别的人开始自己聊起天来，只剩下两姐妹坐在沙发上，爱米莉趁此机会说：“我不知道你的牙齿掉完了。什么时候的事？”
“哦，我不知道，两年前吧。”萨拉的语气还像那次在艾斯利普总院，说起她头上受伤“没什么”时，显得尴尬而又很是轻描淡写。爱米莉意识到那样问得不够委婉时已经太晚了，为了弥补，她攥紧那双苍白的手，那双手也在攥紧她自己的手，她说：“你的气色很好。”
“彼得！”萨拉厉声叫道，爱米莉还以为她可能要说“规矩点”，可是她说：“跟我们说说你在非洲遇到的那个黑人老神父的故事吧。”
“现在别说了，妈妈，”他说。
“哦，求你了。说吧，彼得。”
“妈妈，我真的不想说，好吗？再说那也不算是个‘故事’。”
“当然是，”她坚持道。“彼得在非洲时，遇到过一位很棒的黑人老神父，他——”
“妈妈，你别说了好不好？”他说，同时露出微笑，以说明他并非真的生她的气。只是到了这时，她才肯放他一马。他仍然带着笑容，很轻地噘起嘴唇，似乎给了她一个飞吻。然后他扭头对着霍华德说：“您从事哪方面的法律工作，先生？”
又过了一小会儿，厨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个身躯庞大笨重、眯着眼睛的年轻人进了客厅，他穿着镶满装饰钉的皮夹克和摩托车手皮靴，一副对他们每个人都不怀好意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爱米莉才意识到那是萨拉的三儿子埃里克。他朝爱米莉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跟霍华德握了握手，然后把他的爸爸和哥哥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了很久的话，好像是关于一辆汽车的工作状况问题。谈完事情，他又耷拉着脑袋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九月下午，窗外的树木在风中微颤，斑驳的阴影在多尘的地板上移动。谁都想不出来有什么话好说。
“安东尼？”萨拉平静地说，似乎是提醒丈夫一件个人职责范围内的事。
“嗯。”他应了一声就去了厨房，回来时，拿了一杯好像是橘子汁之类的什么，但是他拿给她时，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他垂着手，手指捏着杯子，靠近他的牛仔裤一侧大腿，他像是偷偷塞到她伸出的手里。开始的几口，她喝得又慢又郑重其事，足以说明里面是伏特加或者杜松子酒。
“谁想来点——咖啡什么的？”托尼·威尔逊问客人。
“不，谢谢了，”爱米莉说，“事实上，我们该走了，要开很远的车。”
“哦，你们不能走。”萨拉跟她说，“你们才刚到呢，我不让你们走。”接着，随着她喝的酒开始有了效果，她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新主意。“彼得，”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一个小忙？”
“什么忙？”
她顿了一下，以带出一种戏剧效果。“去拿吉他。”
他看样子感到发窘。“哦，不，妈妈，”他说，他坐下时搭在膝盖处的那只手做了个否定的小动作，来表明那是不可能的。
“求你了，彼得。”
“不。”
可是萨拉不容他反对。“你要做的，”她解释道，“只是去你的汽车那里拿，带回这儿，然后弹《花落何处》。”
最后还是托尼打破了僵局。“他不想弹，亲爱的，”他跟他的妻子说。
这时爱米莉站了起来，微笑着，以证明她说她和霍华德该走了，并不是说说而已。
萨拉坐在沙发上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没有站起身跟他们告别。
再也没有收到萨拉写的信，也没有电话。圣诞节时，威尔逊夫妇寄来的圣诞卡是由托尼潦草地签的名，而不是萨拉的带着喜悦的笔迹，这一时让人担心。
“你觉得我应该给她打电话吗？”爱米莉问霍华德。
“干吗，就因为那张圣诞卡？不，亲爱的，她有什么麻烦，都会打电话给你的。”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
后来，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某天深夜时分——后来爱米莉算出来是萨拉四十七岁生日前三个月——电话铃响让爱米莉跌跌撞撞下了床。
“爱米莉姨妈？”
“彼得？”
“不，我是托尼——小托尼…我妈妈今天走了。”
她首先想到的——在她领会这个消息前——正像小托尼所说，是“走了”，而不是“死了”。
“她是——怎么死的？”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她的肝病有很久了，”他粗声粗气地说，“所以主要是因为这，另外她在家里摔了一跤也引起了并发症。”
“我明白了。”爱米莉听到自己的声音沉入肃穆之中，电影中的人得知噩耗时，就是那样。这一切都好像不是真的。“你爸爸很受打击吧？”
“哦，他——挺坚强的。”
“嗯，”她说，“替我向他——你知道的——替我问候他。”
* * *
[1] 即旧金山。
[2] “烦恼的冬季”一词来自莎士比亚的剧作《理查三世》，斯坦贝克1961年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以此为题。
[3] 即珠穆朗玛峰。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二章
霍华德的车在修理，他们只得坐火车去参加葬礼。
“在杰麦加换车，”列车员对他们说。
在去圣查尔斯的一路上，爱米莉的视线穿过脏乎乎的车窗，看着缓慢移动的郊区，任由自己沉浸在对姐姐的回忆中。二十岁时的萨拉，穿着借来的衣服，显得雍容典雅，抱怨说她不关心什么破复活节游行；十六岁时的萨拉，戴着牙套，天天晚上在水池边弯腰洗她的运动衫；十二岁时的萨拉；九岁时的萨拉。
九岁或者十岁时，萨拉是两个女孩中远远更具想象力的。她会拿一本卖一角钱的沃尔沃斯版纸娃娃书，把娃娃和它们戴着垂饰的衣服剪下来，从来不会剪错，她还赋予每个娃娃以个性，会决定哪个娃娃最漂亮、最受欢迎（如果她觉得衣服不够漂亮，她会设计和制作出一套更漂亮的，用蜡笔或者水彩颜料）；然后她会把所有别的娃娃在臀部位置往前折一下，让它们像听众一样坐着；她会让表演者站直，让她像真的歌手一样微微颤抖，让她唱《欢迎你，美好的春天》或者《寻找银边》，她也会唱这两首歌的歌词。
“你没事吧，爱米莉？”霍华德碰了碰她的胳膊问。
“当然，”她说，“我挺好。”
年轻的埃里克在火车站接到了他们，他戴着反光太阳镜，穿着廉价的黑色西装，他的粗手腕从袖子里伸出来，样子像是厚厚的肉块。
“彼得还在家吗？”
“都在这儿，”他说，一边娴熟地开车拉着他们在车流中穿行。
这会很糟糕，唯一要做的是熬过去，无论如何撑过去，还要尽量记着霍华德·邓尼格跟她一起呢。他一个人坐在埃里克的车上的后排座位，但是她稍微转下头，就能看他熨得整整齐齐的牛津灰法兰绒裤子，让她感到安心。
“不会办一场真正的葬礼，”埃里克握着方向盘说，“我们只是会举行一个小仪式，在——你知道的——在墓旁边。”
后来他们就都走在墓牌间的新草上，头上是蓝色的天空，爱米莉想到要是他们在长岛最拥挤的这一带有私家墓地，说到底，威尔逊家还是个望族啊。萨拉敞开的墓穴上盖着防水油布，她那具合上的棺材放在一个小装置上（那个装置会把棺材放下去），棺材看上去很小——除了在爱米莉小时候的记忆中，她的体型一直不是很大。不远处，看着比较新的墓碑中一个上面写着：“埃德娜，杰弗里挚爱的妻子。”爱米莉这才知道老埃德娜已经去世，奇怪的是萨拉居然没跟她说过，她心里记着葬礼结束后，要问问她这件事，接着猛然醒悟她再也无法问萨拉任何事了。她像个寻求爸爸原谅的小孩一样，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指兜着霍华德的胳膊。她几乎能听到萨拉的声音说：“没关系，爱米，没关系的。”
他们的左边，站着一个看上去性格温和的大块头男人，在哭泣，要么是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绷着嘴唇，眨着红红的眼睛；紧挨着他的，是一个主妇模样的少妇，带着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小孩子、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和一个扯着她裙子的女孩。那是小托尼和他妻子、婴儿以及继子女。牧师也在那儿，紧紧抓着他的祈祷书。他们在等别的送葬者来。
远处几辆小汽车的车门砰砰地关上了，很快，一群人出现了，走得较快。中间是托尼，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聊得热火，好像又说又笑，他一次次做着几年前他在告诉杰克·弗兰德斯马格纳姆喷气式战斗机起飞速度（“嗖”）时做过的动作——掌心对着太阳穴往正前方劈去。他旁边那个男的微笑着点头，有一次用拳头捣托尼的肩膀。从他们的衣服和动作——衣服浆洗过，动作有力，是中等偏下阶层——爱米莉想到这些人是托尼在马格纳姆工厂的同事；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彼得和另外一群一脸严肃的年轻人，跟他岁数差不多，看样子是研究生。
在往爱米莉和霍华德站的地方走来时，托尼还在说：“…直直往前，对吧？”他问他旁边那人。“绝不回头看”——他做了那个手心对着太阳穴的动作——“一切都直直往前。”
“对，托尼，”那人说，“没错。”
“哦，我说，”托尼眨着眼睛说。“你好，爱米。”他的眼窝又红又肿，似乎他用力把拳头往那里捅了很久。
“你好，托尼。”
接着他看到霍华德，跟他握了手。“很高兴见到你，豪威格先生[1]。我说，我们有个人上个月去了你们公司；我跟他说：‘我认识那儿的法律顾问，也许能帮上你的忙。’也许你会碰到他；很他妈不错的人，叫——哦，不，等一下。是联碳公司。”
“嗯，”霍华德说，“两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接着托尼再次用通红的眼睛看着爱米莉。他似乎想告诉她什么事，却不知道怎样表达。“我说，”他说着把手举起来，手心在一只眼睛旁边。“直直往前，绝不往后看，绝不往两旁看——”那只手猛地往前，“直直往前。”
“对，托尼，”她说。
仪式开始时，马格纳姆公司的人和那几个研究生远远地站在后面。彼得——他的眼睛和嘴巴看上去除了担忧没有别的感情——他把他爸爸领到墓穴一侧，紧紧扶着他的上臂，像是不让他跌倒。那位牧师拖长声音念出教内的话时，托尼的下巴张开了，几缕口水挂在他颤抖的双唇之间。
“…地归地，”牧师在说，“尘归尘，土归土…”然后他捏碎一把土，洒在萨拉的棺材上，以象征她的埋葬。
之后就结束了，他们都走出墓地。彼得把他爸爸交给了马格纳姆工厂的人，这时他跟爱米莉和霍华德一起走，他说：“你们会跟我们回去坐一会儿，对吧？这边，我们坐我的车。”
除了他的手在打火和握方向盘时有点颤抖，他似乎完全控制着自己。“那几个年轻人是我在神学院的朋友，”他开着车说，“我没让他们来，他们知道这件事，就自己来了。人们有这么好的心肠，总是让我感到吃惊。”
“嗯，”爱米莉说。她想问她是怎么死的，彼得？跟我说实话；她却只是扭头看着路边掠过的颜色鲜艳的超市和加油站。“彼得，”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爷爷好吗？”
“哦，他挺好，爱米姨妈。他本来今天想来，可是觉得身体不行。他在疗养院住了有段时间了，你要知道。”
那幢老房子比爱米莉记得的还要凄凉，令人望而生畏。小托尼的一个继子女格格笑着给他们开了门，然后又跑开躲到有霉味的客厅里；去过葬礼的其他人都围着餐桌而坐，上面随便放着做三明治的材料、几瓶啤酒和汽水。一帮人在那里很热闹。
“…这个家伙，”马格纳姆工厂的一个人在说，一边开心地捶托尼的肩膀，“这个家伙钓到一条小得可怜的河豚鱼，激动坏了，我看他要把那条小船给弄翻了。”
捶的那一下让托尼——他眼睛还在肿着——哈哈大笑着扭了一下身子，把一罐啤酒举到嘴边。
“我给你来点什么吗，爱米姨妈？”彼得问。
“不，谢谢了。嗯，好吧——我来瓶啤酒，要是够多的话。”
“您呢，先生？”
“暂时什么都不要，谢谢，”霍华德说，“我没事。”
“不，可是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回我们一块儿出去。”那个马格纳姆工厂的人说。第一个钓鱼故事的成功让他满脸通红，他又开始讲第二个，好像也没注意到多数人都没听他讲话。“那次都有谁跟我们在一块儿，托尼？你，我，弗雷德·斯洛维克——我忘了。反正我们…”
“谁还要肝肠[2]？”小托尼问。他在问大家的三明治要怎样做。“你想要一般的芥末酱还是小孩屎？”他的妻子显然已经把小孩放下睡着了，她正在尽量为一个生气的五岁小孩擦干裙子上洒的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