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出来我怎么有可能让你想到了她，”她说，“毕竟她是个年轻女孩，我都快四十岁了。”
“我知道，你们俩事实上长得根本不像，除了她的胸部也小，你们的腿长得一样，只是偶尔，你们有些动作——不可思议啊。”
还有一次，他回家时情绪低落，晚餐时喝了很多葡萄酒，他坐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喝兑水威士忌，喝了很长时间，一声不吭，最后他开了口，让人觉得他永远都停不下来。
“…不，可是你得理解琳达的事，”他说，“并非只因为她曾是我的妻子，她还曾经完全是我理想中的女人。她当时——我该怎么解释呢？”
“你不用解释。”
“不，我要的。我得在我脑子里理清楚，否则永远不可能放下她。我跟你说说我是怎样遇到她的。试着理解一下吧，爱米莉。我当时四十二岁，可是我感觉比那还老。我结过婚，也离过婚，我已经有过好像数不清的女孩，我想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尽我所能寻觅过了。我当时去东汉普顿待了两个星期，有人请我去参加一个派对。那里有个灯光游泳池，树上挂着日本灯笼，辛纳特拉的歌声从房子那面传过来——就是那种玩意儿。参加派对的人什么都有：有很多拍电视广告的演员，几个童书插图作者，几个作家，还有几个穿着齐膝短裤、想显得有艺术味的生意人。妈的，爱米莉，我一扭头，这个尤物躺在一张白色的躺椅上。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皮肤、那样的眼睛、那样的嘴唇。她当时穿着——”
“你真的要告诉我她当时穿的是什么吗？”
“——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短裙，我喝了一大杯酒来壮胆，走到她跟前说：‘嗨，您是哪一位的太太吗？’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她当时太腼腆，要么我想是太矜持，所以她脸上没有笑容——她还——”
“哦，霍华德，这是犯傻，”爱米莉说，“你只会把自己弄得太激动。你真是个要命的浪漫家伙。”
“好吧，我会尽量简短地说，我不想让你烦。”
“你没有让我‘烦’，只是你在——”
“好吧。问题是，就在第二天晚上，她就到了我的床上，之后是每隔一晚上。我们回到市里后，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了我的公寓。她当时还在上大学——她上的是巴纳德大学，跟你一样——她每天上完课后，会急忙赶到我那里，好在我回家时她也在家，我没法跟你说那有多么美好。回家时，我会给自己打气，想着不，那美好得好像不是真的，她不会在家——而她总是在。我回想那段时间，开始的一年半，是他妈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
他这时端着酒杯站起身来回走动，爱米莉还算有头脑，没有打断他的话。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想让那热情减少了一点——更多是在她那边，而不是我。我还是——嗯，我讨厌老是说‘快乐’，可那是唯一合适的词。也自豪，非常自豪。我把她带到一些地方，别人会祝贺我，我记得我会说：‘我不相信她的话，到现在还是一点都不能相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相信她说的话，开始想当然地对待她，谁都不应该那样想当然地对待任何人。开头几年里，她爱说我从来不会让她烦，我把这看作是高度赞美，可是到了最后阶段，我不记得她还说过那种话。我很可能开始把她烦得要命，用我的自负、我的姿态和我的——我不知道，我的自怜。我想就在那时，她开始变得心里不安定，差不多在我开始让她烦的时候。他妈的，爱米莉，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她有多好？那是无法形容的。温柔，深情，同时她又顽强，我说的‘顽强’，完全没有贬意，我是说有韧性、勇敢；她看待世界，完全不会感情用事。聪明！天哪，有时候看她以一种天生的洞察力，把某件难以捉摸的复杂事情一语道破，几乎让人感到害怕。她还很风趣——噢，她不会坐在那里说些蹩脚的俏皮话，只是对任何虚伪、做作的事，她眼神锐利，一眼就能看出荒唐之处。她当时是个极好的伴儿。我干吗老是说‘当时’？并不是说好像她已经死了。她当时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伴儿，现在她会是别的某个男人极好的伴儿——要么不止一个男人。我想她会尝试相当数量的男的，然后才会再次安定下来。”
他一屁股坐到一张扶手椅上，闭上了眼睛，开始用大拇指和食指按摩他窄窄的鼻梁。“现在有时候当我想到她在那种情形下，”他用单调得几乎是呆板的声音说，“当我想象她在那里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为他张开两条腿，然后——”
“霍华德，我不让你这么做，”爱米莉说，同时也站起来以加强语气。“这是感情脆弱啊——你表现得就像是个害相思病的小男孩，很不合适。况且，这也不是很——”她根本拿不准是否应该说完那句话，但她还是说了“——不是很考虑我的感受。”
那句话让他睁开了眼睛，可是接着又闭上。“我还想着我跟你是朋友呢，”他说。“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应该能够无所顾忌地跟朋友谈谈。”
“你有没有想过，我也许会有点吃醋？”
“嗯，”他说，“不，事实上，我以前没有想到过，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为过去的事情吃醋？”
“哦，霍华德，得了吧。如果整个晚上我来摆一摆我认识的男人很棒、很棒的优点，那会怎么样？”可是那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她可以跟霍华德讲她任何一个男人的任何事情，他都无所谓。
那年的十二月，国碳公司派他去加利福尼亚出差两星期。
“我想你去那儿会去见琳达，对吧？”他准备出发时，她说。
“我看不出怎么可以，”他说，“我会在洛杉矶，她在圣弗朗西斯科[1]北面很远的地方，那是个大州，况且我——”
“况且你什么？”
“况且我没什么，我好像合不上这个破手提箱。”
那两个星期过得很糟糕——他只打过两次电话，在快结束时——不过她挺了过来，他也的确回家了。
然后在二月里的一天深夜，他们正要睡觉时，萨拉打来了电话。
“爱米，你一个人吗？”
“嗯，不，事实上，我——”
“哦，你不是一个人，我明白了。我本来希望你是。”萨拉说话的节奏和音色，让人真切地想起圣查尔斯那幢可怕的老房子——霉味，寒冷，挂在墙上盯着人看的祖先，厨房里垃圾桶的气味。
“怎么了，萨拉？”
“这么说吧，用约翰·斯坦贝克的话来说，这是个烦恼的冬季。”
“我想那不是斯坦贝克最早说的[2]，宝贝，”爱米莉说，“托尼是不是——”
“对，我已经下了决心，爱米。我不在这里待了，想过去跟你一块儿住。”
“唉，萨拉，问题是——恐怕不行。”她扫了一眼霍华德，他穿着浴袍站在几英尺外，在听着，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她已经跟他说过她的姐姐。“问题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住。”
“哦，你是说你有个——我明白了。嗯，这样的确又复杂化了，不过我无所谓，反正我要离开了，我会住到廉价旅馆之类的地方。不过听着，你看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我也可以写广告文案。我一直能够——你知道——弄点文字。”
“要比那稍微要求高一点，”爱米莉说，“需要好几年才能做上我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你最好先去试试其他类型的工作。”
“哪一种？”
“嗯，也许当个接待员，或者类似那样的。”她顿了一下。“哎，萨拉，你百分之百确定了要这样做吗？”爱米莉双手握着电话，咬着嘴唇，想琢磨出自己的动机。没多久前，她劝过姐姐离开家庭，现在却在劝她留下来。
“哦，我不知道，爱米，”萨拉说，“我想我对什么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一切都这么——这么混乱。”
“托尼在吗？”爱米莉问，“我能跟他说话吗？”当托尼喝醉酒似的嘟嘟囔囔地接过电话时，她觉得那天晚上她在旅馆体验过的振奋感马上回来了，让她感觉舒服。“听着，威尔逊，”她开始说了，“我叫你别惹我姐，听清楚了吗？”随着自己抑扬有致的声音，她明白了自己干吗要这样做：她在做给霍华德看，这会证明她并非总是温柔而深情，她也可以顽强、有韧性、勇敢；她看待世界，完全不会感情用事。“…我想让你管住你那双操蛋的大手，”她说，“我要是个男人，今天晚上就会过去，让你后悔你长了手。听清楚了吗？叫萨拉来听电话。”
电话里传来刮擦什么东西的闷声，似乎萨拉再来接电话，需要把沉重的家具挪开。等她接过电话，马上便清楚的是，她已经改变了主意。
“对不起，我这样来麻烦你，爱米，”她说，“我大概一开始就不应该给你打电话。我会没事的。”
“不，听着，”爱米莉感觉如释重负，她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另外我会留意一下《时报》上的招聘广告，好吗？只是我觉得现在就直接来不是很明智，没别的了。”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吧，爱米，谢谢。”
电话又放回后，霍华德递给她一杯酒，说：“真是可怕，肯定让你一直很为难。”
“只是我完全无能为力啊，霍华德，”她说。她想让他搂住，她就可以趴在他肩膀上哭，但他没动。
“嗯，”他说，“事实上你可以让她在这里住段时间，我们可以去我那儿住。”
“我知道，我也的确这样想过；但问题是，住的事只是个开头。你根本不知道她有多么无助——一个滑稽的小个子中年妇女，衣服很糟糕，牙齿不好，根本没什么技能——她甚至只会用两个手指打字。”
“哦，我想还是有些事情她可以做的，我也许甚至可以帮她在国碳公司找个什么事情做。”
“那她就成了我们的负担，”爱米莉不想说得那么难听，但还是说了。“要是她在这儿，我们一分钟都摆脱不了她。我不想让她来，霍华德。我知道这样听着不像话，可是我不想让她拖累我的生活。你要是理解不了，我想这只是太——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好吧，”他说着，脸上既是微笑，又在皱眉。“好吧，悠着点吧。”
几个星期过去，又来了第二个电话，差不多是晚上同一时间，这次是托尼打电话，他听上去又喝醉了。她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因为背景里有听不清楚的别人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开得太大的电视声音。
“…你姐姐住院了，”托尼的声音说，他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像是一个脾气不好的警察在向受害者的直系亲属通报。
“医院？什么医院？”
“艾斯利普总院，”那个声音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她就应该去那儿。”沉默中，只能听到电视发闷的嗡嗡隆隆声。
“哦，天哪，霍华德，”爱米莉挂上电话后说，“她在艾斯利普总院。”
“那是什么？”
“我妈就在那儿，是州立医院。疯人院。”
“嗯，爱米莉，听着，”霍华德语气温和地说，“她丈夫不可能说把她送去就送去了，如果她去那儿住院，只有可能是哪位医生决定把她送到那儿治疗。现在不是十九世纪，没人说‘疯人院’了。那是一家现代的精神病院，另外——”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霍华德，我知道，我去那儿看过我的妈妈。里面有二十到五十栋巨大的砖建筑大楼；甚至等你到了那儿，你还是弄不清楚它有多大，因为里面有很多树。你走在那些小路上，想着这还不算很糟糕，然后树中间又迎来两栋大楼，又是两栋，又是两栋。这些大楼装有铁窗，有时候，你能听到有人在尖叫。”
“别这么绘形绘色了吧，爱米莉，”霍华德说，“首先要做的，是打电话给医院，查明她为什么会入院。”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另外，他们绝对不会告诉我——电话上一个陌生的声音。他们肯定在这方面有规定。你得是个医生，才能——”
“或者是个律师，也许吧，”他说，“有时候当个律师会方便一点。我明天会查出来对她的诊断是什么，明天晚上告诉你。好吗？现在去睡觉吧，别表现得像是个演员。”
第二天晚上他回家后，他说：“急性酒精中毒。”接着又说，“哦，好了，爱米莉，还不算很糟糕。她要做的，只是把酒戒掉，他们就会让她出院了。这并非好像‘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之类。”
那天是星期一，直到星期六，爱米莉才有时间坐火车去艾斯利普总院，带了两盒香烟（一盒给她姐姐，一盒给她妈妈）；在月台上，一群样子邋遢的的士司机——他们就在车站和医院之间来回穿梭，一趟一块钱，好像挣钱挺滋润——围着她吵吵嚷嚷，她跟其中一个点了点头，后来她就身处那个由树木和大楼所组成的、让人不辨方向的迷宫。
萨拉住的那栋大楼是其中比较旧的——有种世纪之交时的样子——爱米莉在楼上一处罩得很严实的阳台那里找到了她，她正坐着跟另外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聊得投入。她们都穿着印花家常服，脚上是棉拖鞋，萨拉的头部上方用白色的什么裹着，乍一看像是头巾——四十年代初流行过的那种——后来发现是绷带。
“爱米！”她大声说，“玛丽·安，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出色的妹妹——我刚才正跟你说的那个。爱米，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玛丽·安·波尔切克。”
爱米莉对着那张颜色不好、面带畏惧的小脸庞微笑了一下。
“我们坐这儿吧，可以聊一聊，”萨拉说着，把爱米莉领到午后阴影下的几张椅子那儿，她脚步缓慢。“哎呀，你真好，大老远赶过来。哦，你还给我带来了香烟，你真是太好了。”
“你是说那位女士是你在家里最好的朋友？”她们坐下后，爱米莉问，“要么只是在这里？”
“只是在这里，她人特好。你真的不应该这么远赶过来，亲爱的，再过两星期我就能出院了。”
“是吗？”
“嗯，顶多三星期吧，我的医生这样说。我只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事实上，我关心的只是一号前出院，小托尼那天到家。我跟你说过他因病退伍的事批下来了吗？”托尼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臀部受伤，让他得以不用去越南；关于他的另外一件新闻，是他跟一个加利福尼亚女孩结了婚。“我真等不及想看看他，”萨拉说，“他已经决定跟她的一家人在圣查尔斯安家。”
“她的一家人？”
“嗯，他娶的那个女孩有两个孩子，你要知道。”
“哦。他会做什么？”
“还去汽车修理厂，我想。他们很想让他去。”
“我明白了。哎，萨拉，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萨拉的微笑似乎一定要证明一切都挺好，爱米莉也注意到她的牙齿很白：她肯定请人补过，也清洗过。
微笑是微笑，还是必须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头是怎么弄伤的？”
“哦，那件事可真蠢，”萨拉说，“全都怨我。有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因为睡不着，就下楼去倒杯牛奶。回来时，我楼梯几乎上完时，却滑了一下，一路摔了下去。可不是很蠢吗？”
爱米莉觉得自己的嘴巴咧了咧，也许能被视为表示同意而露出的微笑。“你伤得厉害吗？”
“不，不，没什么。”萨拉随便指了一下头上的绷带。“这没什么。”
并不是没什么，他们在裹绷带前，肯定不得不给她刮了光头——裹得那么紧——爱米莉差点想说他们给你刮了光头吗？不过想想还是没说。“嗯，”她于是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真不错。”
有一会儿，她们只是坐着抽烟，只要接上眼神，都会露出微笑，来说明一切都挺好。萨拉不知道爱米莉已经知道“急性酒精中毒”的诊断；爱米莉琢磨有没有可能以什么委婉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认为没有。她们坐在那儿时，有一点变得清楚了，那就是从此以后，萨拉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如今不再有信任了，不会再打电话，也不会求助。
“你——觉得等你回家后，都会没事吗？”爱米莉说。
“你指是什么？”
“你觉得你还会想来纽约吗？”
“哦，不了。”萨拉显得尴尬。“那只是犯傻。对不起那天晚上要给你打电话。我当时只是——你知道——又累又心烦意乱。那些事情过去了。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别的没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留意招聘广告，”爱米莉说，“另外我有个朋友，他觉得也许能给你在国碳公司找个事情做。你也完全可以在我那里住一阵子，直到你安顿下来。”
萨拉摇起了头。“不，爱米。现在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忘了吧，好吗？”
“好吧，只是我——嗯，好吧。”
“你这次来，要不要去看看普奇？”
“我本来就那样想，要的。你知道怎么去她那栋楼吗？”爱米莉马上就意识到这话问得傻：萨拉给关在一栋大楼里，她又怎么能知道任何别的大楼在哪儿？“没关系，”她马上说，“我能找得到。”
“嗯，”萨拉说着，一边慢慢站起来。“我想你最好该走了。你来我很感谢，亲爱的；见到你太好了。代我问候普奇。”
爱米莉出去又走在树下，她走了很远，才意识到她不记得门口那人说的是走过三栋大楼，然后右拐经过四栋大楼，还是走过四栋大楼，然后右拐经过三座大楼，也没有别的人可以问。有个路口的标牌上写着E-4至E-9，根本没用，下面还有一个标牌上写着“太平间”。远处，有两根一模一样的大烟囱直刺灰色的天空，很可能只不过是发电厂——她知道——可她还是纳闷那里会不会是火葬场。
“对不起，先生，”她跟一个坐在一张长椅上的老头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别烦我，小姐，”他说，然后用拇指堵住一个鼻孔，往前倾着身子，从另外一个鼻孔擤出一道清鼻涕。“别烦我。”
她尽量不去想那个老头，继续走，直到一辆的士在路边慢下来，司机探出脑袋说：“打的？”
“好的，”她说，“谢谢。”
真的没关系，的士往火车站方向开去时，她这样自我安慰。老普奇只会不出声地躺在那儿，脸上一副脾气坏得不可救药的样子；她会伸手接过香烟，可是她不会微笑，不会说话，大概也根本不会表现出她知道爱米莉是谁。
回到市里，她等了足足超过三个星期，才打电话去圣查尔斯，想看看萨拉回没回来。她是在上班时间打的，有天上午晚些时候，这样托尼就不会在家。
“…哦，嗨，爱米…哦，当然…我已经回来好几天了…你问谁还好？”
“我是说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小托尼在这儿，跟他妻子还有他妻子的孩子，所以这儿有点像是个疯人院。他妻子很好，怀孕好几个月了。他们要在这儿住段时间，我们在帮着他们找房子。”
“我明白了。嗯，一定要保持联系啊，萨拉。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就开口——你知道——任何我可以做的。”
萨拉的确保持了联系，但不是打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她给爱米莉写了封信。信封上，还是以前那种少女般活泼的笔迹，可是那封信本身是打出来的，有很多用圆珠笔标着的改动地方。
亲爱的爱米：
我给你写信，而不是打电话，因为我想试试彼得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打字机。这是一台安德伍德牌便携式，二手的，这儿那儿还有点毛病，可是能打字！把它清洁一下，调整一下，很快我就能用得得心应手。
是个男孩！八磅七盎司，他长得真像他的爷爷，我的丈夫。（这让我的丈夫很生气，因为让他倾向感觉自己像是个爷爷，他不喜欢这样想。）我刚刚做好了一个小摇篮。再也不要做了！我准备的材料，是一个装衣服的大篮子、一些泡沫橡胶、一些有衬垫的人造革、一些被单布、一些图钉、还有长得不得了的蓝色缎带。这是个勇敢的开始。一星期后大功告成。我得意洋洋，但是精疲力竭，就开车把它送到小托尼家，却没人在家。这个破东西在我的旅行车上搁了两天，才终于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