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让卡森主宰了整场谈话；他宁愿只是坐在那里，像养尊处优的年轻牧师一般安详，笑对一桌朋友，心满意足。这是他在欧洲最快乐的一个夜晚，有多快乐卡森根本想不到。这几个小时填补了他过去几个月来的空虚，从那天卡森对他说“那么，走啊，难道你不能一个人去戛纳吗？”开始。它弥补了他在炎热的日子里，在十字大街上数小时的行走，直走到脚上磨出水泡，像个傻子似的看着沙滩上那些几乎全裸的姑娘们；它弥补了他去尼斯，去蒙特卡洛，去圣保罗一德一芳斯注拥挤无聊的汽乍旅行；它弥补了那天他在一个阴险的药剂师那儿花三倍多的价钱买下了他找到的唯一一副太阳镜，路过一间商店时，他看到玻璃橱窗里自己的样子，像条大盲鱼；它弥补了他在里维埃拉时的那种感觉，虽年轻、富有且自由，却只觉得白天、夜晚晚都很可怕——里维埃拉！——那种无所事事的感觉！第一周，他曾跟个妓女打过交道，她有着精明的微笑，她坚持要高价，看到他身体时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恶心表情吓得他痛苦到无法勃起；其他大多数夜晚，他从一间酒吧辗转到另一间，喝得醉醺醺，直喝到呕吐，他害怕妓女，害怕被别的姑娘拒绝，甚至害怕跟别的男人交谈，以免他们把他当成男同志。他整个下午泡在类似折扣店的法国廉价商店里，假装想买挂锁、剃须膏和便宜的锡制玩具，穿行在不新鲜的空气里，连嗓子眼里都往外冒着回家的渴望。一连五个晚上，他去看美国电影，寻求黑暗的庇护，就像多年前他在丹佛，为了摆脱叫他猪油佬普拉特的那帮男孩时做的一样。当这些娱乐活动全结束后，他回到旅店，巧克力冰淇淋的味道还堵在嗓子眼里，他独自哭着睡去。可是这一切现在消失在席德无比美妙优雅的钢琴声里，消失在卡森睿智的笑容的魔力里，消失在每当音乐停下时卡森抬手鼓掌的模样里。
午夜过了，除了席德，人人都有点醉了，卡森问他离开美国多久了。“从打仗起，”他说。“我跟着部队来的，再没回去。”
肯，沉浸在甜蜜与幸福之中，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敬酒道：“凭上帝之名，愿你永远也不必，席德。”
“为什么，‘不必’？”杰奎琳说。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上去严厉清醒。“你为什么那么说？”
肯惊愕地看着她，“呃，我只是说．_一你知道——他永远不必出卖什么，什么都不必。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的。”
“这是什么意思，‘出卖’？”直到席德低沉地笑起来，这尴尬的沉默才被打破。“别紧张，亲爱的，”他说，然后转向肯。“你知道，我们不那样看。事实是，我这是迂回之计，我想回美国，在那里挣点钱。对此我俩想法一样。”
“嗯，可你在这里干得很好，不是吗？”肯说，几乎在求他了。“你挣的钱也够多了，一切也满意，不是吗？”
席德耐心地笑笑。“但我说的不是这种工作，你知道。我是说真正挣大钱。”
“你知道默瑞·戴蒙德是谁吗？”杰奎琳问道，眉毛高高扬起。“拉斯维加斯夜总会的老板。”
可是席德笑着摇摇头。“亲爱的，等一下——我一直跟你说，不要指望什么。有天晚上，默瑞·戴蒙德碰巧来了这儿。你知道，”他解释道。“并没待多久，但他说这周哪天晚上会尽量抽时间过来。这是我的好机会。当然，就像我说的，不要指望什么。”
“呃，天啊，席德——”肯困惑地摇摇头；接着，他脸绷得紧紧的，显出愤怒的神情，一拳砸在桌上，拳头弹了起来。“为什么要把自己当妓女？”他问道。“我是说，见鬼，你知道，在美国他们会让你出卖你自己的！”
席德还是笑着，可是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我想那只是你的看法，”他说。
对肯而言，最糟的莫过于卡森立即来救场。“噢，我想肯说的并不是听上去的那个意思，”他说，在肯含糊不清地道歉时（“不，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卡森继续说着别的事，说着只有他才会说的轻松、机灵的话题，直到所有的难堪都烟消云散，到说晚安时，只有握手、微笑，彼此许诺不久还要再聚。
可一俟他们走出酒吧来到街道上，卡森就转身对着肯。“为什么你非得那么该死的幼稚呢？难道你看不出刚才有多尴尬吗？”
“我知道，”肯说，赶紧跟上卡森的长腿，“我知道。可是见鬼，我对他很失望，卡森。问题在于以前我从没听他这样说过。”当然，此处他略去若干，因为除了那次羞涩的交谈并打电话到哈里酒吧外；他根本就没听席德谈过什么，那晚打完电话后肯逃回旅店，还担心逗留过久而惹人生厌。
“好，可是即使这样，”卡森说。“难道你不觉得，这个人想怎么对待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事么？”
“好吧，”肯说，“好吧。我跟他说对不起了，是不是？”此时他这般低声下气，以至于过了好久才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表现得并不太坏。毕竟，今晚卡森唯一的胜利只是那种外交手腕，安抚情绪而已；而他，肯，表现得更引人注目。幼稚也好，冲动也好，难道那样说出他的想法不是一种尊严吗？现在，他舔舔嘴唇，边走边看着卡森的侧影，他端平肩膀，尽量走得平稳，不晃动，尽量大步向前，尽量男子气概一点。“我只是忍不住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他深信不疑地说。“当我对某人失望时，我会表现出来，就那样。”
“好吧，算了。”
虽然难以置信，但肯几乎确定，他从卡森的声音里听出了勉强的敬意。
第二天干什么都不顺。阴沉沉的下午让他们俩也很消沉，火车站附近有间荒凉的咖啡馆，是工人们爱去的地方，他俩坐在那里发呆，彼此很少交谈。这一天开头就好得不同寻常——这本身就是麻烦。
他们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吃过午饭后去海滩，肯只要不是让他单独去那里，也并不介意。没用多久，他们轻松、得体地搭上两个美国姑娘，这种事情卡森驾轻就熟。一分钟前，那两个姑娘还是愠怒的陌生人，往身上抹着香喷喷的防晒油，一副只要有人打扰她们，就会叫警察的样子；接下来一分钟，她们对卡森说的话乐不可支，挪开屁股和她们的带拉链的TWA注蓝色小背包，给不速之客腾地方。那个高个姑娘归了卡森，她有着修长结实的大腿，聪颖的双眸，头发往后轻甩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美，而那个小个子姑娘是肯的——满脸雀斑，对输赢看得开，十分可爱。她每一次开心的瞥视、每个手势，都说明她早已习惯甘居人后。肯呢，肚子深深埋在沙子里，两手握拳叠起，支着下巴，微笑着贴近她温暖的双腿。几乎没有一点通常这种场合下谈话时的紧张感觉，甚至当卡森和那个高个姑娘起身跑向水里，溅起一片水花后，他也能提起小个姑娘的兴趣：因为她说了好几次索邦学院“一定很迷人”，她对他不得不回丹佛颇为惋惜，不过她也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事情”。
《星尘》来了个优雅的结尾，席德站了起来，沉浸在热烈的掌声中，该他休息了。当他从前面走下低台，正好耸立在他们桌前，那张大脸因汗水而发光；他径直看着戴蒙德那一桌，从他们桌边擦过，停在戴蒙德桌前说：“谢谢您，先生，”然而在他穿过人群走到吧台前去，戴蒙德并没有张口说话。
“我猜他觉得他没看到我们，”卡森说。
“幸好没看到，”肯说。“不然，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
“不是吧你？我想我知道。”
酒吧里闷得很，肯的科涅克样子看着让人讨厌，闻上去味道也不好。他用粘乎乎的手指松开衣领、领带。“走吧，卡森，”他说。“我们走吧。我们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卡森没理他，看着酒吧里正在发生的事。席德喝了点杰奎琳递给他的东西，接着消失在男洗手间里。几分钟后，他出来时，脸上干爽了，人也平静下来。卡森转过身，研究着他的杯子。“他来了。我想，为了戴蒙德，我们现在要打个大大的招呼。看着。”
转眼间，席德的手指拂过卡森的肩头。“嗡嗡嗡，嗡嗡嗡！”他说。“今晚过得怎么样？”
卡森很慢很慢地转过头，抬起沉重的眼皮，刹那间遇上席德的笑容，那神情仿佛一个人在看着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的侍者那样。接着，他转过身继续喝他的酒。
“噢一喔，”席德说。“可能我做得不对。也许我碰错了肩膀。我还不太熟悉这些规则。”默瑞-戴蒙德和金发姑娘看着他们，席德冲他俩眨眨眼，当他侧身从卡森椅子后面走过时，他的拇指摩挲着衣领上IBF的襟章。“戴蒙德先生，我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他说。“酒吧人士协会。麻烦的是，我还不太熟悉那些规章制度。”当他拂卡森另一个肩膀时，几乎吸引了酒吧里所有人的注意。“嗡嗡嗡，嗡嗡嗡！”这次卡森吓得往后一退，拉开自己的上衣，看了肯一眼，疑惑地耸耸肩，仿佛在说，你知道这个男人想干什么吗？
肯不知道是该咯咯笑呢，还是该呕吐；他身体里这两种欲望突然都很强烈，虽然他的表情很严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记得自己一动不动的两手间擦得干干净净的黑色塑料桌的样子，那似乎是全世界唯一稳定的平面。
“嘿，”席德说，退回到钢琴边，笑容好似上了层釉。“这是怎么回事？这儿有什么阴谋吗？”
卡森任可怕的沉默继续。然后，好像突然淡淡地记起来，仿佛说，啊，是的，当然。他站起来，走到席德跟前，后者迷惑地退回到聚光灯下。卡森面对着他，伸出一根软不拉叽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肩膀。“嗡，”他说。“这样可以吗？”转身走回自己的坐位。
肯祈望有人会笑——谁都行——可没人笑。酒吧里没有一点动静，除了席德死灰一般的笑容，他看看卡森，又看看肯，慢慢地，合上嘴，眼睛睁得大大的。
默瑞·戴蒙德也看着他们，只是看着罢了——冷冷地、黝黑的一张小脸——然后他清清嗓子，说：“《拥抱我》怎么样，席德？你会弹《拥抱我》吗？”席德坐下来，开始演奏，眼睛里一片空无。
卡森颇有尊严地点头示意结账，在托盘上放下数目恰当的千元、百元的法郎钞票。他很熟练地穿过桌子，上了楼梯，仿佛等不及要离开这里。但肯用的时间长多得，他像一头被困的熊在烟雾中徘徊、摇摆，在他就要走出最后一张桌子前，杰奎琳的眼神捉住了他，它们紧盯着他不放，不屈不挠，他只得抱以软弱、颤抖的微笑，它们钻进他的后背，送他跌跌撞撞地走上楼梯。直到外面清凉的空气袭来，直到他看见已走到几扇门外、越走越远卡森笔挺的白色外套，他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跑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冲着卡森前胸就是一拳，一记猛砍，把他砍倒在街上，他还要再揍他，要不就踹他——是的，踹他——他要说，卡森，你这个该死的，你这个该死的！话已经在嘴边了，他正要抬手打他时，卡森停下脚步，在街灯下转身面对着他。
“怎么啦，肯？”他说。“难道你不觉得那很好玩吗？”
他说什么并不重要——片刻间，似乎卡森说什么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脸上饱受内心折磨的神色惊人地熟悉，那就是他自己的脸，猪油佬普拉特，向别人展示着他的一生：困惑、脆弱，极度依赖，尽力微笑，那表情仿佛在说请别抛下我。
肯垂下头，要不就是怜悯，要不就是羞愧。“见鬼，我不知道，卡森。”他说。“忘掉它。我们找个地方去点咖啡。”
“好。”他们又在一起了。唯一的问题是一开始他们就走错了方向：要去十字大街，他们只得折回来，再次经过席德那间亮着灯的酒吧门口。他们仿佛在烈火中穿行一般，飞快地走过去。任谁看到了都会说他们相当沉着，他们的头扬得高高的，眼睛直视前方，这样能听到响亮钢琴声的时间只有那么一瞬，慢慢地它小了下去，消失在他们身后，消失在他们的脚步声里。
旧的不去
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的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了。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一根旗杆，同处于当风的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来，它们之间再没了邻里间的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的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的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七号楼里的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的三个黄色病房里的一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一两次，而且一旦他们的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过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水恒的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一趟。他们像犯人一般，把医院以外的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的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汕印的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注赠送的一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么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足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一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了透视间，或者一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的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的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的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的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了他的命，还有些时候，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的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的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的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的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的笑声盖住了。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一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的笑声是神经质的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了一会，他俩站起来，脸上因笑的缘故还泛着红潮，他们穿过病房，朝麦金太尔的病床走来。
“嗨，麦克，听着，”琼斯开口说，“小不点和我有个主意。”他咯咯笑着，接着说，“你跟他说，小不点。”
可问题是，麦金太尔一直忙着写封重要的信。他四十一岁，身体虚弱，满脸的皱纹刻出一脸调侃揶揄的表情。可是他俩把他那不耐烦的怪相当做了笑容，小不点开始诚心诚意地解释起来。
“听着，麦克，今晚大约十二点左右，我打算脱光光，明白吗？”他说话很困难，因为门牙掉光了；在肺出问题后不久牙齿就有了毛病，而医院为他定做的新牙托迟迟没到。“除了打算系着这条毛巾外，我会全裸，明白吗？这像不像尿布？听着，我打算把这个斜挂在胸前。”他打开一卷四英寸宽的绷带，有一码长，他或琼斯在那上面用记号笔写下印刷体数字“1951”。“明白了吗？”他说。“一个大胖宝宝？没有牙齿？再听着，麦克，你扮旧的一年，行吗？你可以把这个戴上，还有这个。你是最佳人选。”第二条绷带上写着“1950”，另外一样东西是白棉花做的假胡子，是他们从娱乐室红十字会的储物箱中翻出来的——显然是从以往圣诞老人的衣服上扒下来的。
“不，谢谢，”麦金太尔说。“找别人去吧，好吗？”
“啊，天啊，你得干，麦克，”小不点说。“听着，我们把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想了一遍，你是唯一的人选——难道你不明白？你瘦，你秃顶，还有些白发。最妙的是你很像我，你也没有牙齿。”接着，为了表示无意冒犯，他加上一句．“嗯，我是说，至少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是不是？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几分钟，然后把它们装回去——对吧？”
“听着，科瓦克斯，”麦金太尔说，合了一下眼，“我已经说过不了。现在请你们俩离开这里好吗？”
小不点脸色慢慢变了，一脸愠怒，两颊气得发红，仿佛给人掴了一掌。“好吧，”他克制着说，从麦金太尔的床上一把抓起胡子和绷带。“好吧，见鬼去吧。”他转身，大步走回病房自己这头。琼斯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尴尬地笑着，松垮垮的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直响。
麦金太尔摇摇头。“你怎么会喜欢这一对白痴混蛋呢？”他对隔壁床上的男人说，这是个瘦削、病情严重的黑人，名叫弗农·斯隆。“你全听到了吗，弗农？”
“我听了个大概，”斯隆说，接着说起别的事，但一说话咳得厉害，他伸出褐色的长手去够痰盂，麦金太尔则继续写他的信。
回到自己病床边，小不点把胡子和绷带抛到他的储物柜里，把柜门砰的一声摔上。琼斯赶上来站在他身边，求他。“听着，小不点，我们再找别人，就得了。我们找舒尔曼，或者——”
“啊，舒尔曼太肥了。”
“好吧，要不就约翰逊，再不就——”
“听着，别再提了，行吗，琼斯？”小不点终于爆发了。“见他妈的鬼。我不再管了。想找点什么乐子让这帮家伙在新年时笑一笑，可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回报。”琼斯坐在小不点床边的椅子上。“好了，”他停了片刻，“这还是个好点子，是不是？”
“啊！”小不点厌恶地一挥手。“你以为这些畜生们会感激？你以为这栋楼里会有一个狗娘养的杂种感激它？全见他妈的鬼去吧。”
再争论也没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小不点会一直闷闷不乐了。当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时，总是如此。而他的感情也经常遭受伤害，因为他独特的嬉戏往往闹得其他人心烦。比如拿嘎嘎叫的橡皮鸭这事来说。橡皮鸭是他圣诞节前不久在医院小卖部买的，打算作圣诞礼物送给他某个侄子。问题是最后他决定给那孩子再买个别的礼物，这个鸭子留给他自己；因为橡皮鸭嘎嘎叫能让他一连笑上好几个小时。晚上熄灯后，他会爬上其他病友的床，让鸭子对着他们的脸嘎嘎直叫，没多久几乎所有人都叫他住手，闭嘴。后来有人——实际上是麦金太尔——从小不点床上偷走了鸭子，藏起来，而小不点为此郁闷了三天。“你们这帮家伙自以为很聪明，”他冲着整个病房发着牢骚。“举动却像群孩子。”
后来还是琼斯找到鸭子，还给了他；琼斯可能是唯一觉得小不点做的事情好玩的人。这时他站起来要走，脸上稍有喜色。“不管怎么样，我搞到了瓶酒，小不点，”他说。“你我今晚可以爽一把。”琼斯并非贪杯之人，可新年除夕夜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偷带酒进来也非易事：早在几天前，他已经安排妥当，弄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进来，他哈哈大笑着把它藏在储物柜里几什小用的病服下面。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有酒，”小不点说。“我再也不会每天为他们这帮畜生报时了。”他猛地叼了根香烟在嘴里，粗暴地划着火柴。接着，他从衣帽钩上取下新的圣诞礼服——小心翼翼地穿上，捺着性子，理好垫肩，系好腰带。这是件华丽的礼服，紫红色绸缎，红色翻领衬着，一穿上它，蒂尼的脸和举止顿时罩上奇怪的尊严。这表情和这件礼服一样新，或一样有季节性：时光得倒回到这周前，他穿戴整齐回家过圣诞假期。
许多人穿上他们平时的衣服后，不是这就是那多少有了些新变化。麦金太尔穿上他那件几乎没穿过的蓝色哔叽的小会计制服后，一下子变得惊人地谦逊，不像爱挖苦讽刺或搞恶作剧的人；而琼斯，穿上他的旧海军风雨装后，变得很凶悍，让人吃惊。年轻的克瑞布，大家都叫他年轻人，穿上他的双排扣西装后，仪表堂堂，老成持重；还有特拉弗斯，许多人都忘了他是耶鲁毕业的，可一穿上J．普莱诗注法兰绒外套，还有那带扣的衣领，马上奇怪地显得女气。当几个黑人穿上他们的窄脚裤，宽松外套，再戴上巨大的温莎领结，他们突然又成了黑人，而不是普通人了。他们甚至不再好意思用过去熟悉的口吻和白人交谈。可是所有人中变化最大的也许要属小不点。衣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他家在皇后区经营着一间豪华餐馆，他恰当地穿上一件墨黑的长大衣，系上丝质围巾——可是它们给他带来不同寻常的尊严。傻笑不见了，笑声消失了，笨拙的举止也被压制住了。翻檐帽下的眼睛镇静而威严，完全不是小不点的眼神。甚至牙掉光了也没破坏这效果，因为除了含糊几句简单的圣诞祝愿外，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其他病人抬起头，略带羞涩，景仰地望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人，这引人注目的陌生人，看着他大步走出这幢大楼，坚硬的鞋跟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嘎吱直响——稍后，当他在牙买加区的行人道上转身朝家走去时，人群本能地闪到一旁，给他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