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我晕头晕脑地接了。说了好几句我才听出来是林小可。她告诉我，寻人启事播了以后，有几个观众打来电话提供线索。我有些清醒了，想从转椅上下来，但手脚都有些不利索。林小可听出来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然后挣扎着下了转椅。脑袋里还在旋转，我站不住，就坐在地上和林小可说话。
“你没事儿吧？”林小可好像有些不放心。
我说我没事儿，急着想知道那些观众提供的线索。
“你在哪儿？”她问，“我去找你。然后我陪你一起去找孩子。”
我想拒绝。我有点儿怕被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但她态度坚决，不容拒绝。我只好跟她说了。挂了电话，我使劲搓脸，想把自己弄清醒些，结果摸到满脸的胡茬。好在脑袋慢慢不晕了。
林小可很快就到了。她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但什么也没说。我很感激她这样。她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几个地址和电话号码。
“有两个看来可能性不大，不过还是去看一下吧。其他几个，我也都联系过了，咱们马上去瞧瞧。”
她简单说完，掉头就往外走。我跟着她走。接下来的半天，我也一直跟着她，一家接一家地跑，找人，询问，查看……天黑了，我们离开最后一位提供线索的观众家，失望快把我彻底吞没了。
我们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我不知该去哪儿。
“吃点儿东西吧。”林小可忽然轻声说，“你都瘦了。”
我麻木地摇摇头。我一点儿都不饿。一阵风刮过，我觉得有点儿冷。好像要变天了。我想起来向林小可道谢，并问是否要送她回去，她只是摇头。忽然我的手感到一阵温热，原来林小可把她一只手盖在我手背上，轻轻抚了两下。
“醒醒。”她说，“你这样，女儿看见也会难受的。”
她的话像一道电流击中了我。我想起悦悦那天因为我而和男生打架的事情。为了保护爸爸，她敢跟男生扭打到地上，直到把别人打哭。林小可说得对，悦悦不会喜欢一个六神无主的爸爸。
我强迫自己振作起来。这样一来，很多事情都涌到了脑子里。赵晓晴不知是否脱离危险了。几天没上班，我的病人怎么样了。接着我又想起陆梅，早上我离开家，她失魂落魄，但没挽留我。这一整天，我有林小可陪着，她呢？
我马上和林小可道别，匆匆回家。但陆梅不在。我四处找她，后来碰到一个邻居。邻居说下午他去派出所办事儿的时候，看见了陆梅。于是我急忙跑到派出所，陆梅果然还在。我看见她坐在值班室的长椅上发呆，民警正劝她离开。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一有消息，肯定马上通知你。你在这儿等着也没用，还是回家干自个儿的事去吧。”
陆梅只是摇头，一句话不说。
“你在这儿坐着也是浪费时间，也上外头找找去呀。”民警又变着法儿劝她走。
陆梅委屈地说：“能找的地方全找了。我已经没办法了。”
民警有些不耐烦了。
“那你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处理……”
我急忙跑进值班室，向民警道歉，然后拉起陆梅往外走。刚一转身，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陆梅马上挣脱我的手，扑到桌前，一脸焦灼地看着民警。民警无可奈何地瞟她一眼，接起电话。
“喂？对，是派出所……噢，什么小区？……伤得厉害吗？送医院啦？行，知道了，我们马上安排人去……”他看陆梅死死盯着他，叹口气，“人家两口子打架！”
我把陆梅带回家。她筋疲力尽，任我摆布。我到厨房随便煮了两碗面条，逼陆梅吃了一碗，我自己吃了一碗。然后我把陆梅送到床上，让她休息。
“我向你保证，悦悦能找着。”我哄她，“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好好睡一觉，说不定明天悦悦就回来了。你不想等她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垮了吧？”
她摇摇头。想了想，问我：“那你呢？”
我告诉她，我得去一趟医院。我老不露面，又不做好安排，我那些病人会慌张的。陆梅的脸掩在被子下，显得很脆弱。她无力地看着我，用眼神说着什么。我心里有些堵，但我还是尽量平静地对她说，我没怪她，也不会怪她。
“真的？”她半信半疑。
“真的。”我说，“接孩子本来就不该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要说怪，也得怪我。真的。”
她有些放心了。我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睡着，这才起身离开家，直奔医院。值班护士长看见我很惊讶，问我孩子的事怎么样，又说我的病人这两天都还好，让我安心找孩子。我有些放心不下，还是去各病房看了看。病人们都睡了，一切正常。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靠墙一张床上，有个人在黑暗里坐着。
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张建国。他不是我的病人，由朱从山负责治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问他为什么不睡。他显得很紧张，抱着膝盖缩在床角，不停地晃着身子。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问他。
他期期艾艾地说自己心慌，难受。我问他严不严重，他含含糊糊，身子摇晃得更厉害了。我有些担心，就问他这几天吃的什么药。
“不知道……”他半天才回答，“我没病。我不想吃药。朱医生硬逼我吃，他想毒死我……”
“朱医生是给你治病，怎么会害你呢？”
我安慰他，也不知他听没听进去。忽然他又说要大便，下床的时候，却又摔了一跤。我忙扶住他，发现他的脉搏快得不正常。这下我更不放心了，等他上完厕所，我给他量了血压，发现血压也偏低。正好晚上是朱从山值班，我跑到值班室叫醒他，把张建国的情况跟他说了，问他给张建国用的什么药，是不是反应太大了。如果不合适，要不要换一种。
可能因为被吵醒了，他满肚子不高兴。
“还能用什么药？不就是氯丙嗪？有点儿反应是正常现象。精神病的药，哪种没作用？换来换去，还怎么看效果？怎么治疗？”
“副作用是没法避免，不过病人已经出现明显的体位性低血压了，再不注意怕不合适吧？”我实事求是地说，“病人真要是摔伤了，咱们也得负责任是不是？”
“要负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你用不着害怕。”他冷冰冰地说。
我有点儿冒火，但我懒得和他争执。他若无其事地又回房去睡了。我记挂家里的事儿，灰头土脸地回家。半路上手机忽然响了，我一看，是林小可的电话。
“对不起，你睡了吗？”她劈头就问。
我说还没睡，正从医院回家，问她有什么事。她迟疑了一会儿。
“我随便说说啊，”她故作轻松地，“你别当真。刚才我做了个梦，被吓醒了。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你不会笑我吧？”
“不会。”我又困又累，看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她一看就是那种敏感多梦的女人。我随口说：“做噩梦了吧？”
“我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她再次叮嘱，这才说了：“我刚才梦见你女儿了，虽然看不清什么模样，但我知道是你女儿。我梦见有个人拎着她直跑，我在后面拼命追，快追上了，可忽然前面那个人停下了，转过身，冲我咧着嘴笑，然后就把孩子举得老高……”
她显然隐去了最可怕的情节，但我已经是满身鸡皮疙瘩。
林小可接着说：“前两天我去医院，碰见一个病人正跟医生发火，因为他认为医生不是在给他治病，而是在害他。”她顿了顿，轻声说：“高度，你有很多病人，你女儿……会不会被你哪个病人带走了？”
她的话如同一个响雷。我一下子被震呆了。
第六章高度
1
林小可的梦提醒了我。悦悦刚失踪，我和陆梅手足无措，满世界去找，其实没什么目标。现在我想起来，从开始我心里就有个疑惑。这几年，我和陆梅关系冷淡，如果不是悦悦从中维系，或许这个家已经散了。我了解悦悦，虽然她才八岁，但从小懂事。她调皮，会和男生滚在地上打架，但她心里有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她全清楚。她的失踪，绝不会是因为贪玩之类的原因。她非常聪明，不会随随便便听人摆布。还有一点，虽然她上学放学都由我们接送，但她自己完全认路，即使自己回家，也不可能迷路。更何况我们还报了警，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城市里，一个孩子如果只是迷路，警方会很快有结果。
这几天里，我们还数次去学校找。附近的小店，流动的小商小贩，我们也都一一问过。悦悦失踪那天，他们都没看到任何异常事件发生。这说明，悦悦不可能是被暴力劫持走的。
不是被人劫走，不是自己贪玩走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
悦悦可能是被什么人以欺骗的手段带走的。这个人，或者悦悦认识，或者有某种强有力的借口，总之悦悦自愿跟他走了。
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不可能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因为几天下来，再大的玩笑也该落幕了。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恐惧了。我还不知道那个人因为什么骗走了悦悦，但我知道，这原因肯定是危险的。
我一直回避我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这恐惧会变成事实。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了，悦悦在危险中，而这危险与我有关。
从林小可对我说了她的梦之后，我的脑子就停不下来了。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存在，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或者曾经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她）在一种病态思维的支配下，带走了我的女儿。这是惟一的可能。我不停地想，这个人会是谁？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把悦悦带到哪儿去了？我该怎么找到他？
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陆梅。让她知道，她也许会发疯。我回到家时她在睡梦中，但睡得很不踏实，不停地惊悸。我看着陆梅，忽然想到了林小可。她怎么会做那么一个梦呢？如果这个梦是一个启示，也该由我或陆梅来做，怎么会是她？我在陆梅身边躺下，强迫自己人睡，希望自己也能从梦中获得某种启示，找到我的女儿。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了医院。档案室里有每个入院病人的资料，我大概确定了一个范围进行查找。那个人应该不会是正在治疗的病人，这一点我有把握。那么只有已经出院回家的病人。从这些病人中，我又排除了病情格外严重、没有治疗希望的那一类，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处于严密看管中，而且也基本没有独立行为能力，不太可能不留痕迹地骗走悦悦。另外，这个病人可能出现过猜疑妄想或被害妄想，否则不会有加害我的理由。
最后我手头剩下五个病人的资料。我带着这几个人的资料开始寻找，心情忽然变得异常急迫。三天。悦悦已经失踪三天了。我不敢去想像一个失控的精神病人在这三天里所能做的事情。这种想像简直能杀了我。
必须尽快了！
我以回访病人的名义开始查找。只能旁敲侧击，察言观色，而不能直截了当地查问。因为他们都曾是我的病人，我得对他们的健康负责。精神病人即使出院了，看似康复了，往往也经不起外界的不良刺激。我得把我内心的所有急迫焦虑都隐藏着。
第一个病人叫周海峰，四十七岁。前年他因为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去年以临床痊愈出院。我第一个走访他，因为他住院时，顽固地认为我要加害他，是那个“迫害他的恶势力集团”中的一员。他出院后，我曾走访过他家两次，家人反映他的情况还算稳定。
周海峰在家。他妻子也在。这一点他很幸运，发病后，妻子一直没离开他，还为了照顾他提前退休。他认得我，客气地招呼我坐，还主动给我倒茶。我仔细观察，觉得他的情绪很平稳。
我问他最近情绪怎么样，他说还可以。
“有时候还行，有时候差一点儿。”他妻子插嘴说，“像上两个星期，天老是下雨，他就受影响了，有点儿烦躁。这几天倒还好。”
周海峰自己也点头承认：“那几天，老觉得胸口发慌。”
“这几天，天气好了，没出门走走？”我有意问。
“他就是有点儿胆小，不愿意出门。”他妻子抱怨。
周海峰忙辩解：“不是胆小，我嫌外面闹得慌。”
“反正就是不愿意出门，非得我盯着、陪着，才肯出去走走。
一个人怎么也不愿意出去，有时候我忙得顾不上陪他，让他出去走两步吧，他在门口站站就回来了。”
“还是得多运动，防止运动功能退化。”我说。
“听见了吧？高医生说了，让你以后要多动动。”
我又问他们有没有坚持吃药。精神病人即使康复了，对药物的依赖还要持续至少几年。几乎所有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吃了难受，而很多病人就是因为私自停药旧病复发的。
周海峰说他一直坚持吃药。
他妻子补充说：“一直吃着维思通呢。高医生，不瞒您说，维思通这个药效果是挺好的，可就是太贵了点儿。一个月下来得好几百块，对我们来说负担挺重的。”
周海峰转头看着妻子说：“那我就不吃这个了。”
他妻子马上说：“那怎么行？高医生早就嘱咐过，不能停药。一停药，又复发了怎么办？那不是因小失大吗？我也只是随口说说，从别处多省省，也就出来了。”
看来他们确实没有停过药。我只好附和说，维思通虽然贵一点儿，但效果好，副作用少，还是尽可能坚持服用。他们都点头答应。我又拐着弯问了几个问题，看确实没什么异样，就起身告辞了。
接下来我去了赵大江家。他当初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地下党员，长期遭受敌对分子的无情迫害。入院治疗三年，恢复自知力后出院。他父母都在家，赵大江也在。我们坐下交谈时，赵大江看起来挺温顺。
他母亲告诉我，儿子出院以后，开始有一阵子不肯吃药，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慢慢好些了，每天都按时把药吃了。
“有时候我们也问问他，看他现在还有没有幻听了，他都说没了。”他父亲对我说。
我问赵大江：“大江，那些想迫害你的人，最近有没有再跟踪你啊？”
他温顺地回答：“没有。”
“那个空中电台呢？有没有再跟你联系？”我又问。
他笑了：“没有啊。高医生，我知道，那都是我瞎想出来的。”
他母亲很高兴，对我说：“看，现在他都明白了。”
但赵大江的父亲似乎对儿子还有些怀疑。
“哎，大江，昨晚我听你自己在厕所嘀咕，我也没听清，你都嘀咕什么呢？”
“没有啊，什么也没嘀咕。”赵大江不承认。
赵大江母亲推推老伴，抱怨说：“我说你听错了吧？耳朵不好，偏偏还特别神经过敏。”
我对两位老人说：“观察他的反应是必要的，不过也用不着太疑神疑鬼。最主要就是得盯着他按时吃药，要是发现什么不对的，就来问我们。”
三个人一起频频点头。我忽然有一丝不安，赵大江的态度似乎太积极了点儿。
我想了想，让赵大江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赵大江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把手藏到了背后，眼神也戒备了。我马上意识到了什么。赵大江这种眼神，我太熟悉了。连他父母也变得不安起来。
“大江，你怎么啦？高医生看看你的手，你给高医生看呀。”他母亲劝他。
赵大江躲躲闪闪地犹豫了半天，慢慢把手伸过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通常会给病人带来这样的反应。但我没被他迷惑。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他的目光闪到一边。我捏住他的手，用力坚持了一会儿。他装出来的那种颤抖很快变得不规则了。
“大江，”我温和地问他，“你藏药啦？”
赵大江撑不住了，慌忙把手抽回去，藏到背后。他父母也明白过来了。一阵查问后，赵大江坦白他的确藏药了，因为吃药很难受，他觉得自己好了，用不着再吃了。赵大江还把藏起的药从床底下翻出来，一个纸包，好几十颗。他父母看见这些药，又是吃惊，又是后怕，好好把赵大江骂了一顿。
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好在赵大江父母很信赖我，一五一十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从他们说的情况看，赵大江基本没有单独出门的可能。我既失望，又庆幸。赵大江不可能带走悦悦，又一个希望落空了。但及时制止了赵大江藏药，总算是一件好事。
回访的第三个病人叫国强。我按登记的地址找上门，开门的是国强的母亲。她的头发全白了。
她的样子很警惕。我告诉她我是精神病院的高度，国强以前的医生，问她还认识我吗。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圈一红，哭了。
我在国强家的墙上看见裹着黑纱的照片。两个月前，国强死了。早晨楼下的住户发现国强躺在地上，人已经凉了。楼上国强家的窗户开着，弄不清国强究竟是自己跳楼，还是失足落下。
我很难受。国强母亲向我哭诉，其实儿子的病情控制得很好。他还不到三十岁，本来指望病好以后，还有美好的新生活。但在现实中，国强处处碰壁。工作、婚姻根本没指望，连起码的平等尊重都无法得到。国强越来越郁闷，不肯出门，不再说话，最后他就这样悄悄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要是他还病着，糊里糊涂，什么也没感觉，他也不会死了……”国强母亲说，“真不知给他治病，到底是救他，还是害他……”
她这个问题刺痛了我。我不知怎么回答。走出国强家，我脑子里昏昏沉沉，就像刚从小公园那个转椅上下来似的。我不得不找个台阶坐下。这些年来，我日复一日所做的那些努力，有的没结果，有的有了结果，却让人如此疼痛。想到这些，我觉得那一直纠缠我的郁闷又来了。
这时手机响了。
“请问你是精神病院的高度医生吗？”一个沧桑的声音问。
我隐隐觉得这声音在哪儿听过。我说我是。
她忽然抽泣起来。我心里一紧，不知道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两天我的确听过她的声音。她是鲁成的妈妈，赵晓晴的婆婆。
果然，她抽泣着告诉我：“晓晴醒了。她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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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早知道这世上有些事情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相互关联，我宁愿从来没认识过赵晓晴。
她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她是我朋友，但这些天，我几乎整个儿把她忘了。惟一占据我脑海的只有悦悦。悦悦在哪儿，她安全吗，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回家，那一定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和这些念头相比，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毫无分量了。
可我没想到，赵晓晴的安危竟然可能和悦悦有关！
听赵晓晴的婆婆说，赵晓晴一醒过来，先问到的是肚里的孩子。大家想骗她，但骗不了。虚弱的赵晓晴流着泪，又问鲁成怎么样。大家都劝她先别想那么多，把身体养好再说，但她一再坚持问。婆婆只得告诉她，鲁成被警察抓起来了。现在警方根据各方线索，已组织了精神疾病专家组，对鲁成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
接下来，赵晓晴就要求见我。她不肯多说为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要求见我。所以我就接到了那个电话，并赶到了赵晓晴的病房。见到赵晓晴的那一刻，我还在走神想着下面应该走访的几个病人，而没有牵挂她的健康。
赵晓晴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女儿好吗？”
我一愣，奇怪她刚苏醒过来，怎么会急着问这个。看看赵晓晴的家人，他们也都一脸疑惑。
我不知该不该告诉赵晓晴实情，愣愣地看着她。
赵晓晴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她也许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目光变得绝望。
“天哪，天哪……”她流着泪呻吟，“我知道他疯了，我应该早带他去看病的……他尽说胡话，吓死我了……他说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我背叛他，还说我跟别的男人早就生了孩子，他恨我，他不想活了……他要杀死我，杀死我生的孩子，杀死他自己，大家同归于尽……”
我脑子里乱作一团，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但一股寒气忽然从脚底升起，迅速布满全身。我全身都抖了起来，连牙齿都克制不住地碰在一起，嗑嗑响个不停。
“你……你……他……他……”我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赵晓晴大哭起来。
“他疯了，他疯了，他以为你女儿是我生的……他以为我跟全世界的男人都在私通，他说他要带你女儿一起死……”
我眼前一黑，感到一阵窒息。那阵寒气已经彻底统治了我，并且变成更冷的寒冰，把我牢牢冻结。我浑身僵硬，听不见声音，不能思考，说不出话，也没法呼吸。这样的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似乎有人推了推我。我挣扎了一会儿，隐隐听见一个声音从远处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