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在伦敦她和父亲去一些她喜爱的地方，都是尽量走路去的。她甚至还去看了看考特莱特街20号，她在20世纪50年代住过的房子。她还去见了她最大的教子和他的家人，以及在那里第一年就认识的朋友们。这位教子的母亲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看到家人们给予这个老人的关心与爱，母亲深受感动，因为要照料一位患病的母亲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母亲对我说，“我无法想象，如果记不住我爱的人、不能看书、不记得我看过的书、不能去喜欢的地方、记不得发生过的所有美好。”
我们看着露西玩耍了一会儿，还跟她七岁的哥哥艾德里安聊了聊。小男孩作为今天派对的娱乐总监，刚刚才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
“只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遗憾。”当艾德里安回到孩子群里时，母亲说，“那就是不能看着这些小家伙长大。我很想带他们去百老汇看音乐剧，去伦敦旅行。”
母亲最近从电视里看到了电影《欢乐梅姑》，这是由她之前的老板罗莎琳·拉塞尔及其好友皮帕·斯科特主演的。皮帕在剧中扮演天真的少女。我猜母亲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小说中梅姑带着她的侄子踏上奇妙的世界旅程，并对她说：“生活是一场宴席，大多数的弱者却饿得会死。”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母亲即将离开人世的过程中，令我们难过的不只是她的离去，还有我们未来梦想的破碎。已经走了的人，你并不会真正地失去他，因为你拥有与之相关的所有回忆。我会永远记得六岁时在英国戈德尔明学会了系鞋带；在英格兰的那年，妮娜喝了太多的利宾纳黑莓加仑糖浆，被大家取了个绰号叫妮娜·利宾纳；还有我和母亲在伦敦看《吉赛尔》，那是我第一次看芭蕾舞表演，巴里什尼科夫和格尔塞·柯克兰的舞姿无与伦比，现场观众起立鼓掌整整七次，母亲和我站在一起，因为激动而泪流满面；还有我们一起看过的戏剧，珍妮特·苏斯曼出演的《海达·高布乐》以及保罗·斯科菲尔德出演的《狐狸》。我甚至会记得那些当时觉得很糟糕但现在回想起来很搞笑的日子：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达威尔士的时候，我跟兄妹们坐在汽车后座，我已经吐得不行了，还弄脏了哥哥和妹妹的衣服，却发现没有预订酒店，没有房间可以住了；我们把车子开到凯里风景区时，妹妹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但我们只能放弃梦想了：带孩子去看百老汇表演，去泰特美术馆，去哈罗德百货那令人惊叹的食品大厅和玩具店；不能让小家伙们回忆起他们的祖母只有稍纵即逝的印象或来自照片的想象；不能让母亲参加他们的派对，不能为他们买衣服，不能看他们带回家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我们终将放弃梦想：不能让孩子们享受祖母给予的爱；不能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深爱着他们，那就是他们的祖母，她全心全意接受他们的一切，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这是我对未来比较理想化的预测，虽然只是脑海中的想法，不过我想哥哥、妹妹、父亲以及母亲自己，应该都跟我想得差不多。
我明白了一点，当深爱的人将要死去时，可能同时要做的是庆祝过往，活在当下，并为未来哀悼。
但还是有一个念头能让我微笑。我会记得母亲喜爱的书，当孩子们长大了，我会给他们看这些书，并告诉他们这些是他的祖母喜爱的。小家伙们可能没看见过不列颠群岛，但可以从作家的眼中看到。孩子们很快就能够阅读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道儿童》、亚瑟·兰塞姆的《燕子号与亚马逊号》，最后是爱丽丝·默多克以及艾伦·班尼特的书。他们都会成为阅读者，甚至不是普通的读者。
蜥蜴笼
这些日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好日子到坏日子，再从坏日子又回到好日子。每次门诊结束，我们才会知道下一次门诊是什么时候，书也一本又一本地看着。
每次与母亲谈话，她都会问我是否读完了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母亲非常喜爱这本在一年前出版的以缅甸为背景的小说。
2008年1月底，某个天气寒冷潮湿的一天，我终于告诉母亲说：“我看过《蜥蜴笼》了。我脑子里还一直在想这本书，停不了。”
故事从一名生为孤儿的小男孩讲述他与一位名叫泰莎的政治犯之间发生的事情开始。泰莎是一位作曲者。书中描写了他在狱中生活的种种残酷景象。在狱中，身为佛教徒的泰莎必须捉活蜥蜴来吃。杀生、吃肉违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只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这并非他痛苦的全部，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是一本极有力的书，也表述了人们想通过写作，与他人取得联系，想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讲述出来，再流传出去。
书的前面是小男孩和他在监狱中的朋友们说话。他说了朋友们的名字之后，说：“那些书……我的朋友们是书。”尽管他还无法阅读它们，因为他还不识字，但它们的存在仍然为小男孩带来了安慰。
接着泰莎积攒香烟，因为香烟是用报纸卷成的，上面有一些废弃的话语，偶尔还会有怪异的现代诗，那是通往文明的命脉。很快，一支钢笔进入了泰莎的生活，但又消失了。泰莎、小男孩，以及一个与他们为友的监狱看守三人之间的生命交集、苦难和救赎，就是从这支钢笔的消失开始一一展开。在监狱的高墙之外，任何反对的声音都是被禁止的，康纳利写道：“只要有纸张，人们就会书写，在你看到的房间书写，在他们脑海中的密室里书写，正如那些被禁止说出来的话一样有人耳语着。”
在电脑时代，一个政治犯和他辛苦收集的废纸片，一个因为丢失一支钢笔而大乱的监狱，还有作者对书写以及印刷文字的认可，在书中都有深刻的描写。在我们这个网络的世界里，不仅是监狱这样的地方接收不到电子信息，有些国家也是。比如缅甸。此时此刻，一如既往，自由只能依靠墨水来表达。
“泰莎在被严刑拷打之后说出那个了不起的祈祷词，你认为怎么样？”母亲问我。我们坐在一起时，化疗药物正慢慢地流进她的手臂。“我把那段话复印了下来，夹进那本《每日的力量》里，就在我手提包里放着。”
我递给母亲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母亲用没打针的那只手小心地掏出书来递给我。这张写着《蜥蜴笼》里的那段让母亲难以忘怀的祷告文字影印本，整整齐齐地夹在书里面。那是泰莎曾经用来平静心情的佛教冥想，不仅能让他忘记身体上的疼痛，也忘记悲伤与愤怒。
他开始轻声念诵祷文：“愿世间众生，远离苦难；愿世间众生，忘记仇恨；愿世间众生，不受伤害；愿世间众生，免受病痛；愿世间众生，守护幸福。”
“我特别喜欢最后的守护幸福。”母亲说。
“当别人对你毒打时，你又怎么守护自己的幸福呢？”
我问。
“这就是关键，威尔。你无法控制自己被人毒打，但你有办法保护你幸福的多少。只要一个人能够守护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会留住让生命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而当他已不能守护自己的幸福时，也明白，他已经尽力了，没有遗憾了。”在我的心中，暗自把“别人对你毒打”换成了“得了癌症”。
“这真的对人很有启发。”我说。
“是的，但《蜥蜴笼》不仅是启发你，还让你发出不平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一本书并非仅仅关乎一个特定的年代或地方，它还展示着普世人性。这样的话语也许适合《安妮日记》、埃利·威塞尔的《夜》、伊斯梅尔·比亚的《长路漫漫》。但是，认为一本书表达的信息超越了时间、地点和忽略掉书本创作时的条理完全是两回事。母亲觉得我们的结论都下得太快，无论是对这些书还是《蜥蜴笼》都犯了这个毛病。固然，这本书彰显了人类的勇气，但它也指出了缅甸的人权现状。当我们阅读《蜥蜴笼》时，当作者在写这本书时，缅甸的情况都能让人愤怒并激起反抗。康纳利是一位加拿大诗人和纪实作家，曾多次前往缅甸，直到她的签证被缅甸政府拒签。她还曾在泰国、缅甸边界居住过将近两年，她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决心为之做点什么。
在与母亲聊过《蜥蜴笼》一周后，我又去看她，注意到一封即将寄出的信，收件人是美国缅甸运动组织。这不是母亲与这个国家第一次接触。她曾在1993年为妇女委员会出访缅甸。她在那里甚至会见了缅甸合法选举产生的领袖昂山素季，当时她正处于刚刚从软禁中解禁的短暂时期。她们一起谈论了妇女权益、健康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永远的难民问题。
《蜥蜴笼》唤起了母亲为缅甸运动捐款的心，也激励她投入阿富汗计划，因为这本书强调书籍、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性。阿富汗图书馆在那年一月又新增了一名董事会成员，一位杰出的阿富汗外交官。事情在向前推进着。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大量的资金，不是几千美元而已，是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钱，喀布尔的局面永远无法突破，书籍只能堆积在仓库里，移动图书馆也不会到达阿富汗村庄。
母亲总是会向愿意聆听的人传播图书馆的事情。
在我们的读书会上，我从母亲身上还学到了一点：永远不要对人妄加论断。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能够以及谁愿意帮助你，除非你向他们开口。所以永远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年龄、工作或财政情况等而断定一个人不能或不愿帮助你。
母亲告诉我：“在波斯尼亚战争时，我曾经给一群高中孩子做演讲，第二天其中一个孩子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一位企业高层的女儿，在前一个晚上的晚餐中，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额巨大的供给品，还支付了空运到波斯尼亚的邮资。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人兴建图书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帮助你。”
就连给母亲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们、出租车司机、一起晚餐的朋友，以及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也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妈妈，有时我想如果你的公寓着火了，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在让他们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至于那么糟糕啦，”母亲回答，“但我可能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
博来·法拉先生
就在我辞去出版社工作之前，公司刚好要替兰迪·波许出版《最后的演讲》。波许是一位四十七岁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一位教授，罹患胰腺癌。全书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杰弗里·查斯洛撰写的关于波许的文章开篇。当时波许受他所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邀请，在学校设立的“最后的演讲”系列发表演讲，主题是“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你将会对听众说些什么。”讽刺的是，波许教授深知这恰恰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利用这最后的演说将他学到的东西告知于众，不仅是向在场的听众，还向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告诉了之前的同事关于母亲的病，他们在书稿完成后立刻打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正准备赶去佛罗里达陪母亲两个星期。于是，我带着书稿上了路。
母亲整个二月都待在佛罗里达。父亲在那儿过了两个星期，但由于工作，他已经在赶回纽约的路上。哥哥、妹妹及其家人也都去过了。于是我在父亲返回纽约的当天飞向了西棕榈滩。这段时间我就先开他们两个在当地租赁的车代步。
母亲热爱维罗的一切，从天气、海滩、从朋友那租来的房子、民俗风情、小而精彩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演讲，甚至连走道出奇宽敞的超市也让她喜爱。镇上还有美国非常棒的独立书店之一，“维罗海滩图书中心”。我把行李箱扔进卧室后，立刻与母亲坐下来了解她的安排。
“首先，我想去找几本书来看。我喜欢的作家的书和诗集，也很想花时间重读一遍，像简·奥斯丁、T.S.爱略特、华莱士·斯蒂文森，还有伊丽莎白·毕索。新书旧书混杂着。母亲总是能保持一种平衡，不断把她童年时期的老朋友介绍给她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去一个熟悉城镇的途中总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稍作停留，她在阅读她最喜欢的作家的书时，也会阅读些新作家的作品。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很近地看着她。她的头发又稀疏了些，纤细、扁平，颜色就像在太阳下暴晒的鸡骨头一样灰白暗淡。她的体重不断减轻，消瘦得非常明显，无论穿着多少件衣服也让人忽视不了——那些衣服都是为了抵挡室外的太阳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店铺、家里、餐厅里无处不在的冷气。但母亲还是看起来不错，跟我几个星期前在纽约一个刺骨寒冷的日子看到她时好多了，她当时看起来疲惫不堪。
母亲说在她起程前往维罗海滩之前，跟妇女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饭。她想要告诉每个人关于阿富汗图书馆的事情，可大家却把午餐变成了一个小庆祝会――表扬母亲从开始运营这个机构至今做出的贡献。她们送给母亲一个剪贴簿，里面是她访问各种难民营时的照片，也有妇女委员会所有伙伴的照片。母亲为此深受感动。
哦，还有一样东西要向我展示，她让我先等待。那是一个惊喜。
我坐在她公寓里厨房桌子旁等着。母亲离开厨房去了她的卧室。许多分钟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
“妈妈，你没事吧？还好吗？”
“没事，等会儿。我马上就出来。”
一般来说母亲不喜欢惊喜，所以我也没法想象这个惊喜会是什么。然后，母亲终于出现了，那个惊喜印入了我的眼帘。母亲戴着一顶假发，很大，像杰奎琳·肯尼迪的一样蓬松，里面还掺杂着几缕不同的灰发，还有些黑发。假发怪异地套在母亲头上，她试图把它戴好，但不管怎么弄就是不对劲，感觉上更像是一个帽子。
“不错吧，对吗？”母亲说。
我发誓坚决不能掉下眼泪。
“相当不错。”我说。
“可能还需要做点造型，这个假发太大了点，我觉得它不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病人。我现在还有些头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但头发越来越少，所以就买了这顶假发。不过，能在化疗了六个月后还能有头发，这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你妹妹觉得这颜色不太合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调一下颜色。”
“颜色是有点深了，但戴起来很好看。你看起来很好看，妈妈。”
“我去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成长过程中，我对母亲撒谎时几乎总会被看穿。一部分是因为母亲惊人的记忆力。我十二岁，正要打算开始一次被禁止的旅行，坐地铁从剑桥郊区去往臭名昭著的波士顿市区，那里有家杰克玩笑商店，我能从那儿买到假的呕吐物、电人握手器，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你要去哪？”她在我溜出门时这么问我。“去吉米家。”我撒谎道。“可是我记得你几个月之前说过，吉米全家这个礼拜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可在阿什维尔呢。”糟了。
从那时起，母亲几个月都没有再戴那顶假发了。
那个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去了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跟母亲一起去书店时，我们都会兵分两路，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搜索能力加倍。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再碰头，彼此简单介绍一下各自搜寻的成果。就像你在一个意外发现的花园里独自游玩，然后觉得有必要告诉你的同伴发现的珍宝一般——快看啊，这里有水仙花、绣球花，还有玫瑰花园！我们母子就是这样分享彼此的意外发现。
“你知道这个作者出了本新书吗？你觉得怎么样？”母亲可能会问。
“我不喜欢他后来出的那几本。”我可能这么回答。
“那你干吗还要去读它们呢？”
“我是那些书的编辑。”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知道啊，我肯定看过一点，但记不清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书店里有各种意外的惊喜。从名字的字母排序开始：在寻找一本小说的时候，一看到作者的姓名，你可能想起另外一个姓或名雷同的作者的某一本书正是你一直想看而忘记买的。视觉方面：封面的闪亮封套可能会吸引你的眼球。偶然性：出于迷信，我几乎总觉得有必要买下那本被我弄翻的书。还有被提示：我和母亲都比较关注书店“推荐区”的书，特别是附有黄色的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货架插卡——这是我喜爱的一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与你谈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谈话的人。
这次书店之行后，我带回了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还有不小心被我碰到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记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说母亲看过这本书。我很确定母亲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本书。
“妈妈，我还从纽约带了本书来。”我们离开书店走向汽车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的天气挺冷的。我的停车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驾驶员把车停在靠近大门，但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停得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即使是重型机车司机喝醉了酒都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个。”
“他还好吗？”母亲问。
“我想他还在坚持着。几个星期之前，就在我辞职之前，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人非常好。”
“我在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爱他。”母亲最近与卢斯特基金的人在联系。这是一个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的机构，也着力于提供提高民众对胰腺癌症状的意识以及改进治疗方式，它的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症的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确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惨淡的书，作者在开始就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回到母亲的住处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当作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手翻看两页来决定是否去读这本书。
“你怎么不去沙滩走走？我打算把脚抬起来休息一下。”
于是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手里拿着铁伊的书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竟待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阅读是一个理论胜过实际的事情。阳光太烈，我的太阳镜不是渐进式镜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还搅起微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让人想放下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适合，当周围是歇斯底里兴奋尖叫的孩子们时，太过严肃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在欢笑的情景下也很难保持严肃的心态。
但今天真的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一翻开就吸引了我。这本书写于1949年，让我想起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在时隔六年之后出版的引起轰动的《天才雷普利》。这两本书里都包含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铁伊机智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会牵连到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丝毫不会沉闷。
铁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师的女儿。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仅没有看过她的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我发现《博来·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很兴奋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看书的时候，我不时地都会强迫自己停止，放下书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说的谎言有关。如果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会对她更好吗？可能不会。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也想不起来母亲有哪一次对我说谎。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找另外的假海龟代替。她也说过其他的谎，明明事情很棘手，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她这是在说谎吗？她说她不疼，但我们在私底下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满面痛苦，深吸一口气，或是紧咬着下嘴唇。
该是到了离开海滩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走进门时，母亲还是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纸张，是《最后的演讲》。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看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真的吗？”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一点，“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