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但是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当爷爷的感觉。”
大陆漂移
许多人愿意谈论死亡，但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母亲正好相反，所有问她这一问题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这疾病最终也会让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后的话题（比如，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这个死亡话题摆上桌面。母亲通常会说她很乐意参加，如果她还在，身体还允许的话。但有时她就会非常直率地说她认为到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次从伦敦来到纽约，生病了。她在纽约的所有时间都蜷缩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个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国电视，她最后宣称自己最终搞明白了美国人。“关于美国人，”她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对所有一切无比关心。”
可母亲不是这样。她之所以那么有效率，是因为她凡事都有先后之分。她竭尽所能地为她关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图书馆。所以她每天通过大量的电话、会议来推进这件事情。需要设计和分发的宣传册，还有被邀请来参加慈善活动的名单。有各种相关的提案需要审阅，有需要通过的图书馆的建筑构思，还需要考虑图书馆管理以及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母亲告诉我，她特别关心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大卫的安危，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却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有天当她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待在家里，听听音乐，所有人都会理解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肯定会慢下来的，只要关于图书馆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点点工作来帮助筹款，之后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
2008年3月16日，回到了纽约后，我们去医院领取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化疗药物之中的希罗达反应强烈，所以停用了它。我们被告知过，这样一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可能就不如第一次的好。
母亲感觉好点了，体重增加了些，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不认为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但还是对任何消息都做好了准备。我回想起大学时候听说的一个很戏剧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告诉我的。每当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都是相对于你的预期而言，而非独立存在的，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这个男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值战争，在他第一次的行动过程中，就被敌国击中俘虏了。他甘心忍受可能要在敌国坐牢几年的事实，只是祈祷刑期不要超过五年。这样他就能够忍受，再久的话就会让他崩溃。两年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他与一大群犯人被传唤到法庭。他们会逐一得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第一个宣判是：死刑；第二个：死刑；第三个：死刑。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在祈求，哪怕能够活在牢里也好。他能够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能活着。而他也确实获得了无期徒刑，他为此感到高兴。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母亲，她笑了。
“没发现新的肿瘤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她说。
父亲很快来了，接着我们被叫到检查室里等候奥赖利医生，几分钟之后她来到我们中间。她穿着白大褂，但这次我注意到她戴了一条精致的金项链。她的双眼比往常更为明亮，灰蓝色的眼睛像宝石一样映衬着她红润的皮肤。她的发型是青少年男孩偶像的那种波波头。可能是我的想象吧，我感觉她的脚步似乎更为轻盈，她想要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但她似乎更想要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佛罗里达怎么样？那里的治疗做得如何？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很多了吗？便秘和腹泻呢？），接下来就是揭晓检查结果的时间了。
“好吧，我要告诉你。”奥赖利医生说，“结果非常好。
没有新的肿瘤，以前的肿瘤也都有所缩小。这是非常显著的效果，你还胖了一点，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母亲说。
“简直是判若两人。”奥赖利医生说。
“妈妈的肿瘤缩小了多少？”我问。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肝脏部位大概有30％的面积是肿瘤。”她说。她总是以母亲为回答对象，无论提问人是谁，她总是看着母亲，“现在是接近15％。”
我想起了唐尼，那个中央情报局探员，因为得到无期徒刑而欢天喜地。只有当你30％的肝脏充满了癌细胞的时候，这个15％的消息才是个好消息。当然，只要数字继续减小，那么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好消息了。我看着母亲，她脸颊上的光彩重新又回来了。父亲眉开眼笑，而几分钟之前他的浅笑还有一丝紧张不安。一回到候诊室，我就立刻给妹妹和哥哥，还有叔叔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消息。
母亲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
父亲离开了，我陪着母亲做化疗，我们坐在一起。“我猜每一个人为我做的祈祷都起了作用。”她说，“我必须得让弗莱德知道。”弗莱德是麦迪逊大街长老会的牧师。
“你有伍德霍斯的书吗？”她问我，一刻都不想耽误。
“有啊，就在我包里。太有意思了。”
P.G伍德霍斯的吉夫斯小说系列非常让人愉悦。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管家以及他贴心但倒霉的员工的。我最年长的教子是个古典主义者，职业是律师，他是吉夫斯小说的大粉丝，他的父母是我和我父母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坚持让我们再给伍德霍斯一次机会。
“我以前都没耐心看伍德霍斯的书。”母亲说，“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故事很精彩，甜蜜多过犯傻，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么傻。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那本书。”我在佛罗里达看的是约瑟芬·铁伊的书，是少数让我母亲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书。
母亲说小说的惊讶结尾完全是可以被预见的，哪怕她没有先去看结尾，也不会觉得惊讶。另外她也觉得里面的人物非常无趣。我被这个评论搞得有点生气。
“我就是喜欢这本书。”我的辩词并不有力，“但是你不觉得看些傻傻的书，可以用来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一些事情？”
“现在我可看不下去愚蠢的书了，因为有那么多好书等着我去看，去重看。而且，我发现如果一本书太愚蠢，通常是因为作者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或者那本书毫无价值，又或者因为整本书就是一个从头玩到尾的把戏。如果你先看了结尾，你就不想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了，哪怕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也可能是愚蠢而浪费时间的。但伍德霍斯的大部分书都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发现他的故事愚蠢。我喜欢他的人物：博迪、吉夫斯。他们有点荒诞但又讨人喜爱。我也喜欢伍德霍斯的人物们搜集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袜子、银子、单片眼镜。这让我想起我自己那些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将牌做成的首饰，还有女子仪仗乐队的明信片。他显然非常享受那个由晚餐、订婚、贵妇姨妈组成的世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威尔。这本书有趣，但不愚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那么《爱丽丝漫游仙境》这样的书呢？愚蠢吗？”
“刘易斯·卡罗尔绝对不蠢。这本书里有傻的部分，但它是一本复杂、完美、引人入胜的书。我不喜欢的书，是指人物无趣，引不起你关心他们的动机，你也不关心他们关心什么的那些书。这样的书我是绝对不会看的，因为有太多的书讲到的人物和事情是你关心的，谈论生命与死亡的书。”
“但是——”我看着地板，因为我将要提起一个我从未打算在此时此地谈论的话题，“阅读关于死亡的书不会很困难吗？”我停了一下，“特别是那些里面人物患有癌症的书。”
母亲摇了摇头，说：“抽象地阅读死亡是不困难的。当然，我喜爱的人物死去时，我是很难接受的。你会真心地怀念那些人物，与你怀念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但你还是会怀念书中的人物。我觉得我从来都没能从《飘》里梅兰尼的去世中恢复。关于那些说癌症的书……”她停下来思索了一下，“我不觉得死于癌症比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以及死于意外或任何其他事情更悲惨。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生活。如果把有关死亡的书都排除掉，那么就没有几本我们能看的书了。”
“所以，你不介意阅读让人沮丧的书吗？”我问。
“不，一点也不介意。当然对我来说，会觉得很残忍。但是阅读与残忍有关的书，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
“因为当你阅读了，你就更容易去辨识残忍。在难民营里听到那些人被强奸、被侮辱，或是被强迫着目睹自己的父母、姐妹、孩子被强奸、被杀害的时候，才是最令人不忍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直面这样的残忍。不过人可以表现残忍的方式有很多，有些方式微妙得难以识别。所以我主张人们通过书来认识它。我觉得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是最能表现残忍的大作。作者擅长细腻的残酷场景，就像《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对待布兰琪那样。故事以低语、注视、贬低开始。莎士比亚的书里也有许多的好例子，当贡纳莉折磨李尔王时，或是伊阿古对奥赛罗说话的语气。我喜欢狄更斯也是因为他展现了各种类型的残忍。你需要在开始就学会辨识这些残忍，因为大奸大恶正是从微小的残忍开始的。”
我想起在我们搬回纽约之后，母亲曾经为高中孩子教了好几年的英语。我问母亲是否有什么书让她觉得太过压抑而无法教给孩子们。
“我觉得没有。”
“哪怕是那些里面人物不是死去就是身陷痛苦的书？”
“是的。”
“哪怕是那些厄运降临到主角身上的书？”
“是的。”
“好吧，我们下一本书就看这个。”拉塞尔·班克斯的《大陆漂移》，这本书多年来颇受好评，但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它以内容残酷阴沉而闻名。我把我的那本给了母亲，自己又买了一本。
在看《大陆漂移》时，你会目睹一场生命的破碎，有点《相约萨马拉》的影子，一个错误决定足以毁掉一切。对于书中的奥夏娜来说，不仅仅是那个错误决定的问题，脆弱和固执同样导致了恶果。故事人物有时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他们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班克斯描写了一个有过错但富有同情心的冰球运动员，为了追逐美国梦，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从新罕布什尔搬到佛罗里达，希望为家人和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书中同时还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带着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和侄子一起逃难到美国，目的地也是佛罗里达，试图为他们三人争取新的生活。只是事情开始有了可怕的变化，不管是在偷渡船上，还是去搭船的途中，都不幸遭遇了可怕的事情。书中涉及了可怕的性暴力，是世界各地在战时打击对方会用到的手段。还有其他的暴力、愤怒与残忍。这是一本充满了错失机会的书，记述了人们拥有机会，却又突然错失良机的故事，任何可能发生的差错都会导致这一结果的发生。
班克斯1940年出生于曼彻斯特，比母亲小六岁。他用奖学金上大学，但还没有毕业就休学前往古巴，中途在圣彼得堡与佛罗里达停留。他十九岁时在佛罗里达结婚，育有一个孩子，然后在1962年离婚。《大陆漂移》出版于1985年，是班克斯的第二本书，在评论界大受好评。
我和母亲立刻读了《大陆漂移》，但没有机会来讨论它。距离母亲下次的化疗预约还有好几个星期。之后就是母亲的生日，所以我们当下的任务是决定如何庆祝母亲的生日。检查结果再一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母亲仍然在走向死亡，但是，非常感恩的是，不再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快。她会在将来的日子里离开我们，或者用个更为欢乐的说法，她会在将来的日子里活在我们身边。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为母亲庆祝这个生日，区别在于要如何庆祝。
对于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胃口的人来说，母亲对这个生日表达了非常怪异的期待。一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她发现了一家叫作戴西·梅的餐厅，那里提供美味的烧烤。餐厅位于曼哈顿的荒凉地带，从11街往前，那一片遍布着汽车销售店、修理店、停车场、工业大楼，偶尔会有家酒吧。并不是危险区域，只是很荒凉。这就是母亲想要庆祝她七十四岁生日的地方。她不想要任何华丽昂贵的东西，只希望大家出去吃一顿饭，这样就不用做任何饭后的清洁工作了。
派对很小型，只有直系亲属、父亲的两个姐姐和一些朋友参加。我点了一只二十七斤重的烤猪和其他菜：通心粉、奶酪、红薯、奶油玉米加切德干酪、羽衣甘蓝和德克萨斯吐司面包。不是说吗，吃烧烤，就要大吃一顿，要么干脆别吃。烤猪是两天前提前预订的。每天早晨，我在电话里向母亲报备各种细节，并询问她的意见：谁该坐在哪里？有了红薯，还需要土豆泥吗？晚餐什么时候开始？
随着晚餐日期的临近，我发现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从得知检查结果的喜悦后，我们已经从“好多了”回到了“不是很好”。她生日之前会做四天治疗，一个朋友会一直陪着她。她希望化疗时给她使用的类固醇能帮她撑过去，通常这些药能帮助她，但这次它们没有做到。
派对的那天早晨，我打电话给母亲落实最后的细节。我是不是听起来对所有问题有点疯狂，对，就是有点疯狂了。我希望那只烤猪和所有配菜都美味可口，座位安排得完美，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我希望天气晴好，大家都能在晚餐后找到出租车（那里附近都没有地铁）；我希望晚餐不要太吵，但也不要太安静；但我真正希望的是母亲不要死去，这样我就不用感觉仅剩一两次机会为她举办生日会了。但这是无法选择的选项，我觉得我需要把所有细节做到完美。
但这是个复杂的工作。谁能够承受得住那种压力？我反正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禁想起了迪士尼乐园，那号称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在那儿我就看见几家人气得快要开打了。孩子们由于贪心和疲倦，及所有的压力而抽抽搭搭地啜泣，大人们互相怒目而视，大一点的孩子揉着眼睛或者心不在焉。你会不时听到下面这段话的各种变体：“我们跑了这么远过来，花了这么多钱，你就要好好地玩，听到我的话没有？你现在就必须给我玩得开心，该死，不然我就立刻开车带全家人回去，我们再也不会来了。”
于是我就这么问完了派对相关的所有古怪问题，冥思苦想所有的细节，并祈祷那天不要下雨，出租车之神会向我们微笑。
那天没有下雨，所有的细节都如期落实，除了一点。母亲生日那天早晨，她的感觉比“不太好”要更糟，她那天感觉“天旋地转”。
我提前到达戴西·梅餐厅时，母亲已经到了。她看起来弱小单薄，疲惫不堪。在其他人都还没有到来之前，我告诉母亲晚上的一些安排和排演。然后她与约尼尔父子见了面，他们俩都是戴西·梅餐厅的主要成员。就在我被葡萄酒和啤酒的冷冻箱弄得烦躁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又一如往常地做了她经常做的事情。她向他们介绍自己，并询问他们从哪里来，她似乎看起来好些了。所有人到达后，从前的母亲似乎回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她就是一个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的绝佳演员。
母亲坐在椅子的边沿，身体太过不适，所以什么都不想吃。她前面是一只巨大的剥过皮的烤猪。我的任务是带着饭店提供的厚橡胶手套，用手指扯下巨大的一块猪肉——肚腩肉、猪腿肉、肩肉，并把肉放在每个人的盘子里，非常原始。
不出意外的话，谈话很快就导向了威廉·戈尔丁1954年出版的小说《蝇王》上。小说描述了一群孩子如何在一个荒岛上存活。一头猪因为作为男孩子们肆虐的对象，而成为书中的重要角色，此外还有一个被不友善地称为“小猪”的人物。随着晚饭的进行，话题又被转到了其他书上。
母亲和我都还没有向其他人宣布我们有个读书会的事。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件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甚至对彼此都很少说起。话说回来，什么样的读书会只有两名成员呢？不过，我和母亲异口同声地开始谈论起《大陆漂移》，其他人也并没有觉得古怪，我们实在等不及要来讨论这本书了。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这本书，哥哥并不比家里的其他人阅读得更多，但他却是在场所有人中除了我和母亲之外，唯一一个看过这本书的人。
“你们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问母亲和道格。
“太棒了。”我的哥哥这样说。
“对。”我撕下一块比较肥的肚腩肉，然后把它丢掉，浓郁的脂肪正好滴在南茜的盘子里。母亲说：“太棒了，但是好压抑。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看过最压抑的书了。”
她读过的最压抑的书？我对此非常震惊。我是不是疯了才把《大陆漂移》加入我们临时读书会的阅读书目里？可能我真的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与此同时，派对继续着，充斥着欢笑与香浓的烤猪肉。烤猪直接放在房间尽头铺着方格桌布的大餐桌上，旁边是另外两张巨大的野餐桌，各色人等满满围坐着吃东西，自助餐厅的风格。警察和消防队员是这里的常客，而烤猪是整个餐厅的主题。每个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饶有兴致地想要研究一番，看看是怎么烤出一头猪来的。
整个晚上，大概有一小队的人走进餐厅来说：“抱歉，打扰了。”然后询问关于烤猪的事情。而一如既往的，母亲与所有过来搭话的人聊天。
我能看见我们这群人里有人不时打量一下母亲。很明显，母亲越来越没有精神。哥哥在聊天间隙留意着配菜的进度，他非常善于与人交流，与身边的任何人都相处得很融洽。
我们想着尽快把晚餐余下的节目进行完，确保晚餐能在激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消散之前落幕，或者说，确保那激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能一直发挥作用，一直到晚餐结束。
我们吃的甜点是红丝绒杯子蛋糕。他们在母亲的那份上放了一根蜡烛。我们相当安静地唱了生日快乐歌，母亲从不喜欢我们在餐厅里大声喧哗。戴西·梅餐厅里的所有员工都加入了我们。大卫为大家拍了照片。随后我们打包并分发了剩菜，每个人都无比坚持、无比礼貌地恳请其他人带回打包的菜，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天再吃点烤猪肉，而是因为实在是剩下太多了。
所有人都还没有发现时，母亲已经和父亲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那是个晴朗的夜晚，路上有许多出租车。大卫和我沿着街道走路回家。
尽管那实在是个愉快的夜晚，我却似乎突然感到了焦虑和悲伤，是的，大家都过得很愉快，烤猪很受欢迎，不仅美味而且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烤猪成了大家可以谈笑的话题。母亲的建议是对的，不需要土豆泥，用餐地点也很棒。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还行，在那儿待了整个晚上。
但我之前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把《大陆漂移》拿给她看？母亲是说过她喜欢严肃的书籍，哪怕压抑的那些，但这本书是不是太过压抑了一点？我是不是给了她一本超过她承受能力的书？或者，超过她想要承受范围的书？我是不是该在向母亲建议这本之前，自己先看一遍？或者从封底的简介是不是就该看出来，对于一个将要去世的人来说，这是一本过于凄惨、过于压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