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用，应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不要抱怨没有合适的工具，而应该更好地使用拥有的工具。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它可能通过人类的过错来体现。至于拥有智慧的凡人，是直面自己的弱点，设法从中得益。——F.W.罗伯森”
当母亲回来的时候，我还在看。那段话之后的文字更有宗教意味。母亲看见我坐在那里看这本书笑了，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但我觉得她是故意留下这本书给我看的。这个茶几很有意义，我们讨论的议题都在上面。接着我又注意到茶几上还有一封信。发现我在看那封信，母亲解释道：“这是我们要为阿富汗图书馆发出去的信。”
“那儿的反应怎样？”
“我们收到了一些捐助，但仍然不如预期。后来我们收到一封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信，这简直是太棒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这是我最担心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如果阿富汗人没有书籍，那里的人就没有多少希望。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要把这个图书馆建起来。”
“你确定行吗？”我问。
母亲对我皱起了眉头，说：“如果做不到，我就不会做了。”这是一个提醒，她还没死呢。那天她感觉不好，但检查的结果是个好消息，我们还不必掰着指头数她余下的日子。接着母亲把注意力转到我的生活上来。
“我还有个新年愿望，是关于你的，威尔。”她说，“不要再抱怨你的工作了，直接辞职就好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可以去这么做的。”
我给自己又倒了些香槟，看着周遭父母的一切。播放的音乐是莫扎特的《欢欣，雀跃》。每面墙上都挂着绘画作品，以及他们收藏的英国和日本陶器。这些陶器按照颜色和制作者分类，占据了靠墙的几排架子，剩下的就全是书了。母亲的左边还有一张优雅的桃花心木桌，是母亲的祖父送给她的，上面摆满了家人、朋友以及母亲学生的照片：微笑着的父母与婴儿的照片；已经泛黄的外祖父母的照片；她和父亲幼年时代的黑白照片；孙子们多到爆炸的照片。从母亲喜欢坐的位子，可以看到她的陶器、书、画以及照片。
但母亲很少能安静地坐着，这个位子也是她的指挥中心，她把茶几充当办公桌，电话也近在咫尺。这个晚上，她给我看了几张她刚收到的照片，有些是她曾经帮助的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曾经是难民；还有从老挝难民营来的人，现在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已经结婚了，从事医学相关的工作。这些人都成为了母亲的亲人，在得知她生病后，都专门来看望她。母亲让我看他们及其子女的照片，告诉我他们都过得怎样。
那时我就真的开始考虑是否辞去工作。看着母亲那么自豪地向我展示照片，我清楚地明白母亲在辞去工作之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收获。
我悲痛
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母亲当时想。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还有许多孩子存在着严重的发育问题。在那的第一个早晨，母亲要照顾一个名叫莽泉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二十岁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浑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认可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人背着。她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
但莽泉第二天没有再来，接下来也没有再出现。于是第三天晚上，母亲去她的帐篷里找她。母亲很快就知道了莽泉无法再次回到康复中心的原因。莽泉的父母很爱她，但他们太过年迈，没法照顾她。于是他们把她放在了极度简陋的帐篷外的一个阴冷的小棚子里，任她赤裸地躺在一块木板上，旁边放着一碗米饭。她的父母都在生病，没办法带她去康复中心。她污秽不堪，并因此觉得羞愧，不想让母亲看见她现在的样子，于是向母亲丢石头，让母亲走开。
那是第四天。
母亲和妮娜坚持了下来，并非常自豪自己有能力挨过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公共厕所是最可怕的地方，但她们很快也能一笑置之。
每天会有一百名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到康复中心。母亲和妮娜喂他们吃早餐，帮他们刷牙和洗澡，尽量与他们打成一片，逗他们开心。日积月累，母亲和妮娜的努力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那里的资源非常匮乏，她们就教孩子们用小鹅卵石来做游戏。妮娜在当地的泰国杂货铺发现了通心粉，于是教孩子们用通心粉串项链。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帮孩子们洗澡，妮娜则陪孩子们玩耍。
莽泉最后回来了。母亲后来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两个星期后：今天我们这里乱成一团。我照顾的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孩崇涛，我叫她‘跳舞的女孩’，不小心摔倒了，还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当我帮她清理血迹的时候，莽泉在水泥地上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她只要看见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非常生气。妮娜和我手足无措，于是决定教孩子们唱歌。我们想到的最简单易学的歌是‘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那些可以拍手的孩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无法拍手的孩子旁边。以后我们每天都唱这首歌，直到我们离开。”
每天下午，母亲和妮娜教九岁的青少年学习英语。这是孩子们主动要求的，他们没什么事做，非常渴望能够学一点东西。他们没有书，但母亲和妮娜在镇子里发现了一堆旧的《读者文摘》。在这群男孩里，有一个叫莱康的孩子，母亲和妮娜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莱康见到母亲和妮娜的第一天，就递给她们一篇他写的作文，内容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难民。难民得不断地换地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欢难民。
莱康天性乐观，这份沮丧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晚上的时候，母亲和妮娜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到她们两人居住的房间。妮娜在晚上常会跟一些当地的朋友还有其他志愿者一起出去喝瓶啤酒，而母亲总是待在房间用手电筒看书。
三个月后，妮娜明白了她想要做的事情，并决定继续留在难民营。母亲也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她决定再为学校工作一年，然后就辞职，担任“救助难民妇女和儿童的妇女委员会”第一任理事长，在这个机构的最初几年负责运营，投身于对难民的救助事业之中。而莱康，这个五岁就离开家乡老挝来到泰国，目睹了亲人被杀的难民，母亲想要帮助他来美国学习，申请大学奖学金，让他在美国继续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他是母亲最早接触的难民之一，近期他也有来看望过母亲，母亲骄傲地向我展示过他的照片。
我一直都热衷于向人们叙述这个故事。许多人告诉过我，这个故事启发他们找到了一种与成年子女或父母建立联系的不同寻常的方式。这件事改变了母亲和妮娜，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这件事有点挑战性，我觉得我们变得更无畏了。而且我认为，因为母亲和妮娜的这些事，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无私。
母亲经常被邀请去做演讲，谈谈她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难民的事情。她会说：“想象一下，半夜里，你被家里人叫醒，他告诉你：‘把你最宝贝的东西放在一个你能拿得动的小包里，随时准备着。我们必须离开家，然后去最近的边界。’你要翻过什么山？你感觉会是怎样？你要如何应付一切？如果穿越了边界的那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土地，是一个不希望你们踏足的土地，是一个你将无法工作的土地，你将会被限制在难民营里，过上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日子……”
母亲用一首名为“我悲痛”的诗来描述这一切。这首诗是1989年一位十六岁的越南姑娘辛迪·常在香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的难民营完成的。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是在母亲做化疗的一个冬天，我让她说出几位曾经改变过她人生的作家。“有好多。”母亲立刻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真的，无论什么时候，你读到一本好书，它都能改变你的生活，哪怕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她停顿了两秒，然后补充道，“不过，我肯定会把辛迪·常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我悲痛
谁会愿意倾听我的感受？
谁会愿意倾听我无用的国度？
战争之后，我的皮肤已被损毁。
我的体内留有子弹的伤痕。
尽管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谁会愿意倾听我的感受？
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我悲痛并非因我损坏的身体。
我悲痛是因为人们无法公正对待我。
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非普通读者
2008年1月开始，母亲对她的伦敦之行充满期待，这是她知道诊断结果之后的第一次旅行。出发前的那个星期，母亲的病情很不稳定，但她坚持了下来，让自己能够承受飞行之苦。由于母亲身体不佳，奥赖利医生在母亲出发前，为母亲重新安排了化疗，把周五要做的化疗提前了一个星期，调至周二，也就是母亲出发的前一天。母亲担心她能否度过在伦敦的一个星期。但我确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母亲去伦敦。
1955年，母亲前往伦敦学习戏剧的时候就爱上了它。我想这是因为母亲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成年人了。玛丽·安当时二十一岁了，离结婚生子还有七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感受到彻底的快乐，永远也不想再放弃我的自由了。对于像我这样被保护、被宠爱的孩子来说，独立自主实在是太棒了。我真的希望我的一些朋友也能到这里来。每当我看见了美好的事物，想着能找人一起分享就太好了。”
另外一封信中写道：“伦敦是个有魔力的城市，至少我这么认为。不管天气多寒冷、多恶劣，街上的人总会对你微笑。当你向人问路时，他们不但会告诉你怎么走，如果可以，他们还会带你过去。没有人匆匆忙忙地赶路，每个人都出奇地礼貌。还有好多神奇的地方可以去，有让你喜爱的演唱会，每周还有许多的艺术展览，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堂，在那里做礼拜太美好了，唱诗班都经过良好的训练，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平和安详。”
你喜欢上的第一个城市总是会对你有着非凡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母亲之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到伦敦。父亲也同样喜爱是一大因素。我九岁时，父母利用休假带着我们在伦敦住了一年，后来几乎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去英国，当然也不会错过伦敦。
重回伦敦除了给母亲带来愉悦，也许还有让她一直怀念的事情。母亲的初次到访似乎相当浪漫，她觉得那里的每个人都对她友好，可能是因为伦敦的确生机勃勃，但也可能是二十一岁玛丽·安的青春与美貌。
这次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旅行有一个非常折腾的开始。母亲刚到伦敦，就发起了高烧。父亲直接带她去医院，但一到医院，高烧就退了。在医生还没来得及量体温就退烧的母亲，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感觉很郁闷。尽管对于正在进行化疗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母亲还是担心别人会以为她得了臆想症。我们讨论过这个，我试图告诉过她，既然真的患有病，就不要担心别人说她是在幻想。她是个很能忍耐的人，但还是担心有人以为她抱怨的病痛并不存在，只是她的臆想。
余下的伦敦之旅变得好了起来。妮娜和萨莉带着孩子从日内瓦飞到伦敦来看她。母亲还去参加了一位朋友七十岁的生日派对，还去见到了一堆好朋友。她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博文发给我，说她正在伦敦与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开会。她十年前发起建立的国际救援组织伦敦分部，现在每年为国际救援组织贡献三千万英镑的资金，并且还能独立执行自己的项目。
母亲回到纽约时，是我们的读书会该要选一本新书的时候了。我们决定选一本背景设在不列颠群岛的书。最后选了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威廉·崔佛的《弗莉西亚的旅行》。这本1994年出版的杰出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怀有身孕却一无所有的年轻女人，从居住的小镇逃离去找寻让她怀孕的男人。她在英格兰中部到处游荡，绝望地寻找着男人说的割草机工厂，却错误地信任了一位肥胖孤独的陌生男人的善意。这个陌生的男人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大脑里面都是他过去认识的一些女子。
我和母亲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如果你去了其他城镇，你总会见到一些人。”母亲这样说。我们在医院里碰的面，母亲刚从伦敦回来没几天。“你并不会多想她可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他可能是挨家挨户试图说服人们皈依宗教的人，或者刚与一个年轻女人一起喝茶的男人。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崔佛不仅仅向你介绍这些人，还向你清楚地介绍了这些人是如何变成那个样子的。”
母亲给我看折起来的那一页：“街上那些人躲起来，也许是因为酒精诱惑，也许是因为绝望，才陷入沉睡，梦着他们曾经的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太可怕了。”我一时忘记了母亲那个古怪的阅读习惯，“这样的结尾把我吓着了。你觉得呢？”
“当然不，我先看了结尾。我觉得我肯定承受不了悬念的折磨，所以一定要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然会担心得不得了。”
显而易见，母亲不是一个悬念小说迷，她喜欢的那些故事场景都设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比方说唐娜·列昂的威尼斯，丹尼斯·利汉盖尔的波士顿，柯林·科特里尔的万象，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博茨瓦纳和爱丁堡。在每个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犯罪还是破案，地点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要求作家对当地的特质和奇闻有着非常深厚的知识。母亲喜欢的伟大的悬念作家，都是有能够对一座城市、一个小镇赋予性格的能力，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可以藏人，有钱时可以去那里，没钱的时候也可以藏在那里，那里可以让你销声匿迹，也可以让你鹤立鸡群。
继续我们的英国主题，我们选的下一本书是《非普通读者》，这是作家艾伦·班尼特在半年前出版的书。母亲注定是要爱上这本书的，她不可能不爱。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之一。故事的背景设在伦敦，主角是英国女王。但书中真正吸引母亲的是作家对于配角的塑造，特别是那个让女王迷上阅读，“染着黄色头发穿着工作服的男孩”，还有让女王获得新生活的克劳德爵士，以及最后出人意料、极富魅力的结尾。
而且，一个爱书之人怎么可能不爱上这本爱书之作呢？在我们都看完了小说后，母亲坐在家中，指出她最喜欢的三个段落给我看。无论何时，当母亲发现她喜欢的一段话，她不会念给我听，而是把整本书递给我，用手指指着示意我从哪里开始读到哪里。这时会出现半强迫的情况，母亲确定我的眼睛找到了书中正确的位置，她才会抬起手指。就好像跑接力赛时，确定交棒后才会放手。
“当然。”女王说，“但听取摘要不是真正的阅读。事实上，摘要与阅读是两码事。摘要是浓缩、切割、要言不烦；而阅读是博采广纳、铺陈扩散，并且持续不断地增长和延展。”
“打发时间？”女王说。“看书不是用来打发时间的。
看书是为了接触其他生命和其他国家的。我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才看书的呀，凯文爵士，我还苦于没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呢。如果想打发时间，不如去新西兰好了。”
女王想，阅读之所以对她有吸引力，在于它的中立：这正是文学最尊贵之处。书不关心是谁在阅读它们，或者有谁没看它们。所有的读者都是平等的，包括她在内。
在班尼特的书中，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最终请辞。好几个月以来，我都在想着辞职创办一个网站，就在母亲去伦敦的前夕，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辞职，虽然我还不知道究竟要办一个什么性质的网站。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在纠结着是告诉老板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还是告诉他我一定要辞职。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这真是个好消息。”当我告诉母亲时，她这样说。
“是的。”我说，“我很害怕，又很兴奋。讽刺的是，从图书出版的工作岗位辞职后，我发现我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
“也许还能写点什么？”母亲建议。
“那我倒不觉得。”我说。
跟母亲聊过艾伦·班尼特之后的几天，我们在侄女的四岁生日会上碰面。我和大卫到达的时候，现场已经是一片欢乐了。大家正在玩“钉驴尾巴”的游戏，这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游戏，因为无论有没有钉到，孩子们都会爆发出欢笑声。现场为大人准备了很多酒水。纽约的父母们穿插其间，啜饮着葡萄酒或咖啡，孩子大的就鼓励他们去玩游戏，孩子小的就让他们站在一边，嘴里吸着一只大拇指，另一只手抱着妈妈的大腿。
母亲站在人群中，头发明显地稀少了。尽管室内很热，她还是穿着两件毛衣。过生日的小姑娘露西有点发烧，但仍然拼命地在派对里玩个痛快。她的祖母跟她一样在硬撑。每个人都警告母亲，作为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人，她不该跟感冒的人待在一起，打招呼的时候最好不要亲吻或者拥抱，也不要坐地铁或公交车。但母亲不想那么活着，她还是跟一群孩子混在一起，尽管有一半的孩子流着鼻涕，咳嗽个不停，她还是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母亲开始疲惫了。她在电话里告诉过我她的脚疼，不管是站着还是走路都很不舒服。她从孩子堆里出来，朝着父亲、大卫和我走过来。
我们一如既往地谈论着各自的计划。母亲正在准备去维罗海滩的旅行，简直是迫不及待。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要陪她一起去见医生、做化疗。我们还谈了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