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对我们兄妹三人也有同样的祈祷。
对母亲来说，这本书的优美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美妙音乐。她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喜欢这一点。我也确实喜欢上了。母亲说再次读这本书时，恰如祈祷。
无论是在教堂内还是教堂外，母亲从祈祷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她会与上帝对话，为所有她爱的人、为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为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也为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甚至为世界上的领袖祈祷。每当有人告诉母亲：“我会为你祈祷。”这都会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对母亲来说绝不是老生常谈，当她知道人们为她祈祷时，心中的感动是真实而深厚的。
母亲最喜欢《吉利德》中的一段文字：“这很重要，是我祖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又告诉了很多人的。当你与某人相遇，当你与别人之间有等待解决的问题，就把它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必须想清楚的是，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
母亲说她常常想这个问题，不管是遇到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汽车司机或新同事，都是如此。她来医院做化疗，认识的护士、医生，帮母亲安排门诊日期的女士，其他癌症病人及其家人，母亲也在想这个问题。答案因遇到的每个人和每个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母亲说，《吉利德》是要我们先问自己这个问题：“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这样会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你而存在，而是为彼此而存在。
母亲喜欢《吉利德》的节奏，它与教堂里做礼拜的节奏契合，这是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的，而且饱含激情。这本书让母亲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让她与作者交流思想。
有些作者毫不留白，详细地描绘每一个细节，就像房地厂商的房屋清单一样，只要作者认为是值得写的，就一定会写出来。如果房屋清单上没有写“阳光明媚”这个词，那么这个公寓肯定就犹如地狱般黑暗；如果没说有“电梯”，就肯定只有楼梯；如果没有说“干燥”，那屋里的潮气肯定似河了。这些“无所不言”的作者更合我的胃口，比如狄更斯、撒克里、写《微妙的平衡》的罗辛顿·米斯垂。母亲喜欢那些有留白的作者，所以她喜欢抽象艺术，而我钟爱具象艺术。
我大概尝试了六七次，才真正读进去《吉利德》。起初，我无法通过文字在脑海中拼凑出足够的画面。书中的那些人物长什么样？那个屋子是怎样装饰的？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作者通篇不使用副词！而母亲不认为这些遗漏对她来说有什么，她立刻情绪激昂地接受它们，愉快地沉浸在书中。
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描写牧师朋友的儿子，他多年前做过些什么以及他的近况。但在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时，这部分是母亲最没有兴趣的。
在我们结束了关于海龟的谈话之后，母亲问我：“这本书难道没有让你想要有信仰吗？”她当时坐在椅子上准备做化疗。在做化疗之前，我们等了很久。
在《吉利德》中，牧师好友的儿子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处于“绝对不信”的状态。他说：“我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把这句话指给母亲看，并告诉她这非常接近我的观点：我就是根本不相信宗教。“你也不想我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对吗？”我补充道。
“别傻了。”母亲说，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对我说谎。但既然你愿意欣赏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你也可以去教堂听听音乐，安静地待着，这也是能与其他人共处和思考的机会。”
我们对这个话题很疲倦，所以母亲决定换个话题。“上次我跟南茜相处得非常愉快。”她说。南茜是哥哥的妻子，她上次陪母亲来做化疗。“那个年轻的社工拿着调查表又走过来了，就是那个关于第四期癌症病人的调查。她问了许多关于信仰、教堂、家庭的问题。我告诉她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些家人和朋友。然后她问我是不是很痛苦，我真的不觉得。当然我身体会不舒服，时好时坏的，但不是痛苦。我不认为这是她想听到的回答。”
“我想你想说的任何东西，她都想听到。”
“结果他们把我分到了控制组，就是没有心理咨询的那组，所以接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正是该好好问问自己那个重要问题的时刻了。我希望下次扫描完见医生的时候，你和哥哥跟我在一起。那时我们就能知道治疗是否有效了。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就有点麻烦了，不过我希望你能立刻给你舅舅和妹妹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死亡，是我和母亲一直都在回避的话题。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谈过，只是说的都很抽象。我们谈论过玩具海龟之死亡、以死亡和复活为主题的基督教、《吉利德》里濒临死亡的牧师，他可以清楚地区分“想要死去”与“接受死亡”；还讨论过我的朋友沙帆·多德，她是一位美丽的女作家，四十多岁时发现自己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惊人天赋，四十七岁癌症夺去她生命的前四个月完成了四本半的儿童文学图书；还讨论了在伊拉克死去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讨论死亡，但对母亲的死亡，只字未提。
我得去参考一下《疾病的礼仪》，看看作者是怎么对待这个话题的。我已经从基础的“你希望我问你的感觉怎么样？”跨到问“你希望谈谈你的死亡吗？”如果我先引出这个话题，也不能确定，母亲不想讨论是因为她以为我不想讨论，还是她自己不愿意谈。但如果她想要谈谈，而我们都害怕谈这个话题，那就更糟糕了。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让母亲更孤独，剥夺了她想要与我们分享恐惧与希望的机会怎么办？而且，她的信仰告诉她死后还有希望。
我还是决定不要直接提出死亡的话题。隔天就是父母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会在一起吃个晚饭。在下一周是我爱人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我们到时会在中国餐厅好好吃一顿，母亲决定参加我们的庆祝。这两顿饭都是和时光有关的庆祝，也是人生大事。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忽略我们此时面对的情况。
“妈妈，你是不是很担心下一次的扫描结果？”
母亲的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只是笑容没有往日那么灿烂，我想口腔疼痛仍然折磨着她。我们安静地坐着，她没有回答我。我不确定她是在思考还是不想说。她的眼神没有改变，只是有点黯淡。她的双眼依然闪着让人想接近的光芒，却变得更柔和，更有感染力。她的头发变得稀少，皮肤多了些斑点和皱纹。她穿着一件旗袍领的上衣，是大卫为她做的。大卫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为她做了很多衣服。但现在这些上衣在她身上松垮得像是戈雅宫廷画上层层叠叠的袍子。
我想要说些什么？是想说我对扫描结果忧心忡忡，害怕会是坏的结果，害怕我们将不得不停止讨论书，从讨论书里的那些人物的死亡转而讨论母亲的死亡吗？
接着，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脑海有了片刻的清晰。
“我觉得会是好消息的，妈妈。”我撒谎了，“不过你知道我会做些什么来确保这个吗？”
她不解地望着我。
“我会祈祷。”我说，“当然，不是在教堂里，但我会为你祈祷。”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相信我的话，但她笑了。之前当没有信仰的亲戚说要为她祈祷时，已经让她那么开心了。如果不信教者的祈祷真的能得到最好的回应，那么我的祈祷就该是最有效的。
那天晚上以后，我都在祈祷。我的祈祷词来自之前看过的安妮·拉莫特的《怜悯之旅：关于信仰的思考》。这本自传体的书无论对于有无信仰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趣又令人心碎的。我和母亲在它1999年出版以后就读过了，并都不由自主地向彼此推荐。拉莫特说，最好的祈祷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以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所以我经常这么祈祷，但有时也会祈求具体的事情，比如一个好的扫描结果，或者与母亲能有更长的时间相处，不管是否有那么一个人在倾听我的祈求。
禁忌祈祷书
母亲被确诊癌症已经过了两个月，我们在等她化疗后的第一次扫描结果。我无法想象该如何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母亲参加了她和父亲的周年纪念晚餐，也高兴地参加了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晚宴，尽管她那天感觉“不是很好”，不得不在敬酒之前离开。我们不知道她余下的日子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或者真能出现奇迹的话，两年，再或者，奢望一些，五年。
设想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你有一本随身携带的书，可你不知道这本书会看多久。这本书可能像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短，也可能像他的《魔山》一样长，但你得在看完的那一刻才知道。如果带的是《威尼斯之死》，你早早就看完了全部，余下的漫长旅程再没有东西可以读了；如果是《魔山》，最后你下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看了一个开头，而下次再看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掌握节奏进度。哪些习惯事物是需要保留的，哪些需要被丢弃；哪些需要补充，哪些该放弃；哪些庆祝是一定要参加的，哪些可以忽略；哪些书仍然要读，哪些书就算了；以及何时可以谈论母亲的病情，何时不便谈论。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但我的意思是，谁能够真的玩得起这个智力游戏，或者真的能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况且，得知两年后“可能”会死与“一定”会死有着天壤之别。
我站起来去拿第二杯摩卡，路过正在安静播放着CNN新闻的电视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规则来判断，至少我需要。回到座位时，我拿出手机，给自己写了封电邮：“及时庆祝。”哥哥道格也来了，他刚刚做完瑜伽，手里拿着标志性的软呢帽子，紧张不安地把帽子在两手间换。
“你好，威尔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
“你好，道格先生。”我回答，“感觉怎么样？”
“很棒。”他说，“你呢？”
我和道格打招呼的方式不太像兄弟，而是像一同工作了几十年的寄宿学校的教师，彼此有好感却很有礼貌，尤其在父母面前。在外面的世界发生变化，这是每个家庭有的某种不变的感到安心的特殊方式。
岁月让道格从一个容易激动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稳重的男人。但和父亲、妹妹，以及我一样，他在焦躁时话比较多。只有母亲能在压力下沉默。于是道格和我闲聊打发时间时，母亲就静静地听着。
是时候去见奥赖利医生取检查结果了。
我们起身离开舒适的等候室，穿过一扇白色的大门进入了另外一个无菌的世界。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被塑料和金属取代，温暖的松木被金属材料取代，灯光也微妙地从白炽灯变成荧光灯。
“左边还是右边？”母亲总是会这样问。母亲的方向感一直很好，但在这里，她总是要问我。
“这边，妈妈，往右。”
一个母亲最喜欢的护士带着我们来到检查室，告诉我们奥赖利医生很快就来。通常，“很快”是一分钟的意思，但也可能是十分钟或一刻钟。奥赖利医生很少让人久等，她都尽量让病人留在候诊室，坐在有垫子的原木椅子上舒适地等待，直到她准备好了才让病人进来。母亲在这里等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苍老、孱弱，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满是斑点的双手在灯光下显得尤为刺目。我的视线垂下来，发现她的脚踝又肿了。
母亲给了我一张复印纸，上面有她想问的问题。她还要给医生一张。就这些问题我们还事先彩排了一下。
“你要问医生关于手麻的问题，对吧？”
“对，还有胃的毛病。”
“好，我们肯定记得问她这些。”
“还有我是否能安排去日内瓦旅行。”母亲补充说。
“好的，也记得这个。”道格回答。
“还有去弗隆海滩的事，可不可以去那做化疗。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里，这里的冬天太糟了。”
“没问题。”我说。
纸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他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问。母亲说她想要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着奥赖利医生进来了，她是个爱尔兰人，娇小可爱，母亲说她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非常瘦。她说话很轻柔，但语速非常快，双眼真诚地看着你。我看到她时觉得很紧张，因为她说话非常有威严。
我们听到的是个好消息。部分肿瘤已经显著缩小，目前也没有发现新的扩散。化疗是有效的。
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消化掉这个让人兴奋的消息时，医生就开始为母亲进行身体检查（房间里有一块帘布，母亲在里面做检查，我和道格坐在距离很远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听到奥赖利医生问母亲一些日常问题，母亲又向奥赖利医生询问了一些问题。但母亲没有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停下了。
“妈妈，你还有什么要问奥赖利医生的吗？”我提醒她说。
我看着母亲，她似乎有点失神。屋里一片寂静，我们都在等她问最后的问题。
“对，我还有个问题。”母亲说，“奥赖利医生，你今年会休假吗？我希望你能有机会回爱尔兰看看家人。”
……
肿瘤缩小了。肿瘤正在缩小，这实在是太好了！这些奇怪的化学药品的名字：吉西他滨、卡培他滨，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同。之前它们听起来像是强力去污剂，此时听起来酷极了，神奇极了，就像你刚开始爱上的新的摇滚乐队。这下好了，母亲还有时间，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在她身边，而且她也不用急着知道自己还有多少余下的时光。我又能继续过着忙于开会、喝酒、参加晚餐的生活了。而她又能继续为自己制订计划，参加音乐会、见客人、看电影以及旅行。
现在我和母亲的读书会需要一本新书。作为一个乐天派，我买了一本杰拉丁·布鲁克斯的新作。布鲁克斯写过小说《马奇》，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她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缺失的父亲创造了新生命。这本书是母亲近期非常喜欢的书之一。我带来的是布鲁克斯的新作——《禁忌祈祷书》。这是我从一位做出版工作的朋友那里抢先弄来的。母亲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从医生那里得来好消息后，我们就交换了书。一切都再次回到了全新的轨道之中，读书会的日子还长着呢。
见过奥赖利医生后，母亲让我更新了博文。她总是用第三人称写好发给我。我补充了最后一段：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五和星期六，但星期日和星期一母亲感觉不太舒服。今天看起来好些了。
她带来了一本精彩的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讲述的是缅甸监狱里的生活。母亲说这本书能让人忘记所有的困难。她很期待去听由尼克·麦克吉根在爱弗里费雪大厅指挥的《弥赛亚》。
我（威尔）准备冒险跑出去完成我的圣诞大采购。非常幸运，外面的天气美极了。”
看完《禁忌祈祷书》，由于忙着圣诞采购而没有时间看《蜥蜴笼》。尔后，各种派对和要做的事情伴着圣诞节到来，让人从早忙到晚。很快又要迎接新年。虽然从医生那里得来了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但母亲病得很重也是不容忽视的。她的双手发麻，化疗让她虚弱、作呕、精疲力竭，更糟的是她的口腔更疼了，这让她说话时很痛苦，进食也有困难。
新年假期更糟。或者，你可以说新年与其他日子一样普通。只不过那天时代广场会有水晶球降落。报纸、电视和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问你在做些什么、在哪里，以及你的新年心愿。
我原计划在傍晚去父母那里喝杯香槟。当大卫和我到家的时候，母亲坐在她的老位子上，面前的中式茶几上放着杰拉丁的《禁忌祈祷书》。她刚刚看完它。
“布鲁克斯太棒了。”她说，“这本书让我想起在波斯尼亚做选举监督时的许多往事。”布鲁克斯出生于澳大利亚，曾是《华尔街日报》驻波斯尼亚和其他热点国家的驻站记者。“这本书太丰富了，简直就像许多本书结合的著作。你知道我从来不看惊悚小说的，但是布鲁克斯以《塞拉耶佛祈祷书》的起源为小说主题，讲述人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加以保护的历程，情节真的是扣人心弦。我好喜欢书中的古籍维护家汉娜，还有其他人物。但《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个主角。你同意吗？”
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我明白你说的《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主角的意思。我开始看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本书，后来我知道它的历史，知道有人为它做出的牺牲，就产生想要誓死守护的想法。书中留下的葡萄酒渍、昆虫翅膀、盐水这些痕迹，都是在暗示这本书是如何经历战祸，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些人用尽心力来保存这本书。”
“别忘了还有根白头发。”母亲补充说。那是书中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她的头发灰白掺杂，虽然渐渐稀疏，但量并不少。她把几缕乱发别在耳后，接着说：“但我真的认为汉娜的母亲很坏。”
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但总是忽略女人，尽管两人有短暂的相处时间，但关系也很糟。书中的谜团之一是汉娜的父亲，直到书快要结尾时，她的母亲才告诉她谁是她的父亲。汉娜与母亲之间的心结最终能否解开也是悬念之一。
“我不知道。我是说——我非常同情汉娜的母亲。”
“我不同情她。”母亲说。
“她是个需要工作的母亲，这在当时并不常见。”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是在指母亲。
“那不是个好理由，威尔，不是对女儿不好的理由。”
“但你不觉得人们会对不是很好的男医生更宽容，却希望女医生更为慈善？”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但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母亲回答，“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颗仁慈宽容善良的心，尤其是医生。你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同时也非常仁慈。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奥赖利医生超过我看的第一个医生，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温暖仁慈。”
“但你总是告诉我们，有时人们态度不好是因为他们不快乐。”
“是的，可能这些人不该承担照顾其他人的工作。而且我在说的是仁慈心，而不是态度好不好的问题。你可以板着一张脸，行事无理，但仍然抱有仁慈心，也就是说，你做什么比你怎么做重要。这也是我对《禁忌祈祷书》里汉娜的母亲没有多少同情的原因。她是个医生，也是个母亲，但她不仁慈。”
“但这一点是不是减少了你对这本书的喜爱？”我问。
“当然不会！这恰恰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书籍与宗教。我喜欢布鲁克斯在书中阐述的，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着对书籍的热爱，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热爱。每本书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对每本书的敬意是相同的。在小说中，不同的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为这本书都聚集在了一起。正因为这样，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来拯救一本代表了世界的书。我去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时，人们总是要书，有时书甚至比药物和庇护所更为重要。”
这时，原本在跟大卫聊天的父亲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由于是新年，尽管距离2007年还有好几个钟头，他还是希望能够制造出点派对的气氛，所以打算播放一张演奏家现场演奏的CD，是他代理的艺术家演奏的。但他没能控制好音量，刚打开，开头的几个音符就震耳欲聋，打破了客厅的宁静。这不仅把母亲吓了一跳，父亲的脸上也划过一阵慌乱。母亲生病前，他们都习惯了选择性地忽略对方，这我在很多老年伴侣身上都发现了。但当母亲生病后，父亲变得异常注意，小心谨慎地留意任何影响母亲的事情：空调太冷、阳光太过直射、茶杯放得太远等等。父亲都会立刻为母亲把这些调整好。他的关照太过的时候，母亲会显得有点不耐烦。但她心里对父亲的关切非常感激。
我听着音量非常合适的音乐，注意到桌子上还有一本《每日的力量》，书签放在最后一页。
母亲说想要去休息一下。我不知道是否是她不舒服，她完全不说。父亲去拿香槟了，这是为我们和其他可能上门的客人们准备的。他和母亲都不喝。父亲如今滴酒不沾，他担心酒精会让他变得迟钝，必须在母亲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保持清醒。所以他为自己和母亲买了苹果类的碳酸饮料。他们并不是特别爱喝它，只是为了应付场景才选的碳酸饮料。我翻开《每日的力量》放书签的那一页，里面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