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得怎么询问和聆听（是真正地用心聆听），也习惯寻求乐观的答案来满足自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所好转，不会从糟糕变得更糟糕。可我的母亲却令我失望了，我绝望地盼望她的病情能够好转一点，可怎么越来越差了？
我带着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来到佛罗里达。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想要再看一次。狄第恩在书中描写了丈夫突然去世后自己的生活，她在书中的前几页对此做过描述。书中也写到了她的女儿一度病重，濒临死亡，之后却又痊愈了。悲剧的是，她的女儿在这本书写完之后、出版之前，死于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关于死亡、悲伤以及疾病的书。
狄第恩把丈夫去世的悲伤与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觉做了比较：
“悲伤，当它袭来之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跟我父母死的时候不一样：我爸爸在八十五岁生日前夕去世，妈妈在九十一岁生日前几个月去世，两人在去世之前都经历了几年之久的逐渐衰弱。他们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很孤独（无论多大年纪的孩子，被父母抛弃时都有孤独感），为过往的时光，没有说出的话语，为无法分享的，甚至无法用任何现实的方式表达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我沉浸在这本书中，并且不时回去看那一段话。母亲还没有去世，她还好好地活着。我虽然难过但并不孤独。而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用遗憾后悔。我有机会来感激并且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以及生理上的羞耻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母亲还活着，却也即将死去。她想要谈论朋友、工作、孙儿、房地产和我们正在读的书（特别是狄第恩的书，我刚看完母亲就又重读了一遍），音乐、电影、交通、好笑的故事、旧日子以及我的工作……那是一个漫长的单子。她想要与我、与所有的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但也想要认识新朋友。
我体会到狄第恩用字遣词的智慧：分享与接受。我发现，只要我愿意跟母亲讨论任何她想谈的，或是仅仅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安静地看书，这些都是分享。我甚至没有探究，没有追问，或是没有注视来表达对她的接受。
那是愉快的一天。天色渐晚，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我们把从熟食店买来的火鸡与面条加热一块吃了。晚饭后，我们一起看了关于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的纪录片。我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只是影片以他死于癌症结尾，还有一些他饱受疾病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镜头。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抬头看了几次，想看看母亲在做什么。影片结束后，我问她感觉如何。我继续努力用从《疾病的礼仪》一书中学会的方式提问：你想要告诉我你的感受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建议，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提问就会看起来有点做作，太过正式，就好像当教室里只有你和老师两个人，你仍然举手提问一样。这种问话方式很适合打电话，但当我和她在佛罗里达的房子里时，这么问就会显得怪异。
“好些了。”她说。
我希望这是真的。毕竟我们真的看见海牛了。
奥丽芙·基特里奇
2009年3月，母亲回到纽约，正赶上淤泥、风雪和冻雨。我对她此时的印象是，一个日益虚弱却决意不显露出来的人。她每天都会出门，如果不是去她在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去附近的亚洲协会与人见面，或者去听音乐会彩排，看场芭蕾舞表演。她努力把体重控制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还看到她走在人行道上的背影，套着一件棉外套，丝巾下若隐若现几缕白发，细如玉米须一样的美好白发。她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免在冰块上滑倒，但是没有人搀扶她，当其他人快步走过时，她必须谨慎坚定地缓慢迈出每一步。我想要叫她，但又不想吓她一跳，因为我知道走在冰上需要全神贯注。于是，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问候她，然后温柔地挽起她的手，陪她走过余下的路。
就像父母无法真正留意自己孩子的微小变化——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怎么突然长高了三十厘米？我也没有留意到母亲突然间变得那么孱弱。只有在看照片的时候（包括圣诞节时刚拍的照片），才发现，用她的话说，正在凋零。母亲不舒服的日子越来越多，每次不舒服后都会让她变得更为苍老、衰弱。在不舒服的日子里，她的胃总是闹脾气——一天里需要去洗手间十次、十一次，甚至十二次。有时，她的脚又肿得几乎无法行走。但她仍然继续去看排演、和人吃午餐、看孙辈们、去博物馆、去办公室。
不过，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察觉这些变化。妮娜有个医生朋友凯瑟琳·弗礼，她是临终护理专家，她为母亲介绍了一位很能干的护士妮莎·科伊尔。弗礼医生与妮莎是奥赖利医生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搭档，是保证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生活质量，以及临终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妮莎是英国人，个子高高的，非常苗条，一头茂密的灰白色头发，声音轻柔，笑容甜美。我第一次遇到妮莎时，就想起了英国通话故事中的保姆。后来我得知，我的感觉没有太离谱，她最初是以助产士的身份开始接受护理培训的。
我们无论何时见到妮莎，她都会温暖地问候我，不过几乎都是她与母亲的对话。她总是把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之所以提到这两点是因为在母亲确诊癌症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注意到人们会避免触碰她，或者避免与她对话，任何评论或是询问都是对着我们的，哪怕母亲就在现场，比如“你母亲想喝点什么吗？”
妮莎每次都能提出有用的建议，让我们不必遇到一点小事就麻烦奥赖利医生。她会帮我们判断哪些是需要奥赖利医生注意的问题，哪些是我们自己能够应付的。在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理解妮莎的角色。这也让我震惊：运动员需要教练，从另一个角度说，妮莎也是教练，即使我们都曾失去过深爱的人，但她拥有的智慧是我们所没有的。我开始不仅仅把她看作死亡教练，同样也看作是生活教练。
妮莎建议母亲在感觉体力充足的时候，可以去做那些对她来说重要的事情。如果母亲想要给每个孙辈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在未来某个时间看到，最好现在就写。如果她想要去某个地方看某样东西，也应该马上就去。如果只是想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听听音乐，那也可以。妮莎还建议母亲与她的朋友们早晨见面，或者喝下午茶来取代用餐，这样就不用担心在不饿的时候假装吃饭。妮莎知道在别人面前硬撑是件很难的事，这让母亲很高兴。所以每当我们有什么问题（谁能在洗手间里搭一个护栏？哪里才能找到灵气的治疗师？该怎么对一个朋友说他来访过于频繁？），就会给妮莎打电话。
月底，我们要替母亲过七十五岁的生日——这也引起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十八个月前，当母亲初次诊断患有癌症时，我觉得她不认为自己能活到这个生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决定办一个派对，只是有点担心自己没有力气。后来她觉得可能规模太大，妮莎也同意这个看法。她们讨论后，认为如果不请那么多客人，她就能够在家开派对，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去洗手间或她自己的房间。但这样一来，就只能邀请非常有限的人来参加派对了。于是我们需要列一个名单——家人是必须的，几个同事，母亲不想因为邀请太多人或者完全不邀请而冒犯到别人。她不想麻烦大家大老远跑来，所以最后只邀请了在纽约居住的、从去年一直保持联络的人。“这又不是《这是你的人生》。”她指的是50年代很有名的电视节目，“这是为了过去一年我遇到的人办的，也是感谢一些对我很好的人。”她知道她会忘记邀请一些人，可是“他们会理解我的。”她说。
计划是这样的：母亲会请一个朋友准备简单的自助式餐点，时间是两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八点。我们喝香槟，母亲会抿一口，那将是她自确诊以来喝的第一口酒。
我在每封邀请函上都注明两项要绝对遵守的规则：不送礼，不敬酒。母亲在身后看我用电脑制作电子邀请函（我提议的），写出席规则，她摇摇头说这样不好，然后自己坐下来，把“不送礼、不敬酒”改成大写字母，说这样比较好。
生日派对要到3月31日那天举行，还有好几天。这期间还有许多要完成的事情，包括看几次医生门诊，不过这会给我和母亲许多时间来看书、讨论书。她还得为孙子艾德里安选一份礼物。在一番寻觅之后，母亲把《霍比特人》的最初版本作为他的九岁生日礼物。“不再买塑料玩具了。”她说，“就买书送给他。”
我们选定了两本下次读书会要阅读的书，先各自看完再做交换。一本是丹尼瓦尔·缪努丁刚出版的小说《其他房间，其他奇迹》，另外一本是普利策获奖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一年前出版的《奥丽芙·基特里奇》。这两本书都是短篇故事，都是独立短篇但又相互联结。母亲要先看斯特劳特的，我先看谬努丁的。
母亲继续用新的化疗组合接受化疗。现在不用在胸前挂输液瓶了，而是重新采用老式的点滴，但仍然通过接口。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着书，或者随便讨论着什么，间或有个护士会念名字。过了一会儿，就轮到母亲了。“玛丽·安？玛丽·安·施瓦尔贝？”我们拿起大衣、书和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着护士穿过开开合合的门进入治疗室内。
母亲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边，大衣堆放在椅子下面。一进到治疗室很快就会有人进来，我希望今天是科特，他是母亲最喜欢的护士。科特比我高几公分，很英俊——不是电影明星的那种英俊，是那种你会想象他在电影里扮演一名有魅力的陆军分队成员的人，或是在一个关于医院的戏剧里扮演一名男护士，就是这样。母亲只要看见进来的是科特，就会笑起来，并且询问他公寓的情况，有没有去哪里度假，他好不好之类的。
科特的脸让人觉得严肃，他做事专注，下颚紧绷，但他很清楚自己与每一位病患只有有限的相处时间。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会跟病人聊聊自己在做些什么，但不会聊太多。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每次在纽约的餐厅用餐时，一定会先跟服务生自我介绍：“你好，我是爱德，这是苏西，我们是从南达科他州来的。”每次他爸爸一开口，我的朋友就会有些尴尬。母亲在和科特交谈的时候，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我觉得科特并不想与她攀谈，他只想专心把事情做好，而她只是另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老人。但这不是事实，这只是我们所有人对于父母的孩子气感到的尴尬：他们太过热情，太不酷了。
母亲喜欢盖着毯子（她总是觉得冷），也喜欢在手臂下放一只枕头，一杯温热苹果汁。她从不主动要求这些，但每次得到这些她都会由衷地感谢，几乎是惊喜地接过来。如果这些物品不是近在眼前，她是不会开口要求的，但偶尔她会试探性地问：“一般我来这里时，他们会给我一杯苹果汁。我是不是该喝点什么？”但更多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问。
“妈妈，要不要让他们拿来一杯苹果汁？”
“不用。”她说，有点恼怒，“我又不是每次都非喝不可。”
“没关系，我来要。”
“那好吧。”
总会有一串问题等着母亲回答：感觉怎么样？累吗？肠胃好不好？这时会有另外一个护士来做化疗检查，母亲向她复述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护士再向我们重复一遍，以证明病人与输液药品对得上号。然后，护士将输液包插进钩子倒吊起来，像是墨索里尼倒吊在肉钩上。生理盐水准备就绪了，我们会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况。
“还需要我为你拿点什么吗？”科特问。
“不用了，谢谢你，科特。你真的很贴心。”母亲说得好像科特招待她在乡村度过周末，而她经历了长途跋涉后，刚刚在铺着羽绒被的床上准备小睡片刻。
四周很安静。人们输着液，无声地交谈着，只有机器哔哔作响。护士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轻快地走进走出。根据输液的情况而定，我们有大概五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治疗可能会延长到六七个小时。因为这天医院很忙，每个环节都延迟。做完这次化疗，还得再做一次扫描，看一次医生。她很确信新的治疗没有效果。不是悲观或者宿命论的想法，只是事实。她感觉自己的病越来越重，看起来也是如此。
“我好喜欢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奥丽芙也是一名教师，但她又与大部分书里描写的教师不同：她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棱角分明的个性，就跟我很多杰出的同事一样，典型的新英格兰人作风。我也喜欢她对自己和家人有那么多不愿承认的恐惧。书里有一段关于孤独的话写得太好了。就像我们谈论过的《心》和《盐的代价》一样。就是这儿，看这一段。”她用手指着要我看的那一段。
奥丽芙说：“孤独可以杀死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人于死地。”奥丽芙的观点是：人生建立在“大爆发”和“小爆发”上。大爆发是指结婚、生子、亲密关系这些让你漂浮不定的私密事情，但这些大爆发中暗含危险，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这也是为何同时需要小爆炸来平衡的原因：比如对你特别亲切的小店员，或是快餐店里记得你喝哪一种咖啡的服务员，总之，里头的玄机很多。”
我刚看完书，科特就走了进来。
“差不多快结束了。你想喝杯苹果汁吗？”
“好的，谢谢你，科特。”
我真希望马上让科特知道，对于他给予母亲的照顾，我是多么的感激，对于一个将要死于癌症的人以及那些爱着她的人来说，这些小爆发为我们带来了多么不同的感受。我希望他能知道。
结束了在斯隆—凯特琳医院漫长的一天之后，我必须得花时间赶工作了，接下来的几天会很忙碌，每天晚上都有应酬。然后我还要去奥斯汀参加一个技术会议。我等不及要飞过去，这意味着来回有五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母亲已经看完了《奥丽芙·基特里奇》，并把她的那本给了我。所以我将在去奥斯汀的路上狼吞虎咽地看完这本，回程时我会看缪努丁的。
2009年3月24日是母亲的回诊时间，医生果然证实了她的想法——扫描结果显示新的治疗药毫无效果。肿瘤不但继续长大，而且蔓延的速度更快。但目前的治疗是最后能用的标准治疗了。接下来只能考虑还在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了。
正在实验中的治疗方法也处于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奥赖利医生推荐的这种治疗也有许多需要考虑的事：有没有空的治疗室；母亲的癌症类型；她是否愿意被拨来弄去，经受穿刺测试来尝试这些实验方法；是否愿意承受尝试实验治疗的人必须经历的种种副作用。在母亲结束另一项检查后，我们有两个礼拜的考虑时间。
奥赖利医生一直以来都非常和蔼。但这一次，她的声音更为轻柔，她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明显了一点。她也跟我们额外多待了一会儿。
“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新药实验，在延缓肿瘤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疗效。”她说。回家后母亲告诉我们：“医生还没有放弃。你们知道吗？这表示接下来有一整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完全不做化疗。这可是十八个月来的头一次。”这倒不失为令她高兴的好消息。一整个月不用做化疗，就代表一整个月没有副作用，可以高高兴兴地办生日派对了。至于还在长大的肿瘤，那就两周后再说吧。
见完奥赖利医生后，我们得等待一些流程完成才能离开，我趁着这个间隙又与母亲又多聊了一会儿。
“你是不是觉得很沮丧？”我问她。
“没有。”她说，“我早就预料到了。但还没结束呢。我要为夏天计划一些完美的事情，至于秋天，我就尽力而为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缪努丁的书了？”她说。
“你会喜欢那些故事的。”我说，“虽然很黑暗，却非常引人入胜。”
“这些故事的场景在哪里？”母亲问。
“许多地方。在巴基斯坦的乡下、在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也有发生在巴黎的。那个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写得太好了。”
奇怪的是，也许是因为这两本书是在往返奥斯汀的飞机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间，其他奇迹》时会让我不时想起《奥丽芙·基特里奇》，不仅因为这两本都是互有关联的小说集，也因为它们有相同的语气：尖锐又有点辛酸。缪努丁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直率而固执的，就像奥丽芙。
“在去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想要再回去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但我觉得不可能了。杜普利和我其他在那里的朋友说，那里现在比阿富汗还要危险。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被杀死。”母亲微笑着，“我只是觉得我可能已经不能再旅行了。看看再说吧，可能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者是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看起来很悲伤，又有点挫败。每当她忍耐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只能静静地陪她坐着。
随着生日派对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母亲病得越来越严重。她告诉我自己需要服用多少止泻药，需要去多少次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肠胃缓和下来。母亲那周没心情看书，但正如我预料的，她确实很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有一篇《莉莉》，讲的是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故事，关于那段感情的粉碎，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双方社会地位相当，成长环境不同也能让婚姻陷入胶着。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疏离，而那不是她想要的。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故事了。”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说，“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他们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最让人难过的是起初他们怀有多么大的希望，做了那么多计划。”
我们的谈话随后由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以及图书馆的进展上，目前已经细化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卫·罗德怎么样了，他仍然被阿富汗人挟持着，他的健康，身处的情况，甚至他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一直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无一例外，也一直在查看邮件，希望能得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派对前一天，一束巨大的鲜花送到了家里——是母亲最后一届南丁格尔学校的学生们送的。在担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经在南丁格尔任教，并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一起送一个美丽无比的花束给母亲，附上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那是在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接着，她的脸上充满神采，似乎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很快，客人们陆续到场。她站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客人，然后又与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还打破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酒。其实那天晚上看起来更为虚弱的人是父亲——我突然间意识到，父亲承受了所有压力与担忧。
可能是肾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间里充满的意志力带来的能量，那天晚上的母亲比她在过去几个月看起来状态都要好，如果不曾认识她，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由于胰腺癌已经经受了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连医生都说常规治疗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有位几年前妻子死于癌症的朋友在离开前对她说：“你一定累坏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微笑着说：“这是我最后的派对了。”
派对结束后，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剩下太多三明治。最近几个月，母亲对于任何浪费都已经到了几近歇斯底里的地步，看着装满三明治的盘子就让她觉得悲伤。
我看见大卫和我的嫂子南茜轻声低语着，然后走向母亲，问她是否介意他们带一些三明治回家。
危机解除了。
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昨晚是她过得最快乐的一晚，她的高烧也退了。
“高烧？”我不解地问。
“我当时不想让你们担心——其实我当时烧到了39度。”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部超越了种种社会限制而著名的电视剧——《全家福》。其中一集里有一个难住了剧中所有人的谜语，也难住了所有观众。谜语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对父子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虽没死却危在旦夕。他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手术室时，只有一名医生在值班，可是医生一看见这个男孩就说，我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