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可能呢，男孩的父亲不是已经死于车祸了吗？
这部剧在1971年播出的时候，大家到处找人讨论，还想象各种不同的情况，“可能这位父亲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误以为自己就是男孩的父亲……”
每次走进奥赖利医生的办公室，我都会想起这个剧情。那个说“我没法给自己的儿子动手术”的医生当然是孩子的母亲。但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猜不到谜底。
过去两年来，时间也许真的走得比较快，滴答声似乎也更加响亮，很多书我们只能同时看。所以在我们看完《脱缰之马》（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精彩离奇的书，讲述了一个自私、绯闻不断的女人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英国和肯尼亚）之前，已经开始看其他书了，其中一本是萧伯纳1923年的戏剧《圣女贞德》，我们看的版本附有他在戏剧上演后撰写的长达六十余页的前言。
萧伯纳赞美贞德“拒绝接受身为女性的命运，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像男人一样作战，像男人一样生活。”母亲指出一句萧伯纳的名言，他说任何贞德的传记作者都“必须摈弃对性别的偏袒以及自身的浪漫，将女人看作人类的女性，而不是带有某种魅力以及某种愚蠢的另一种生物。”
我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作为美国第一代可以按照自由意愿工作，而不是迫于生计而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意识到她们那一代人中的先行者让一切成为可能，并为此而骄傲，母亲也用她自己的方式，成为了那代人中榜上有名的“第一”——第一位哈佛教员俱乐部的女主席，哈佛与拉德克利夫学校的管理总监。父亲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虽然他更愿意将自己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在结论以及方式上达成了一致，但父亲对于讨论特定的理念没有什么兴趣。
伊蒂娜·萨克维尔，是《脱缰之马》的主角，在传记作者弗朗西斯·奥斯本（也是主角的曾孙女）的笔下，她热切却理性地提倡女性选举权。奥斯本写道：“伊蒂娜并非激进的女权运动者。”她在英国东格林斯特德的组织是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联合会的分支，他们相信妇女选举权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但组织里的成员还是无法避免遭到各种恐怖威胁。
《东格林斯特德观察家报》曾报道“一千五百名反对妇女投票的暴徒包围了他们，向他们投掷泥团、熟透的西红柿和发臭的鸡蛋”。
反对的暴徒们朝着第一家收留女性参政倡议人士的房屋大肆攻击，直到前门因扭曲而变形。警察只好把倡议人士从后门带走，送往协会设在多赛亚姆酒吧顶楼的分会办事处，在那躲了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人群持续不断地叫嚷着要让他们见血。
在长达六周的运动中，这是唯一一起暴力事件，艾黛娜和其母亲的参与，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艾黛娜的不满。”
父母都很喜欢《脱缰之马》——父亲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痴迷。而对于母亲来说，令她感动的是坚强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那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会让她想到自己而产生极大的共鸣，反正由女性作家或者以女性为主的书，她都会找来看。
我不确定她是怎么找到苏珊·佩德森的《埃利诺·拉斯伯恩以及良心政治》的，不过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看的书。拉斯伯恩是一位英国女权主义者和国会议员，母亲对这本新传记如醉如痴。全书讲述了拉斯伯恩的政治生涯，也提到了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终生的感情。当我问母亲最喜欢这本传记里的哪个部分时，她说：“她必须找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东西是伸手即来的，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而且这本书让我看到，妇女投票权运动涉及了多少工作、机构和计划，一切都太让我着迷了。现在有太多的年轻女人把投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每当我看到有机会但怕麻烦不愿去投票的女人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非常不安。她们应该要了解这些女人的故事，去了解前人耗费了多少努力才争取到了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不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了。”
有趣的是，我们同时找到的下一本书刚好也是女性系列的。《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作者是记者希拉·韦勒，全书记录了创作女歌手卡罗儿·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人生。我从没听说过母亲是她们中任何一人的粉丝，不过我想她应该喜欢她们三个，而且我还记得以前在收音机播放《你有一个好友》和《从上看从下看》时，她跟着音乐哼哼的情景。而且我确定我妹妹听过几千遍卡莉·西蒙和詹姆士·泰勒唱的《知更鸟》，那也是母亲喜欢的歌之一。这些女歌手跟母亲处于不同年代，至少年轻十岁，出生于二战末期而不是经历过二战时代的人。但母亲对她们，就像对与她共事过的年轻女同事一样，投注了慷慨的大姐姐般的情感。
母亲觉得自己这代人与下一代女性之间有特殊的隔阂，因为她们享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选择，而母亲那代人从未有过轻而易举获得的任何权利。韦勒描写了这一代女性共有的“伤害、愤怒、更高的自我认识，以及更高的期待，束缚了上一代妇女人生的东西，不再能够束缚她们，她们不愿像以前一样被排挤在人生机遇之外。”母亲是第一代开始谋求新生活的女性——她已婚，有子女并且有事业。她说自己已经太过忙碌，无法停下来想一想有过怎样的期盼，或者有没有过期盼。
“我想到过去。”她告诉我，“想起我在布里尔利念书时的女校长，她太棒了，就是她告诉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她总是说，姑娘们，你们可以有丈夫、有家庭、有事业，你们可以兼顾一切。你们三个还小的时候，我总是尽量参加你们所有的学校活动，为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照顾你们和你爸爸、做晚饭、整理家务，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我真的精疲力竭，但每次想起学生时代校长说的那些话，就又咬紧牙关撑下去了。多年后在一次校友会上，我告诉校长我真的应付了所有的一切——丈夫、事业、三个孩子，但总觉得疲惫不堪，甚至精疲力尽。她说：“哎，亲爱的，我是不是忘了说，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你需要很多帮助！”
母亲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向她求助的年轻女性，也告诉她们，帮助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大家庭、夫妻间有一个人待在家里、请朋友帮忙，除此以外，如果负担得起，还可以请人整理家务。
她也告诉后辈，她对于自己的事业或者家庭生活都没有遗憾，那些对此有遗憾的朋友是因为她们没能努力做到一切，往往全身投入婚姻，最后却劳燕分飞，或只专注于事业，却在上了年纪后被事业抛弃。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我和母亲又坐在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候诊室里，读书会又如期举行了。母亲双脚浮肿，我问她是不是很疼。
“不会。”她说，“不疼。就是不太舒服。”
有两个原因让她不太舒服，首先是塞伊（母亲最小的孙子）的四岁生日，另外就是今天会确认母亲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验治疗的资格。
被叫进奥赖利医生办公室之前，我问母亲是否记得《全家福》里的那个谜语。“当然记得。”母亲说，“我认为那个小故事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哪怕是那些自以为思想先进的人，也会在冥思苦想答案后幡然醒悟，他们已经毫无疑问地先行确定：医生一定是个男人。”
我想着《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中的女性，还有跟我同时代的女性和她们的女儿，便问母亲：“你想过女性的一切会变得与你那个时代如此不同吗？”
“当然想过。”她说，“你看看六七十年代大学里那些杰出的年轻女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们。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有许许多多的讨论、聚会，还有书。但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恐怕理解不了当时的危险。我认为女性应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她们有能力做她们想做的事情，留在家里抚养孩子和开拓自己的事业都是有意义的决定。只是我不是很赞同高学历的人窝在家里。社会给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你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里占据过一席之地，就应该善用你所接受过的教育去帮助别人。我知道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一点。”
我正要说点什么，母亲稍微转换了一下话题。
“但我也同样不赞成那些职业女性的母亲鄙视全职母亲，指责她们过度保护孩子。但职业女性跟全职母亲一样都会溺爱孩子，没准会更严重，为了弥补负罪感。对任何人来说，能够教给孩子的最好东西，就是让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必须负担责任与义务，这绝不是谁专属的能力。”我有种感觉，母亲一定跟许多年轻女性多次表达过这种观点。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的光彩又回来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她绝不会就此放弃，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完成。
奥赖利医生也是如此。
我们被叫进办公室时，奥赖利医生已经在里面了。她靠着检查台，先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母亲的检查结果显示，最近的细菌感染已经消失，抗生素起效了。母亲的脚要做超声波，如果没有血块阻塞，利尿剂就能够缓解肿胀。腹部不适只是局部的肠胃毛病，与癌症没有直接关系。奥赖利医生对母亲的高烧也没有过分担心。
“至于化疗……”奥赖利医生开口说，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双眼没有离开过母亲。“我想还是得放弃一些实验性治疗，因为需要再做一次切片检查来确定你是否适合。我们本想用之前的采样，但采样太小无法确切检验。你的身体已经没办法再做一次新的切片检查，所以我不建议你做。”
“当然。”母亲立刻表示，“我不想再做新的切片了，绝对不做。”
“现在有一些有希望的药品实验，可能你会适合其中一种，我会把你放进名单里，如果你符合标准，治疗又还有名额的话，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做。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尝试丝裂霉菌，有些病人跟你一样做过好几种化疗之后再用这种药，发现肿瘤的生长速度减缓。一个月只要进行一次治疗，我们可以在等待测试名额的时候，试用几个月。”
奥赖利医生随后描述了常见的化疗副作用：恶心、口腔疼痛、脱发、疲劳。但母亲对此已经不在乎了，她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些副作用。
下一次扫描在两个月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奥赖利医生问，“胃口好点了没有？觉得累吗？”
“我让自己尽量多吃点。”母亲说，“但什么都不合胃口。所以我就吃很多果冻。我还有力气见朋友、听音乐会、看书。不管我有多疲劳，我还是能够看书。可能是过去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养成的习惯，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总是精疲力尽。如果要等到休息好了才去看书，那就什么书也看不成了。”
法兰西组曲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绕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上来。
母亲还得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跟她又像往常一样在候诊室里见面。这一天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我们只能坐在窗前的塑料沙发上。大家都想在周末假期前再做一次化疗。
“天使那里有什么好消息吗？”母亲问。天使是一群投资人的简称，好几个月前他们就表示有意愿投资我的烹饪网站，只是每次都差那么临门一脚。我的钱快花光了。
“没有什么消息。”我们俩低头看着手中的《法兰西组曲》。“你们找到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办公地点了吗？”
“没有。你想想那边的经济，能租个桌子都算不错了。”
“我想也是。”
停了一下，母亲又说：“我想闭一会眼睛。”说归说，但她没有。
“好吧，我看会书。”
“你看到哪了？”母亲问我。
“我刚看到儿子逃跑出来要去参加抵抗军。”
“他不该那么做。”母亲说，这时她闭上了眼睛。
在她没饱受这些残酷的化疗之前，无论何时当母亲说要“闭上眼睛”，我们都不清楚她是要睡觉、沉思，还是只是闭上眼睛而已。所以我们学会了对此留意，因为她总会在我们说些不该说的话或做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突然睁开眼睛。
母亲继续闭着眼睛，我继续看书。我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个小兵发生了什么事，也替他担心。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又睁开了。
“我同意。”我说，“他不该跑去参军。这很明显是不智之举，法国都投降了。而且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会制造麻烦。”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母亲说，“他不该参军的原因是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不该参军打仗。我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不停地想到伊斯梅尔·比阿早年作为童军在塞拉里昂的回忆，《长路漫漫》里的，还会想到缅甸的儿童士兵。”
母亲的眼睛又闭上了几分钟，然后继续说：“人缺乏同情心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当父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时，能想象孩子拿着真枪在杀人吗？他们能想象孩子们拿着的不是玩具喷水枪和玩具刀剑而是砍刀和真枪吗？”
然而，即便手持真实武器的孩子已然让人惊心，但那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母亲见识过文明的外表是多么浅薄而不堪一击。我们不仅谈论比亚、埃格斯，也再一次提起《蝇王》，那本关于人类如何迅速变得野蛮残酷的终极作品。也谈论了一切最终会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多么深刻的伤痕，那伤痕又会多么长久地存在。
母亲相信童兵也会有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比亚还有其他那些母亲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比亚2004年大学毕业，2007年出书，并从此成为人权运动的战士。1993年在利比亚，母亲访问了“受战争影响儿童之家”。那里不允许拍照，哪怕在是幼儿园。“受战争影响”是他们用来指代童军的名词。起初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少年犯感化中心”，但孩子们更喜欢听到他们将会回家。孩子们会在那里待上六个月。有三间宿舍组成，庇护九岁到十六岁的男孩。起初，十四岁是上限，但很快人们意识到，十六岁仍是孩子的年纪。母亲在报告中写道：“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身无一物。但对于曾经经历过恐怖、折磨以及创伤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彼此很友善。我所看见的男孩们，是微笑的、安静的、友好的。”
他们的生活有固定的时间表——六点起床做家务，如果有水的话就洗澡。早饭在七点半开始，中午之前上文化课，接下来是一小时的心理辅导，然后是午餐，他们要帮忙准备午餐，接下来休息，再然后是职业培训、娱乐、晚餐，八点上床睡觉。
“太不可思议了。”母亲说，“时间表真的很有效果。他们都是孩子，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做些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把他们带回正轨的方法。”
在母亲看来，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那些被强征上战场拿着刀枪杀人的孩子，也不只是那些身不由己，像《蝇王》里那样被人性黑暗面操控的孩子，而是要关注到世界上还有哪些孩子可能遭受这种命运，并在悲剧发生前阻止。
《法兰西组曲》几年前在美国刚刚出版时，我和母亲就很想一睹为快，只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读到它。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纳粹占领巴黎时，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与她的丈夫刚刚皈依为天主教徒，他们先把一对女儿送到勃艮第，再与她们在那里会合。但在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与丈夫被出卖，他们被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米洛夫斯基最终在那里死于伤寒。临死之前，她给了女儿丹妮丝一个装着一本笔记本的手提箱。
丹妮丝和妹妹在修道院撑到战争结束。直到1990年，丹妮丝才发现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迹微小难辨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是已撰写完成的两章手稿，也就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占领巴黎时期，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时，曾表示“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本，母亲的是英国版，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她在某次伦敦旅行中自己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刚好在她旁边，那一段写着：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这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义，却足以让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遥远。我第一次知道二战还是在五岁，二十五年前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一百万年前般久远。随着我逐渐长大，它竟变得越来越近。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母亲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寻久远的历史，甚至不用翻阅史书，残暴近在咫尺。卢旺达与达尔福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我们面前。
《法兰西组曲》是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的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几乎就是在小说开始的时间成立的，委员会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从欧洲纳粹的铁蹄下援救犹太人。这是一本刻画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剧与暴力场景，书中文字传递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事实，以及千百万桩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让人读起来心碎。
2009年5月，大卫·罗德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对此也越来越担忧。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破土动工。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延迟了多时，在阿富汗建造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唯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依旧没有办公室可用，日以继夜地为这项计划募款并积极宣传。其他参与者也都忙着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视频，杜普利会在视频中出现，这段视频会用在筹款上。一旦开始实施计划，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让所有人都深感欣慰。总而言之，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亲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说她会完成的。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母亲要做丝裂霉素的输液，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来。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晚，我彻夜难眠。
“我只是觉得有负罪感，没有为这个世界多做点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看完《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什么美国人不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么多问题，童兵、大屠杀和人口贩卖……而我几乎什么努力都没做。”
母亲歪着头，咬住下唇，这也是我经常为之迷惑不解的一个表情，当我忘记了如她希望的那样联系某人或者在我向她询问什么地方的方向，而她已经确定之前告诉过我的时候，她就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我爱那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威尔。”她说，“我喜欢听到他们的故事，认识他们，找到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任何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得到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丰富。当然你可以永远做更多，你也应该如此——但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你力所能及的，不管何时。只要尽力，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太多人总是找借口说他们能力有限，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做。那永远都不是个好借口。哪怕只是签个字，寄去一点小东西或者邀请一个刚刚到来的难民家庭一起过个感恩节，都好过什么也不做。”
“那么去昂贵餐厅吃饭之类的事呢？”我问，冒着再次看到母亲那个表情的风险。
“让自己吃顿好的无可厚非，只要你能付得起，但没有必要每晚都那样。大餐应该留给特别的日子。能提出这些疑问是幸运的，表示你肩负了额外的责任，会要求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你只要做点事就可以对自己有交待。每次我听到有钱人只在他们子女就读期间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捐款，我总是很失望，当然，那也算慈善，可那是相当自私的慈善。如果他们能从捐给自己孩子学校的善款中拿出一部分给其他学校，想想看，那将帮到多少人。”
“我的许多朋友说，他们想要做点什么，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这样啊。”母亲说，“人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才能。如果你在公关界，你就帮慈善机构做公关。因为慈善机构需要有人协助筹款，所以这件事谁都可以做。我经常碰到银行经理或律师表示想立即前往难民营工作，不过还要酬劳。我就对他们说，你会雇用一个只有服务难民经验的人去当银行经理或律师吗？这是个专业的工作。”所以我让这些人从志愿者或捐款开始做起，之后再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受训来做这一类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忙的话，金钱是最快速的了，哪怕只能捐助一点点。”
然后母亲微笑着补充，“你还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更多了解世界，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的人，让他们多读读书。”母亲停顿了一下，“但这都不是让你整夜睡不着的原因，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