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母亲如此勃然大怒的事情没有几件，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大概是我9岁时，被一个调皮鬼怂恿，把一张印有纳粹党徽的刺身贴印在了手臂上。母亲看到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给我讲了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历史，并告诉我，那些经历过大屠杀或有亲人死于那场浩劫的朋友如果看到我身上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有多难过。母亲用力擦洗我的胳膊，疼得像刷到了骨头上一样，在所有的痕迹完全消失之前，我别想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跟家人一起过节吗？”十二月的时候，有陌生人这样问我很正常。认识我的人也会这样问，然后再询问一下母亲的情况。当遇到关于母亲的疑问，我让他们去看博客——仍然用我的口气，但却是母亲写的。通常我只是说：“整体来说还不错。”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会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要过来，母亲高兴坏了。”再熟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过得怎么样？”这让我难以回答，于是我会说母亲希望我说的话：“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原本都是奢望啊。”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倾向于回答：“是的，我会跟家人一起过节；总的来说，母亲非常好；我也很好。”
2008年的圣诞前夜，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那个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满脸惊恐地听着牧师讲着圣诞故事。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孩子在中途傻笑。哥哥和南茜准备了圣诞晚餐，像往年一样，甜点也是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所有女性每年聚在一起，严格按照家传的手写菜谱一起来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已经参加过六十几次了，今年也不例外，但她做了一点小变化：所有的男士也被邀请进来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孙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小男孩都能参加，那么男人也应该可以。
新年夜比圣诞夜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早早地举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桶母亲的学生（现在是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来哈佛读书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母亲总是告诉学生们，她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好好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不需要什么物质感谢，只要买东西给她吃就可以了。学生们不仅仅好好照做，还寄给母亲无数的卡片和各式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满了。
新年夜前夕，母亲说起自己能在确诊后奇迹般地挨到第二个新年，她感到很幸运也很感激。然后母亲说了我从未听她说过的话：
“我不在之后，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悲伤。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照应，如果我听说你们中有任何人吵架，我会非常生气。如果有任何人捣乱的话，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教训他。”
像往常一样，母亲送出去许多圣诞礼物，有送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的缅甸难民做的袋子；她和父亲一起送给我一套名牌古董玻璃杯，让我装我最爱的威士忌。节日结束后，我坐下来给母亲写感谢信，虽然不像小时候被教育的那样在圣诞节的下午写，但也没隔很久。我发现这比之前的感谢信都要难以下笔。我想要感谢他们的太多，远远不止玻璃杯而已，那封信越写越长，无法收尾。我打了很多草稿，越看越觉得是写给母亲的悼词。母亲已经清楚地说过，她还活着，没有死去，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都不要用哀悼的心情来过。可我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呢？
我忽然明白，感谢信不是你接受礼物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孩子这么认为，但其实，感谢信是最微小的回报。感恩并不是指一定要回馈一些东西，而是当你得到祝福时的感受。感受家人与朋友对你的关心，希望你得到幸福。感受到这些，你的心里会充满喜悦。这就是感恩的真谛。
卡巴金的书和正念的概念跃入我的脑海，我也因此想到了大卫·K.雷诺兹的书。大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建设性人生”的概念，这个概念结合了西方思想和两种日本的心理疗法，一个是让人们停止利用感情作为行为的借口，一个是练习感恩。感恩疗法来源于吉本伊信提出的“内观”思想，内观提醒人们对万事万物心怀感恩。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你应该想到有人做出了这把椅子，有人销售它，再把它运到家里，现在，你才能坐在这把椅子上享受所有这些付出。虽然并非特意为你而做，但并不意味着你在使用和享受之时没有得到祝福。意思是说，当你做了建设性人生内观练习，你的人生或充满一连串的小奇迹，你也会开始注意到生活中的一件顺利的事，而不只是去注意那些坏的部分。
我又抽出一张新纸，开始重新写下感谢的文字：
“亲爱的妈妈、爸爸，我真的很幸运……”
有趣的是，我越是回想起所有幸福的事，我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悲伤感也会越来越少。母亲也许跟大卫·K.雷诺兹一样，也有心理治疗师的特质。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碰巧拿起《盐的代价》，里面夹着母亲写的一张纸条：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其他人的恩惠。但这并非像是负债于某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每一个人。人生可能会在一瞬间改变，所以每一个让你人生步入正轨、稳步向前的人，都值得感激，无论他们扮演的角色多么卑微。只要给予他人友谊与爱，你身边的人就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友谊与爱的表达都能让一切变得美好。”
我不知道这张纸为何会在这里。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许多人会送给母亲书籍。那些书她大多数都已经看过了，但她从不对送礼物的人这么说，她认为那样很不礼貌。如果收到重复的礼物，她就会把多余的那份送给别人，但绝不会告诉送礼物的人她已经有这件东西了。圣诞节的时候，同样的书母亲会收到好几本。她会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再把书送给朋友和护士，或是放在公寓里的图书交换区。
没看过的书她也会收到很多本。她会送给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后也许再送给别人。
一月的读书会以三十七岁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揭开序幕，莫欣出生于巴基斯坦，后在美国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担任管理顾问的工作，于2001年搬去伦敦。有两个人都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母亲，尽管这本书已经是出版一年了，但很显然，这本书像是为她写的。母亲一口气看完了，又跟我讨论了几个小时这本书谜一样的结尾。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学生，他想尽办法融入纽约生活，最后还是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的故事。这本书的独白部分很对母亲的胃口，读者可以透过主人公自己的话来了解他们的内心。“9·11事件”在书中也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所有人都想找回某件东西——死去的男朋友、一个可以接纳他的地方——然而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于小说令人费解的结尾，我和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次回到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的时候讨论了这本书，候诊室里挤满了人，我们只在电视区找到座位，我们压低嗓音，以免吵到别人看电视。当电视屏幕上充满世界各地金融界噩耗的时候，我和母亲也会看一眼。
我们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意见相差很远，那年我们常常争论很多事。在小说的结尾，可以很明显看出两个人物会死掉一个，只是很难判断是哪一个而已。我认为只有一个结局，只是现在还无法想透彻。但母亲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因为你的选择会暴露出你内心的想法。我现在相信母亲是对的，但那时候挺不高兴的。
尽管用了点时间我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哈米德的小说让我重新对自己审视一番，哪些值得相信，偏见又是如何造成的。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大卫·罗德仍然没有音讯，这让人感觉尤其伤感。母亲告诉我，大卫并不愚蠢，他不会跟一个他不信任的人出去，而且他对当地的了解和直觉都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可能因为不小心而犯下大错。如此说来，政客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地区可以信任谁？军官们知道吗？当地的人又怎么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值得相信？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即便选择相信美国人，那么又该去相信哪些人？
我跟母亲说起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是1969年，当我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对我们说：“孩子们，如果在这里你们都不能彼此好好相处，又怎么跟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们和平相处？”尽管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觉得这句话有点太天真了。不过，威廉太太确实是对的。
我问母亲阿富汗和邻国还有没有希望，“当然，只是不能光用嘴巴说。这是我们学到的一课。你必须跟大家一起努力，通过与人共事的方式了解对方，你可能还是会判断错误，但这个方式会让你了解更多。这个是真的，无论你身处何处都适用。”母亲回答。
“可是你怎么才能知道哪些人值得一起共事呢？怎么才能在开头就避免犯错？”我想起母亲作为妇女委员会理事长期间的旅行经历——在查尔斯·泰勒的叛军进攻时前往蒙罗维亚，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必须判断该相信谁，该相信哪些决定。
“你无法总是正确判断出该相信谁。有时你以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往后还是会错。但当你与他们一起旅行、与他们一起工作、发现他们的人性，就会留心他们想找出什么样的信息？会不会跟别人说？然后你还要自己判断，他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如果你还不能完全决定，就再多了解一点。你不能什么都不做。”
2009年1月中旬，奥赖利医生的检查室里传来一个坏消息――肿瘤再次快速增长。尽管它们仍然没有为母亲首次治疗时那么大，却也表示新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法阻止癌细胞，该换另一种治疗方法了。检查室中没有太多的家具或装饰，没办法让人分散注意力。地板上铺着地毯，椅子是塑料的，有个放置用过器具的容器，上面印有生物性危害字样，一个金属的洗涤槽、纸巾、检查台、帘幕。当听说了坏消息时，母亲静静地看着奥赖利医生，好像在说：“没关系，我承受得住，这不是医生的错。”
他们准备当天就开始新的治疗。奥赖利医生告知了我们治疗的副作用，听起来与之前治疗的副作用相差无几：手指麻木、皮疹、腹泻、口腔溃疡、脱发。母亲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记得从帮她修改假发的朋友那里拿回假发。
“但我们要调整好剂量，我觉得副作用不会太严重。应该不会像在希罗达时嘴皮破得那么严重。你也不用取消去佛罗里达的原定计划，我知道你有多么向往那里的天气。”
“太好了，我还能去佛罗里达。”母亲说，然后她又补充道：“我很高兴嘴巴不会破得那么厉害，我真的很不喜欢。”她说得好像口腔疼痛是某种口味，好像有什么人会喜欢似的。
“这次不会了。”奥赖利医生笑着说，“太难受了，对吧？”
“不过你给我的漱口水很有用。”母亲说。
“你还有其他要问我的问题吗？”奥赖利医生问。
母亲摇了摇头。
“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奥赖利医生说，“你的孙儿会从日内瓦去佛罗里达看你吗？”
母亲笑了起来：“哦，是的，巴黎和纽约的那几个也会去。”
回去的时候，母亲说她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她能感觉到肿瘤在增长。所以她现在只希望能去佛罗里达，大家会去看她，她还可以和那边的朋友聚聚，再享受一下温暖的天气。
那天在化疗室里，我们又再次谈起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结尾。“我已经把结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真想知道最后死掉的那个人是谁。我最讨厌搞不清楚状况。”我说。
“我也是，所以我总是先看结果。但有时，人生就是没办法预知结局，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过程。所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最后离开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时候正值寒冷的一月，天气不太好。但母亲坚持要坐公共汽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着。
不可思议的一年
母亲被确诊患有胰腺癌之后的几个月，主演过《人鬼情未了》和《辣身舞》的明星帕特里克·斯维兹也患了同样的病。他比母亲年轻很多，母亲很喜欢他的电影，只不过在他生病之前对他并没有太过关注。一个月之前，母亲即将起程前往佛罗里达小住，电视播放了一段帕里克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专访。可是我把这事忘记了，直到那天我打开电视，习惯性地转台，恰好赶上播出。这段专访很令人震撼，像母亲一样，斯维兹非常坦然地表达了他的希望与决心，他将与癌症抗争到底，虽然他知道自己终将死于癌症。
访谈刚刚播完，电话就响了。
“他是不是太棒了？”当然，我知道母亲在说斯维兹。“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她对于斯维兹的坦率以及毫不避讳谈论治疗造成的肠道问题尤为欣赏。母亲也同样坦率地谈论过这些——痉挛、腹泻，以及便秘，这些通常都是会让大家不太舒服的话题。但她坚持如此。在难民营的经历让母亲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过分的拘谨，她也不认为其他人应该对此那么忌讳。
母亲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机会和胰腺癌病人聊聊，也没机会结交病友，因为大部分病人都撑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去世了。现在她才觉得她总算遇到了一个病友，哪怕只是在电视上。她说她会把斯维兹的访谈录像带去佛罗里达，还要给她在那里的朋友们观看。
母亲抵达维罗海滩时，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糟到她觉得跑去那里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她发高烧、浑身颤抖、腹泻、手脚麻木、恶心呕吐。不过一天后，在克服了飞行伴随的种种不适之后，她感觉好多了。她还调侃了那些在机场用轮椅作为插队道具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轮椅，却让像她这样真正需要轮椅的人，站在漫长的队列里。
“妈妈，你可以用机场的轮椅啊。”我在电话里提醒她。
“但那应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她说。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会给比她更年长的人、孕妇和孩子让座，她知道当汽车转弯时，这些人会抓不牢。她也会瞪着那些身体健康却不让座的年轻人。
母亲跟以往一样，在佛罗里达停留期间也安排了很多活动。我一到她在维罗海滩上租下的别墅里，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的计划。有我陪着母亲，父亲就能够回纽约待一个星期处理一下他的工作，我们去年也是这么协调的。大卫几天后也会过来。我的哥哥、妹妹以及家属也都已经来看过母亲了。
“早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海牛。艾德里安、米洛、露西、塞伊都好喜欢海牛。”
早晨，喝一杯母亲已经准备好的咖啡，然后出门，穿过喷泉、大门、街道，来到港口。我们站在码头边缘，等着这种体型壮硕、造型奇特、灰色笨拙的海洋生物现身。
“我真希望今天能看到海牛。”母亲说。
回想这一年半，我总是被各种怪异的迷信想法突然冲击到，这就是琼·狄第恩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想法”吧。我当时的脑海里都是下面这种荒诞的句子：如果海牛出现，那么今天就会是个好日子，母亲会感觉“好多了”；如果海牛不出现，那么今天就是个“不太好”的日子。我深深地望向海水，希望能够看见一只海牛。我看向母亲，她正抿着嘴唇，好像女生弄匀口红时的动作。可是她并没有涂口红，干裂的嘴唇被风扫过一定很痛。
然后我看见海牛了，先是一只，再一只，又一只。港口混乱地停满汽艇，白色的艇身映衬着晦暗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这些船没有人开，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海牛们缓慢地在船只之间移动。稍远一点，是全速行驶的汽艇。当你凝视着海牛的背影时，会发现它们的背上被划出一道道巨大的结痂的伤口。
“它们被汽艇划伤了。”母亲说，“太可怕了。”
看完海牛，我们回到公寓吃早饭。吃饭时母亲坐在身边陪着我，她会努力吃一点燕麦片或是英式麦芬蛋糕，不过她的胃口实在不好。《纽约时报》过一会儿才会送来，我们吃早饭时会先看当地的报纸，母亲特别爱看房屋或公寓出售的广告。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一间小公寓，大家都可以过来住，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早饭后，就该去电脑中心了，母亲可以在那里查收她的电邮，接着去卖酒的小店买瓶红酒或者威士忌，然后去熟食店买晚餐要吃的东西，接着是超市。
我们一般会睡个午觉，然后看书，一直到四点。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时刻。当时钟准时指向四点的那一刻，我们准时出门去海滩散步。读书会现在是移动的了。母亲喜欢海滩的天然美景，她总也看不够，也期待其他人出来散步，或是带着他们的狗慢跑。母亲不只是与一些人点头致意，她还跟许多人打招呼。
“看，那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英国可卡犬。主人是一位从圣地亚哥来的女人，她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们工作。她的女儿在参军。”
我不想看到什么可卡犬，也不想见圣地亚哥来的女人，更不想知道关于她女儿的事。除了母亲，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想跟母亲讨论书或大海，然后在温柔的海浪声中沉沦。当然，我喜欢狗。但所有这些陌生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会让美景减色的。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这些人打扰了我与母亲所剩无几的有限对话，我感到愤怒。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总想要与别人交谈？等待化疗时、在出租车、机场、市场、难民营以及晚餐会上，这些人总是有太多话要说。“就没有那样的时候吗？妈妈，当你只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或者只跟你认识的人说话？”我问，“看起来你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在见人。”
“我不是总想要见人。”
“才怪，你总是想要认识人。”
“不是，我有时候也不想。但认识人不是什么难事。只有先去认识某人，跟他说话，最重要的是问他问题，才能确定你想不想认识这个人。而且我没觉得这对我是种打扰——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话题，就像书一样。”她停顿了一下，“但我真的不是总想要认识人的。”
突然，一只可卡犬在午后的微风中闯进我们的视线。它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你好，苏珊，这是我儿子，威尔。”
“很高兴认识你。我刚从纽约来，”我开口寒暄，接着说：“妈妈跟我说你在圣地亚哥为需要特殊服务的孩子工作。你的女儿好吗？她在军队里，对吗？”
回到家后，我试图想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学一回到家里就会问母亲一天过得如何，或是问父亲他声音沙哑是不是因为感冒了……之类的。我还记得从寄宿学校回家后就会这么问他们，但当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敷衍了事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