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没有利他林的帮助，母亲也有的是精神头，连去医院都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些脱水，这是她服用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现在距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只有几天了，她非常确定那天她的精神会很好。
晚宴的前一天，我终于发现了藏在床下的那本找寻已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这也是一本大部头。
我做过标记想要给母亲看的那页，是关于打扰的。卡巴金在那个部分指出我们都知道打断别人是不对的，但我们却不断地打断自己。我们通过不停查阅邮件来检查来信，即使手边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也要停下来接电话，就是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或者我们不愿意把一件事彻底想清楚，却让自己被临时出现的事情或欲望干扰。
我意识到，不管我还剩下多少时间跟母亲在一起，我都需要更专心，更小心，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打断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注意到每一家医院都是一家干扰制造厂，有一堆人会来打扰你、催促你、问你问题。但现代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干扰：电话、电邮、短信、新闻、电视，以及我们永无宁日的大脑。你能给予别人的最佳礼物，就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我总是不停地走神，没有人能得到我的全神贯注，哪怕是我自己。
国际救援委员会晚宴举办的当天，我一早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到场。她说：“上菜之前。这样我才能保存体力。我没办法在之前的鸡尾酒会一直站着。”晚宴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金碧辉煌的大厅举行，晚宴和颁奖仪式一如既往地感人肺腑。整个晚上，我看着母亲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要如何做到这点？你怎么样才能与五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交谈，不打扰别人也不会被打断？我突然明白了卡巴金说的正念，这不是什么把戏也不是花招，而是活在此时此刻。当我与你在一起，此时，我的眼中就只有你。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甜点之前，大会播放了一个名为《从伤害中返回家园》的影片，影片以难民重新团聚后互相拥抱的镜头结尾，片中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孩子们。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厅一千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我们这桌的朋友也在啜泣着。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夜晚。卡巴金这样写道：“你无法阻止波涛汹涌，但你可以学会踏浪而行。”
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自由奖的颁奖晚宴也很成功，母亲非常开心。葡萄状球菌感染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忙，我的网站合作伙伴（一个我大学时认识的电子专家和一位在出版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和我真的将烹饪网站完成上线了，完美无缺。这时，我最喜欢的节日，感恩节也快要来了。
我和兄妹们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患有胰腺癌的人活不过六个月，而母亲已经撑过了一年。周五我会陪母亲去看医生，给她装入另一个“自杀炸弹”药瓶，我们的读书会也将在那天开始。母亲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医生她的使用心得，她知道奥赖利医生听了会很高兴的。也得感谢利他林的帮忙，有了它，才能让母亲得以享受整个晚宴。
母亲的看诊时间是十一点十五分。我在十点四十五分就到了医院，如果医生许可的话，我们就能提前看诊。当我来到等候室的时候，母亲坐在她通常坐着的椅子上。但她看起来非常糟糕，有点不太对劲。
“你听说大卫的事了吗？”她问我。我认识很多叫大卫的人，我不得不问母亲是哪一个。“大卫·罗德，那个年轻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项目的董事成员。”
“没有，怎么了？”
“他在阿富汗被绑架了。他原本在那里做研究，这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快急疯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他们需要完全保密，也许这样才能把大卫救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另外一个董事成员从杜普利那里听说的。”母亲指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还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图书馆的计划工作。“大卫和杜普利几天前在喀布尔一起吃过晚饭。她说她提醒过大卫，有些地方不安全，最好不要去。但是大卫说他需要更多的资料写书，而且他非常信任那些帮助他的人。该死！”她说。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该死”这个咒骂的字眼。
我们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她咬着下嘴唇。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你聊聊奥巴马和托马斯·曼的书。但我现在恐怕无法再讲别的事情了。你知道吗？大卫几个月前才刚刚结婚，克里斯蒂现在一定很伤心。我回家后要尽快写信给她，还要问杜普利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做完这些后，我会为他祷告。”
母亲可以祷告，我只能尝试正念。除了这些，我们帮不上大卫的忙，但母亲并不这样想。
“阿富汗情况越糟糕，我们盖图书馆的信念就越要坚定。
这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母亲接着说。
我终于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能够集中注意力，而我无法做到的原因，也是她可以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每一个人身上的秘诀。她甚至会用情绪来激励自己，帮助自己专注。母亲的重点永远放在那些需要去完成的事情上。我一定要趁她还在这里，还能教我的时候，好好学习这一点。
心
选举刚刚结束的秋天，我们的读书会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看书的空当，我们不时回过头去看短篇故事集，比如《纽约客》中刊登的故事、选集，还有我在维罗海滩买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毛姆的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司事》，我们和母亲都非常喜欢。
《司事》跟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样，会让你莞尔一笑。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谦卑的男人突然被辞退，那是他唯一会做的工作，新工作的要求他还远远达不到。我想母亲喜欢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是，它讲了命运和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意外之喜。在失去工作之后，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竟然开始奇迹般地好转。因为母亲认识很多命运跌宕起伏的人，所以这些讲述人生重归美好的故事总是对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司事》对于2008年的11月来说，是个讽刺的警示。那时，金融界开始衰败，股市轰然坍塌，雷曼兄弟一败涂地，甚至连美国汽车产业也濒临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一位银行家怂恿我们如今富裕了的主人公将所有的现金全部转成“金边债券”，幸运的是，他不愿这么做，在后来的故事中发现，他也没办法这么做。
我和母亲在读书会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市场和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很难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因为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这类报道，我们俩还都爱看报纸。金融危机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还在为刚刚建立的网站筹募资金。不用说，那个时候可没有人愿意掏出钞票来，我也开始质疑，一再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钱来是否是明智之举。
有时我和母亲坐在一起，我喝着摩卡，凝视着十一月灰色的天空，如果找不到话题可聊，我就会翻出手机，查看手机上的股票行情，随时将坏消息报告给母亲（我们身边坐着的几个人对此也很好奇）：今天跌了一百点、二百点，甚至三百点。母亲对股市的消息又爱又恨。她很想知道，但知道后只会让她更加郁闷。她想要留点钱给我们和孙辈们当教育基金，还有她最爱的慈善事业。她曾经给过我一个慈善团体的名单列表，可以告知这些人把钱捐献给慈善机构。可是除了那些她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外，她还在那么多的董事会中任过职，所以，控制名单中的慈善团体的数量让她觉得很为难。所以她不时地会让我添加一个慈善机构的名称，一加再加，但三思之后，她又重新将数量减少到四五个。她总是试图放进不同的机构，并把那些在过去几年她无法全心投入的几家填进去。
由于我的新事业是一个烹饪网站，所以我经常会谈论与厨师和菜谱有关的话题，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母亲来聊，因为她的胃口越来越差了。一个朋友从威尼斯带热巧克力送给她，她很喜欢，于是我们搜遍全城想替她买类似的巧克力。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果冻和清汤。她依旧继续参加晚宴，也会尽量吃东西。今年的感恩节，母亲决定要办一个小型的晚宴，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就够了。去年她身体疲惫，没办法参加汤姆和安迪家的感恩节聚餐，今年她决定亲自主持一顿晚餐。哥哥的首任妻子法比恩和我们关系很好，两年前母亲甚至还飞到欧洲去参加她和新一任丈夫的婚礼，今年她特地从巴黎来看母亲，这次感恩节晚餐她也会参加。我们计划早点开始，也早早结束，但像火鸡、派、球芽甘蓝和红薯这样的美食一个都不会少。
“妈妈，你确定能自己主持晚餐吗？”我们都这样问她。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回屋休息。不过我今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了，我根本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也想到了那些无法来这里的人们。我一直在为大卫·罗德祈祷，希望他能够回家过感恩节，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我祈求他能在圣诞节回来，跟他的妻子一起团聚。”
母亲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断打听大卫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认为，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才是救回大卫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给别人这件事。杜普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绑架记录来看，大卫的状况还算可以，但无论采取何种活动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在母亲已经不说大卫的名字了，只把他称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杜普利无比确信大卫一定能回得来，但也告诉母亲，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天都在急转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过很长时间，那里被她称作“绑架之都”，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出门。
杜普利的乐观为母亲带来了许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收一下邮件，看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她每天都为大卫祈祷，在每周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说起他，并让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为大卫祈祷，不过不说他的全名，只说“大卫”。奥巴马的选举让母亲费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亲和大卫并非彼此熟识，也没有认识很长时间，但对母亲而言，大卫是她新结交的一位忠诚的朋友，她觉得所有老派记者都是如此，他们是一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重要力量。
我不太记得感恩节的晚餐了，但我记得在晚餐之前，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去看了教堂里的骨灰安置所，想看看以后自己的骨灰会放在哪儿。我记得那天很冷，很久以来母亲第一次为了食物而兴奋，尽管主要是为了剩菜。她告诉我她打算用火鸡骨架熬汤，再加入豌豆、蘑菇和奶油，最后放入火鸡肉。
晚饭期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但我也记得有那么几次她出现了疲态。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她要费好大力才能不让沉重的眼皮合上。然后，突然间地，好像有谁扳动了开关，她脸上的神采又回来了，双眼睁大，也有力气了。原本她已经撑不下去了，却能在一瞬间恢复正常，微笑也还是那么迷人。
感恩节后，母亲的身边围绕着比以往更多的亲人和朋友，大家几乎都以她为中心。在她生病的初期，她有时会想要一个人待着，而现在，她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但她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心血来潮，一个人去林肯中心的长凳上坐着。我坐在静止的喷泉旁，脑子里充满浪漫的孤独感。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我坐在那里感到全身暖意融融。我坐在那里，无比佩服自己，我一边望着人群，一边享受着孤独。然后有人坐在了我的身边，那是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可能有七十岁了，或者八十多岁了。她看起来有些邋遢，我暗自祈祷，希望她不要跟我说话，可她还是开口了。
“你有朋友吗？”她问。
我说我有，我有许多朋友。
“那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当我与母亲坐着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回忆起了这段经历。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由儿子、女儿、配偶、朋友陪着，但也有人独自坐着。当进去抽血时，他们得自己拿着大衣，或是请一个陌生人帮他们看着。
近来我常常思考孤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夏目漱石于1914年出版的著作《心》，也是夏目漱石从东京皇家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之后撰写的十五本小说之一。这本书我在大学期间看过，那个时候我正在上这本书的译者埃底温·麦克莱伦的课。夏目漱石对于友谊的复杂本质所做的探索，特别是身份、地位不等的师生情谊，让我目瞪口呆。我想让母亲看看这本书，自己也想重读一遍。
当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被书中的同样一句话震感了，那是老师对年轻学生阐述的孤独，老师说：“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利己的环境，而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这句话让年轻人无言以对，因为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沉重了。
我问母亲有没有感到孤单过，“没有。”她说。当她担任妇女委员会的理事长期间，她曾被困在西非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无法按原定计划回家，所以她曾一度厌倦旅行，很想待在家里不出门。但她说，想念别人与孤身一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告诉母亲，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搬去香港住的时候，我感觉是非常孤独，那时我还不认识大卫。一天早晨醒来，我意识到我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只希望有人能主动认识我，而不是努力去认识别人。
“你怎么会孤独呢？”母亲说，“有那么多人想要跟你分享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生活、家人、梦想、计划。”但此刻母亲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大卫·罗德，想着他离开妻子和书籍，甚至永远也见不到那些想要与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该有多寂寞啊。
盐的代价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用笔名在1952年出版了《盐的代价》，这本书创造了超过一百万本的销售佳绩。海史密斯（根据她的后记）三十岁之前写了她的处女作《火车上的陌生人》，这是一部悬念小说，后来被希区柯克搬上了电影荧幕。出版社希望她再写一本类似的书，然后才有了《盐的代价》。从某种角度来说，《盐的代价》也有悬疑之处，基本上她完成了出版社交付的任务，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同性之爱。原来的出版社拒绝出版这本书，然后改由另一家出版。此后不久，海史密斯就要推出最为人所熟知的雷普利系列小说。我看过《天才雷普利》，但却对派翠西亚·海史密斯一无所知。母亲很喜欢派翠西亚的书，但从未看过这本《盐的代价》。
2008年12月，在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才拿回《盐的代价》，母亲已经看完了。每次当我放下书去买一杯摩卡、查收一下我的邮件，或者打个电话，回来时我都会看到母亲偷偷地把书拿起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里的内容，好像我放在那里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包饼干，她趁我不在使劲偷吃我的饼干。
《盐的代价》讲述了一个名叫特雷莎的年轻女人，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但她最终却在一家商店做了一名临时售货员，那是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与海史密斯经历的一样。她孤独而百无聊赖，她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爱他，她和一位同在店里工作的老女人打发了郁闷的一晚，她悲伤地想着，也许这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
我们开始讨论时，母亲说：“当你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漫步，你能看到许多人与书里这个年轻女人很像，不算绝望，但依旧悲伤、孤独。这是好书的过人之处。它们不仅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还让你用不同的角度观察身边所有的人。”
在小说中，顾客们来来往往，但有一个人突然对特雷莎说了一句改变她们两个人命运的话：“圣诞快乐。”从来没有顾客对她打招呼，毕竟她只是一个在柜台后面卖东西的姑娘。但一位美丽迷人的已婚妇女对她说出了这句善意的问候——圣诞快乐。从此，特蕾莎开始了一段自助旅行，在旅途中，她将找回自己，发现真爱。
看完这一段后，我放下书，开始思考母亲对待别人的态度。每一个进入她所在的化疗室的人都会受到她温暖的注视或是一句感谢，无论是那些帮她拿来果汁、围巾、枕头和检查化疗药物的人，还是拿着仪器匆匆进门的护士，或者那位帮助母亲确认门诊日期的接待员和保安先生，母亲都同等对待。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强调感谢的重要性。我们有三个很疼爱我们的姨妈，她们总是觉得每当给我们寄礼物，感谢信就会马上从信箱里蹦出来。如果没有马上寄感谢信，全家所有的近亲、远亲都会知道你不知感恩（这也将意味着以后再也收不到礼物了），而且这件事还会传到你的耳朵里。感谢信也不可敷衍了事，必须得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份礼物写一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说辞。所以，圣诞节下午就意味着要加班赶点地写感谢信。作为小孩子，我们痛恨这个差事，但当我看着母亲在医院里满面笑容地感谢别人时，我意识到她一直试图教给我们的事：感谢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愉悦。
在《盐的代价》中，小说开头描写的圣诞节是特雷莎人生重要的一刻。在我们家，圣诞节永远是件大事，我们会相互祝贺，但有时确实很累。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几乎没有圣诞节的一年。
在我八岁，哥哥九岁，妹妹四岁的那年，我们住在漂亮的剑桥街上一栋木式阁楼里，颇有风情。当时在下雪，我们点起了壁炉，圣诞袜悬挂在壁炉前。我们本该会坐在客厅里，周围满是书籍，高高的圣诞树下放着一堆礼物，稍后圣诞老人还会送来一些。
只要从壁炉前稍微离开一点就会觉得冷，因为父亲觉得多穿衣服比开暖气实在，所以我们家的温度一直处于冷藏和冷冻之中。
每年母亲都会在睡觉前读圣诞故事给我们听。她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舒服地蜷着腿，妮娜坐在母亲身边，道格和我坐在另一个有绣花靠垫的矮凳子上。
这一年，一如往常，母亲开始读到：“那些日子里奥古斯都·凯撒下了一条新命令……”
由于我在出版业工作了几十年的缘故，我有很多机会听人念书，多半都令我生厌。很多作家喜欢用那种虚假或者唱歌似的朗读方式，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像念咒一样。当然会有例外――托尼·墨里森、戴夫·艾格斯、大卫·希德莉斯、尼基·乔凡尼和约翰·欧文读《为欧文·米尼祈祷》时，简直令人陶醉，那是我和母亲喜爱的书。大多数文学活动最糟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作者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朗读，什么时候该闭嘴坐下来。
但母亲有一把好嗓子，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很悦耳，她念书时，是真的在讲故事，也许是她在伦敦受过表演课训练的缘故吧。我想她对自己的念书技巧感到很自豪，她的声音听起来兼具英、美风格，清晰而响亮。
母亲朗读的时候，壁炉里火光熊熊，我们三个小孩都围着她。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傻笑，我不确定是谁了，好吧，其实我知道，哪怕事隔多年说出这个名字还有点背叛兄弟姐妹的感觉。母亲继续读着，我不清楚当时她是否听到或者注意到这个笑声，可能她只是想专心念书，不想打断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又开始傻笑，接着是第三个。我们知道不该这样，但就是忍不住。我们并不知道在笑什么，仅仅是因为过度兴奋、傻气、期待……也许都有。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停止就越笑得厉害，最后我们笑开了锅。
“啪”，圣经被用力合上了，笑容僵在了我们的脸上。屋里的空气瞬间凝结，我们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生气。
“也许今年不该有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都有，但是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惴惴不安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我们既担心圣诞礼物没了，也为毁掉了圣诞夜后悔万分，更怕母亲的那股怒气。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对着圣诞故事大笑不停，你把我们都轰回去睡觉的那次吗？”在讨论《盐的代价》时，我这样问母亲。
有些回忆会让人不禁微笑，这段可不会。
孩子们会在事后透过父母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想法。有兄弟姐妹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析。成年后我与妹妹谈论过这件事，得到了以下结论：
1.母亲认为哪怕是小孩子，也要教给他们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认识到：言语、笑声，甚至随便的一瞥，都会产生某些后果。
2.母亲认为宗教不能拿来开玩笑，尽管她觉得没必要下这种禁令。
3.母亲不喜欢装白痴的行为。
4.无论是写下来、印在纸上还是读出来的文字，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