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大卫和我回到了家，但我睡不着。我怎么能那么愚蠢建议母亲去读那本书？我懊悔不已地在公寓里来回无声地踱着步。不用心理学专家为我诊断，我知道自己表现得像个疯子。我没有给错母亲药物，也没有让她站在严寒之中，或是任由她发着高烧站在路边不闻不问。好吧，我就是给母亲推荐了一本可能有点黑暗的书。在读书会的罪行里，这可能都算不上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读书会众罪中最为恶劣的罪行，应该是没有带着疑问来读书；或者更恶劣的是，撒谎说已经阅读了一本书，而事实上仅仅只是看过小说拍成的电影，通常这种谎言会在你不小心使用演员名字的时候露馅。
许多患有我这样失眠症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失眠。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床边放一本便签簿，记下我们的焦虑，把这些焦虑从我们固执的大脑中拿出来放在纸上，这样我们就明白所有的焦虑在什么地方，是用黑笔或者白笔写的，它们都等着我们醒来后再来担心，而且自己心中明白，当早晨来临，很可能那些焦虑都看起来无足轻重，荒诞可笑。我尝试过，沒有用，还是睡不着。
现在再吃安眠药有点晚了。我第二天早上得早点起床，因为要在八点和母亲通电话。于是，我像那一年里经常做的那样：坐在黑暗之中痛斥自己。然后我看了会儿电视，录下了一个真人秀节目《真实世界》，我很喜欢那个节目，找七个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然后把他们的生活录制下来。录完后我又尝试看书，不过看不下去。大概四点钟时，我终于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后，我记得整个晚上几乎都醒着，但原因是什么，我却只有非常模糊的记忆，可能吃了太多烤猪，喝了太多啤酒，或有太多压力？然后，我又充当人体闹钟来唤醒大卫——那位贪睡大王，每天早晨都在说：“再过五分钟，再过五分钟。”叫了几次之后，我终于发现放在床边的失眠便条，上面写着：
以后读书会要看欢快的书籍。
八点十五分，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说生日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谢大卫、我、道格还有南茜一起付了账单，并一起主办了这个生日会。
“今天早上我发了许多电子邮件。”她补充道。
“关于什么的？”我问。
“主要是关于你父亲和我今年春天去英国和日内瓦的安排。我也想写许多邮件告诉大家说关于《大陆漂移》这本书。我辗转反侧，想着该推荐给谁读这本书。”
面纱
在生病之前，母亲并不喜欢看医生。当她的家庭医生退休后，她就向新医生放话，说等她快死了她才会再来。没想到一语成谶，新医生曾帮她做过体检，但她第一次去找他看病是从阿富汗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她确实患了不治之症，虽然她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母亲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自从几年前的胆囊手术之后她很少生过大病，只有出差时偶尔会出现咳嗽、皮疹或肠胃炎的情况。尽管她没有参加过为癌症患者举办的活动，也没有听过她自称乳腺癌的幸存者，但她却把这件事视为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母亲庆幸自己能够克服乳腺癌，说这是自己的福气，她并不觉得那次经历是一场厄运。
现在母亲必须常常看医生了：奥赖利医生、家庭医生、帮她做血管支架的医生、突发高烧时帮她看诊的急诊医生，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
2008年4月初，她要做这个月唯一的一次治疗，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也在那时。此时距离她确诊患有癌症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她一直在化疗，从未停顿过。她觉得“不太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所以奥赖利医生决定暂缓一段时间，让她的身体休息一下。
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里，母亲和我经常不自觉地把话题引向医生和书籍。在这次的读书会中，我们谈论的是书里的医生。只要谈到萨姆塞特·毛姆，这个话题是避免不了的。我看完上次在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买的那本毛姆短篇故事精选集后，就把它给了母亲。
毛姆的短篇故事让我们回想起他的经典小说。毛姆接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并行医六年，因此，他对于医生的刻画极为出色。我们不打算再看一次他的第一本成名作《人性的枷锁》，而是决定重读一次《面纱》。《面纱》讲述了一个医生和他不忠于婚姻的妻子凯蒂由于种种理由，来到中国乡间治疗霍乱的故事。毛姆在1925年写下了这本书，时年五十一岁。小说的部分灵感来自他在香港旅行期间听说的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女人身陷背叛丈夫的丑闻。此外，据毛姆所说，他也受到了但丁《炼狱》的启发，在书的第五部分，一个怀疑妻子与他人通奸的男人将妻子带到城堡，打算借着城堡周围飘出来的“败德气体”把妻子毒死。
《面纱》是一部故事情节极其精彩的巨著。书中讲述了不忠、宽恕、美德，以及勇气。这本书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读者能够跟着凯蒂一起发现她潜在的勇气，看着她逐渐意识到，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或无法改变的，勇气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给你看我最喜欢的那段话。”说着，母亲把《面纱》递给我。她坐在治疗室里那把舒适的椅子上，手臂下放着枕头，旁边还有一杯果汁。母亲指出一段凯蒂目睹了修女们工作后的感慨：
“在修道院目睹的一切，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些修女们太伟大了，让我自惭形秽。她们放弃了一切，远离自己的家庭、国家、爱情、孩子、自由，以及所有我觉得难以割舍的琐碎事务，比如鲜花、翠绿的田园、秋日的散步、书本、音乐、舒适的生活……她们对这些毫不留恋。她们没有丝毫欲望，甘愿献身人群，过着牺牲、贫穷、服从、劳作，以及祈祷的生活。”
我曾背诵过这段话，至今仍没有忘记接下来的情节。因此，我对母亲说：“但凯蒂也怀疑修女们是否被洗脑了，如果没有永生怎么办？修女们做的这些牺牲意义何在？”
母亲皱起眉头，然后像书里另一个角色开导凯蒂一样开导我。在小说里，有人劝凯蒂先去体会一下修女们的生活美学，不管日后发生什么，这个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然后，那个人又告诉凯蒂从交响乐的观点来看，假想交响乐团中每一个乐手都努力演奏一场辉煌的交响乐，不管有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劲头丝毫不会衰减；最后，那个人让凯蒂想想“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道理。
“凯蒂钦佩修女的勇气，其实她自己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强。修女们的这些行为是出于无惧，而凯蒂是在明明害怕的情况下却仍要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的朋友提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原因。还有，不管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修女们的奉献都会得到奖赏，她们一点也没有被洗脑或被骗。”
感谢毛姆，也感谢凯蒂，我和母亲又能够继续谈论一般人的勇气了，特别是母亲的。而这，也是我一直想谈的话题。当其他人称赞母亲勇敢时，她都会立即否认。人们经常问她哪里来的勇气去波斯尼亚等武装突击区或麻风病院。
“最后那个问题最让我生气。”母亲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麻风病不容易传染，而且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与得了流感的人接触才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你才会送给别人麻风病人做的工艺品吗？这样你就有机会告诉他们这些？”我问。我和哥哥都曾跟母亲开过这个送礼的玩笑。
“不，完全不是这样。”母亲的语气有点愤愤不平，“我把麻风病人的手工艺品送给人们，是因为它们做得非常美。”
现在人们经常不断地赞美母亲面对疾病的勇气，对她说：“你真勇敢。”有时也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简直让我们抓狂。
“嗯，当大家称赞你与癌症斗争勇气可嘉时，你有什么感觉？”
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像上次想买药却买不起，又不愿让她母亲知道的年轻女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她说的应该是她上次在医院帮忙付药费的女人，她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我得到了世界上最好、最昂贵的治疗，我不认为这是勇敢。如果我真的勇敢，就应该放弃治疗，把这些钱用在医学研究上。”
那天不管我如何尝试，就是没办法让母亲承认她自己表现得勇敢。她认为勇敢的人，都是她主动帮助和服务的人。母亲经常提到一个在阿富汗医院里遇到的男孩，他因为地雷失去了一条腿。母亲告诉他，她为他带来纽约学校孩子们的问候，“告诉他们别为我担心。”小男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母亲说，“我还有一条腿呢！”
母亲也会谈起约翰，她在一个难民营认识了他，并为他拍下了照片，他是一名利比亚的难民。一年后，当约翰得知母亲将要再次回利比亚探访时，他担心母亲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处营地。于是，他偷偷溜出了营地，跑到蒙罗维亚机场希望能见她一面。他努力说服封锁线上的驻军，谎称他要去接自己的母亲，希望士兵们允许他进入戒备森严的航站。士兵们警告他，一旦发现他说话，立即枪毙。当母亲一下飞机，一个声音对着她大喊：“妈妈！”她立刻就察觉发生了什么事，她也对着约翰大喊：“儿子！”并上前拥抱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约翰来到美国攻读刑事司法。
母亲还不忘告诉我另一个波斯尼亚家庭的英勇事迹，这家人是她去这个国家担任选举监督员期间遇到的。他们不畏险阻，穿越地雷遍布的危险地带，只为了投下一张选票。母亲与一个年轻的荷兰志愿者搭档，他们想走前面，让这家人随后。可是，这家人坚持不依，“不行。”他们说，“我们要走在前面，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接受我们帮助的，如果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们。”
接着，母亲又说起她的朋友朱迪·马约特，朱迪在大学期间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靠着自己的毅力再次站了起来，在经历了十年的修女生涯后，她成了世界知名的难民专家。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的主席。
1993年，朱迪在苏丹南部帮助一个急需食物的社区。当时已经规划好用空投的方式进行援助，没想到飞机没按照指定的路线驾驶，从另一个方向来了。一袋重达九十公斤的食物从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朱迪的腿上，整条腿当场碎成十截。幸运的是，一位做救援工作的医生刚好在场，马上进行急救，朱迪当时流血过多，一度停止脉搏。后来，朱迪的小腿在非洲做了截肢，等到了美国的梅奥诊所时，她的大腿部分也无法保留了。但朱迪活了下来，又继续为难民工作。
“真好，被砸中的是我那条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坏腿，我总是这么幸运。”朱迪这么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
所有上述这些人，都是母亲心中的勇者。
“我理解，妈妈，我也同意这些都是勇气可嘉的感人故事。但是，难道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闭时穿过伯尔山口，不需要勇气吗？你搭着装满圆木的直升机离开佛罗里达时，看着没有被绑紧的圆木在机舱里滚来滚去，难道不需要勇气吗？”
“不，那其实不算。”母亲坚决不承认，“我只是想要去那些地方而已，那怎么能算勇敢呢？我说的那些人，她们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么做是正确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亚那家人，还有约翰和朱迪，这些人才叫真正的勇敢。”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招待所与二十三个圣战士合住一个房间怎么说呢？”
“那二十三个圣战士比较勇敢。”母亲笑着说，“我觉得他们很害怕我。”
天色渐渐暗了，空气也变得寒冷，这次化疗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同时抬头检查生理盐水是否足够。生理盐水和化疗药像是两条小溪，汇合交融之后一起流入母亲的身体。护士告诉我们，如果生理盐水在化疗药物之前滴完，化疗药物单独流入时可能会产生灼烧感。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却让陪护者很感谢可以有事可做。我盯着塑料输液管，不时检查生理盐水，感觉自己也为母亲做了点什么似的。这就像幼儿园聪明的老师会交给每个孩子一个小任务一样，让这个人去擦黑板，请那个去喂兔子。于是，我猜护士故意把这些小事分给家属来做，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用处。看好输液管，不时检查。盐水就快滴完了，化疗药物也差不多快没了。
“我觉得另一些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人。身体的勇敢是一个方面，但有时，过分好胜逞强反而是愚蠢的行为，尤其为了救一个鲁莽的人，反而让其他人陷入危险之中。无论哪次，只要我去难民营行动，我总是会与当地的同事确认好避开没必要的冒险，也绝不让他们做任何为难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母亲接着说。
很快，化疗药品和盐水都滴完了，护士走过来拔掉母亲手上的针头。通常母亲会立刻站起来，拿好自己的东西就离开，可今天她却没有这么做，她继续坐在椅子上。
“你还好吗，妈妈？”我问。她看起来有些憔悴。
“我感觉有点难过。我相信有永生这回事，可是我这辈子还有好多事情想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说：“我知道。”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很快会有很好的消息。”
母亲最近与她的哈佛老友联系日渐频繁，就是那位送给她《每日的力量》的朋友，这是他送给母亲的第一份礼物。接下来几个月，母亲跟他说起阿富汗的故事以及她对教育的热情，他大为感动。他也像母亲一样深爱书籍，也许比母亲更甚。有一天，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他为建造阿富汗图书馆捐点钱的话，母亲能否多休息一下，不再让自己那么辛苦？
当然，她这么向他保证。
在读书会讨论过《面纱》之后，隔了几天，母亲给我打电话。一般都是我给她打电话，但这次她等不及要跟我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肯定不敢相信。”她在那个早晨的电话里告诉我，“你肯定不敢相信这个，你一定会吓得说不出话，那个不想让我为图书馆的事太操劳的朋友……”
“对，我记得，怎么了？”我说。
“他刚刚告诉我，他打算捐一百万美元建阿富汗图书馆。”
大教堂谋杀案
得知阿富汗图书馆计划将获得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后，母亲一直非常愉快，她生病以来从未这么高兴过。然而，到了五月中旬，她开始持续高烧，几个疗程的抗生素都无法让她退烧。就在她准备起程去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一周之前，母亲的一个朋友去世了。
母亲一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的。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问她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是否觉得太过压抑，尤其在她去日无多的日子里。
“葬礼和悼念会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生是存在的。”以前母亲会说她“相信”永生的存在。今天，我注意到她说的是“知道”。
“你怎么决定是否要参加某人的葬礼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或者根本不认识，只认识他（她）的配偶或孩子？”
“如果你需要考虑是否要参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去。
如果你真的不能去，就别去了，然后尽快写一个很好的悼函。”母亲有点恍神，“真是的，我本来有事情要告诉你，可现在我想不起来了。”
那可不是化疗的副作用。母亲总有一长串的事情要跟我们说，记不住才叫正常。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她双眼一亮——想起来她要告诉我的事情了。
“哦，对了。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离开厨房又很快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好的卡片，上面写着：“在这个非常悲痛的时刻，我们全家感谢您给予的慰问。”母亲划掉了“非常悲痛”，把“我们全家”替换成“施瓦尔贝全家”。
“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感谢那些寄来吊唁信的人，但是必须去掉‘非常悲痛’的表述，这听起来太忧伤了，而且直接写我们的姓名比较亲切。你还可以根据他们吊唁信的内容，再在卡片里面写点什么。还有，别用黑墨水写，用蓝墨水，黑色太过严肃了。”
这就是母亲原本忘记，但又想起来的事情——在她去世后，如何回复别人寄来的吊唁信。
2008年4月，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日内瓦。母亲一路上都被高烧和寒冷折磨着。即使到了日内瓦，她也频繁地进出医院，虽然体力不支，但她还是坚持与米洛和塞伊多相处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还是提前飞回了纽约。母亲和父亲喜欢一起旅行，走访新的地方，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见见朋友、认识新朋友，这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不过父亲更偏爱比较舒适的旅行，去难民营和发展中国家的旅行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所以这次他们对于提前返回都很沮丧，又继续规划着日后出国旅行的行程。
一回到家，母亲就又忙着召开阿富汗图书馆的董事会了。
那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将整个计划从一个疯狂的梦想变成几近实现的事实，因为这笔钱占所需款项的1/3，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喀布尔建立图书馆，还能建立一些移动图书馆。母亲当然没能遵守她的承诺，她无法停下来休息，甚至比之前还忙。
我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茱帕·拉希里，包括她2003年出版的小说《同名同姓》以及首本故事选集《疾病解说者》，所以，下一次的读书会我们就选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疾病解说者》让茱帕于1999年问鼎普利策文学奖。茱帕1967年生于伦敦，孩提时代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她笔下的移民流离失所的状况，与母亲的难民朋友极其相似。这些移民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既想保留原来的文化，也想拥抱新的文化。
茱帕在新书中直言不讳地描绘了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共同点。在介绍书中的战争摄影家时，她说：“每当这个摄影家到访不同的难民营，看着一家大小在废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都会想起自己搬家的情形。总的来说，这就是生活：几个盘子、最喜欢的梳子、一双拖鞋、一条孩子的玩具项链。”
这本书在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刚刚死了妻子的男人，立即去投靠已婚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的故事。结尾是由两个主角串起来的故事，其中一个主角的母亲死于癌症。我和母亲讨论着这些故事，但并没有细谈，也没有把重心放在死亡或癌症上面。在第一个故事中，死亡在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发生了；在结尾的故事中，主角的母亲得了癌症，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然而，这两个故事的重点都在描写活下来的人，一是父亲和女儿，二是父亲和儿子。也讲了他们在已经改变了的或处于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彼此沟通不畅。
母亲和我讨论了茱帕在很多书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移民与难民家庭的子女在异地生活面临的艰辛困苦。我们把茱帕笔下的人物当成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来讨论。为什么这个人物不说出来？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他（她）身处巨大的不幸、孤独和恐惧之中？茱帕书中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真实的人，他们不停地彼此诉说着重要的事情，只是不一定都需要通过语言。
当我们考虑下一本要看的书时，母亲再次表示，她很想重读那些以前看过并且很喜欢的书。想了一会儿，她决定选择T.S.爱略特1935年出版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参加过哈佛与拉德克利夫联合出演的戏剧，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中间最特别的地方，放了一套有着精美包装的《大教堂谋杀案》和其他的典藏书籍，包括有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那些是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我对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正沉迷于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但已经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所以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来看，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教堂谋杀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于是我又把它塞了回去，也因此断定它就像旁边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样，枯燥无味。
选定了《大教堂谋杀案》之后的几周，母亲和我一起坐在了急诊中心的等候室里，因为她突发高烧。我们坐在那里等候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留在医院里。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想要重读艾略特的戏剧是不是为了缅怀过去。她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欣赏书中优美的文字；另一个是书中的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他宁愿殉教，也不愿蒙昧良知。“我觉得这部戏剧非常发人深省。”她说。
母亲一会儿就要进检查室了，在这之前，她告诉我，我们最近谈论到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真正勇敢的人时，她当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贝克特。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等着，走廊上有人来回踱步，有病人低声呻吟，有护士跑进跑出。母亲接着说：“他也同样能够接受死亡。虽然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下所有治疗的时候，就该是结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