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我丢在酒吧附近吗？”
阿卜杜拉·阿里对这些无礼的回答充耳不闻。
他继续用魔杖画着圆圈和三角形，揭露着我的未来，
好像它们早已是我的过去。他的红毡帽上下颤动，
他修长的手指在沙地上忙碌着，就像在雪地里喂麻雀。
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也没有和命运在一起，
而是置身于建了一半的狮身人面像下，在它的阴影中划着沙子
。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光滑的木棍消失了，一枝铅笔取代了它。
阿卜杜拉·阿里也消失了——或者是变形了。那个身穿灰色制服
、头戴红色毡帽、弯腰进门的清瘦埃及人，
只不过是个海关人员。
“你相信他吗？”布里克斯问。
一辆出租车匆匆驶过机场，接我们到谢菲德旅馆。我钻进车内
，在皮革座椅里放松下来。
谁会相信算命的人？我想，是小姑娘和老妇人。我两者都不是
。
“照单全收。”我说，“为什么不呢？”
克瓦赫里：斯瓦希里语，意为再见。
吗哪：《圣经》“出埃及记”中说，吗哪随清晨的露水出现，
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按时收割，以此为生。
第二十一章 寻找利比亚堡垒
在一九三六年，如果没有意大利政府的许可，
你不能从任何意大利领空飞过。
你应该在跨国边境上通过海关检查，此话不假，
但意大利人想的却不是这么回事。
意大利人的想法建立在带着渴求的疑虑之上，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外国人（当然包括英国人）
在飞越利比亚的时候会受得了那里新建立的法西斯堡垒的诱惑
，而不拍下几张照片作为纪念。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人要是知道一个飞行员（
事实上大多数都是如此）
其实对一块肥皂和一缸热水的方位更感兴趣，
他们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官方的推理似乎是这样的：
如果飞行员对要塞表露出兴趣，那就是犯了间谍罪；
如果飞行员对要塞没有兴趣，那就是犯了不敬罪。
对衣冠楚楚的海外兵团来说，后面一项罪行更叫他们不快。
宏伟的沙漠堡垒、闪闪发光的飞机、粗眉大眼的战舰，
这些代表战争的事物大大启发了罗马帝国的后裔们，
就算没让他们变得骁勇善战，
也起码让他们拥有了戏剧化的行事风格，
反正在意大利人眼里这两者都是一回事。有时候，
我觉得让意大利人面对敌人不可动摇的胜利史，
一定是对他们耐心的极大考验。
他们接受检阅时的队伍可是非常华丽壮观。
但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要说这其中的缘由，一定是这片卡鲁索
的故土已经享受了太久的象征式生活，
难以分辨那些花腔的虚实。
如果一曲咏叹调可以抚慰一颗好战的心灵，
一条挂在任何胸膛上的绶带都可以让将军心满意足，那么，
所谓胜利的定义，也不过就是胜利本身。
但我认识的一个人曾极大地提升了意大利的地位，我敬重他—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重他，他就是刚去世的巴尔博将军
。巴尔博将军是法西斯阵营中的绅士，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逝世无疑是命运为贯彻该阵营的整齐划一而作出的安排。
显示了该地区一九三五年的政治局势，
小图中是意大利政府在利比亚边境树立的铁丝网。一九三六年三月，
柏瑞尔·马卡姆完成了她第六次从内罗毕到伦敦的飞行，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从内罗毕飞往伦敦。
我和布里克斯飞往英国的时候，
他还在担任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方长官，
但他去南部沙漠做例行视察了，
所以无法帮助我们尽快离开埃及前往利比亚，
以前他帮过我两次。
不管意大利军方的效率有多差，
但是橡皮图章和矮小的意大利军官后面依旧存在真正的强权。
他们把我和布里克斯扣留在埃及，拖了一天又一天，
就是不签发允许我们经过边境进入利比亚的许可。
他们没有理由，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而他们除了扣压我们的护照外什么事都不做的疯狂劲，
让布里克斯得出了颇有深度的结论：“不确定性”比地狱还可怕
，手握三分钱职权的意大利人则会对社会造成莫大威胁。
这段经历带给布里克斯的收获不止这些，还有一段小插曲，
能使不够坚定的人吓得魂飞魄散。
布里克斯每天晚上吃过晚饭都会离开谢菲德旅馆，
一头扎进蜂巢似的开罗。他是个爱交际的人，喜欢呼朋引伴，
憎恶孤家寡人。他的人生无数小悲剧中的一项就是：
无论夜晚降临时的友情多么令人欢愉，
没过几个小时他就会再次陷入孤独——起码是精神上的孤独。
他的朋友们仍在他身旁，围坐于一张放着酒瓶的桌子，
但他们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一言不发。他们不再举杯了，
也不再低声抱怨世事无常，或者高歌活着的喜悦。他们沉默、
疲惫、伤感，而他们的愁云惨雾中坐着铁打的布里克斯——
一座为清醒而建的悲剧性的纪念碑，
像突出海面的岩石一样苍白。最后布里克斯离开他们（
在付完账单之后），到夜晚的喧嚣中寻觅安慰。
一天，布里克斯在开罗遇见了一位老友，一位履历过硬的绅士
。他是约翰·埃尔科克船长的弟弟（埃尔科克船长则和阿瑟·
布朗上尉一起完成了首次飞越大西洋的飞行），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小埃尔科克似乎从未被任何酒瓶中倒出的液体击垮，
他也是布里克斯最渴望征服的终极目标：一个从未喝倒的人。
在某个酒吧——我不记得是哪个，要是问布里克斯和埃尔科克
，他们未必记得更清楚——
开始了一次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历史性会晤，
时间和空间即刻化为乌有。在两位好友间的桌面上，
整部人类历史被肢解，它发霉的残骸被装在空空的冰桶里扔掉
。国际争端在谈笑间灰飞烟灭，透过两个倒扣的酒杯，
他们还预见到了世界的命运。这是一场辉煌的冒险，
但我的参与部分要到黎明时刻才到来。
门上的第一声巨响传来时，我正在谢菲德旅馆的房间里睡觉。
要在平时，我早该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找到我的飞行服。
要在平时，那阵敲门声该意味着有人在某片棉田里迫降了，
可能是乌干达中部，然后他们联系内罗毕，要求飞机备用零件
。但这是在开罗，那阵急促的敲门声一定来自布里克斯的拳头
。
我摸索着开了灯，披上一件长袍，小声诅咒了几句。
但当我打开门时，
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醉得东倒西歪的布里克斯，
他甚至都没有摇晃。我很少看见这么清醒的人。他很严肃，
很苍白，像带体温的死神。他在瑟瑟发抖。
他说：“柏瑞尔，我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必须叫醒你。
一颗脑袋滚得离身体有八尺远。”
对付说这种话的人有几种办法。
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就是拿过一个纸镇（能找到罗丹的“沉思者”
微缩版尤其好）敲打他们的后脑，然后尖叫——永远都别忘了
，尖叫的作用仅次于纸镇。
谢菲德旅馆是开罗最开化的旅馆之一，它应有尽有：电梯、
餐厅、一个宽敞的大堂、鸡尾酒吧，
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酒吧和舞厅。但它没有准备纸镇。
倒是有一个埃及风味的绿色花瓶，只是我够不着。
“那群傻瓜傻站在那儿，”布里克斯说，“就知道盯着血泊。”
我回到床头，坐了下来。这是我们在开罗的第六天，
布里克斯和我几乎每小时都打电话询问前往利比亚的签证是否
已经盖章，每次都得到一个“没有”作为回答。
这正让我们逐渐崩溃，经济状况和神经系统都是如此。
但我原本以为，“非洲最令人敬畏的白人猎手”
还能撑得稍微再久一些。而当我坐在床头，
布里克斯只是靠在墙上，
一身皱巴巴的衣服正等着酒店仆从的精心打理。
我怀着对这种状况的满腔伤感叹息了一声。
“坐下，布里克斯，你病了。”
他不肯坐。他用手搓了把脸，然后盯着地板。“于是我就拿起头
，”他喃喃地说着，声音很低，“把它送还给身体。”
他真这么做了，可怜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把椅子，
当天色渐亮，他的意志也愈加坚强，直到后来，
我终于弄明白这出悲剧的来龙去脉。
但这事发生在布里克斯与埃尔科克相逢后回到旅馆的路上，
所以，居然有了点喜剧的意味。
那晚上布里克斯并没有落单。酒一杯接一杯，话一句连一句，
他终于遇见了臭味相投的同类。凌晨四点，
两个不知是否还能站直的人握手道别。
布里克斯的一面之词表示，他径直地走向谢菲德旅馆——
就算一个完全清醒的人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布里克斯表示，
他的意识很清醒，但思绪相当复杂。他说，
他不相信幻觉那一套，但有两三次踩到了挡道的小型不明动物
，只是在回头看的时候才意识到，灯光昏暗的街道上，
阴影竟然会如此戏弄人。
等他走到距离谢菲德旅馆两个街区远的地方，
而且正走得好好的，却看见有个人头在他脚边，
已完全脱离了身体。
游猎时，布里克斯的镇定就没离开过他，那当口也同样如此。
他只是觉得，岁月不饶人，
彻夜买醉也让他比以前晃得更厉害了一些。他挺起胸膛，
准备继续前行，
这时发现还有其他人正围成一圈站在水泥人行道上：
他们正盯着那颗脑袋，傻兮兮地议论着。
这让布里克斯骤然醒悟过来，人和脑袋都不是幻觉：
有个人在电车快速通过时摔倒在电车轨道上，身首异处。
没有警察，没有救护车，没有人想做些什么努力，
只是目瞪口呆地站着。布里克斯，虽习惯了暴力，
却无法习惯悲剧面前的冷漠。他跪在人行道上，抱起那颗头，
将它归还给它的身体。那是一具埃及劳工的尸体，
布里克斯站在他旁边，用瑞典语对着那帮看客破口大骂，
就像一名勃然大怒的预言家痛斥他的信徒。
等到有关当局抵达后，他才离开自己可怕的岗位，
悄悄穿过人群，紧闭双唇走向谢菲德旅馆。
他瘫倒在椅子上给我讲这个故事，窗外，
开罗清晨的车流开始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我叫了咖啡。喝着咖啡，我心想，
只要人的基本礼教强壮到还能挫败抢跑六小时的朗姆酒带来的
恶劣影响，那么这个世界毕竟还存着些希望——
要应付朗姆酒这种恶魔可比别的酒要难得多。
“你要放弃彻夜狂欢了吗，布里克斯？”
他摇了摇头：“啊，我觉得那也太草率、太不近人情了吧。
但回来的路上要避免走路——我向你保证！”
我们在开罗的第六天中午，意大利当局终于说服自己，
我们进入利比亚的行为并不会引发暴动，
这才归还了我们的护照。隔天早上我们动身，
往北飞向亚历山大港，再向西到马特鲁，接着继续前往苏卢姆
。
坐飞机从苏卢姆到阿姆塞特只要十分钟。
阿姆塞特是位于意属埃及边境的一个哨卡，当时那里只有风、
沙漠和意大利人。据我所知，风和沙漠时至今日依然还在。
在你前往内陆前，必须先在这里降落。哨卡建在高原上，
降落场地不过是由想象中的线划出的一块利比亚疆土。
我们降落后，立即被六个全副武装的摩托车手包围。
他们向飞机疾驰而来，
仿佛已经在沙丘后埋伏了好几天才终于等到自投罗网的猎物。
这些步步紧逼的卫兵还没下车，
又有三十个摩托车手穿过沙地呼啸而来，将豹蛾机团团围住，
如此这般，完成了一场对他们来说战绩卓越的军事演习。
只是这次活动安排似乎遗漏了一个小细节：他们缺少一位领导
。他们各抒己见，争执着，精力无限充沛地挥舞着手臂，
表露出对共和制秩序的偏爱——
这在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眼里，一定意味深长。乍看之下，
这好像是墨索里尼严丝合缝的政体首次在我们面前露出破绽。
但事实绝非如此。最后，
一名皮肤黝黑的士兵以坚定的男高音宣布他会说英语，
这是夸大之词，却立即平息了歇斯底里的混乱。
“把证件给我。”那个皮肤黝黑的士兵说。
他伸手拿过我们的护照，特殊许可和医疗证件。
阳光很烈，经历过开罗一役，我们又都失去了耐心，
但这位男高音审讯者却不慌不忙。
几乎所有阿姆塞特的防守部队都在他身后探头探脑，
他则盯着我们的证件，这时布里克斯开始咒骂，先用瑞典语，
然后是斯瓦希里语，最后终于用上了英语。
这样的语言能力实在令人侧目，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男人跨上他的摩托车，
呼啸着在沙漠中绝尘而去。五分钟后，
他带着一张折叠帆布椅回来了。他将椅子展开，放在沙地上。
所有人都郑重而安静地等待着。布里克斯和我走出飞机后，
就一直靠飞机站着，在毒辣的阳光下，
脑海中翻腾着野蛮粗暴的想法。时间分分秒秒过去，
凑成一个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车，旁边还有车辆护卫。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披蓝色长斗篷的军官，
斗蓬上琳琅满目的勋章大概可以在枪林弹雨中起到防弹背心一
样的保护作用。我们发现，这位承担着这么多荣耀的人，
也同样承担着享受那张折叠椅靠背的特权。他坐下来，
开始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一早就该带上我的来复枪。”布里克斯说，“我可以和你打赌
，只要一杯汤力水加杜松子酒，
我就能打中左边数起第六枚勋章，就是已经开始掉色的那块。”
“你正在奚落恺撒军团的统帅，知道这会带来什么下场吗？”
“不知道。我想，他们会让你下半辈子天天都读盖达
写的评论？为了这个，似乎值得。”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安静！”这话是指挥官自己用有板有眼的英语说的，
接着又用急促的意大利语下了一些指令，效果相当神奇。
四名士兵跃入豹蛾机，将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拖了下来，
在沙地上一字排开。
一名士兵再次以高超的技艺驾驶着他的摩托车，
和我们的证件一起消失在沙漠中。
我们在阿姆塞特降落三个半小时后，终于有了个说法（
我怀疑是直接从罗马传来的），我们可以继续前往班加西。
“但是，”指挥官说，“你们不可以沿着海岸飞，
要求你们飞沙漠航线，并且要在堡垒上盘旋：每个堡垒绕三圈
。”
“可是没有沙漠航线啊。”
“你们要绕过这些堡垒，”指挥官说，“否则就会在班加西被捕。
”他把脚跟碰得啪啪响，行了一个法西斯式的军礼，
全体卫队也照着做了一遍后，我们就起飞了。
我们的地图上被画了三个叉号，每个叉都代表着一个堡垒。
叉号呈之字形排列在利比亚沙漠中。
这是我第一次不被允许在托布鲁克
降落，毫无疑问，意大利人正在进行精心的准备，
为着某个比保卫利比亚更宏伟的计划。
他们的堡垒和他们的胸膛高高挺起，远远超过了平常水平。
从空中俯瞰，第一座堡垒很符合孩子对堡垒的想象，
仿佛用玩具铲子做的沙雕。
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它被广阔无垠的空旷包围，
不管上面飘扬的旗帜是什么花色，
任何沙漠堡垒看来都大同小异。
但我们在寻找这座城堡上花了很多宝贵时间，
并且已是满腹怨言。所以，当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
觉得它令人大失所望。
军营盖在一片看来空无一物的巨大广场中央，
旁边还有些看起来像监狱的塔楼。要是有枪，
它们一定被藏起来了。不知是出于设计理念还是军事需要，
堡垒的建筑材料和沙漠的颜色一样。在我们盘旋的时候，
人们从屋里跑出来，有些人还挥舞着手臂，
有几个更是拼命挥着。我想，有一半是因为愤怒，
因为我们诱人的飞行自由反衬出了他们的枯燥单调，
另一半是表示欢迎，我们的出现代表着这个世界存在理性，
允许人们拥有自由飞翔的权利——不管怎么说，
某些人有着这样的自由。
这座乏味的堡垒没有显露出任何的英勇冒险精神，
居住其中的人都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沙漠中，同样，
他们凄凉的居所也被危险地建立在不确定的事物上。
这座堡垒象征着对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的盲从，
就像指挥官胸前矫饰的勋章，
它也是被自负地别在沙漠中的诸多勋章中的一枚，
只是不知它能留存多久。
我们再次盘旋，然后水平飞行，继续寻“堡”之旅。
“只要一枚炸弹，”布里克斯说，“就能夷为平地。”
多亏上帝的仁慈，我们找到了第二座堡垒，但却找不到第三个
。“堡垒”这个词会在脑海中绘制出巨大的景象，
但在利比亚沙漠中，堡垒不过是诸多小沙丘中的一种。
我们没有可参照的航线图，只有几个铅笔画的标记，
而一件东西的大小要视其背景的规模而定。天空中有星星，
沙漠中则只有距离。海洋中有岛屿，而沙漠后面还是沙漠，
就算你在上面建造堡垒或是房屋，那依旧于事无补。
无论你盖的房子有多大，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三月的利比亚，夜色像百叶窗骤然落下。
一架耗尽燃料的飞机也会同样落下，或者盘旋下坠，
被记忆尘封。
“我们就别为那最后一个堡垒费神了，”我对布里克斯说，“
我情愿在班加西被捕，也不想被困在这里。”
“你是飞行员，”布里克斯说，“特维大夫和我不过是乘客。”
卡鲁索：意大利著名歌唱家，二十世纪初期享誉欧美。同时
，卡鲁索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意大利姓氏。
巴尔博将军（1896-1940）：意大利空军将领，
法西斯头目之一。由于他声望很高，引起墨索里尼猜忌，
在出任利比亚总督期间，因座机被炮火击落而去世。
盖达：指意大利新闻编辑维吉诺·盖达，二战中，
是墨索里尼政府的御用传声筒。
托布鲁克：港口域市，位于利比亚东北部。
第二十二章 烛光里的班加西
统治过昔兰尼加的希腊人称其为赫斯珀里得斯
。热恋着妻子的托勒密三世称其为贝勒尼基
。我不知道又是谁将它更名为班加西，
但这已不是这座古老城池经受的第一次文化浩劫。
班加西的基石由建造者与征服者的墓碑堆积而成，
它的大部分历史仍深埋在手工搭建的石头地窖中。
城市位于锡德拉湾与沼泽荒野之间的狭长地带，几个世纪以来
，这个城市投下的影子不断改变着形状。曾经，
这道影子纤细而微小；曾经，这道影子变得宽阔，
最高处装饰着城堡堂皇的尖顶。曾经，
有个修道院每天将它寂静的轮廓变成冷峻的剪影投射在默默无
言的沙丘上。但是现在，尽管城堡和修道院依旧存在，
但它们的影子已经被溶解在杂乱的现代建筑群中。
影子曾改变过形状，并且将继续改变，
因为班加西身处通往战争的路途上。
战神将这座小城踩进泥土中，而它再次倔强地复生，
只是缩小了规模，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这是一座拥有灵魂的小城——或许是一个肮脏腐朽的灵魂，
但拥有灵魂的城市不容易消亡。
班加西像东非的所有港口一样喧嚣而原始，它既疲惫，又聪慧
。它的繁荣曾一度依赖商队穿越沙漠带来的象牙，以及将珍宝
、鸵鸟毛和不值钱的玩意卖给另一个慧眼识珠的世界，但如今
，它的生意平淡无奇，或者说是所剩无几：
只不过是等待着另一场战争经过，而且心下明白，
除了为军队提供落脚点之外，实际上自己一无是处。
布里克斯和我在天黑前几分钟降落在班加西，
那里的意大利机场很是不错，飞机库也同样如此。
后一样尤其合我的胃口，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飞机会立即被拖走，锁进飞机库（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布里克斯却煞风景地提醒，监狱正等着我们。
“如果他们够宽宏大量，”他说，“
我们会为忽略最后那一个堡垒蹲至少五年牢。这可是大不敬！”
但什么事都没有。
阿姆塞特驻军那狂热的效率似乎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
还没等任何人发电报给班加西当局，通知他们我们即将抵达，
而且必须经过三个堡垒，这效率就已经烧完了。根本没人在乎
。
当然，我们还是要费尽唇舌，
向各式官员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更别提我们为什么还活着。但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对他们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有些无动于衷。
允许我们前往旅馆的指令到达后，
我们离开了这一路以来要经过的最后一幢政府大楼，
雇了一辆菲亚特出租车，
车上的阿拉伯司机在我们走近大楼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在门外埋
伏。司机想必清楚，班加西所有的旅馆都没有空房间，
但他打算将这条令人沮丧的情报循序渐进地透露给我们。
他开车到了一家又一家旅馆，手握方向盘，
脸上挂着某种意料之中的坏笑，用一口糟糕的英语喃喃地说：
下一家旅馆可能会有房间。但是哪一家都没有。
墨索里尼的军队比我们早一步到达，
班加西已经被五万只锃亮的军靴占领。
最后我们决定放弃。我们又饿又渴，累得半死。
“随便找个地方。”布里克斯说，“任何地方，只要有两间房就行
！”
这个“任何地方”是班加西肮脏的边缘地带，
窝藏着来自二十个民族的落魄者与失意者。矿渣被倾倒在路边
，随即被遗忘，有时肯定也被穿行或践踏。“任何地方”
要经过蛛网般的小路和破落街道才能抵达，
那里弥漫着贫穷的气息，充斥一成不变的生活才有的凝滞之气
。“任何地方”是任何城市都有的地方：人渣聚集的垃圾堆。
我和布里克斯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疲惫渐成绝望。出租车减速
，转弯，然后停下。
我们停在一座两层高的方形泥土房前面。只有几扇窗装着玻璃
，有些遮卷破布。没有一扇窗内有灯光。
这房子透着哑然的本质，带着呆傻的疲惫表情盯着街道。
我们的司机朝开着的大门挥动手臂，门内渗出昏黄的光亮。“
啊呀！”他说，“我是你们的福星呢。不是吗？”
布里克斯没有答话，只是付了车钱。
我们走进四面都是墙的院子，里面还晾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空气一片死寂，闻起来也毫无生机。
“好地方！”布里克斯说。
我点了点头，但我们都不觉得这话好笑。我们傻傻地站着，
我穿着一件早已不是白色的白色飞行服，
布里克斯穿着皱巴巴的裤子和看不出形状的衬衫。
我们全身上下都透着外乡人的气息，我们也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几乎都带着歉意，我想。
院子尽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将手中燃烧的蜡烛举到我们眼前，
她的脸混杂着好几个种族的特征，却没有一种特别明显。
那只是一具带双眼的皮囊。她开口说话，但我们一句都听不懂
。她的语言我们两个都没听到过。
布里克斯用双手比划着，要求找间房，女人很快点头，
带我们进屋上楼。她带我们看了两间房，
中间甚至都没有间隔的门。每间都有一张铁床，
上面铺着黏糊糊的毯子，床头放着不带枕套的枕头。
其中一间房有一个搪瓷水盆，
与之配套的水罐则放在另一间的地板上。
所有的东西上都蒙着层污垢。
“全世界的疾病都生存在这里。”我对布里克斯说。
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们也是，直到明天。”
他随女主人下楼，希望能找到食物和饮料，我则用手帕洗着脸
，直到能再次辨认自己的面容。然后我也跟着下了楼。
我发现他们都在屋后一间发霉的小房子里，看来就像牢房。
房间里有一只炉子，两排架子，墙上爬满蟑螂。
布里克斯已经拿到一罐汤和一罐三文鱼，他一边开着罐头，
一边和那个疲惫的女人交谈。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共同语言，
虽然两个人都不是很熟练，但已经够用。
“我们说的是荷兰语。”布里克斯告诉我，“
要是你还没注意到的话，这里是座妓院。她是老板。”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看了看墙上的蟑榔，又看了看布里克斯。
“明白了。”我说。
好像事情理当如此：这地方是座妓院，这女人是这里的老鸨。
虽理所应当，却很难让人觉得心安，我想。事物间如此的关联
，肮脏不堪。
布里克斯将汤罐头打开，倒进一口锅里。
妓院老板将她娇柔的肩膀靠在墙上，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她穿着一条破烂的紫色长裙，它挂在她身上的样子，
透着她那一行特有的风情。尽管如此，
我觉得要改变还是易如反掌。给她穿上围裙，
洗掉她脸上的彩色面具，她就是个合适的主题，
所有画家都可以用她来表现被奴役的女人的那种悲苦、
绝望和孤寂。她原本可以当裁缝、农妇、女佣，
还有清纯不再的酒吧招待——她原本可以做任何工作，
但为什么选这一行？
布里克斯递给我一盆汤，仿佛这是一个让她退下的暗示，
我们的女主人走出房间，留下一个没有温度的微笑。
她老早就忘记了微笑的涵义，
只是她的身体依旧保留着微笑的机能。
像一只操控不得当的木偶，她的笑过犹不及。她走了，
穿拖鞋的脚步声被黑暗中的走廊吞噬。
但是那刻意而脆弱的微笑依旧悬在我眼前：孤立无援，
几乎触手可及。它在房间里漂浮，
就像孩子们在马戏团赢来的彩色廉价饰品，它们曾被视若珍宝
，直到破碎。我感觉，如果你伸手触碰这个妓院老板的微笑，
它将支离破碎，落在地板上。
“你心事重重。”布里克斯说。
他喝着他那碗汤，看来也一样。“几个世纪前，”他说，“
班加西被称为赫斯珀里得斯：众神的花园。”
“我知道。但花园需要打理。”
布里克斯拿出一瓶白葡萄酒，是某个意大利士兵留下的，
后来者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用搪瓷杯喝着葡萄酒，
解决掉汤和三文鱼，进餐的同时还要与蟑螂打持久战。
木头餐桌将这间房子的烹饪史都记录在它表面的油渍中，
一支蜡烛插在瓶中，还有一只煤油炉，四面墙都没有窗户。
很难不拿这里和开罗的谢菲德旅馆做比较，但我们谁都没提。
布里克斯更喜欢谈论妓院老板。凭借潜质作家的耐心，
凭借糟糕的荷兰语，他已经从她嘴里套出了人生概要。
这人生还是保持在概要状态比较好：太过污秽和悲惨，
甚至都无法承载起一个传奇故事的框架。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她从父母身边被偷走，坐船到了非洲。
她记得船身漆成白色，一路上她都晕船，其余的她都不记得了
。有时她会遭到毒打，但并不是经常。
她不记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恐惧和折磨，
也没有留下任何快乐的记忆。她告诉布里克斯，
一切记忆都不清晰。她没有任何恨意，但是近来，
那些没有地名和时间的早期记忆，却开始侵蚀她的思维。
“她要到大约十六岁，”布里克斯说，“才知道自己被卖到了妓院
。我读到过白人被奴役的事，但从未遇见过受害者。
在别人告诉她之前，她都不知道那是奴役，
只以为生活就该是那样。”
“她现在怎么想呢？”
“她想离开这里，只是没有钱。她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
她觉得可能是荷兰，但是她不知道。她说那里有结着果实的树
，有时候会很冷。就知道这些了。我觉得她为了记起更多，
都想得有些傻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悲惨的事情：
就像早上起来不记得自己是在哪里过的夜，甚至更糟糕。
想象一下，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她的母语是什么？”
“那也是个谜。”布里克斯说，“
她从一个荷兰水手那里学了荷兰语，
然后又在不同的妓院里学了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和其他各种语言。她把它们都混到了一起。”
“唉，这真叫人难受，但你什么也帮不了她。”
“我能尽绵薄之力。我打算给她一些钱。”
当我们还在开罗的时候，
布里克斯在一家理发店被抢了两百英镑。
这几乎是他从上一次游猎中赚到的所有收入。
我猜他还剩下五十英镑，
但我知道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博爱主义者。我想，
任何想要从布里克斯身上讹到一英镑的人都必须冒生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