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了浮游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张地图，成了想象中的祖国。
到台北桃园机场是下午，湿热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导游介绍台湾现在有两千三百万人，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如今在大陆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湾的大陆人，似乎恰好也是两百万。当年投奔台湾的人，满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导游又说：“大家往窗外看哦，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会说嘞，本来以为台北会很繁荣，一看嘞，诶？！怎么会这么破……”
车窗外的台北，的确是旧旧破破的样子。建筑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骑摩托车的人穿行，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或者是内陆的一个被遗忘的二三线小城市。
导游随即自问自答，说台北之所以这么破，是因为台湾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政府不能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或者征用；不像大陆，看起来很新，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是因为带惯了大陆来的游客，所以导游在介绍台湾的时候，总是会和大陆做对比，比如言论自由，比如民众对待领导人态度的不同。
我在大巴车的后排，看着导游手舞足蹈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有点老旧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忽然觉得他的言行在两岸关系中有种象征意义：台湾对大陆，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悦。十分微妙。
台北是很容易让人喜欢上的城市，刚到其他大城市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往往是设计和规划过的“城市印象”，而在台北，面对的则是一种复杂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规划是生活的延伸，该有树的时候便出现了树，在要有路时就有了路，所有的路都沿着房屋弯弯曲曲。人类生活是血液，城市建设则是血管，它是保护和包裹，而不是一拍脑门的设计和切割。
台北应该是简·雅各布斯最爱的那种城市，它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这种生长是连贯、有感情且不可预测的，有自己的逻辑，规划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路上咖啡馆很多，大概因为台北不是一个容易行走的城市。因为天气的关系，湿热多雨，间或夹杂着暴晒，走起路来又晒又闷又出汗，一会儿就累了，找急忙慌地要找个清凉干净的地方坐下。
写作环境大概决定了台湾的文化吧——小清新的音乐与文学，不大像欧美文学能明显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而更像是一边喝饮料，一边看着玻璃窗外写下的。舒服熨帖之极，可视野总有局限，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
在这里，经常会有“原来是这样！”和“这样才对嘛！”的醍醐灌顶感。尤其是食物。“原来这才是铜锣烧！”“原来这才是章鱼小丸子！”自己原来吃过的同名食物，只是长得很逼真而已。在夜市吃了一路，时常会露出美食外景主持人那样的、一口咬下去仿佛撞鬼的惊讶夸张的表情。
我发现夜市人极多极热闹，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食物，但是路上非常干净，连丢弃的竹签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个台北市都很少见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却很干净，除了落叶，没什么垃圾。要扔垃圾的话，得到捷运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托店员扔。
忍不住想到内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脏，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见到一片狼藉，印证了“破窗理论”。
这种反差，若抒情地叙述下来，再加个“见微知著”的题目，例如《文明的细节》之类，仿佛能构成一篇很好的《读者》卷首语的豆腐块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评民众素质太低。
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的素质和大陆人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称赞台湾人素质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声称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温和的民国爱好者们则说是由于中华文化。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
晚上，在露天饭馆的二层，我和两个绿营的台湾人聊到这个话题。作为看惯了岛内恶斗的他们来说，都很不喜欢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过度意淫——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他们说台湾人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一聊到党派的问题，可能一瞬间怒目相向，暗涌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内战前夕。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我忍不住想，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
台湾，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行宇宙，是一个本该有的中国，一个最好的中国，一个顺理成章的中国。对台湾的向往，也是痛恨加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弹。台湾人抱怨，我们便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可对台湾人来说，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认同，后有日本殖民统治，才构成如今的特殊文化与“台湾模式”，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华民国”的延续。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话说远了，还说台湾。
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我的钱包丢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打电话报警，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说：“那麻烦开下门啦，他们是‘外国’来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一种要“弘扬国体”的压力。在餐厅，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
当然，我知道找到钱包的机会很渺茫。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知道我钱包丢了，说：“你千万不要对台湾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说：“当然。应该是我自己掉在路上。退一万步，哪个城市没有小偷呢？”
台湾人的确很好，温良恭俭让，亲切友善温和有礼。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们，正如钱永祥教授所说：“台湾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陆人所投射的期望。”“换言之，大陆人乃是台湾人的‘有意义的他者’。”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光复台湾。
当时，岛内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觉得终于迎来了“祖国”。因为，在抵抗日本人的压迫时，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吓是：“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返回支那好了。”因此，日本人的压迫越大，台人就越是向往祖国。
然而，如“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总干事叶荣钟所说：“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当国民政府真正统治，岛民却发现问题多多，在某些层面上还不如日本殖民统治。当时兴奋迎接国民政府的热血青年，在几个月后，就成了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革命领袖。
国民政府，只是“观念上的祖国”。同样的，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大概也是一个“想象中的祖国”。就我看到的台湾，有原住民文化，有日本文化，而绝不仅仅是未死的民国，更不是未死的中华民族。
如现在还有相当部分的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一样，大陆人对台湾的“某种乡愁”，也是一意孤行、一厢情愿。
下午，我去了“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同性恋聚集地。我了解“二·二八事件”，还是在《悲情城市》中。1947年，由台北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而引爆冲突，市民请愿、示威、罢工，后来遭遇戒严、镇压、屠杀，大量意见领袖和市民或伤亡，或失踪，或流亡。
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不一，从八百多人到三万多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台湾政治“敏感词”。直到70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才解禁和平反。我在公园外的石碑上读到解禁后立下的石碑碑文，结尾是：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立下石碑的时候，距离“二·二八事件”已经将近五十年。真相和正义迟来了一些，可仍然是正义。在这个6月初的下午，我在台湾，第一次感觉和中国大陆距离如此之近。
2012年6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所写的。
一年之后，我又去了一次台湾，闷热如旧，观感却有了不同。地方如人，一人有“若只如初见”，一地也得再三接触才一点点露出真实的样子。
第一次到台湾，落地的瞬间就能感到自己的欣喜和期待，我跟着一个庞大的采访队伍，目光所到的地方，像是一场演出，关于人间的和睦喜乐，所有人都尽力露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卯足力气笑着。
第二次到台湾，像是演出结束去了后台，看到演员卸了妆，竟然也会叼烟打牌骂脏话。
台湾人亦是抱怨民不聊生的，抱怨青年人否认失业率和高房价。我到台湾时，最热的社会新闻是一个年轻人在服兵役过程中被操练致死，看新闻揭露出来的真相，军界的黑暗并不比大陆更“温良恭俭让”。马英九参加这名年轻士兵的告别式，被群众怒骂，要求爬进灵堂，其中也依稀看出了“民粹”的一丝阴影。
台湾并不是我们的对比，而只是一种更好的可能性。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
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
他出生于列宁格勒，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给自己制定这样一个规则：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国家体制发生冲突。这是几乎所有年少时就开始写作者的自觉：艺术，永远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而写作，是一件再个人化不过的事情。
哪怕背过身转过头低下眉，不愿和政治对视，苏联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姿态存在。布罗茨基二十四岁那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判去俄罗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天寒地冻，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几年之后，布罗茨基被塞进一架飞机，被迫流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里，布罗茨基绝不是受迫害最深的——帕斯捷尔纳克即使给赫鲁晓夫接连写了几封软弱而谄媚的信，最终仍然只能被迫拒绝领奖。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可以通过顺从，把苦役和惩罚变得荒谬，这绝不是简单的精神胜利法。如《圣经》所说：“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请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
最难忘《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镜头，是工作完的犯人们在屋顶喝啤酒，和煦的阳光打在他们的笑容上。此时的自由，并不是对他们经历过苦难的奖赏，而是他们为自己赢得的自在，为自己创造的解脱。
同样的，对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剧作家来说，艺术提供了天然的武器——战胜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
十几年后站上演讲台的莫言，不知道他所恐惧的是什么。
莫言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演讲者之一，他的词句有让人信服和感动的奇异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内容是：“孤独和饥饿是我创作的源泉。”哪怕他当时已白胖如弥勒，他讲的故事仍让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诺贝尔奖演讲词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担的国家形象、得到的毁誉、在政治时代中的承上和启下，都远远超越一个说书人。
有两个莫言：小说里的莫言，讲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后者。
在我眼里，莫言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写于1989年的《酒国》。虽然这是他语言上最粗糙的小说，各种文体杂糅的实验也并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胆大包天，对腐化滥情时代的预言精准得如同神谕。
小说写检察院调查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吃婴儿的案子，酒国市是乌托邦，是索多玛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丽的逍遥宫，官员的食量和欲望一样大，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无法拒绝权力和财富的诱惑。
小说中，作家“莫言”也被诱惑，造访酒国。他写道：“体态
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车卧铺上。我知道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也有着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副假面。有时我的确感到这莫言是我的一个大累赘，但我却很难抛弃它，就像寄居蟹难以抛弃甲壳一样……这个莫言实在让我感到厌恶。”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着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不应该怀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虚伪、懦弱、经不起任何诱惑，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说中不仅预测了国家的败坏，他甚至预测了自己的败坏。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
“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人生。”（海明威）组织化的协会、日益增加的公众声望、接踵而来的赞美与崇拜，都会使作家褪掉孤独，成为平庸的人。海明威选择自杀，这并不是出于绝望，而是杀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荣誉和诱惑，则是写作者的坟墓。
对于莫言的指责，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对政治的冷漠，选择性忽视的冷漠。莫言的辩护者则呐喊：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道理。对作家来说，拿起笔，对着
白纸，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对的只是创作的净土。那时候，没有读者要求他负起社会责任，没有意识形态要求他背书，没有历史要求他做见证人。而当他的创作开始成功，一夜之间，社会忽然要求他对道德、主义、宗教、政治负责。
那么，作家和政治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加缪式的。加缪曾说：“当我只是一个作家 ，我将不再写作。”在他眼里，写作的过程就是政治抗争的过程。
另一类作家，是博尔赫斯式的。他一生避免与任何现世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挂钩，对于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盖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说：“贝隆主义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是他已无法改变。”
加缪为了承受历史的人民写作，这并没有减少他文本的纯净；博尔赫斯恪守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不额外承担任何社会义务，而丝毫没有降低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2012年1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一篇日记，写于莫言得了诺奖之后，有感于网上很多关于“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的争论。
在莫言得了诺奖之后，又在一些场合见过他，围观群众很多，照相的手机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他往往被各级领导簇拥着，面色疲惫地被要求“给大家讲两句话”。“诺奖得主”仿佛成为了一个稀奇的物件，谁都要凑热闹见一下，摸一下。
先勿论“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作家首先就无法独立于他的环境。
我去北戴河采访王蒙，王蒙说，如果北岛他们的标语是“我不相信”的话，那么王蒙们就是“相信的一代”。相信组织、相信国家、相信时代、相信一切都是好的，且正在变得更好。
他相信，因为不得不，因为身为作家的荣誉与命运，同国家的荣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1934年，三十二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从北平返回湘西。阔别十八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湘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灵感发源地，是遗世独立、平静祥和的家园，是中国古代对于乌托邦最早的想象。
重回故土的沈从文，却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马尔克斯在成名多年之后，陪伴母亲回到他出身的小镇阿拉卡塔卡（也就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他惊讶地写道：“我的故乡仍是个尘土飞扬的村庄，到处弥漫着死人的寂寞。昔日不可一世的上校们只好窝在自己的后院悄无声息地死去，唯有最后一棵香蕉树为之作证。还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处女，用下午两点的酷热浸湿她们汗迹斑斑的遮羞布……”
沈从文的失望亦如是，故乡的堕落是土地的堕落，是温情脉脉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堕落。长达二十年的对外抗敌和内战，让农民的命运如浮萍般无助，性格灵魂也随之被压迫，战争动乱让他们失掉了平和正直的性格本质，而城市的浮华奢侈又让他们有了崇尚成功的价值观。沈从文失望地写道：“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沈从文敏锐地察觉到，表面的巨大进步中蕴含的是堕落的趋势。家乡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种“大力”所扭曲。这种“大力”，就是现代性的大潮大浪，它不可抗逆地席卷了黄土地与黑土地，改变了数以千年的乡村形态。
从家乡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开始动笔写《边城》，写一条溪、一个女孩、一条狗、一个漫长的梦。《边城》的写作是一种对于似水年华的追忆，对于美好时代的挽歌，对于乡愁的自怨自艾。沈从文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因此他在文学中，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
不存在的故乡
1920年，鲁迅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作者）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