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2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道，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七岁上初中，八岁升高中，十岁考大学，高考考了五百六十六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十三岁的王嘉乐、岳照，十四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驯
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着：“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了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4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6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5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6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学术自由”和“行政指挥”抗争的战役历史上早有过，且前者赢了。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曾在上世纪40年代大张旗鼓地要求统一动作。当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被要求实行毕业总考制。虽然其他学校也有牢骚，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头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授也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历史和现实如此相似，是因为被挑战的那一方只能见招拆招，路数如此单一。当时的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西南联大仍然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无法，只能作出保全脸面的妥协：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是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到了1941年，联大干脆连过场都不走了。
七十年前，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学术独立”是学校和执政党谈条件的共同底线。是时，知识精英还有寡头集团的话语权。如今，物是人非，角力的双方不同，赢面自然不同。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大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的孩子们沉重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为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洪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毕了业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2011年6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采访南方科技大学所作。当时这所学校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出现了学生退学、教授罢工等新闻。
如今，南方科技大学搬了新校区，恢复了招生。2013年南科大在全国14个省份共招收新生388人。比起学校获得准批时“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的规模，这个数字仍然不算多，一位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所在的生物技术专业只有六个人，她觉得南科大和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是“翘课很容易被发现，都不需要点名就知道谁没来”。
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或许是好事，更有利于它在这个时代缓慢地前行。
长安青年
东莞某镇的电视台，正在举办歌唱大赛的决赛。
比赛的形式学的是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的选秀比赛，每周都在电视台播放着海选以来的淘汰过程，参赛选手们也在小小的城镇里成为了颇有知名度的偶像。最后进入决赛的有十名选手，比赛完第二天早上就会飞到北京，录制一张唱片。当地年轻的宣传局局长说：“要让他们也进录音棚，圆梦，感受一下当明星的感觉。”
宣传局局长是个80后，漂亮精干，坐在决赛现场的第一排，不时打电话给导播下指示，埋怨主持人不到位，没有把握好泪点，没有“成功催泪”。能看得出，她有层出不穷的想法、用之不竭的动力去把活动办得精良热闹——就像她经常在湖南卫视上看的“快乐女声”那样。想要有模有样，想要样样不输人，可永恒无解的难题是城镇的平台太小，架势再像，最多也只能模仿到两成相似。
选手的专业程度也只能模仿两成。最后进入决赛的选手是从两百多个报名者中选出的，几乎全是90后，唱着那些理发厅、餐厅经常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并不是什么演艺生涯的起点。未来回忆起，大概也只是某个狂野的暑假而已。
歌唱的水准只是平平，不过是班级公开表演的水平。直到最后的选手，一个胖胖的女孩，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开口刹那便引得观众交头接耳，因为一听就是专业水准，水平高出他人太多。
歌词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歌一直是怀才不遇者的悲情主题曲，字字都是自怜，都是尖利冰冷的控诉。
女孩一共唱了三首歌，难度俱高，高音凄厉，直冲上演播厅棚顶。歌词也尖锐：“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观众无法应和她的音调与节奏，只能愣愣地听，比赛的气氛突然转变，从之前“众宾欢也”、自娱自乐的乡亲之乐，变得略微有些尴尬。
比赛的主办方不想让这个女孩得冠军，甚至之前对三个评委暗示——不要让她夺冠。
原因有两个：第一，她之前学过声乐，对其他选手不公平。第二，她是外地人。这个原因更重要一些，因为比赛的目的本来是弘扬和宣传本地文化，若让外地人夺冠，恐怕会引起镇里人的不满。
女孩最终没有夺冠，拿着亚军奖杯笑容尴尬。她之前的忿忿与悲情似乎也找到了解释：只因为是外地人啊。
这个镇子叫做长安，和唐诗中的古都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古意，倒是更有些“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质。
它是东莞最富裕的镇子。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东莞是中国的加工厂，长安是东莞的加工厂。最著名的企业是步步高和做饮料的加多宝集团。
长安镇像个小小的乌托邦，环境好，人富足。近几年，它也找急忙慌地抓了些缥缈的名号，例如“中国摄影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想摆脱大家对东莞“性都”的概念，变成“文化之都”。镇子虽然袖珍，可是什么都不缺。仅仅五星级宾馆就有三个，环境最好的叫“莲花山庄”，是靠山依水的别墅群。山庄旁有高尔夫球场，亦是国际水准。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乌托邦，是谁的天空之城。长安镇只有三万本地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部是外来打工者。虽然外来人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被注射进的活力，却始终与城市的动脉无法融合，格格不入。
三万本地人统治着七十多万的外来打工者——这样的说法也许会有些用词过猛。然而差别确实显而易见，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
长安本地青年人是理所当然的富二代，他们的成年礼物常常是一辆价值三十多万的汽车。去年年底，长安镇就发生过一件争议事件：富二代驾奔驰撞死人逃逸，而仅仅被判一年半。肇事者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镇夏岗村村委书记。讽刺的是，肇事者撞死的也是富二代，不过是外来的富二代。死者的父亲是从外地来长安开厂的生意人，生意也做得成功红火，他对最后“一年半”的判刑结果也不满意，却也无奈。原来，即使财富也能够被战胜——被财富+族群认同感战胜。
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希望他们奋斗。与其出外打拼，还不如固守好家族产业，抑或是进入当地的政府机关，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长安镇为了教育“富二代”煞费苦心，建立了一个“骄子计划”，每个月请一些名人来讲课讲座；举行青少年“文明使者”的评选；包括这回的歌唱大赛，也是一种努力，希望他们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精神也不贫瘠。
为这些计划而工作的宣传局年轻人，也是本地人，家境优越，刚刚大学毕业。她从地球另一端的澳洲留学归来，最后仍然回到了家乡，在家人的怂恿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长安本地的年轻人，守着也许几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外来打工者，则越来越清晰地品尝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苦涩。
中国的优势是出口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商品，比如出口衣服和鞋子——就像东莞另一个富镇虎门，是衣服的集散地；另外还有些稍微高端些，电子产品之类，比如长安的“步步高”和深圳的“富士康”。
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成本让珠三角不再有竞争优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更大的打击。珠三角的“倒闭潮”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东莞倒闭了几千家工厂，大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令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形，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
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
2011年8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去了东莞长安写的。
文章发出来之后，被一些长安本地人攻击，说某些一代外来打工者已经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其乐融融，共创繁荣。
我承认自己对长安走马观花地观览，结论当然是片面的。不过我认为文中所描述的这种危机依然存在。乡村人迁往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只指金钱；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和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外来打工者为了这些希望，承受着不公平与漠视，然而，希望也往往不能顺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视线边缘，在旅游地图以外，在电视镜头不会拍摄到的地方。
想象的祖国
1947年，一个叫做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因为一抬头就是“温州街”“西藏路”“武昌街”。
六十多年后，“反攻大陆”的说法仍时常被提起，却往往是被大陆人半开玩笑地提起。